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医辨证论治的信息范型论

中医辨证论治的信息范型论
                                卓同年(新疆中医学院)    刘粤生(新疆医学院)
       摘    要
    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辨证信息观认为：信息范型是人类社会各个时期认识的产物，它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及实践方向；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信息范型，它是从事该领域的科学家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共同理论框架。
    随着中医多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从哲学、逻辑、“三论”、模糊数学及泛系方法论等角度对中医学术的集中表现──辨证论治作了探讨，形成了众多新的观点。但迄今为止，令人信服，既有理论深度，又能用以指导临床实践的新学说尚未形成。为了更深入地把握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更好地运用现代科学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本文试图把“证”作为信息范型来探索，以研究辨证论治的认识规律。
    正文分三部分，首先讨论了辨证论治的历史发展与“证”的信息范型，接着通过信息范型的四个原则，即“证”的整体联系性，相互制约性，有序范型性和动态传变性，揭示了“证”的实质，统一了中医学“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等形成的辨证论治信息范型的理论模式。从而对中医诊断和治疗的认识过程作了现代科学的阐述，最后又以浓缩的形式提示了辨证论治信息范型的三大规律──系统相关律，层次传变律和信息重组律。这三大规律是自然辨证法三大规律的具体运用，它好比一架桥把中医学和唯物辨证法连接起来了，进而为“证”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文章结束语指出：信息范型作为我们时代的认识产物，因而是科学研究活动中共同遵循的守则，它还会指引人们去观察和思考“证”的各种问题，但是“在科学中，当一个模式不能适宜地解释所有资料时，就会修改或摈弃这个模式”。随着科学界重新发现中医，随着朱灿生的太极阴阳的进一步揭示，研究中医的另一条“自然道路”已有萌芽，对中医学“重新刻勒”的时代已经到来，可以预言，辨证论治信息范型的突破之时，将是中医腾飞之日。
                         引        言
    物质、能量和信息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三大支柱。今天：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它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辨证唯物主义信息观认为：信息是物质普遍存在的方式。结构信息是物质系统的属性。它表现的交换信息是物质系统间相互联系的形式。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导致了信息增殖。信息增殖的结果产生了精神信息。精神信息的组合形成了信息范型，信息范型作为联系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形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矛盾和协调的关系。因此，信息范型实际上是各个时期人类社会整体认识的产物，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及实践方向。处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总是带着时代已经形成的信息范型去观察和思考各类问题。科学的发展总要受已有信息范型的制约。具体来说，各门科学都有信息范型。它是从事该领域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精神信息交换的产物。是她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共同理论框架，换言之，科学实践结果形成了的科学理论就是信息范型。
    近若干年来，随着中医多学科研究的深入，人们从哲学、[2][3][4]逻辑、[5][6]“三论”[7][8][9][10]模糊数学[11]及泛系方法[12]等角度对中医学术的集中表现──辨证论治理论作了探讨，形成了众多新的观点，但由于辨证论治自身的复杂性，迄今为止，令人信服，既有理论深度，又能用以指导临床实践的新学说尚未形成。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学采用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13]只有站在最先进的认识水平，回过头来分析历史的时候，才能对历史上出现的学术观点做出更为接近实际和更为深刻的说明。为了更深入地把握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更好地运用现代科学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本文试图把“证”作为信息范型来探索。以促进人们对辨证论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所新的理解。
    一、辨证论治的历史发展与“证”的信息范型
    中医学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辨证论治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成书的《黄帝内经》(以下称《内经》)，但是，由于当时对病变性质和部位的认识还不够详确和一致，特别是《内经》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针灸。在方药运用上。如何贯彻这个原则较少谈及，因此，《内经》在表达疾病现象这一要领时便使用了“病形”“病”“状”“象”等七、八个不同的术语。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真正奠定了辨证论治基础。张氏以“六经”作为外感病辨证纲领。既用“证”概括疾病现象，又用“证”表示疾病本质。最早成功地实现了辨证论治的典型化与规范化。但由于《伤寒论》对病变性质只强调虚实寒热，病变部位只强调表里，而且对许多症状也没有具体阐明它们的病变性质和部位。因而《伤寒论》产生以后直到宋代，除了一部分疾病按这个原则进行施治外，大多数疾病还是以病名和症状为依据来进行治疗。如《千金》、《外台》、《太平圣惠》和《圣济总录》都是如此。宋代中期，经过朱肱、许叔微等对《伤寒论》的进一步阐发和补充，在热性病方面这个原则才得到贯彻，金元至明代，由于对疾病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较大提高，特别是处方、用药也由于中药理论和病机学说的相应发展而纳入共同的理论体系。这样才使更广泛的疾病按辨证论治原则进行治疗，于是明清医学普遍强调了这个原则。如明初陶节庵《伤寒六书、家秘的本》说：“夫证之一字，有明证，见证，对证之义，......五脏受病，人焉知之，盖有诸中必形诸外，以此言之，其证最亲切矣。”孙一套《赤水玄珠》凡例中说：“是专以明证为主，盖医难于认证，不难于用药，凡证不拘大小轻重，俱有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个字，苟能于此八个字认得真切，岂必无古方可循......”程钟龄《医家心悟》专设《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一篇谓“凡病不外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并以八纲与“五脏六腑，三因八纲，七方十剂”为“彻始彻终，执简驭繁之要领”。凡此数端，说明这时才把辨证论治作为中医临床特点提出来，才对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既概括疾病现象又表现疾病本质有相当明确的认识，所以清人章虚谷《医门棒喝》提出了“辨证论治”四字。
    西医传入我国并得到发展以后，中医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中医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我国形成了中西两种医学并存的特殊情况。人们通过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两种医学体系，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体生命运动的客观规律。人们归结为：西医是辨病，中医是辨证。经过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医家的讨论和研究，认识到“证”不但表示疾病的现象和本质，而且还表示诊断结论。如孟氏“证”是中医对于某一特定疾病状态的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和诊断意见的高度概括。[14]沈氏“证”不只是一个症状或一个综合病证，而是概括了产生疾病的各方面因素和条件。这些因素结合着不同体质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证”[15]。陈氏“中医辨证不仅注意症状表现和形体特点，也重视结合先天素质作出“证”的诊断”[16]。肖氏“证”是医生运用中医理论对四诊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病情诊断，将“证”作为中医的诊断概念，规定其确切涵义，是可以接受的。[17]这说明只有对“证”作出系统的辨证理解。才能使辨证论治一语完整地概括中医认识疾病的过程。
    现代系统论认为：生命作为开放系统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是它存在的前提，由于机体有自组织能力，它不因环境影响而建立起有序稳定的系统结构。现代“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开放系统在非线性过程和非平衡条件下系统本身尽管在产生熵，但系统又同时向环境输出熵，输出大于产生，系统保留的熵在减少，所以走向有序。中医早就认识到机体作为开放系统这种本质特征。其生理、病理观不是结构形态，而是机体功能和自组织能力。“正邪斗争”论所讲的“正气”实际上是指机体自组织能力，“邪气”的实质是增熵。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是说机体的自组织能力正常，能够控制机体与环境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数量和质量，机体不存在增熵过程，保持正常的有序稳定，机体自组织能力低下，机体与环境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不能被控制在正常水平，出现增熵过程，即发生疾病，据此提出的“扶正祛邪”治疗法则，把重点放在恢复机体的自组织能力上，以调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过程，恢复内外环境的动态协调，维持机体系统的有序稳态。因此， 中医学中“证”是证据[18]，证据就是信息。中医的每一个“证”都有相对应的一组主要症状体征。以表示该“证”的最少一组变量即状态变量所描述和确定的系统状态。所谓辨证就是识别系统状态。辨证论治就是根据人体系统的输入输出信息及其内在规律识别各功能子系统处于何种状态。从而采取相应的调控子系统的治疗方法。使之恢复协调有序自稳状态。而有序自稳实质上是种信息过程，这种过程将通过“证”的分类使辨证论治典型化和规范化。所以，我们把“证”称作信息范型，是对“证”作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概括。信息范型的四大原则，正是“证”的四大特征。
    二、“证”的实质──信息范型的四个原则
    辨证论治是个动态过程，“证”的四个特征，是对这一动态过程认识的四个层次。
    (一)“证”的整体联系性。中医认为研究机体的“矛盾运动”。首先必须要研究机体的整体联系，树立整体观念，中医把人体内脏和体表各部组织、器官看成是一个相互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在辨证论治中强调任何一个局部病变都是整体失调，一脏之病可影响它脏。如阴虚阴盛这一证型，既可见头晕、耳鸣、齿痛、咽燥的症状，又可见胸闷、心悸、咳嗽喘息及腰膝疼痛、下肢无力、小便清长等症状，若没有整体思想，势必会看成各不相干的证候群，以致孤立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从整体出发，则往往根据疾病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治疗，既注重整体，又不忽视局部，采用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左病治右，右病治左，以“从阴引引阳，从阳引引阴”达到“以平为期”，恢复机体有序自稳。
   “证”的整体联系性，不仅指出人体的整体观， 而且还强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联系，将人体处于宇宙、社会和环境中作为整体超巨系统加以考察。《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 命之曰人”，生命是个开放体系，与自然界息息相通密切相关，生命必须适应自然界的变化，才能保持健康，因此，四时气候，异法方宜，周围社会环境等对人体生理病理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引起疾病各有特殊证候，及一整套辩证论治的原则与措施， 是在“证”的整体联系性原则启发下形成的模式，内伤七情与疾病关系的诊治之法，则是在“证”的整体联系指导下研究脏腑生理病理的客观反映而总结出来的另一方面经验，这样把人体看作是具有多变量的系统即是认识的第一层次。因而“证”便是全面地分析了整个人体症状变量系统的变化总结出来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恩格斯语)。
    (二)“证”的相互制约性。“证”首先是从整体水平上对病者当时反应状态作出综合评定。是对活的机体疾病矛盾运动形式复杂变化的总概括。但重点还是机体自身的反应性，即人体内部脏腑经络之间，相互关系紊乱的综合表现。
    众所周知，脏象经络是研究人体各脏腑经络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从认识论角度对其作些探讨。是研究辨证论治原理极为重要的一环。脏“象藏居于内、形见于外”以脏腑为基础，脏腑按生理功能特点可分为脏、腑及奇恒之腑三类。五脏的生理特点是化生和贮藏精气，六腑的生理特点是受盛和传化水谷，脏象以五脏为中心，不但强调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更注重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并根据经络循行路线的阴阳相对和相互络属，分一脏一腑相为表里，在生理上紧密联系，病理上互相影响，彼此传变。这样，中医以脏腑经络与脏腑经络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与紊乱来阐明机体内部的生理活动与病理过程，因此，一切治病的目的都在于调整脏腑经络的紊乱关系使其重致协调自稳，诚如《内经》反复强调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现代系统论认为：相互作用是事物真正的究极原因，生命的结构和功能具有“目的性”和有序性，通过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动作，把机体从运动中拖向一种“予定”的稳定状态，在正常情况下，机体在这种稳定状态上振荡。哈肯的“协“目的环”，在给定的环境中，系统只有在“目的点”或“目的环”上才是稳定的。离开了就不稳定，系统要把自己拖到这个点或环上才能罢休[19]。中医阴阳五行学说早就认识到这一原理。《内经》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其实质是把生命活动的复杂因素和过程概括为对立统一的阴阳两极。即两个子系统，正常的机体活动能自动地达到阴阳的有序自稳──阴平阳秘，这是机体的最佳状态，即协同学讲的“目的环”，阴阳两极随各种因素的变化发生振荡。振幅过大地偏离“目的环”时阴阳失调，即成病态，所以，诊断和治疗必须“谨祭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平”就是恢复“阴平阳秘”回到“目的环”。而五行学说则提示了机体如何使自己趋向和维持在“目的环”上的粗略空间模型。认为机体以五脏为主的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生、克、乘、侮等多维双向调节关系。这种关系是机体的结构和功能本身具有的，是机体的一种自组织能力。只要机体内有增熵过程, 使机体状态偏离“目的环”,
它就通过反馈调节，推动系统运动，输出熵把机体拖回到“目的环”，恢复和维持有序状态。
    三)“证”的有序范型性。任何疾病“有诸内必形诸外”，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人体是一个黑箱系统，可以通过无数次反复临床试验，观察其输入和输出的信息，并通过对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分析，可推导出人体“黑箱”里面的规律和特性。这是黑箱方法。中医在几千年的实践中，广泛应用了“从象测脏”的原始黑箱方法，以脏象学说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为控制服务的人体构造模型。“象”是人体外在的征象，是可以通过四诊了解到的输出于人体黑箱之外的一批变量，而“藏”是一种隐“藏”在人体黑箱内部用四诊不能直接取得数据的一批变量，藏变量揭示了象变量的规律性变化。刻化了这个系统的内在联系是象变量之间约束的体现，由于藏变量的推导是根据象变量在大量病案中的相关性经验来进行的，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因而早被人们认为是有序范型的典例。
    实际上中医“把人体当作一个具有整体联系规律的系统来研究，这个系统的各个有机部分，又形成若干由互相联系的因素所构成的小系统，联系的多样性，决定了系统的多样，同时，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运用描述的具体方法的不同，因而在中医学的系统方法论中，系统的划分也就具有自身的许多特点和多样性。”[20]的确，由于描述的具体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虽然它们分析的要素均来源于四诊，但在辨证论治体系下却形成了不同的子系统，随着对疾病各种表现形式和不同形式间的相互联系变化规律的认识。中医陆续总结出了多种辨证方法。因而“证”即是指疾病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辨证的实质就是识别系统状态问题。具体讲来，八纲辨证是识别表里控制系统和阴阳双向控制系统等处于何种状态，脏腑辨证是识别脏腑处于何种状态。因为人体总系统包含有脏腑、经络、气血、表里、阴阳等功能子系统，所以才有这些不同于系统的状态识别问题。
    在各种辨证方法中，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辨证论治的总纲领，阴阳是表明一切疾病过程中两个对立面的代名词，任何“证”都可分为阴阳二大型。阴阳从泛对称意义讲，可概括病理过程中各种症状和体征，如动为阳、静为阴，阴阳是指动静关系；表为阳，里为阴，阴阳即是表里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表里关系还可以化为形影关系，即藏象关系。因此，所谓阴阳分析，就是把对象或过程转化为由阴阳组成的特定的影泛系B2( 两个子系统合成的母系统)许多影泛系的会诊，就可称为阴阳赋形， 通过会诊，阴阳赋形就能对中医的总合变量原型直积，从而在较高的观控水平上进行二进制离散特征信息的抽取和进行模拟分析。在数学上可以证明，任何影泛系都可用阴阳赋形来形成。[21]其它的表里是鉴别疾病病位及病势深浅的两个纲领，寒热是鉴别疾病属性的两个纲领，虚实是鉴别病体正邪盛衰的两个纲领。总之，八纲辨证是一个总体最基本的辨证纲领，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实质上已经深入到具体的系统上，而脏腑辨证则更深入到五脏六腑个别的功能结构单位上，八纲这个最基本的纲领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整体信息性，八纲概括着整体的全部信息，二是范型性，八纲是四对，八种相对固定有一定组合内容的反应信息，三是普遍性，八纲是各种疾病过程中的共同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八纲辨证与六经、卫气营血、三焦及脏腑辨证相结合，就可确定具体的信息范型“证”。
    (四)“证”的动态传变性。“证”是疾病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具有相对定型的反映某些疾病特点的证候，但“证”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病情的进展而时刻变化着，变化的主要形式有二种：一是转化，二是传变。转化是指二种原是矛盾的反应类型之间的互相转变。如阴阳可以转化，阴损及阳，阳损及阴，寒热可以转化，重寒则热，重热则寒，虚实可以转化，由实致虚，由虚转实，表里可以转化，由表入里，由里出表等等，至于传变，一般认为“传”是指病情循着一定的趋向发展，“变”是指病情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起着性质的变化。中医把疾病看作是个动态过程，即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伤寒六经辨证有传变。即有传经、直中、合病及并病的变化规律，传反应了连续性的一面，变反应了阶段性的一面，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也有传变，而且既有一般发展过程的顺传，又有特殊发展过程的逆传，因此，中医在具体治疗上有治未病的观点。证的本质就是揭示了疾病传变的趋势。(22)
    综上可见，传变是疾病本身发展过程中的固有的某些阶段性表现，中医着眼于“证”的变化，这些“证”的传变不仅具有现代生理病理学基础，而且还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因此，阐明中医辨证论治的现代科学依据。就必须以“证”为突破口，但是，由于“证”的病理改变包含多个变量，是一个变量系统，所以要寻找稳定的量的系统联系，并作动态系统处理，还需对“证”进行更好的泛系分析，借助泛系分析这一数学工具，将“证”的多个病理变量进行系统表述，同时要找出方药的对应关系，使方剂的有效性指标达到客观化。这样得出的“证”与方剂之间的关系，将使辨证论治的优越性得到最大的发挥。
    三、辨证论治信息范型的三大规律
    从信息范型来研究辨证论治，可以发现这个理论具有以下三条基本规律。
    (一)系统相关律，这是泛系全息重演律在辨证论治中的具体化。自八十年代初张氏提出“生物全律”即“生物体每一相对独立的部分在化学组成的模式上与整体相同，是整体的成比例的缩小”[23]之后，近几年来，人们把“生物全息”扩展到了非生物界，认为“局部是全局的缩影，这是普遍存在的规律”[24]“全息的规律说明了物质世界的任一物质系统，不管它们看起来多么千差万别，千姿百态，但都是具有全息的性质。都包含同一的宇宙发展信息。”[25]如果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大系统，那么按三维方向就可分成众多层次和子系统，各级子系统所进行的不同运动都是整体运动的一部分，而且还重演着整体大系统的运动变化规律。中医认为人体是个整体系统，阴阳五行规律存在于各级层次结构和过程中，部分与部分之间时刻发生着互相制约、相互影响的联系。人体每一部分状态，都隐含着其它各部分状态的信息。因此，中医不但认识到“在面部、耳、鼻、舌、手、脚等局部狭小的区域内，具有着全身五脏六腑的缩影，有整体信息。”[26]而且还认为精神情志活动与脏腑的联系也是维系体内外环境之间相对平衡协调的重要一面，精神情志活动失常，也可反作用于脏腑而影响脏腑的生理功能。如《素问·天无纪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明代张景岳指出“心为脏腑之主，而总统魂魄，并该意志，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他”。这说明脏腑中也蕴育着精神情志的信息──即“精神全息”[27]。
    中医在认识了整体和较大层次的运变规律后，就不再以具体的实体结构为基础，去深入研究各层次微细的实体结构，而是研究与整体相同的附近的运变规律，形成了系统相关律，因此，中医在研究人体系统的同时，对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及其三者的相互关系皆有相当深刻的研究，否则，再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也不可能认识人体系统的规律，所以，中医历来强调“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闻难。”[28]
    (二)层次传变律，中医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理论体系，由气血精津液层次、脏腑层次和命门层次构成，气、血、精、津液作为人体的一级要素构成了第一层次，因为气、血、精、津液是形成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构成这一层次的每一要素既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又可互相发生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一层次的基础上人体内又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经络为连属的第二层次，即脏腑层次，这个层次自《内经》以来一直把它当作重要的核心层次，五脏六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要素分别具有自己的各种功能，而各要素之间又保持着生动活泼的联系作用，脏腑层次的主体是五脏机构( 即肝系机构、心系机构、脾系机构、肺系机构、肾系机构)， 它用五行归类来表达五种结构的相互维系性，以五脏之间的生克制化和脏腑各与五宫、五体、五志等具有同位联系来作为机体调控的基本机制，因此，我们认为：五脏作为一个调控机构，调节着它们之间以及有关的同位联系，并有信息投射至各个局部，而当五脏病变的时候，失调的信息也会沿着回位联系及网络结构传递至各个“微诊”局部，第三为命门层次，自《难经》提出右肾为命门之后，经过历代医家的研究发展，认为命门具有调整五脏阴阳，化生全身精气的功能。到了明清时代，发展到命门学说中的命门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似是位于五脏之外的一个独立组织[29]，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也都证明，命门学说不但在理解人体的生理、病理方面有了深化，在治疗某些虚衰性病证的立法与方药上有所创新，而且很好地阐释了象导引，摄生、气功以及现代人体科学中的作用原理，因此，它是一个在上二个基础上产生的更深刻的层次，这样构成人体各个层次的要素之间，要素与层次之间，层次与层次之间，层次与整体之间，使中医理论体系从这个丰富的联系中构成了一幅纵横交错，渗透现出的立体网络图。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在《普遍系统论的历史和现象》中指出：“我们最终必须按照相互作用的组成成分的系统的字眼来思维。”层次传变律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动态观察，注意病证的转归演变，了解不同层次疾病过程中的病势顺逆和正邪消长。质言之，就是要掌握证候的来龙去脉，不仅对当前证候作出判断，而且还需了解过去预测将来，这样才能尽辨证之能事。
    (三)信息重组律。上述三个层次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概念沟通，只能作为理论的“表面”联系，是为实现病体及方药为主的复杂治疗方法的对应整理，这种“表面”联系是中医内在联系方式的外化，而信息重组律则是借助这一“中介”经由迁移，实现概念的转换，或者说，内在联系方式在表面概念中消失，而在病体──治疗方法相互作用中沟通，例如脏腑间联系就是因其以隐蔽方式存在而为人所忽略的以治疗方法(信息重组)为内容的沟通。众所周知，古代医家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因其讹误、偏见在所难免，但饶有趣味的是施用治疗手段后，认识性质发生了变化、讹误和偏见在治疗手段与人体相互作用中却被合理化了。如不少补肾药物可以加速骨折的愈合，因而认识到肾之精气颇有资助骨骼生长的作用， 从而产生“肾主骨”之说(30)，从临床事实看，不是每一味补肾之药都具有补骨作用，然而药物的多系统、多结构、多样化作用却在每一味药中都存在着，而复合起来的方剂则更为复杂，因此，客观人体的“肾主骨”只有在方药施投后，才成必然。这样，中医关于人体概念不只局限在人体本身的信息组合，而且还汇通了方药为主的治疗方法的信息重组，是主客体的信息重组。实际上，中药四气五味的本质就是一种生物信息概念，如干姜之温并非有高于体温的温度，而是人体对之有温热的感受；黄莲之寒并非能凝水成冰，而是人体对之有解热除烦的反应；旋复花之降并非入水即沉，而是人体对之有止嗳平逆的反应；升麻之升并非能乘风而上，只是人体对之有举陷升清的反应。可见，四气五味都是人体的输出信息，中药的性味、归经和功能，即是对人体输出信息的记载。这种信息方法使古人能够绕过许多中间环节直接达到辨证用药的一线贯穿，通过二次信息重组达到目的与效果的高度一致。这一规律说明：后世以方药为主体的治疗方法是临床实践和《内经》理论的复合产物，它伴随着历史积累逐步稳固着理论结构，因此，中医临床的成就，既来自理论的指导，但又被《内经》的历史模式所束缚，它通过外部信息的重组，借药物为中介来实现人体内部各层次的相互协调，但始终不能突破历史遗留的原始理论框架。    四、结束语
    本文提出信息范型化，将“证”作为信息范型来探索，以研究辨证论治的认识规律，首先分析了辨证论治的历史发展与“证”的信息范型，接着通过信息范型的四个原则，即“证”的整体联系性，相互制约性，有序范型性和动态传变性，揭示了“证”的实质，统一了中医学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等形成的辨证论治信息范型的理论模式，从而对中医诊断和治疗的认识过程作了现代科学的阐述，最后又以浓缩的形式提示了辨证论治信息范型的三大规律，这三条规律是自然辨证法三大规律的具体运用，它好比一架桥，把中医学与唯物辨证法连接起来了，进而为“证”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信息范型作为我们时代的认识产物，因而是科学研究活动中共同遵循的守则，它还会指引人们去观察和思考“证”的各种问题，然而，美国恩格尔教授指出：“在科学中，当一个模式不能适宜地解释所有资料时，就会修改或摈弃这个模式。”笔者庆幸随着“科学界重新发现中医”(31)，随着朱氏等对太极阴阳的进一步揭示[32－33]，研究中医的另一条“自然道路”已有萌芽，对中医学“重新刻勒”的时代已经到来，可以预言：辨证论治信息范型论的突破之时，将是中医学腾飞之日。
                      参考文献
    [1]参见刘粤生等：试论辨证信息观《延边大学学报》(4)：10－15.1985
    [2]任应秋：中医杂志(2)1、1955
    [3]姜春华：新医药杂志(9)5、1977
    [4]车敏瞧：上海中医药杂志(4)147、1960
    [5]陈沧潮：福建中医药(3)：59、1982
    [6]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论》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页
    [7]谢永新：成都中医学院学报(4)：1、1980
    [8]宋天彬：山东中医学院学报(3)：31、1979
    [9]孟庆云：辽宁中医杂志(10)：11、1980
    [10]金观涛：自然辨证法通讯(2)：20、1979
    [11]梁直英：中医研究生论文选(广州中医学院)1981
    [12]吴学谋：泛系方法论与辨证施治的泛系医学模型《中医系统工程》2(1983) 3(1984) 4(1986)
    [1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52页
    [14]孟如等：对异病同治的初步探讨(新医学杂志)(1)：9、1977
    [15]沈自尹：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进一步讨论《新医学杂志》(7)：67、1977
    [16]陈可冀等：中医虚证辨证标准的客观化问题《中西医结合杂志》(2)：73、1983
    [17]肖敏材：谈辨证的涵义与用字《北京中医学院学报》(4)：37、1984
    [18]秦伯未：中医辨证论治概说《江苏中医》1957
    [19]钱学森：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自然杂志》1981年1期
    [20]瞿岳云：试论祖国医学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关系《辽宁中医杂志》(4)：9、1981
    [21]吴学谋：泛系分析与科学方法论《哲学研究》1981年第五期
    [22]戴慧芬等：证的实质和辨证思维  1981年云南自然辨证法年会论文
    [23]张颖清：生物全息律《自然杂志》(4)：224、1981
    [24]廖育群：中国医学的全息理论问题《医学与哲学》(10)：14、1985
    [25]转引高晏忠：全息生物学研究简况《学会活动》中华医学会山西分会，第94期
    [26]孟庆云：祖国医学对生物全息现象的论述与现代系统论《医学与哲学》4：27、1981
    [27]卓同年：论藏象理论是生物全息与精神全息的统一，第四次全国生物全息律学术讨论会论文1987、5、福州
    [28]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
    [29]宋知行：《河南中医》1982第4期
    [30] 《中医学基础》上海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31]祝世纳：科学界重新发现中医  1986年全国首届中医药学术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
    (32)朱灿生《太极(阴阳)____科学灯塔》初揭《南京大学学报》(3)：442－458、1985
    (33)赵定理：生命的自然信息和东方物理学《紫金山天文台台刊》(3)：80-87、1985

证的“信息范型”观 ———   从新视角看症、病、证的关系
                        
                                 文/刘佩珍， 郁松
     摘  要  生命运动本质的研究以入往偏重于物质和能量代谢，本文从信息代谢视角说明症是信号——信息的载体，病是结构信息反映物质能量的结构变化，证是交换信息，是客体结构信息与主体结构信息交换过程的产物。
    关键词  证  信息代谢体系  结构信息  交换信息  信息范型
     1  “证”的历史演变
        有学者称中医学的本质是状态医学。中医诊断状态——证候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是诊断状态——证候的基本方法，其依据就是症状、体征。这是把人体机能状态的中医“模型”和西医“原型”未加区分所下的模糊定义，证的历史演变也说明了这一点。
     1.1 古代证与症状的症同义  “证”字出现于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内经》中的《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有远近，证有中外”，其中“证有中外”指的是表证和里证，是把症状作为证来认识的。
     1.2 “证的形成”  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使“证”的“概念”得以基本形成，如该书的第十六条“观其脉证，如犯何逆，随证治之”，前面的“证”是临床的表现即症状，后面的“证”是诊断的结论。《伤寒杂病论》的纲领是以六经为辩证论治，六经的传变规律既有六条经的顺传（三阳经→三阴经），同时也有合病、并病、直中以及逆传，在发展演变中是有变化多端的证候表现，证的概念也首次明确为是疾病发展的某一阶段证候的病理状态概括。
    1.3 “证”适用范围的扩大  在《伤寒杂病论》基本确立辨证论治原则（即：四诊察病、八纲辨证、六经分证、脏腑分证）的基础上，到了明清时期的温病学派又创立了卫气营血辩证和三焦辨证，使“证”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扩大了“证”的适用范围，进一步证明了“证”也是温病发展的某一阶段病理概括。
    1.4 现代关于“证”的歧义  北京市中医研究所的危北海，就“证”本身的涵义，归纳为以下八种研究的理论假设：①证是机体整体抗病调控反应状态（客观方面的反映）；②证是机体某一阶段综合病理概念（主观方面的反映）；③证是疾病在某一时期，某一个体的临床表现（主客体相互作用结果）；④证是“证据”“征象”“证候群”“综合征”“证候”内涵（中西医概念交*，都指的是症状）；⑤证是根据直接所获得的表现经验，对疾病分类的理论概括，可以指导临床诊治（状态医学概念）；⑥证既是疾病全部临床表现，又是疾病本质的部分反映，一个疾病的某一发展阶段，可以只出现一个证，也可以出现几个不同的证（中医证不同层次的反映）；⑦证是机体对病因的整体的生理病理反应状态（西医整体观）；⑧证是彼此有内在联系、相对稳定的一组证候，在病因上、性质上、运动变化规律上有其稳定的个性（结构功能系统观）。
    1.5 教科书将上述岐义规范化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第6版规定：“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即证属于病的某一阶段。
    2   确立证的“信息范型”观
    中医学者的辨证论治是从整体观看机体的，注重的是功能而不是实体，中医藏象是模型，西医脏器是原型，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以至中西医结合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理论上的排斥与应用上的兼容。“近代中西医的病证结合，实际上取消了中医的病，形成用西医方法诊病、治病，用中医方法只是辩证、治证”（朱文锋）。
    中科院院士沈自尹教授，对中医肾虚证的本质有重大突破。他阐明肾虚是人类老化的根本，补肾是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而延缓衰老，这就为证的“信息范型”提供了物质基础。肾做为人体生命之本，早在《内经》的首篇《上古天真论》中就明确提出，生命是以阶段形式推进，在各阶段肾均有内在的变化和外在特征，强调生命的基础物质是肾之精气，因此中医的肾不同于西医单管泌尿系统的一个器管——肾；中医用整体观把肾看做人的生命之所在。明代发展起来的命门学说，把“肾”当做生命之门，是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自50年代末沈教授发现西医与肾无关的六种病：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等其病理的某个阶段都有中医“肾虚”症状，并用补肾调阴阳之法可以提高疗效。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和科学研究，发现一种叫尿17羟皮质类固醇测定在肾虚病人中普遍很低，从而反映人体内分泌的重要腺体——肾上腺皮质的功能又有了新的认识，得出肾阳虚患者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上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初步结论，也表明了肾阳虚由抽象到具体的物质性，以及不同疾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
     所谓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上层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实质是什么，和肾阳虚证是如何关联的呢？
    首先，从下丘脑到肾上腺涉及三个门脉系（长垂体门脉系、短垂体门脉系、肾上腺门脉系），三者的始端器官都是内分泌腺、末端器官恰是相应的靶、门脉系是两者信息传递的通道，整个机体都可看成是通过六门系进行内分泌调节的大系统，由此将信息载体——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由信源传向信宿——高浓度地灌注到靶，就可改变对方的信息结构，充分发挥其调节效益。
    其次，扩大内分泌调节的内涵，胃肠道为同分泌腺早已定论，而肾脏的外髓与内髓之间存在着以肾髓质门脉系为信息桥的调节与被调节关系，甚至心脏既是泵血器官，又可看成是十分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如果再扩而广之，门脉可微化到无，剩下两个相互联系的毛细血管网，只要有血流动，都是有门脉系的内分泌学意义。
    第三，把狭义门脉系的内分泌学意义推广到广义门脉系，就可推论，所有的细胞都具有内分泌功能，化学信息的传递是一切生命细胞的基本特征。这一点自80年代以来，由过去偏重于物质和能量代谢的研究做为生命运动的本质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1992年、1994年、1998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三个重大发现，其中尤其是“可逆蛋白质磷酸化作用”的发现，证明了细胞内确实存在一个与一般物质代谢体系（包括能量代谢体系）紧密联系而又独立存在、自成体系的“细胞信息代谢体系”。它是生物信号（以激素为代表）在细胞内传递的物质基础。在细胞代谢、生长、增殖、癌变的调控中具有本质意义，由于这些生物信号分子而携带的信息在细胞内传递过程中通过多级的全方位的放大机制，出现信息增殖的过程，或称之为多级瀑布效应，放大的倍数一般可达8~10个数量级。从细胞信息代谢体系到九大门脉系的内分泌体系构成人体的信息网络大系统。
    我们把相对于大系统整体的子系统和低层次以至于组成它们的要素而传达的信息称结构信息，相对于外环境的系统整体，其结构层次亦称为结构信息，而环境与系统之间、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系统与层次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结构信息之间的交换，统称为交换信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亦称为交换信息。
    由上述概念构成的“信息范型”观，就可以理解沈自尹教授关于中医的“肾”涵盖了现代医学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等机体调节系统，就是说“肾阳虚”的本质是“交换信息”。
    3   证、（症）、症（状）与信息范型
      学者们所谓证是证据，证是整个外观病象的总和——即综合征或证候群，都指的是症状。而症是辨证、辨病的主要依据——“症”包括症状与体征，是机体患病时所表现的各个现象——是传达信息的信号或载体。
    任应秋提出证是整体病变的证候，是机体疾病与医生（主体）诊断相互作用的结果——交换信息。
     方药中将上述交换信息扩大到各个层次、个体、时段、疗程，由此说明，证是反映疾病本质的阶段性诊断，有动态的概念。
    “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特征与规律等本质所作的概括，反映机体患病时的结构信息。仪器的检测是物与物的信息交换，医生的判断是客体与主体的信息交换，这时结构信息即转化为交换信息。
    “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本质所作的概括，是机体病变的结构信息在特定阶段与主体（医生、病人整体抗病能力）的结构信息相互交换的产物，故称之为交换信息，当它作为疾病全过程的某个阶段的客观存在时，交换信息又可转化为结构信息。
    症状是“病”与“证”病理变化的具体外在表现，是信号，每一种疾病都有它的基本的一个或几个症状，这些症状是信息的载体，反映出机体结构物质能量的失衡，就是疾病的结构信息，而证是将病的结构变化与人的整体系统综合考虑，考察诸要素之间结构信息的相互联系，上升为交换信息。状态：是人体各器官组织某一时间综合协调的结果，它既不能用单一器官的结构信息来解释，也不能用全身各器官的理化指标相加减而显示的客体性的结构信息来替代，只能用交换信息来相对地表达证：状态——证候分类，是具体信息范型的确立，是把中医辨识人体状态的经验上升到信息代谢系统的高度。
    “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是中医指导临床治疗的普遍原则。同病异治的“异治”是因为证候不同，即同样的结构信息与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相互作用，就整体看交换信息变了，必须用不同的方药——信息载体在治疗中改变原有的信息结构以达到调控的目的。异病同治，是因为不同的病（不同的结构信息）在交换中却出现相同的证候，即类似的交换信息，所以就可以使用相同的方药进行加减治疗。
     我们推想沈教授证明肾阳虚患者在三条内分泌轴的不同水平上，有不同紊乱，推断其病理变化源于丘脑（或更高的中枢神经）。他通过以方药测证，证实了唯有补肾药才能作用并影响下丘脑的CRF基因表达量，这无疑是用交换信息的“信息范型”观来揭示中医“肾”或“证”的本质。

确实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