[转帖] 人类理解的参照系固执

人们在日常生活乃致学术上的绝大多数争论，其根源在于人们使用了不同的系统参照系。那么，是不是人们在讨论时对系统参照系进行约定，就可以使问题获得解决呢？当然，对系统参照系进行约定，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这涉及人类理解的参照系固执。
人类在理解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参照系固执呢？这与人类使用的系统参照系的来源有关。人们使用的系统参照系并不是放在某个地方供人们选择的东西，这些系统参照系是人在整个进化过程中与大自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这可以说是先天的东西；这些系统参照系也是人在整个生存过程中与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这可以说是后天的东西。总之，人们使用的系统参照系不是从其他地方拿来的，而是从每个人自己的系统中产生出来的。
由于人们所使用的系统参照系是从每个人自己的系统中产生出来的，则它就与其所表达的信息一起形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总是具有一定的惯性。当系统的惯性比较大时，如果人们试图改变自己的系统参照系，这种惯性就要阻止这种改变，从而使人们产生参照系固执。
参照系固执使人们形成由他们的系统参照系及其所表达的信息构成的特殊世界，他们往往被束缚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并且从这个特殊的世界来观察其他世界，这就导致了相互理解的困难。
参照系固执形成的前提当然是系统参照系的形成，系统参照系形成的先天因素，可以通过将人的基因与动物的基因相比较来发现，或者通过将人与人的基因相比较来发现；也可以通过将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相比较来发现，或者通过将人与人的行为相比较来发现。
系统参照系形成的后天因素，则可以通过人出世后的整个成长过程来理解。
当一个婴儿从母腹中哇哇坠地的时候，他看得见周围的物体，但是不能区分这些物体的形象，因为他还没有建立相应的参照系，随着相应参照系的建立，婴儿开始能够区分物体的形象，开始认识父母、食品、玩具和小狗。婴儿的经验和他的参照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成长，把婴儿的经验组织成一种关于现实的观念。
当婴儿形成了第一个参照系并且进而形成第一个观念的时候，这第一个参照系和观念就开始对他以后的认识发生影响了，这种最初的参照系和观念成了他以后认识的基础。如果这时有新信息进入他的大脑，这些新信息就要和这个基础发生相互作用，并且最后达到相互适应。
随着新信息的不断进入，婴儿的参照系和观念逐渐增多，这些参照系和观念之间的联系逐渐复杂，婴儿认识的基础逐渐变得稳定，婴儿的参照系也逐渐变得稳定。这时，当再有新信息进入他的大脑时，新信息和这个基础之间的相互适应就要发生变化，即变化成新信息对这个基础的适应，而不是原来的相互适应，于是，信息选择出现了。
婴儿参照系的稳定对于婴儿的成长是好事，它使婴儿的世界成为一个有序的世界。
参照系的稳定导致婴儿的信息选择，信息选择使得婴儿的认识产生对称破缺，对称破缺导致婴儿认识的分叉，由此以往，就形成了参照系稳定—信息选择—对称破缺—认识分叉的周期循环。
随着时间的推移，婴儿逐渐成长为少年，然后变成了成人，他的参照系变得愈来愈稳定，他有了自己的观念、看法和行为方式，他以一个独立人的身分在社会中出现。
参照系的稳定使一个人的世界更加有序，为他的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遗憾的是，当一个人的参照系变得愈来愈稳定的时候，他就可能成为自己参照系的俘虏，他的参照系不再变化，当再有新信息进入他的大脑时，他往往迫使新信息服从于他，新信息成了他的奴仆，他成了新信息的主人。这样，他就产生了参照系固执。
他的认识还会不会发展呢？会的，但是，他只能继续沿着参照系固执—信息选择—对称破缺—认识分叉的老路走下去，他不可能走回头路。
在强烈的参照系固执之下，人们的认识将会走向何方呢？现在我们还是以“牛顿之死”的那场争论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假设在关于“牛顿之死”的那场争论中，有一群分别具有甲、乙、丙、丁、戊观点的年青人，这群年青人都是很聪明的，他们看到争论没有结果，于是约定，大家分别去想办法证明自己的观点，三年以后再来讨论。
持甲观点的年青人认为“牛顿死了，他的精神也就死了”。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学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学和医学，特别是研究了大脑的工作机制，意识产生的机制，脑死亡与机体死亡的关系，通过研究，更加坚定了他的观点：“牛顿死了，他的精神也就死了”。他继续对此进行研究，最后成了大脑研究方面的科学家。
持乙观点的年青人认为“牛顿没有死，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找来了牛顿研究宗教的资料，了解到牛顿是因为不能解释第一推动问题才开始研究宗教的，于是他进一步去了解科学中的困惑。他发现，量子力学使人们关于实体的观念发生了动摇，实体似乎变成了概率、变成了难以确定的东西，这个发现使他得到一个结论，牛顿研究宗教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他也开始研究宗教，在研究中他对托马斯主义发生了兴趣，特别是托马斯关于上帝存在的“五项论证”，使他觉得很有道理，他开始相信上帝是存在的。既然相信上帝存在，他也就相信存在一个以上帝为首的另一个世界，而这样一来，就坚定了他的观点：“牛顿没有死，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继续对此进行研究，最后成了神学家。
持丙观点的年青人认为“牛顿的精神没有死”。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就去做社会调查，于是他发现，牛顿力学是中学和大学都必须学习的内容；牛顿力学的公式是工程师们经常使用的；青年学生对牛顿非常崇拜；牛顿在科学家们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关于牛顿的书刊、杂志、报纸、影视和文艺资料非常多，这些调查结果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观点：“牛顿的精神没有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一个更一般的命题：关于人的社会学死亡问题，他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成了社会学家。
持丁观点的年青人认为，“牛顿自从开始研究宗教，他就死了”。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就去研究科学与神学的关系，他发现，科学与神学是根本对立的，他十分憎恨充满恐怖的宗教裁判所；他对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的行径表示极大的义愤；他非常崇拜哥伦布，因为他的太阳中心说是科学对于神学的独立宣言；他也非常敬佩达尔文，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粉碎了神创论。他不能理解，牛顿作为一个科学家，怎么能够对神学感兴趣，因此，更加坚信他的观点：“牛顿自从开始研究宗教，他就死了”。他继续进行研究，最后成为无神论者。
持戊观点的年青人认为，“将来可以克隆出千百万个牛顿”。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研究分子生物学，了解克隆技术的发展，特别关注人类基因组破译的工作；他还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兴趣，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对解决克隆人社会化的问题提供帮助；他特别研究了科学发展的速度问题，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发展仅仅经历了几百年时间，人类就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如果再有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甚至更多时间，克隆出完全意义上的牛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他更加坚信自己的观点：“将来可以克隆出千百万个牛顿”。他继续进行研究，最后成为未来学家。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这群年青人按照约定又聚集在一起，他们相互通报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发现他们的观点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分歧了，于是，争论又在他们中间产生。不过，这次的争论不仅是直接谈话，而且是各自发表讲演，发表文章，甚至出版大部头的著作。可以想像，这场争论将是旷日持久的，而且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参照系固执导致人类相互理解的困难究竟有多大，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根据他研究物理学的亲身经历，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
“这一经历也使我知道了一件事实—在我看来还是一件不平凡的事实：一项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说服它的对手从而使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真理，而是由于它的对手最后都死了，而熟悉这一真理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
普朗克讲的现象其实是很普遍的。事情就是这样，无论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和普朗克），还是其他领域的巨匠们，他们往往都不能征服它的对手，而只能通过征服年轻人和思想开放者来使真理获得承认。
当然，前面所讲的仅仅是参照系固执对于人们在认识上达成一致的影响，如果把这个问题与现实相联系，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更加普遍地存在着，而且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团体和自己的家庭，我们有自己的参照系，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有参照系固执吗？我们能够理解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别的团体和别的家庭吗？我们是不是在坐井观天，我们是不是夜郎自大？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参照系固执是否还在影响着我们自己的发展，影响着我们家庭的发展，影响着我们团体的发展，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发展，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深思。
人类怎样才能克服参照系固执而达到沟通呢？
作者：陈语思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勾通确实就是不同参照系间的共鸣的结果。最近我读到大乘佛教的一些认识论原理，就时时産生某种难得的共鸣，很奇怪为何现代系统学和复杂性科学的术语体系就不能把这些有益的知识转译出来造福人类。有时我会想，等我退休了，没准就做点这方面的工作。
这里的矛盾就是参照系的差别太大了。但为何会有共鸣呢？显然就是在原理层面具有本质的核心同一性。
一个人的知识建构是自身认知图式竞争的结果，人群的勾通也存在着参照系的竞争，能够具有说服力的参照系，必定是更有基础性特征，包容度更大，某个参照系在没有被证明存在缺陷之前，参照系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以至于连爱因斯坦至死都不相信客观世界需要有观察者来参与其存在性。
怎样才能打通参照系来求得人群的全面勾通的问题我想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但一定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这个意义就是促进人类尽可能扩展各自的知识框架，以求认识图式更加具有兼容性。真正能够打通参照系的东西只能是原理性的东西更广泛地达于认识。然而这一点在现今社会是如此艰难，科学活动被分割得如此细小而富于深度，跨出任何一个领域都意味着生命的重新开始，真正能够从一个山头跃迁到另一个山头，乃至于峰峰相望的境界，在现今是可望而不可求了。
所以，无论是以计算机为中介实现融智，还是同一性压缩，都面临着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极短的信息描述长度都可能包容着几个大学本科的知识构建量，这正如麦克斯韦电磁学公式所包含的信息量与其公式所达到的描述长度的比例。
绝然不同的参照系的认识图式在同一问题上的看法是能够在实践中达到一致的，这一点历史上是有实例的，我始终认为原理层面上的一致性是参照系勾通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总能找到那把打开不同参照系中包含的同一原理的转述钥匙。
如果说不肯放弃参照系的人类固执多少反映了认识图式发展的内在需要，那么容纳不同参照系的转述应当是认识活动中的必要保证。但转述是有依据的，不是信口胡说。应当遵循必要的规范，这些规范中首先一条就是概念的主体间非歧义性，这正如我们在涉及WTO多边谈判中的非歧义性规则，科学认识活动也需要这种多边勾通的非歧义性规则。
我们往往有一种体会，就是当有人说的理论中存在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相信我们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情况是确实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实际上是概念的主体间歧义性勾通使然的。
学术勾通需要宽容，但应当在概念及原理上严格，要把宽容放在转述和扩展理解的可能上，把严格放在非歧义性的理解上，这是一对辩证，是提高交流勾通效率的途径。
参照系的固执并不那么可怕，至少它也还是一个人认识图式的必然结果，如果他认为他的图式是正确的，那么这何尝不是一种坚持真理的表现呢？但是参照系要允许被非歧义地转述，如果处处存在歧义性，那么这种转述多半只能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游戏，会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如果一方的观点可以被另一方转述，那么多边各方就能达到原理上的共识，我们的参照系就具有可整合特性。参照系固执就变成一种自信，更多的人参与这种活动，那么就会逐渐形成范式，原理性层面的东西将得到越来越强的泛化，这样的共同体会变得日益互补。
作者：求同格

楼主，你有才……

俩农夫吹牛--“俺们农场的鸡，吃的都是茶叶，下的全是茶叶蛋”“有嘛啊，咱农场给鸡吃钱包，让它下荷包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