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与中国医药学的魅力

显示全部楼层 · 2004-5-29 19:33:32

[这个贴子最后由岐黄子在 2004/05/29 07:35pm 第 1 次编辑]

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与中国医药学的魅力-1

　　现代自然科学正孕育着一场空前的根本性的变革
　　牛顿力学的宇宙模型，象巨石一样支撑着整个近、现代科学体系已有三百年之久。如果从伽俐略算起，则实验物理学已经走过了近四百年的历程。由之而确立的从物质的有序性去认识世界的观念，以及其还原论和实验研究的方法，还有那客观地描述自然的思想，被认为是千古不变的科学准则。
　　相对论的出现，驱散了关于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幻觉。量子论的创立，惊醒了对可控测量的迷梦。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于是现代物理学成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其影响已远远超出技术领域，而扩展到思想和文化领域，导致人们的宇宙观及其有关观念的重大变革。
　　但是，相对论并不是人类认识宇宙的最后结论，爱因斯坦就从不把自己发动的任何一场革命看作是终极突破。他把波粒二重性称为一种权宜之计，尽管他由此几乎碰到了物质理论的门坎。
　　本世纪以来，基本粒子的研究成为物理学的主流。然而，每当物理学在原子实验中向自然提出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回答就是一个悖论。越是想把它弄清楚，这种似是而非的情形就越严重。这种矛盾性来源于近代自然科学观以及原子物理固有的结构体系。只要用传统术语来描述原子事件就会随时出现这样的矛盾。
　　原子、亚原子世界超越感觉世界，超越形象和语言。随着科学的研究深入物质的内部，必须放弃越来越多的日常语言和固有的习惯概念。可想而知，生命世界囊括并远远超越亚原子世界，对生命过程的描述，显然不是一种医学语言所能完成的。
　　三十年代后期，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 V. 贝塔朗菲首创系统论方法，找到了适合一切综合系统或子系统的一般原则。从还原论到整体观，从机械论到系统观，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科学已经的对象不是一个个的零件，而是一个个的系统，从而期望确立系统科学的观念，以便从内部结构、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中去认识世界。
　　与此同时，控制论和信息论的问世，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开创了全新的领域。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揭示了生物自我复制的奥秘，破译了生物的遗传密码。信息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明朗。七十年代初，尼科拉斯和普里高津，以及莫诺威茨也认识到生命系统中熵和热力学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于是，随之而兴起的被称作“新三论”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以及被称作“新新三论”的分形论、超循环论和混沌论，更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球。上述现代科学的最新理论日益深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并从根本上动摇了现存基本定律、方程、原理等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的核心部分(而这些永恒的定律曾几乎被认为统治着整个宇宙)，使人类固有的一些传统观念濒于崩溃。
　　以混沌论为例，它的出现改变了整个科学建筑的结构，打破了已有学科的界限，致力于寻求各种不规则现象之间的联系，扭转了从系统的组成零件如细胞、染色体或神经元来作分析的倾向，而努力追寻复杂系统的普遍行为，揭示了有序与无序的统一、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因而被誉为本世纪自然科学的第三次大革命。

傅景华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岐黄子 · 2004-5-29 19:39:24

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与中国医药学的魅力-2

　　面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变化，一大批卓有见识的科学家惊呼，因这些成就而逐渐明朗化的狂想哲学背景与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医学的科学哲学思想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似之处。原来当现代物理学的基地首先同经典的科学基础分离时，它的前沿便首先向东方移动，与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医学的思维方式靠近。这一奇妙的历史现象极大的鼓舞了世界科学界的热情，从而对东方文化与中医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医学提供了世界上任何其它文化都无法企及的东西
　　美国学者R. A. 尤利坦在1975年就认为：“现代自然科学思想大厦不是西方的私产，也不只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哥白尼和牛顿的领地，这座盛誉的建筑物也属于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我们不能说中国本土的科学倘若独立发展下来将会演化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的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的探索目标。”(《美国物理学杂志》)
　　日本医师会长武见太郎在1979年也指出：“中医在对疾病的观察远比西医学优越，它具有西医书上所从无记述的观察方法。”他认为：“中医学对人体的认识主要从动力学方面掌握，而从脏器解剖学角度或功能角度观察、认识固然显得薄弱，但是将人类个体作为有机整体来认识，这无疑是中医学的优越方面。”
　　李约瑟博士半个世纪以来为开发东方古代文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在“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以他们特殊天才发展起了中国的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的炯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了任何其它领域。”
　　比利时物理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则认为，中国学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同。中医学更着眼于自组织世界的描述。
　　于是以美国的席文教授为代表的一些文化和科学史专家，坚决反对用西方文明和西医学作为唯一标准，去鉴定和衡量东方文明和中医学的“科学性”。

傅景华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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