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通释1

伤寒论通释

   《伤寒论》是中医学的经典。经典犹若母亲，她孕育着中医学的思想、理论、思路、原则和方法。经典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地熏陶，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催生。《伤寒论》作为中医学景点，最重要意义在于它的不朽性，表现在它所提出和阐述的问题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所具有的深远而普遍的意义。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我有幸师从李克绍先生，读《伤寒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先生博闻强识，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尝示曰：读《伤寒论》当以白文为主，旁及《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要咀嚼吃透，这样才能常读常新，读出自己的体会；古人旧注，良莠参杂，初学者难以辨识，反而会先人为主，容易为其所误。先生要求我多读多想，独立思考。先生尝把读书方法，以《易传》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八个字概括，题辞相授，以资激励。由于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尤其对于读书方法的具体指导，使我受益终身，颇有领悟，对《伤寒论》研究亦偶有心得，从此，我与《伤寒论》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伤寒论》，既是学习，又是工作，也可以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读书、思考、教学与临床，倒也不负苦心，时有所获。1999年，把自己20多年来学习、研究和讲授《伤寒论》的体会，进行了初步总结，勒成一部，名曰《伤寒论疑难解读》，承蒙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正如本人在是书的《后记》中所言：“校读完人民卫生出版社寄来的样稿，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言犹未尽之感”，今天看来，正是这“言犹未尽之感”的潜意识驱使，才使我能每天坚持坐在电脑前，虽汗漫其形，但连续工作，仍思路如流，于是有了这部《伤寒论通释》。   
   近10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关于学生对教学的期望、对知识的需求，以及对学生使用的教材的质量等诸多问题，较多的关注和思考。关于《伤寒论》的教材与教学，我认为只能是原原本本地教，原原本本地学。教则不能把原本不是《伤寒论》的内容硬塞进去以贻误后学，学则不能没有选择地、把原本不是《伤寒论》固有的内容奉为经典来接受。而把后世人的所谓“见解”混同为《伤寒论》的内容，恐怕这是目前《伤寒论》教与学的误区之一。      
本书名曰《伤寒论通释》，意在另起炉灶，重新探索蕴含于《伤寒论》中的中医学思维方法。“思维方法”不是标签，因此，不可随意地到处乱贴。仲景所运用的思维方法，具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的特征，这在《伤寒论》中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体悟：
       一是第101条所云“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症①便是，不必悉具”。实际上，“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不仅仅是对柴胡证而言，在中医学，它适用于所有的病证。因为诊断一个具体的病证，让这个病证所能具备的症状全部都出现，这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具体的病人身上，主症不仅“不必悉具”，而更主要的是不可能“悉具”，“悉具”只是理论上的因果推论，是理想化的追求，因此，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不必悉具”是仲景对“悉具”认识的根本否定，是告诫在诊断病证时，不要寻求脉症的“悉具”。而且，同一个病证，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不同的发病时间，在不同的发病阶段，表现是不同的，因此，所“但见”之“一症”，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那么，怎样力-能确定这“一症”呢?这就需要从另一方面把握，即第16条所云“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昔姜佐景氏治施姓友人之弟，对其过程曾著文记之曰：入其室，见病者仰卧榻上，扣其所苦，绝不应。心异之，私谓施君曰：乃弟久病耳聋，无所闻乎，抑舌謇不能言乎?则皆曰，否。余益惊异。按其脉一手洪大，一手沉细，孰左孰右今已莫能记忆。因询家人以致病之由，曰：渠前任某军电职，因事受惊，遂觉神志恍惚，每客来，恒默然相对，客去则歌唱无序。饮食二便悉如常人，惟食时阙上时有热气蒸腾，轻则如出岫朝云，甚则如窑中烟，状颇怪特。前曾将渠送往本市某著名医院诊治，经20余日，医者终不识其为何病，既无术以疗，故于昨日迁出，请先生一诊。余细按其腹，绝不胀满，更不拒按，沉思良久，竟莫洞其症结。于是遂谢不敏，赧然告辞。越日，施君告余曰，舍弟(病，昨已延曹颖甫先生诊治。服药后，大泄，阙上热气减。余闻而愕然，遂急访之，并视所服方。忆其案尾略曰：此张仲景所谓阳明病也，宜下之，主以大承气汤。方为生大黄三钱  枳实三钱  芒硝三钱冲  厚朴一钱。又越数日，余再晤施君，悉其弟服药后，已能起床，且不歌唱。惟两胁胀痛，经曹师诊治，顷又愈矣。审其方，乃小柴胡汤也。
   柴胡三钱  黄芩三钱  党参三钱  半夏三钱  生姜三片  大枣十二枚  甘草二钱
嗣是施君之弟似可告无恙矣，顾尚苦自汗，精神不振。又经曹师投以桂枝加龙牡汤，一剂而愈。
   …桂枝三钱  大白芍三钱  生草二钱  生姜三片  大枣十二枚  花龙骨五钱  煅牡蛎五钱以上二味先煎。
   自此以后，健康逾常人。


    自  序——
   对此案曹颖甫先生曾自加按语云：此证予亦不能识，惟诊其脉，则右极洪大，左极微细，阴不足而阳有余，意其为少阴负趺阳之脉，而初非逆证。加以热气出于阙，病情正属阳明，与右脉之洪大正合。故决为大承气汤证，而不料其应乃如响也。(见曹颖甫《经方实验录。下卷》)
   曹氏本案从一个侧面似能够说明“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与“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道理与实践。
    “观其脉症”即通过望闻问切，在动态中，从由若干个脉症组成的特定病情背景中，寻求能反映病机特征的特异症状或脉象，从而达到“知犯何逆”的目的。这就是说，虽然脉症有真有假，有变有化，或此或彼，或显或隐，但，通过“观其脉症”，就能找到真正反映病机的那“一症”或“一脉”。然而，  “观其脉症”并非易事，仲景尝云撰用《八十一难》，是书中有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经言以外知之曰圣，以内知之曰神”(第六十一难)。仲景以“神圣工巧”寻求“一症”、“一脉”之法，千年来，垂范中医学术，锻铸成中医学对病证诊断的最一般的过程规范和原则，它既包含脉症俱全的典型过程，也包含“见微得过”的非典型过程。
    这两段条文所蕴含的精神，既反映出仲景的理论与临证思路，同时也指导着仲景的理论思考与临证实践，从而贯穿于《伤寒论》之始终。这就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核心，是中医学思维方法的精髓。
   本书名曰《伤寒论通释》，意在力求按赵开美影刻的宋版《伤寒论》六病诸篇，逐条进行疏理、诠解。尽量把赵开美影刻的宋版《伤寒论》六病诸篇的概貌和条文原本的含义展示出来。其诠释的原则是“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  “让张仲景自己为自己作注释”。具体方法是充分利用本证本训，尽量从仲景书，包括不同传本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找出无可辩驳的确证，在这些确证的支持下作出符合仲景理论思路的解释，力图打破《伤寒论》研究史上，由于因因相袭的思维定势而形成的“误读传统”。同时通过不同传本的校读，展现出《伤寒论》宋本以外的天地，从而企望得到理论上的新启示，临床上的新思路。
   谚云“吃水不忘打井人”，我常常回想起已经走过的学习与治学之路，不忘岐黄之路的引路人，不忘前辈师长的教诲之恩。从20世纪60年代初算起，在岐黄医学之路上已经走过了40个春秋，而与前辈相比，自己却永远是年轻人，看到前辈的敬业与勤奋，自己丝毫不敢懈怠，于是在完成了《伤寒论疑难解读》之后，又端坐在电脑前，呵冻挥汗，三易寒暑，搜索对《伤寒论》  “学”与“教”两个方面的体悟。在键盘上点击的虽是灵感火花，而显示出来的仅属一得之见；千虑之得，或当有之；然学本谫陋，难免疏略抵牾之失；敢就正高明，望诸学术同仁，不惜教正。
   书稿杀青之际，汲取了我周围青年朋友的建议，在书中相关的条文下，敬辑我的老师一辈、近现代国内名老中医以及当代部分基层医院学术同仁等的上佳医案、医论和医话，一则对业内青年学子可有启示，二则为本书增彩，在此深表谢忱。
       书稿付梓之际，承蒙张珍玉老师赐序，不胜感谢。
                                                                 李心机
于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




       本书以199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渡舟主编的《伤寒论校注》为底本，并对照恽铁樵先生1923年影赵刻宋本《伤寒论》、1955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重庆市中医学会新辑宋本《伤寒论》。原文改用简体字。原文方后“右X味”，  “右”字，按本书横排形式应改为“上”，为了保持原貌，不予改动。
    二、本书[原文]之六病诸篇(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中、下，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辨少阳病脉证并治，辨太阴病脉证并治，辨少阴病脉证并治，辨厥阴病脉证并治，辨霍乱病脉证并治，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按赵刻宋版原顺序进行诠释，条文序号依1955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重庆市中医学会新辑宋本《伤寒论》；在“[]”内标记于条文末行之尾列。
    三、本书每条[原文]之后，附列《脉经》、《金匮玉函经》、《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相对应的条文”，以便于进行校读。这些“相对应的条文”，在不同的传本中，或为一条，或为数条，或阙如。各传本相对应的方剂不录。惟增录《金匮玉函经》柴胡加大黄芒硝桑螵蛸汤和又大陷胸汤。
    四、本书[原文]后附列的《脉经》，选用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元代广勤书堂刊本；  《金匮玉函经》选用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清初本衙藏版影印本；  《千金翼方》选用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清刻元大德梅溪书院本；  《太平圣惠方》选用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均改用简体字。
    五、本书对[原文]进行的诠释，包括释义、阐发、书证、前后连贯、比较、互相印证；解词是以按语的形式贯穿于其中；根据不同的条文，形式多样，不拘一格。   
六、本书[原文]  中的方剂药物用量悉依影赵刻宋本，虽各传本中药物用量略有出入，本书概不出校。
七、本书敬辑的师长专家之医案、医话、医论基本保持原貌，  因篇幅关系极个别地方稍有节略，字句略有斟酌。
    八、为便于校读，本书附录了《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以及辨诸可与诸不可等8篇；上述各篇悉以199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渡舟主编的《伤寒论校注》为底本。
    九、本书附录(三)编制的条文提要索引，文前序号为条文序号，文后括号内数字为本书页码；关键词索引和方药索引，均按首字汉语拼音排序，词条或药物所出自的方名后是《伤寒论》原条文序号；方剂索引亦按首字汉语拼音排序，方名后是本书页码。《伤寒类方歌纂》原系清代耿刘霹编次，为适应当代读者阅读习惯，在内容和形式上略作修订。
      
      
《伤寒论》的成书过程及其分合流传
(一)作者张仲景事略
    作者张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约今河南省邓县)人氏；生卒年已不可确考，大约生活于公元2世纪中后叶，可能生于公元148-152年期间，卒于公元211-219年期间。比华佗稍晚。
    张机其人，《三国志》、《后汉书》不载，正史无可稽考。西晋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在其所撰之《针灸甲乙经》序中说“汉有华佗、张仲景”，  “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葛洪(公元284—363年)在其所撰之《抱朴子》中有“仲景开胸纳赤饼”之说。宋代，《太平御览》载：“《何颐别传》曰：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颐，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宋臣林亿等校定《伤寒论》，在其序中说“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明人李廉著《医史》云：  “张机，字仲景，南阳人也，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工于治疗；尤精经方，遂大有时誉”，其术“精于伯祖”。
    20世纪80年代初，在今河南省南阳医圣祠内，发现刻有“咸和五年”的石碑。按，咸和五年当为晋成帝时，适公元330年。碑文：“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之墓”。学术界对此碑其文之真伪尚有不同认识。
  (二)成书背景
  战乱  张机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时期，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战争此起彼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公元184年)。借镇压黄巾起义之名，军阀武装纷纷割据，战乱频仍，史载在当时的南阳地区，一次即屠杀黄巾军二万余人。军阀战争，烽火连天，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战争场面，可谓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灾害  史载，东汉末年自然灾害肆虐，连续发生地震、洪水、大旱、蝗灾。军阀的连年混战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使民不聊生，饥寒交贫，民众的体质下降。
    疫病流行  前辈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  “疫病是暴政、战乱的自然产物。”史料记载，在东汉197年间，其中119年有疫病流行。自公元151年京师、九江大疫以来，30余年间均有大疫流行，民众死亡惨重。文学家曹植(公元192—232年)著文《说疫气》，记述了那个时代疫疠流行的状况：“建安二十二年(按，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丧。”可见当时疫病的流行是何等的严重。
    作者具有仁爱济世的忧患意识  张仲景生活的年代正是疫疠流行的盛期，面对民众死亡的惨重状况及其亲历不幸的遭遇，十分伤感。在今本《伤寒论》仲景自序中有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按，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从这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仁爱济世的医学伦理思想。作者身处疫病流行的生存环境，目睹“当今居世之士”，“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而是“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  “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故而发出感叹曰：“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作者对当时墨守成规、空疏浮浅的不良医学风气进行了抨击：“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
    正由于他生长、生活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又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及仁爱济世的人生抱负，所以才能够发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这样的感慨；才能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全身心地投人到仁爱济世活人的临证实践活动中；才能够发奋总结前人的医学成就和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从而撰写出影响了中医学千年发展的、旷世的医学经典《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
    这大约在建安十年至十五年期间(公元205—210年)。
(三)《伤寒杂病论》的流传与分合隐显叙略
    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已时至晚年，是书完成之后，由于社会动荡、·兵燹相接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在其生前，惜未能得到较广泛的流传，在其卒后不久，即流于散乱。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说：  “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王叔和在《伤寒例》中亦云：“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有研究者认为，王叔和至迟于公元235年完成对张仲景遗论的整理，从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至王叔和搜采整理完毕，其间相隔大约30年①。经过王叔和搜采整理的仲景遗论，已不再称为《伤寒杂病论》，而称为《张仲景方》或《张仲景药方》，此在隋、唐时的书目著录中可见。而今名《伤寒论》有可能为南北朝或隋唐间人所取。①
    晋永嘉之乱(公元3世纪初)，使得社会生产、经济、文化受到严重破坏。其间，经过王叔和搜集整理的《张仲景方》也未能得到广泛的流传，只是在民间辗转传抄。如此，分合隐显，历经了南北朝、隋、唐、五代。唐代孙思邈在其撰著《备急千金要方》时，虽耳闻仲景其书，但尚未能目睹其全貌，因此他把自己所仅见到的仲景书片断内容收入卷九，故在今本《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中，仅能见到49条后世“宋本”所载的三阴三阳条文，为此，孙氏曾无奈地发出“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感叹。至孙氏晚年，始得目睹仲景书《伤寒论》“全貌”，遂收入《千金翼方》卷九、卷十。此即今人所谓之唐本《伤寒论》。
    孙思邈晚年所见到的《伤寒论》传本，其原貌是“条证”与“方药”分列为前后两部分，此可以从孙氏所言“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中可知。在《伤寒论》流传史与研究史上，是孙思邈首先把方药附列在相应的条证之后，同时又把同类的条、证、方、药汇集在一起，从而形成“太阳病用桂枝汤法”、“太阳病用麻黄汤法”、“太阳病用青龙汤法”、“太阳病用柴胡汤法”、  “太阳病用承气汤法”、“太阳病用陷胸汤法”、“太阳病杂疗法”、“阳明病状”、“少阳病状”、“太阴病状”、“少阴病状”、“厥阴病状”等等这样的格局。这种格局影响及400多年之后宋代林亿等校定本《伤寒论》的条文结构和序列。    ·
    至宋代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朝廷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以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并为校正；后又命孙奇、高保衡、孙兆同校正。校正自《黄帝内经》以下至唐代的大量医书。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由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正《伤寒论》并镂版印行。由于张仲景所撰著的《伤寒杂病论》原貌已不可见，由王叔和搜采整理的《张仲景方》原貌也不可见，故林亿等校勘所依据的底本是哪一个传本，此在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传统的看法为北宋开宝时高继冲进献本，近有钱超尘先生提出不同见解，认为林亿等所依之底本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伤寒论》十卷本。②
钱超尘先生经过详尽地考证，认为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传本，因“其文理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之书府，亦阙于仇校”，故未被采用为底本，而是用作为校本，其文被编在《太平圣惠方》卷八。马继兴先生也认为《太平圣惠方》卷八为收录高继冲所进献的《伤寒论》。③《太平圣惠方》镌刻于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今所见之《太平圣惠方》系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之排印本。此即所谓“《太平圣惠方》本’’或“淳化本’’。   
林亿等校定的《伤寒论》，后世人称之为“宋本”《伤寒论》。它的刊行，使《伤寒论》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流传，从而形成了《伤寒论》流传史上的第一次研究热潮，极大地促进了《伤寒论》学术的发展。
    由于历史的沧桑、社会的变迁，由林亿等校勘的宋版《伤寒论》，至南宋时已流传不广，至明代万历年间已很少见，而至今则已不可见。
    至于今人所说的“宋本”《伤寒论》，实系明代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赵开美以宋本《伤寒论》为底本之复刻本。关于赵开美其人和其刻书过程，可以从赵氏《刻仲景全书序》中了解一斑。序中言：  “岁乙未(公元1595年)，吾邑疫疠大作，予家臧获率六七就枕席。吾吴和缓明卿沈君南防在海虞，藉其力而起死亡殆褊，予家得大造于沈君矣。不知沈君操何术而若斯之神，因询之。君曰：  ‘予岂探龙藏秘典，剖青囊奥旨而神斯也哉?特于仲景之《伤寒论》窥一斑二斑耳!’予曰：  ‘吾闻是书于家大夫之日久矣，而书肆间绝不可得。’君曰：  ‘予诚有之。’予读而知其为成无己所解之书也。然而鱼亥不可正，句读不可离矣。已而购得数本，字为之正，句为之离，补其脱略，订其舛错。”赵开美阅读之后才知道此非宋版《伤寒论》，而是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于是赵氏把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和已经得到的《金匮要略》一并合刻，命之曰《仲景全书》。既刻成，复得宋版《伤寒论》，“予曩固知成注非全文，及得是书，不啻拱璧，转卷间而后知成之荒也，因复并刻之。”
    赵刻本虽以宋本为底本，但是否就是林亿等校勘镂版印行的原刻版本，目前尚无法认定。然即使赵开美翻刻的所谓“宋本”，至清初也已很少见，几近淹晦，至今已绝少于世。
    今人较常见到的所谓赵刻“宋本”《伤寒论》，一是1923年由恽铁樵先生影印的赵开美摹刻宋版《伤寒论》，二是1955年由重庆市中医学会校注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三是1988年由刘渡舟先生主持，以北京图书馆藏赵开美原刻本《仲景全书》中之《伤寒论》为底本而校注的、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伤寒论校注》等。
    《金匮玉函经》是《伤寒杂病论》另一个古本。是从王叔和搜采整理的《张仲景方》中逐渐离析出来的，据钱超尘先生考证，《金匮玉函经》这个名称最早可能出现于东晋。
    林亿等在公元1065年校毕《伤寒论》之后，于次年，即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十八日，  《金匮玉函经》八卷校定完毕之后，撰写《校正金匮玉函经疏》文曰：“《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已深乎!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缘仲景有《金匮录》，故以《金匮玉函》名，取宝而藏之之义也。王叔和，西晋人，为太医令，虽博好经方，其学专于仲景，是以独出于诸家之右，仲景之书，及今八百余年不坠于地者，皆其力也。但此经自晋以来，传之既久，方证讹谬，辩论不伦，历代名医虽学之，皆不得彷拂,惟孙思邈，粗晓其旨，亦不能修正之，况其下者乎!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恭惟主上大明抚运，视民如伤，广颁其书，为天下生生之具，直欲跻斯民于寿域者矣。治平三年正月十八日。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秘书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
    从林亿的上疏中所言“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已深乎”，可见在那个时代，人们已经非常重视《金匮玉函经》的临床价值和文献价值了。但经过金、元两朝，林亿等校勘的《金匮玉函经》至明代，虽民间尚有极少珍藏，然已不流通了。
    《金匮玉函经》一个显著特点是条证与方药分开，其前半部分是条文，其卷七以下集中分列方药。
    今人所见之《金匮玉函经》，系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956年据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陈世杰刊本之影印本。其中有陈世杰所作的“重刻张仲景金匮玉函经序”，文曰：“此经盖自元时，而不行于世矣，岁壬辰(按，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义门何内翰(按，何焯)，以予粗习张书句读，手抄宋本见授，拜受卒业，喜忘寝食，惜其讹脱者多，甚或不能以句，既无他本可校，乃博考众籍，以相证佐，补亡灭误，十得八九，稿凡数易，而始可读。”
    公元1144年(按，严器之《序》中曰甲子年)，当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金熙宗皇统四年，成无己对《伤寒论》的全文注解首刊。这是《伤寒论》研究史上第一次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注释，其影响深远。传统的认识是成无己以宋本《伤寒论》为祖本，近张灿钾先生认为：“综观此书全文，与宋臣校定本不同处颇多，决非皆为成氏校改。故成无己注解本所据祖本，必系另有所本。”①
    成氏《注解伤寒论》原版刊本，今已不可见，现在常见到的是由商务印书馆1955年之排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据赵开美《仲景全书》之影印本，以及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据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汪济川刻本之排印本。
    综上所述，张仲景所撰著的《伤寒杂病论》的原貌已不可确定，据钱超尘先生考证，王叔和撰次整理的《张仲景方》最接近其原貌，其原始结构可能如下：②
    1，《伤寒论》。
    2．《杂病论》。
    3．药方部分：
    (1)《伤寒论》112方居前。
    (2)《杂病论》262方居后。
    林亿等校定的《伤寒论》，其底本似不甚可能是王叔和整理的原貌。
    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其底本虽是宋本，但是否就是林亿等校定的原刻版本亦不可确考。因此，尽管今本《伤寒论》的内核和精髓出自张仲景，但其外壳和框架恐已非仲景书原貌。
    由此决定了《伤寒论》各个不同的传本，虽各不尽相同，或有优劣之别，但其各自所具有的历史、文献和临床价值却是不可替代的。
二、现今所见影赵刻宋本《伤寒论》之概貌
    今人所能见到影赵刻宋本《伤寒论》之“原貌”者，一是1923年由恽铁樵先生影印的赵开美翻刻宋版《伤寒论》，二是1988年由刘渡舟先生主持，以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赵开美原刻本《仲景全书》中之《伤寒论》为底本而校注的、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伤寒论校注》。其他如1955年由重庆市中医学会校注的《新辑宋本伤寒论》，1979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校注的《伤寒论》等，都不是赵刻宋本《伤寒论》的原貌。
    赵刻宋本《伤寒论》展卷，首见赵开美作《刻仲景全书序》，次见高保衡、孙奇、林亿等作《伤寒论序》，再见《伤寒卒病论集》张仲景原序。其概貌如下：
    刻仲景全书序
    伤寒论序
    伤寒卒病论集
    目录
卷第一
    辨脉法第一
    平脉法第二
卷第二
  伤寒例第三
  辨痉湿喝脉证第四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
卷第三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卷第四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
卷第五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第九
卷第六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第十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卷第七
    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第十三
    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六
卷第八
    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
    辨不可吐第十八
    辨可吐第十九
卷第九
    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
    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
卷第十
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全书共十卷，二十二篇。
    自卷二之“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至卷十之“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均有所谓“小目”。“小目”的性质与目录不同，目录司记卷次及卷辖内容，  “小目”用来统计每卷所出现的“方”的数量和“法”的数量。而统计“方”的数量尤为明确具体，实际上起着提示本卷计有多少“方”、多少“法”的提纲挈领的作用。可惜，自成无己以降，诸家均予删除。①其概貌举凡如下：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5-~--4-六法。方一十四首
    太阳中风，阳浮阴弱。热发汗出恶风，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太阳病一十一证。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第二。用前第一方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第三。七味五味。前有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桂枝汤主之。第四。用前第一方。下有太阳坏病一证。桂枝本为解肌，若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第五。下有酒客不可与桂枝一证。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第六。下有服汤吐脓血一证。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恶风小便难，四肢急，难以屈伸，桂枝加附子汤主之。第七。六味。
    伤寒脉浮，  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与桂枝，得之便厥，咽干，烦躁，吐逆，作甘草干姜汤与之。厥愈，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伸。若胃气不和，与谓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加烧针者，  四逆汤主之。第十六。甘草干姜汤、芍药甘草汤并二味。
谓胃承气汤、四逆汤并三味。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
    “小目”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确考。清·唐大烈辑《吴医汇讲》云：《伤寒论》每卷前的小目及所附方数“不知出自叔和，出自林亿。今之传本无之者，殆为无己所删乎?后人未见宋刻，茫然不晓。”②三、《伤寒论》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影响
    《黄帝内经》从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腧穴、诊法、治则等方面对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了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全面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伤寒论》的问世和流传，对中医学的发展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把《黄帝内经》的理论与临床结合起来，从而开中医临床医学之先河；它总结了汉代和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传承了大量的有效方剂，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Fill
  中医学之所以形成现有的理论体系和以现有的疾病诊疗程序呈现于世人面前，这与《伤寒论》所奠定的辨证论治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试看1972年出土的《武威汉墓医简》、1973年出土的以《五十二病方》为代表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以及1984年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简《脉书》，从中大体可以窥见从战国时期至秦代、西汉以及东汉早期，中医学理论与临床概貌之一斑，其特点反映出早期医学的原始和幼稚；从隋代巢元方撰著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在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情况下撰写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即使目睹了仲景书之后所撰著的《千金翼方》以及唐代王涛所撰著的《外台秘要》等这一历史时期的医学文献中，可以清楚地了解隋唐期间，在仲景书广泛流传之前的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的概貌，其特点仍是对疾病和症状进行治疗，反映出那个时代医学的朴素和简单。
    《黄帝内经》虽然从不同方面论述了辨证论治的若干思想、方法、内容，如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标本等等，但从理论与临床的关系上看，《黄帝内经》更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和思辨，而疏于理论、方药具体应用的示范。综观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理法方药之融会贯通，从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角度看，真正奠定中医学辨证论治基础的当是《伤寒杂病论》。
    “辨证论治”一词，虽源于近代人的概括，但它概括出了《伤寒杂病论》的精髓。所谓辨证论治，就是针对病机进行治疗的基本理论；它区别于早期医学的孤立、静止地以完全针对具体症状的治疗行为；它是根据病变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标本等不同病机、病情、病势等，决定治疗原则的理论。今本《伤寒论》第16条所说的“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恰切地勾勒出《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思想的基本轮廓。
    自《伤寒杂病论》问世和流传以来，经过千余年间的发展、完善，现今的中医学辨证论治理论是建立在整体观基础之上的；离开了整体观的所谓辨证，只能是静态的症状分析。今本《伤寒论》是以条文的形式，描述了机体感受外邪之后的整体反应。它一方面以三阳三阴辨病分证、因证立法、依法用药为基本方法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强调诊治用药的原则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病有常形，治有常法，医有常方”，此属其常。另一方面，由于病因有风、寒、湿、热之不同，病机有表里、虚实、寒热之差异，病情有动、静、隐、显之变化，所以病与证是动态的、是变化的；张仲景在变化中认识疾病，治疗疾病，因其变而立其法，因其变而制其方，因此又强调诊治用药的灵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病有变形，治有变法，医有变方”，此属其变。
    但是，病是过程的复合，证也是过程的复合，即病是由若干个证表征出来的，而证则由变化中的脉象和症状显现出来的。因为病和证无时不在变化着，在千变万化中，任何常法、常方，任何变法、变方，都不可能完全恰切对证，因此，张仲景在论中反复告诫：必须“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则是病无常形，治无常法，医无常方，药无常品，惟变所适。
    这就是辨证论治的基本含义，这是《伤寒杂病论》
(二)应用和发展了《黄帝内经》中的诊病＼辨证方法，为后世人做出示范
    中医学的诊病和辨证方法，虽在《黄帝内经》中有较详尽的论述，但是对于其具体地实践应用，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示范，则是出自于以《伤寒论》为代表的仲景书。
    如关于望诊，《黄帝内经》有云：“察其形气色泽”(《素问·玉机真脏论》)；“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素问·脉要精微论》)；“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等(《灵枢·五阅五使》)。
    关于问诊，《黄帝内经》有云：“临病人问所便”(《灵枢·师传》)；“凡未诊病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素问·疏五过论》)；“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素问·征四失论》)。
    关于闻诊，《黄帝内经》有云：听音声而知所苦。
    关于切诊，《黄帝内经》以大量篇幅论及切脉包括独取寸口和三部九候之法，同时还论及触诊尺肤、腹部、四肢之法。
    上述之诊法怎样结合应用，则在《伤寒论》中得到具体的示范。如《伤寒论》第6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疚，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在本条中，“发热而渴，不恶寒”、“自汗出，身重”、“小便不利”等症状主要是通过问诊而得，“鼻息必鼾，语言难出”主要是通过闻诊而得，“直视失溲”、“微发黄色”、“如惊痫，时瘛疚”主要是通过望诊而得，“灼热”主要通过触诊而得，“脉阴阳俱浮”是切诊的结果。
    又如第12条，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在本条中，恶寒、恶风、发热是病人的感觉，主要通过问诊而得；同时可以通过其“啬啬”、“淅淅”之蜷缩怕冷的样子，望诊而得；也可以通过触诊而知道病人发热；病人“鼻鸣、干呕”是通过闻诊而得；而“阳浮而阴弱”则是切诊之脉象。当然许多症状的搜集必须通过四诊互相印证，比如“发热”、“手足冷”既需要问诊，也需要触诊。
    通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张仲景积累了大量的临证第一手资料，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黄帝内经》提出的诊病方法，而且创立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症状学，同时运用这些方法，极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伤寒、杂病的临床表现及发病规律，从而对怎样正确地综合运用望闻问切的方法诊病，为后世人作出了示范。
    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张三锡著《医学六要》，云：“锡，家世业医，致志三十余年，仅得古人治病大法：曰阴曰阳，曰表曰里，曰寒曰热，曰虚曰实，而气血痰火尽赅于中。”这是中国医学史上较早地对今人所说的“八纲辨证”的归纳。
    100多年之后，张景岳又归纳曰：  “医之临证，必期以我之一心，洞病者之一本，以我之一，对彼之一，既得一真，万疑俱悉，岂不甚易。一也者，理而已矣。苟吾心之理明，则阴者自阴，阳者自阳，焉能相混!阴阳既明，则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对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最重要的贡献。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景岳全书·传忠录》)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张景岳之“两纲六变”。
    至清代雍正年间，程钟龄著《医学心悟》，其中专列一篇“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于是经过200多年的总结，“八纲辨证”的概念遂成雏形。
    从16世纪至18世纪总结出来的，被今人称之为“八纲辨证”的理论，其内核，实际上肇始于公元2世纪之初的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在今本《伤寒论》中，处处蕴涵着丰富的“八纲辨证”思想。
    如第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用“阴”与“阳”把复杂的伤寒发病疏理为两端，从而以三阳概括伤寒发病之热证，以三阴概括伤寒发病之寒证。如第269条“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人阴故也”，此以阴阳的变化勾勒出伤寒病情发展的趋势。
    如第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在此，仲景用“表”与“里”来揭示复杂病机的变化。又如第70条“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在此，仲景又用用“虚”与“实”概括出发汗后恶寒与不恶寒的病机。
    如第11条云：“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如第225条，  “脉浮而迟者，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第317条，“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等等。在这些条文中，仲景是用“寒”与“热”来概括复杂病机的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本《伤寒论》中的每一条，都蕴涵着伤寒发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病机信息。离开这八个字，张仲景无以表述伤寒发病的症状、病机、规律以及诊治和方药的运用；离开这八个字，“伤寒杂病”则无从“论”起；离开这八个字，后人则无法理解仲景书之真谛。
    一部《伤寒论》既是以“八纲”为支柱的理论大厦，又是以八纲为根基的实践丰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伤寒论》造就了今人心目中的中医学。
(三)全面、系统地发展和丰富了中医学的治疗方法
    《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治疗大法，它在有关的篇章中提出并反复论述了关于治疗的若干原则及大法。如“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按，因其衰而彰之之法)。其高者，因而越之(按，因其重而减之之法)；其下者，引而竭之(按，如利小便)；中满者，泻之于内(按，如通大便)。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按，因其轻而扬之之法)；其骠悍者，按而收之(按，因病情躁动而按摄镇纳)；其实者，散而泻之(按，如麻杏石甘汤之宣透清泄，防风通圣散之表里双解)。”(《阴阳应象大论》)又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至真要大论》)再如，  “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等等。   
    《伤寒论》撰用《素问》、《九卷》，在临证应用中，实践并发展了《黄帝内经》所提出的治疗大法。例如：
    汗法：如以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为代表的辛温解表法；以大青龙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为代表的辛凉解表法；以麻黄细辛附子汤为代表的温阳解表法，以防己黄芪汤为代表的益气除湿解表法等。
    下法：如以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为代表的寒下法；以大黄附子汤(《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为代表的温下法；以麻子仁丸为代表的润下法；以及以蜜煎导法为代表的外导通便法；另外还有以十枣汤、大陷胸汤、白散等为代表的逐水法。
    和法：如第230条，“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溅然汗出而解。”本证运用小柴胡汤意在调节气机。如第387条，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本证运用桂枝汤，意在和表气以调营卫。如第29条，  “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其服用方法是“少少温服之”；又如第251条，“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在此虽用调胃承气汤或小承气汤，但在用法上是“少少温服之”或“少少与微和之”，其意在“微和”胃气。和法在《伤寒论》中，不仅表现在用药上，而且还体现在服药方法上。
    温法：如以理中汤(丸)、吴茱萸汤为代表的温中祛寒法；以四逆汤、白通汤、通脉四逆汤为代表的回阳救逆法；以附子汤、桂枝附子汤、甘草附子汤为代表的温经益气散寒法；以当归四逆汤为代表的温经养血散寒法等。
    清法：如以麻杏石甘汤、白虎汤、栀子豉汤等为代表的清宣透热法；以黄芩汤、白头翁汤为代表的苦寒清热法；以黄连阿胶汤为代表的养阴清热法；以猪苓汤、茵陈蒿汤为代表的清热利湿法。
消法：如以桃核承气汤、抵当汤(丸)为代表的活血消瘀法(仲景列属为下法)；以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枳实栀子汤为代表的消痞导滞和胃法。   
补法：如以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为代表的养血益气法；以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为代表的温阳益气建中法；以炙甘草汤为代表的气阴双补法；以芍药甘草附子汤为代表的阴阳双补法；以桂枝甘草汤为代表的温补心阳法等。
    吐法：如以瓜蒂散为代表的吐法。
    降逆法：如桂枝加桂汤为代表的平冲降逆法；以旋覆代赭汤为代表的和胃降逆法。
    重镇安神法：如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为代表的镇惊安神定志法。
    固涩法：如以赤石脂禹余粮汤、桃花汤为代表涩肠固脱法。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广泛实践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垂范后世，为后世医家所宗。其后虽也有所发展，但终未能超越其基本大法，至于清代程钟龄所言之“八法”，尽管被今人所接受，但那却不是创新，而只不过是一种归纳与整理罢了。
    从今本《黄帝内经》的11方(按，《灵枢·寿夭刚柔》之醇酒蜀椒干姜桂心熨寒痹方，《灵枢·经筋》之马膏白酒和桂桑炭熨颊治卒口僻方，《灵枢·邪客》之秫米半夏汤，《灵枢·痈疽》之合豕膏冷食治猛疽方，《灵枢·痈疽》之刨葭翘草根煮饮治败疵方，《素问·腹中论》之鸡矢醴治鼓胀方，《素问·奇病论》之脾瘅泽兰方，《素问·腹中论》之四乌铡骨一蔗茹治血枯方，  《素问·病能论》之生铁落饮治阳厥方，  《素问·病能论》之泽泻术麋衔治酒风方，《素问·缪刺论》之髫其左角之发燔治饮酒治尸厥方，小金丹治五疫方)，到今本《伤寒杂病论》所载之千余年来仍被广泛应用的近250余方(今本《伤寒论》载113方名)，使用药物290余种(今本《伤寒论》用药90余种)，透视出秦汉以前至仲景时代医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张仲景在自序中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从中可以知道，《伤寒杂病论》所出之方，既有仲景心悟自创之方，也有相当数量是“博采”之方。这些方剂，诸如名垂医史的麻黄汤、大小青龙汤、桂枝汤、五苓散、大小柴胡汤、十枣汤、苓桂术甘汤、三承气汤、真武汤、四逆汤、理中汤等等。
    今本仲景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方剂，组方严谨，讲究法度：
    有缜密的组方结构，如桂枝汤包含有桂枝甘草结构，芍药甘草结构。如小青龙汤、真武汤、苓甘五味姜辛汤等都用了干姜、细辛、五味子。
    有稳定的药物配伍，如附子配干姜，在回阳救逆的方中多用；如桂枝配茯苓，在多数化气利水的方中应用等。
    有确定的药物用量，如桂枝汤与桂枝加桂汤及桂枝加芍药汤，小承气汤与厚朴三物汤及厚朴大黄汤，虽仅是药物用量上的差别，但主治却有明显的不同等；如大青龙汤与麻杏石甘汤，虽然都用了麻黄与石膏，但因其用量比例不同，所以其作用有明显差异等等。
    药物讲究炮制方法，如甘草之生用与炙用，附子的炮用与生用，大黄酒洗与蒸用，生姜切用与取汁；麻黄去节，桂枝去皮。论中计有捣、擘、研、破、炮、炙、熬、烧、洗、去节、切片、叹咀等等不同的炮制方法。
    有灵活的药物加减，如小青龙汤、小柴胡汤、真武汤、通脉四逆汤、理中汤、防己黄芪汤(《金匮要略》)、厚朴七物汤(《金匮要略》)等方后都有药物加减法。
    方剂有不同的剂型，如除大量使用汤剂之外，还有丸、散、膏、酒、栓剂等。作为治疗方法，还运用针刺与艾灸、温熨、药摩、洗浴等等。
    有不同的煎药方法‘√：如先煮(麻黄汤先煮麻黄去沫，大承气汤先煮枳实、厚朴)、后下(大承气汤“去滓，内大黄，更煮取二升”)、去滓再煎(小柴胡汤)、阿胶烊化(炙甘草汤、黄连阿胶汤)、鸡子黄兑服(黄连阿胶汤)等。
    仲景方是组方之祖，是众方之母，为后世孕育出无以计数的有效方剂。宋代苏颂说：“张仲景治伤寒，有大小柴胡汤，及柴胡加龙骨、柴胡加芒消(硝)等汤，故后人治寒热，此为最要之药。”又如，有了麻黄汤才有三拗汤(《局方》)、华盖散(《博济方》)；有了瓜蒂散才有了张从正的三圣散(《儒门事亲》)；有了十枣汤才有了陈言的控涎丹(《三因方》)；有了小承气汤、黄芩汤才有了张元素的三化汤、芍药汤(《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有了五苓散、麻黄汤、大承气汤才有了刘完素的桂苓甘露饮、防风通圣散、三一承气汤；有了四逆散才有了逍遥散(《局方》)；有了承气汤才有吴瑭的宣白承气汤、导赤承气汤、牛黄承气汤、增液承气汤；有了炙甘草汤才有了加减复脉汤(《温病条辨》)；有了小柴胡汤、小陷胸汤才有了俞根初的柴胡陷胸汤(《通俗伤寒论》)；有了乌梅丸才有了俞根初的连梅安蛔汤(《通俗伤寒论》)和吴瑭的椒梅汤(《温病条辨》)等等。后世医家或以仲景方为范例组成有效新方·，从而流传于世；或从仲景方中领悟到“法”的启示而创制新方，从而成为中医方剂学典藏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础与框架以及理法方药之融为一体，实肇始于《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及其广泛流传。从金元时期的学术争鸣到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于今天中医学的继承和创新，都离不开《伤寒论》之基础的支撑、理论的孕育和思路与方法的启示。
四、《伤寒，论》对伤寒的基本认识及认识方法
张仲景对伤寒的基本认识
    关于“伤寒”，早在《黄帝内经》就有论述。如《素问·热论》有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这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凡是发热的病，都属于伤寒一类的病。而发热的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热论》又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素问·水热穴论》亦云：“人伤于寒而传为热。”意即“人伤于寒”，寒束于表，肤表之阳气郁而不得宣泄，故令生热。因其病以发热为特点，故又称为“热病”，而热病是因寒而得，故又泛属于“伤寒”之类。在这里，“伤寒”具有更宽泛的含义，包括了各种不同表现的“热病”，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认识。如仲景所撰用的《八十一难》(《难经》)中有云：“伤寒有几?其脉有变不?然，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中风之脉，阳浮而滑，阴濡而弱；湿温之脉，阳浮而弱，阴小而急；伤寒之脉，阴阳俱盛而紧涩；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涩；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从中可见：伤寒有五之“伤寒”，其中还包含一个与中风、湿温、热病、温病并列的“伤寒”。在这里，虽然都是“伤寒”，但其内涵和外延不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今本《伤寒论》序中，仲景自云：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结合曹植的《说疫气》，从中似可以明确两点：一是仲景生活的年代，  “伤寒”肆虐，其病染易；二是“伤寒”属于“疫气”的一种，病情变化快，死亡率较高。那么仲景所经历过的“伤寒”，其具体病情都有哪些表现呢?
    仲景虽不能超越时代，；但却超越了同代人对伤寒的认识，仲景不同于其同代人的特点，在于其具有“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忧患意识，“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及勤于观察、善于总结的实践精神。
    在仲景看来，伤寒发病急，有染易性，其病虽类同，但却各有特点。其中有发热恶寒，或壮热不寒，谵语，狂躁，抽风，口渴，大便不通，或死于阴竭的；有发热短暂，旋即恶寒肢冷，泻利无度，腹痛体厥，蜷卧昏睡，或死于亡阳的；有病势由轻而重，又由重而微，邪衰正复，九死一生而自愈者；有热病发作，宿疾夹杂，热病与杂病交错而成痰、水、血、气，病情迁延日久不愈者等等。
    由于机体的状况不同，其对外邪侵袭的反应不同，所以不同的外邪侵袭机体，机体对外邪的反应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是机体感受不同的外邪，可有不同的反应，发生不同的疾病，这是机体对外邪反应的特异性的一面；二是不同的外邪引发的疾病，在某一特定的过程中，可有相同的表现；三是同一性质的外邪侵袭不同的机体，由于体质条件不同，以及体内诸多潜在因素的影响，可有不同的反应，疾病的最终结果不同。①由此，今人所见到的仲景书中，可以看到书中所论述的包括伤寒、中风、温病、中湿、中喝等多种不同的热病，这些外感病在发病、病机、症状等方面，既又共性，又有自身的特点。
    张仲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认识到伤寒发病的错综复杂，从发病群体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的过程、各种不同的症状中，寻找共性，运用异中求同的方法，对其进行比较和分类，其中有发病急，见症早，反应剧烈者；有发病迟，见症晚，反应和缓者；有发热恶寒者，有无热恶寒者；有壮热、口渴、大便硬，或狂躁、谵语、发黄，或阴竭者；有腹满、腹痛，自利益甚，或小便不利、身黄者；有口苦，咽干，目眩者；有自利而渴，畏寒肢冷，精神萎靡者；有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者；有脉浮，发热，头痛者；有脉大，身热，汗出者；有脉弦细，头痛，发热者；有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有脉微细，但欲寐者；有脉沉，口渴者等等。仲景对伤寒发病的这些过程和表现，进行了归纳和分类，以寻求其规律性。
    仲景认识到，伤寒发病过程中最常见、最突出的症状是恶寒和发热，尤其是“恶寒”这个症状，不论发热，还是不发热；不论是大热，还是无大热；不论其恶寒的程度严重或不严重、其发生的时间是早或是迟、其持续的过程长或短，而“恶寒”则是必有的症状。因此，仲景第一步的归纳是用“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第7条)，首先把伤寒发病分为两大类：即阳证和阴证。
    阳证是邪气盛，阴证是精气夺。
    阳证虽然都发热恶寒，但其表现形式和程度却有明显的不同。有的表现为发热，恶寒，脉浮，这些症状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有的表现为始虽恶寒，但二日自止，三日即脉大，不恶寒反恶热；有的表现为发热，恶寒，头痛，脉弦细，或往来寒热。阳证以发热为特点，这是邪气盛，邪气盛则实。
    阴证以不发热为特点，而突出了恶寒这个症状，且多见自利、呕吐。有的表现为恶寒、腹痛·、呕吐、自利、不渴。有的表现为恶寒、倦怠、恶心、呕吐、自利而渴。有的表现为恶寒＼消渴、呕吐等。阴证以无热恶寒为特点，常伴见下利呕吐，这是精气夺，精气夺则虚。
    张仲景对伤寒的认识居于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其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正确、娴熟地运用了比较和分类的方法。比较和分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比较是分类的前提。仲景援用了《素问·热论》对热病的三阴三阳分类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提炼，以对他在临证中所认识和理解的“伤寒”(热病)进行分类。
  (二)三阳病与三阴病以及合病
  在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虽然有大量的关于阴阳的论述，但尚未见到关于三阴三阳的论述。而三阴三阳术语的出现，目前似首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学术界认为这两部灸经早于《黄帝内经》。而在《黄帝内经》中，“三阴三阳”作为分类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认识发病、病机与症状等。这是因为医学理论的发展已经不满足于对人体、对疾病简单的一阴一阳对立的认识，于是把一阳分为三阳，把一阴分为三阴。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按阴阳之气各有多少的不同，把阳分为太阳、阳明、少阳；把阴分为即太阴、少阴、厥阴，这种命名，是以观物取象为方法，以阴阳之气的多少为底蕴，对阴阳进行原始的粗线条的定量。
    《素问·阴阳离合论》云：“日为阳，月为阴”，以日月定阴阳，这是最原始、最直观的阴阳。就阳来说，太阳宛若日丽中天，阳明则象征日蒸而盛，少阳有如旭日初升。就阴来说，太阴蕴皓月当空之象，少阴涵弦月高悬之意，而厥阴则为下弦月隐，拟诸朔晦交互之形容。太阳意指阳气较多，少阳意指阳气较少，太与少是两极对立，而阳明则是两阳合明，意象阳气盛大之状，包含阳气主进之意。太阴泛指阴气较多，少阴泛指阴气较少，而厥阴则是两阴交尽，意象阴气衰变之状，与少阴相比，厥阴只能算是微阴，包含阴气退，物极必反，阴中有阳之意。从思维的层面理解，三阴三阳理论的建构是以观物取象的认识方法为基础，用“象”来婉转含蓄地表征时空事物，包括发病、病机、症状等等，因此，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作为一种分类模式来认识所表征的对象即发病、病机、症状时，可以联想到事物的原初形象及其属性和某些引申涵义。①
  ·张仲景通过对大量发病群体的观察，对发病、病机、症状等进行比较，运用三阴三阳方法对其进行分类。根据伤寒发病见症时间之迟速，症状之寒热，反应程度之剧缓，创造性地把伤寒分为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联系的六个临床类型：即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如，寒邪侵袭不同的人体，机体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或患太阳病，或患阳明病，或患少阳病，或患太阴病，或患少阴病，或患厥阴病等等。
    但是，任何分类，都是一定条件下的分类，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仲景从自身的临床体悟中，认识到三阴三阳分证自不能料然划一，六个类型不足以概括伤寒发病的全部，临床上总是存在一些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混合类型，仲景对此命之曰“合病”。合病从一个方面补述了伤寒发病的复杂性。
    三阳病与三阴病各自具有特异的典型症状，这与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的活动有着根本的关系。在仲景那里，三阴三阳不仅是对病证的分类和概括，而且也是对人体脏腑、经络、气血、虚实的分类与概括。
    《伤寒论》强调内因，又不惟内因，它以三阴三阳分证把伤寒发病的病因学内容、症状学内容融于一体寓于三阴三阳之中，从而确立了三阴三阳在中医学理论和方法论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在今本《伤寒论》中，只有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这样的术语或概念，这就是《伤寒论》的三阳病与三阴病；应当明确，在今本《伤寒论》中，只有“三阴三阳”六病。自从宋代庞安时和金代成无己用“传经”来解释《伤寒论》的“三阳三阴”，之后，“传经”说在《伤寒论》研究史上得到了广泛的漫延，从而又把“三阴三阳”讹化为“六经”，尔后，又把《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之“六病辨证”，讹化为“六经辨证”。如此一来，“六经辨证”则成为约定俗成的“术语”，这就像“鲸”不是鱼，但世俗人仍把鲸称“鲸鱼”，  “直升机”不是飞机，但世俗人仍称其为“直升飞机”一样，此属误讹。这里所谓的“术语”或“名称”其外壳与内核已经分离了。
  (三)伤寒的发病与传化
  外邪致病是通过机体的反应表现出来的，有什么样反应，就有什么病因，就有什么病证。伤寒发病的不同表现，虽含有不同性质的外邪因素，但更多体现出机体的不同反应。“传化”见于《素问，生气通天论》：“故病久则传化，上下不并，良医弗为”，意指疾病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在此用其表述伤寒发病后的各种变化。
    《伤寒论》中的三阳病与三阴病，不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还是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尽管它们的症状表现不同，但它们却有共同的过程，有共同的变化规律，即早期一典型症状期一转归期。在其早期，症状表现为周身违和，疫懒乏力，发热恶寒或无热恶寒，张仲景通过观察，发现“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从机体早期出现的基本症状，可以判断发热恶寒者，将发展为三阳病，无热恶寒者，将发展为三阴病。①
    伤寒发病急，变化快，临床表现因时而异，时间反映出病情的变化。所以在《伤寒论》中，处处可见到在一二日、三四日、五六日、六七日等不同的时间内病情发生的不同变化。
    平素正气比较充盛之机体，感受了外邪，机体气血趋向于肤表以抗邪，反应剧烈，发病急速，主要表现为经络阻滞和气化紊乱。此即论中所言“伤寒一日，太阳受之”(第4条)。太阳病经过短暂的早期过程，即进入典型症状期过程，出现脉浮、头项强痛等典型症状。其进入转归期，或自愈，如“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第8条)；“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第37条)；或出现不同的变证，如五苓散证、小柴胡汤证、大陷胸汤证等等。
    素体阳亢，或素蕴内热之机体，阳盛而阴液暗耗，或肠道有留邪宿食，感受外邪后，反应激化，阳热炽盛，充斥内外。此即论中所言“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其发病，始虽恶寒，二日自止(第184条)，三日阳明脉大(第186条)。经过二三日之早期过程，即进入典型症状期过程，或表现为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第182条)，或表现为大便必硬，硬则谵语(第213条)，腹满而喘，有潮热(第208条)等等。进入转归期，或愈或死(第203条、第212条)，决定于阴津的存亡。
    素体少火郁而失于条达者，复感外邪以激荡，则郁而火壮，上窜空窍。此即论中所言“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第263条)。论中又云：“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第271条)，此间接地表述了伤寒三日，若脉不小，则即将发展为典型的少阳病。少阳病进入典型症状期，出现口苦，咽干，目眩(第263条)，在少阳伤寒则“脉弦细，头痛发热”(第265条)；在少阳中风，则“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第264条)等等。
    素体脾阳不足，运化无能者，感受外邪之后，阳虚益甚。此即论中所言“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第358条)。太阴病，经过四五日早期过程，即进入典型症状期，出现，“自利，不渴”(第277条)，“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  (第273条)。进入转归期，下利止，而能食则病愈；或“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第278条)。在太阴中风，则“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第274条)等等。
    素体少阴水火不足者，机体抗病能力低下，当外邪侵袭时，反应为一派虚寒衰惫之象。此即论中所言“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第282条)。少阴病，经过五六日之早期过程，即进入典型症状期，出现自利而渴，“脉微细，但欲寐”(第281条)，形成典型少阴病。进人转归期，  “虽烦，下利，必自愈”(第287条)，此属病势向愈的一面。但，少阴病是水火俱虚，全身性衰惫，因此少阴病多危笃，死证较多。
    厥阴寓阴中有阳之象，阴阳之间的关系趋于不稳定状态，机体感受外邪，激化浮动之虚火而发为厥阴病，火灼津液，病发消渴，此即论中所言：“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第326条)。其转归则“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第329条)；在厥阴中风，则“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第327条)。
    伤寒三阳三阴六病进入转归期，系伤寒六病的最后阶段。在转归期，由于正邪争纷，或正胜邪衰，而病愈；或邪猖正溃，而危笃；或正邪相持，而病情迁延。
    机体感受外邪，罹患伤寒，虽然因人因时而异，或有发为太阳病者，或有发为阳明病者，或有发为少阳病者，或有发为三阴病者，但是，不论体质强弱，性别长幼，天时地域，大抵有共同的发病规律：即早期一典型症状期一转归期。从具有非特异性症状的早期，到具有病证特点的典型症状期，继而到病情好转自愈，或转剧恶化乃至死亡的转归期，这是伤寒发病的一般规律。
    三阳病、三阴病各自由早期一典型症状期一转归期构成了伤寒六病发病的纵向发展过程。这种纵向的发展，是伤寒发病过程中固有的、稳定的、必然的变化，所以它反映了伤寒发病的一般规律。仲景在《伤寒论》中，把这种纵向的发展称之为“传”。
    《伤寒论》第4条云，“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第5条云，  “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第8条云，“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等等。在这几条中，“传”和“不传”都是表述伤寒发病的这种纵向发展。
    后世研究《伤寒论》，几乎无不言“传经”者，清代程应旄说：“观其标篇，只云太阳、阳明等，太阳、阳明字下并无‘经’字，何复言传!”①虽然《伤寒论》六病诸篇有若干条文论及“传”、“行”、“经”、“作再经”、“过经”、“到后经”、“复过一经”等，但终究没有“传经”一词。
    “传经”不是《伤寒论》固有的内容，而是宋代庞安时、朱肱，金代成无己在诠解《伤寒论》时，逐渐演化、  “创造”出的一个所谓“术语”。成无己在解释第23条：“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清便欲自可，……”时说：“伤寒八九日，则邪传再经又遍，三阳欲传三阴之时也。传经次第，则三日传遍三阳，至四日阳去人阴，不入阴者为欲解。其传阴经，第六日传遍三阴，为传经尽而当解。其不解，传为再经者，至九日又遍三阳，阳不传阴则解”①云云。成无己开全面注解《伤寒论》之先河，对仲景学说的传播和发扬贡献尤大，但他“创造”的这个“传经”说，则是谬误流传。对此，清代人闵庆芝曾有评论曰：“成氏释仲景书，阐明奥旨，惠及后世多矣，独于‘传经’少达，乃致穿凿之甚。”魏荔彤对此亦驳正曰：“仲景焉有此语!是以成注为经矣。”②成无己所“创造”的“传经”说，既歪曲了仲景书的原意，又不符合临床，但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大，致使谬讹流传。
    在伤寒发病过程中，由太阳病发展为阳明病，或由太阳病发展为少阳病，或由阳明病发展为少阳病，或由少阳病发展为太阴病等等，这在《伤寒论》中是存在的，但论中不称“传经”，而称之为“并病”、“转属”或“转入”，如第48条：“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第266条：  “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硬满·．．．．．”。
    “并病”，仲景用以表述伤寒从一种病发展变化为另一种病的量变过程；“转属”或“转入”则是仲景用以表述伤寒从一种病发展变为另一种病的质变过程。“并病”可能的最终结果是“转属”或“转入”。  “并病”是“转属”或“转入”的过程或中间状态；而“转属”或“转入”则是并病的结果。“并病”和“转属”在伤寒的发病过程中，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在伤寒发病的整体过程中，只是一种具体的可能性，而不具有普遍的、稳定的、固有的必然性。
    伤寒的“并病”和“转属”及“转入”是三阳三阴六病之间的横向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伤寒发病的复杂性。在伤寒发病过程中，三阳三阴各自受邪，其纵向的发展一传，即早期一典型症状期一转归期的过程，这是伤寒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而三阳三阴病之间横向的发展，即“并病”或“转属”、  “转入”，则是一种不稳定的可能。③
(四)《伤寒论》对温病的认识及与后世温病学说的异同
    伤寒与温病这两个术语均见于《黄帝内经》，尤其是《热论》中的一段著名的论断：“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几为业内人所共知。如前所述，这里的“伤寒”是泛指各种发热的外感疾病。在大约早于《伤寒论》、学术界普遍认为也是由汉代人撰著的《难经》中，对“伤寒”又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从中可见，在这一历史时期，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等热病都属于伤寒的范围。晚于张仲景100多年的晋代葛洪亦曾有云：“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冬月伤于暴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风冷，至春夏发，名为伤寒。其冬月不甚寒，多暖气及西南风，使人骨节缓堕受邪，至春发，名为时气。其年岁月中，有疠气，兼夹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如此诊候并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①其曰总名“伤寒”，意在说明这里之“伤寒’’是对当时的多种时行病的概括。
    几乎与《肘后备急方》同时代的陈延年《小品方》，对此又有不同的看法：  “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疗之病，天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而论疗者不别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宜辨。”②
    I叔和在《伤寒例》中云：  “今世人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医。医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无不效也。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在王叔和所搜采的仲景旧论中，对伤寒发病是怎样论述的呢?《伤寒例》云：  “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又云：“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从这些关于伤寒、温病、暑病等发病的讨论中，可见这些认识都是源于《黄帝内经》，说明从《黄帝内经》时代到《伤寒杂病论》时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关注和探索伤寒与温病之间的异同。
    张仲景认识到伤寒与温病的相同之处，即都是发热的外感性疾病，所以在太阳病篇集中论述了太阳伤寒与太阳温病。同时，张仲景也认识到太阳伤寒与太阳温病之间的不同，认为“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温病，后夏至日为病暑。”说明虽然温病、暑病、伤寒都属于伤寒的范围，但发病时节不同，且表现也各有特点，即太阳伤寒是发热、恶寒、无汗，而太阳温病则是发热而渴、不恶寒反恶热。其治疗方法也不尽相同，在伤寒，  “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而“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这种认识历经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之漫长的历史时期。
    也许正如清代杨栗山所言：“数经兵燹，人物两空”，“伤寒十卷，温病副之，想已遗亡过半”。也许是由于张仲景实践的条件和认识上的局限，不论什么原因，在今本《伤寒论》六病诸篇中，仅有第6条明确论及温病的证治，这在后世人看来，《伤寒论》确是详于寒而略于温。    ，
    面对几乎历年都发生的疫疠和多发的温病，历代医家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怎样诊治温病、温疫的抉择，要么遵循《伤寒论》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要么在临证实践中探索新理论、新原则、新方法。只有临证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才有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前景。
    至金、元时期，刘完素极力反对用辛温药治疗温病，指出“若以温热药解表，不惟不解，其病反而危殆矣。”他在《局方》凉膈散的基础上加味组成防风通圣散和双散散等凉性方剂，用以治疗外感热病。刘完素的实践和学术主张，在明代王安道的《医经溯洄集》中得到发展，他说：“伤寒即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之所以必用也；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独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后人所处水解散、大黄汤、千金汤、防风通圣散之类，兼治内外者之所以可用也。”又云：  “余每见世人治温热病，虽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①
    自明代以后，至清代，温病与伤寒在理论、原则、方法等方面逐渐走向两歧。清初，由于温疫流行，社会需求，临证需要，极大地促进了温病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时出现了一大批擅长治疗温病的医家，如叶桂、薛生白、陈平伯、吴瑭、杨栗山等，他们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或创见，从而造就了中国医学史上珍贵的温病学经典之作。
    他们在实践中提出了温病的发病学理论，逐渐认识了温病的发病规律及脉症特点，总结出温病的辨证治疗原则，创制出治疗温病的大量有效方剂。
    如叶桂(约公元1666-1745年)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  “伤寒之邪留连在表，然后化热人里；温邪则热变最速。”叶氏首创卫气营血辨证之法，对温病的发病、传变、病机、辨舌辨齿、辨斑疹白瘩、治法等等都提出独到见解，其所撰著的《外感温热论》被后世奉为温病学之圭臬。
    如吴瑭(公元1736-1820年)撰著《温病条辨》；创立三焦辨证。其自云：“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
    如杨睿(公元1705-不详)云：  “余于此道中，抱膝长吟，细玩《伤寒论·平脉篇》曰，清邪中上焦，浊邪中下焦，阴中于邪等语，始翻然顿悟曰，此非伤寒外感常气所有事，乃杂气由口鼻人三焦，怫郁内炽，温病之所由来也，因此以辨温病与伤寒异，辨治温病与治伤寒异，为大关键。”又云：  “温病初起，原无感冒之因，天地之杂气，无形无声，气交流行，由口鼻人三焦，人自不觉耳。不比风寒感人，一着即病，及其郁久而发也，忽觉凛凛，以后但热而不恶寒，或因饥饱劳碌，焦思气郁，触动其邪，是促其发也。不因所触，内之郁热自发者居多。伤寒之邪，自外传内；温病之邪，由内达外。伤寒多表证，初病发热头痛，未即口燥咽干；温病皆里证，一发即口燥咽干，未尝不发热头痛。伤寒外邪，一汗而解；温病伏邪，虽汗不解，病且加重。伤寒解以发汗，温病解以战汗。伤寒汗解在前，温病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温病下后，里清表透，不汗自愈，终有得汗而解者。”②象杨睿一样，每一位温病学家都有自己的实践体验，。都有自己的临证感悟，都有自己的理论建树。中医学对温病的认识经过了1500年的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终于认识了温病的脉象、症状特点，总结出温病的发病规律，形成了崭新的发病学理论，提出了符合病机、病情变化规律的治疗原则，筛选并创制出大量的用之有效的方剂。
    从温病学的发展来看，温病学当是源于《伤寒论》，从《伤寒论》研究史看，温病学又补充了《伤寒论》关于温病的理论与治疗方法的不足，从而又羽翼于《伤寒论》。近贤蒲辅周先生曾治朱姓病人，男，29岁。某医院确诊为“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后曾服大剂辛凉苦寒及犀角(现已禁用，以水牛角代)、羚羊角、牛黄、至宝等品，而高烧持续不退，神识如蒙，时清时昏，目能动，口不能言，胸腹痞满，大便稀溏，口唇干，板齿燥，舌质淡、苔白，脉象尺寸弱、关沉弦。证属湿温。分析脉症，属虚实互见，邪陷中焦之象，与邪人心包不同，用吴鞠通“湿热上焦未清，里虚内陷”的治法，主以人参泻心汤，去枳实加半夏，辛通苦降为法。白人参、炮干姜、川黄连、枯黄芩、法半夏、白芍药。服药后，尿多利止，胸腹满减，周身得微汗而热退。但此时邪热虽却，元气大伤，而见筋惕肉隅，肢厥汗凉，脉微欲绝，有阳脱之危，急以参麦散加附子、龙牡回阳固阴。台党参、麦门冬、五味子、熟川附子、生龙骨、生牡蛎。浓煎徐服，不拘时。渐见安睡，肢厥渐回，战栗渐止，神识略清，汗亦减少，舌齿转润，阳回阴生，脉搏徐复。后以养阴益胃法缓缓调养而愈。
    此例本暑湿为病，因寒凉过甚，·由热中变为寒中，邪热被遏，格拒中焦，故取泻心法。辛通苦降，病机一转，邪热顿折而大虚之候尽露，急用回阳固阴之剂，中阳以复，阴赖以存。综观治疗法度，方宗仲景，法取鞠通，伤寒、温病学说共存，经方时方并用。①；
    对于伤寒与温病的发病及治疗，近贤蒲辅周先生提出“始异中同终仍异”说，认为伤寒初起，其病在表，治法以辛温解表为主；温病初起，温邪首先犯卫，其病亦在表，但治法以辛凉透邪为主。可见二者之始，病因异，病症异，法则也异，绝对不可混同。若伤寒人里，证属阳明，寒邪化热，治宜白虎汤、承气汤；温病顺传，证属气分热邪益炽，治法自然一致。因二者之中期，·证治均相同，故无需寻求其异。至于伤寒邪人三阴，虚寒已见，则宜温宜补；温病热入营血，阴伤灼津，则宜清宜润。故二者之终，又见证治迥异，理应细加区别。②
五、关于学习《伤寒论》方法的建议
    (一)遵照《伤寒论》的原文，不能以己意篡改原文
    学习《伤寒论》只能以现在所能见到的各个传本为依据，研究其固有的内容，不能随意篡改内容。在《伤寒论》研究史上，以己见对《伤寒论》的内容进行改动，几成风气，如喻昌随意窜移条文，尤其是把有关柴胡汤的条文悉归并人少阳病篇，其影响及今。又如柯韵伯，对条文进行删改、合并，更不可取。今人则妄把有关四逆散的条文窜移到厥阴病篇或少阳病篇，并无视《伤寒论》原文称四逆散证为“少阴病”这样一基本事实。自从成无己删除厥阴病篇标题下“厥利呕哕附”五个小字，后世人以管窥之见对厥阴病篇，妄加臆测以自得，随意编排，从而扰乱了现存的厥阴病篇的内容。恩格斯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  “研究科学问题的人，最要紧的是对于他所要利用的著作，学会照著者写这部著作的本来的样子去研读，并且最要紧的是不把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包括进去。”这句话，虽然是一个19世纪的大胡子欧洲人在为《资本论》写的序言中说的，但对于20世纪和21世纪亚洲大陆关于古老的《伤寒论》的研究，似也有颇多启示，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二)学习前人的注释，但不能囿于或盲从前人的注释
  初学《伤寒论》者，借鉴前人的注释，作为人门的向导，本无不可，但初学《伤寒论》的人，由于没有鉴别能力，往往会把前人错误的理解，当成正确的结论而接受。如成无己“创造”的“传经说”，张志聪及其传人“创造”的“标本中气说”等被历代的不少人奉为“学问”去研究。事实已经说明，在前人的大量注释中，不乏谬误之处。
    如，旬读误断而释误者：第86条，“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峋。”其中“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柯韵伯作“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柯氏此解，影响及今。对此，钱潢曾驳正曰：  “额骨坚硬，岂得即陷。”钱氏所言有理，此节句读当作“额上陷脉急紧。”额上陷脉，指额上两侧凹陷处搏动之经脉。按，陷脉，见于《灵枢》  “九针十二原”和“小针解”篇，文曰：  “针陷脉，则邪气出”，“针陷脉，则邪气出者，取之上。”张介宾释之曰：  “诸经孔穴，多在陷者之中，如《刺禁论》所谓刺缺盆中内陷之类是也。故凡欲去寒邪，须刺各经陷脉。”①阴亏血虚的病人，误汗后，阴血骤然陡虚，反映在局部，额上两侧之经脉，搏动急剧劲紧，属亡阴之象。    ’
    又如，不明体例而释误者：第15条，  “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方有执释之曰：“气上冲者，阳主气而上升，风属阳，所以乘下后里虚，人里而上冲也。但上冲而不他变，则亦有可下之机，而不足为大误。然，终以不先解表，致有上冲之逆，故曰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言以桂枝汤与前番所下之汤法合汤，再行表里两解之，如桂枝加大黄之类是也。若不上冲，则非阳邪可知，故曰不可与之。”②方有执把“方用前法”讲成是“言以桂枝汤与前番所下之汤法合汤”，这是错误的。“方用前法”在《伤寒论》中，与“如前法”同，论中多见，在有关桂枝汤及其加减方的方后注中多出现，此指第12条桂枝汤方后注所要求的服桂枝汤后啜热稀粥、温覆等。对此，柯韵伯曾驳正曰：  “用前法是啜热稀粥法，与后文‘依前法’、‘如前法’同。若谓汤中加下药，大谬。”③
    又如，未详词义而释误者：第216条，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人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溅然汗出则愈。”本证阳明病，仲景诊断“此为热入血室”。张志聪认为“无分男妇而为热人血室，下血者，便血也”(0，柯韵伯认为“血室者肝也，肝为藏血之脏，故称血室”，“阳明热盛，侵及血室，血室不藏，溢出前阴，故男女俱有是证’’②。按，“热人血室”，前见于太阳病篇第143条、第144条、第145条，属妇人特有病证。又，本条另见于《脉经·卷九》，该卷系由妇人妊娠、产后、杂病及小儿杂病等9篇组成；本条还见于《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本篇又云：“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本证之“少腹满如敦状’’就是水与血结于血室的局部症状。就本条本证而言，“少腹满如敦状”，只能发生在子宫而不可能发生于冲脉、肝或血海。由此可见，在仲景的理论思路中，血室就是子宫而不是其他；第216条之“阳明病，下血”当属阴道下血无疑，“热人血室’’特属妇人病。张志聪、柯韵伯之解说，未详仲景词义，故其说非是。
    又如，不详义理而释误者：第104条“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  日晡所发潮热”，“潮热者实也”，成无己解释曰：潮热，“若潮水之潮，其来不失其时也，一日一发，指时而发者，谓之潮热。若日三五发者，即是发热，非潮热也。”③“潮热”这个术语在《伤寒论》中约出现10多次，从中可见：①潮热不等同于发热，即发热时不一定有潮热现象，故《伤寒论》中有“其热不潮”之说；②不论有无潮热现象，这些病证都有发热症状，即潮热是在发热症状持续存在的状况下的一种特殊发热现象；③虽《伤寒论》中多处提到日晡所发潮热，但日晡所发热并非都是潮热，同时，潮热也并非都发于日晡所。归纳起来，潮热不含有发热与时间的关系，而是表述病人发热的感觉，即在持续发热的同时，一阵阵地有如潮水上涌的烘热感，其时病人发热加重，反映出里热外蒸之势。这种发热现象，可以不定时地出现，而由于天人相应关系的影响，以午后四时前后尤为明显。在杂病，上午也可出现潮热，在阴虚火旺的病人，也可以于夜间潮热，并伴有盗汗。对于成无己的解释，日人伊藤风山驳之曰：“此说非也，《阳明病篇》曰，‘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果若如成氏所说，一日一发，指时而发者，谓之潮热，则‘发作有时’一句属蛇足。其说之非，可以知矣。”④
    在前人的大量注释中，正确的东西肯定是主要方面，但也不乏谬误之处，而且许多错误的东西，往往被后世人大量引证、承袭，从而形成“误读传统”，一代一代地误导初学者。
(三)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
    学习《伤寒论》一方面要审慎地借鉴前人的注释，另一方面还须谨防被谬说误导。在《伤寒论》研究史上，因因相袭的思维定势尤为突出，注家们往往不求甚解地承袭前人注释，从而形成比较顽固的“误读传统”，它阻碍了对《伤寒论》的正确理解。
    学习《伤寒论》，要学会运用校读的方法。这里所谓的校读法，如邵冠勇先生所说：“乃是一种读书的方法，即寓校于读中，将有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的读书方法。” 与一般阅读方法比起来，这是一种深入扎实的读书方法，是带研究性质的读书方法。比较是认识事物性质的重要方法，认识事物如此，读书及认识书中的内容也是如此。要想对古籍中的一些问题获得较深入的研究，而不是想当然的臆测，就必须把一些有关资料拿来进行比较研究。    ，
    学习和研究《伤寒论》，要学会利用本证本训的方法。所谓本证本训，是指原著固有之证据和训释。此类内容，有的出自著者本人之手笔，有的出自其同时代或相近时代人的手笔，这是解释《伤寒论》中有关疑点、难点的重要依据。与今本《伤寒论》相关的资料，莫过于该书各个不同的传本，如现今学习《伤寒论》，主要是以赵刻宋本为蓝本，因此《脉经》、《金匮玉函经》、《千金翼方》以及《太平圣惠方》中有关《伤寒论》的内容等都是校读的相关资料；同时赵刻宋本《伤寒论》中的《平脉法》、《辨脉法》、《伤寒例》以及诸可诸不可各篇，都是研读《伤寒论》不可少的校读资料。另外，在药物和方剂方面，要与几乎与《伤寒论》同时代的《神农本草经》及稍晚于《伤寒论》的《名医别录》中的相关资料进行校读。
    校读是弄明白、读通《伤寒论》的重要方法。
    比如，第35条中，麻黄汤方后注云：“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论中大凡方中有麻黄者，多要求去“沫”。为什么要去沫?如果没有陶弘景的一句话，“去沫”也许不会引起后世人的关注。陶先生解释说：  “先煮麻黄一两沸，去上沫，沫令人烦。”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关于“去沫”，果真成为问题，而为历代人所关注。柯韵伯臆说为“去沫者，止取其清阳发腠理之义也”，近人张锡纯则臆测为“麻黄发汗之力甚猛烈，先煮之去其沫，因其沫中含有发表之猛力，去之所以缓麻黄发表之力也”云云。自陶弘景以降1500年来，对麻黄先煮去沫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毫无根据的臆测之上。此属不明事理而释误。
    其实在今本《金匮玉函经》卷七“方药炮制”中早已有合乎情理的解释。据钱超尘氏考证，  “方药炮制”一节为南朝人所作。文中曰：  “凡煎药，皆去沫，浊沫难饮，令人烦。”“浊沫难饮”，一句浅显的道理，把问题讲清楚了。因为“浊沫难饮”，所以，“令人烦”。此处之“烦”是指胃脘中“搅扰纠结”的感觉，胃脘搅扰纠结、翻腾难忍，此乃是恶心欲吐之状。归纳起来，就明白了，原来“浊沫难饮”，令人恶心，所以要去其沫。在今人看来，不仅是麻黄沫“浊沫难饮”，恐怕凡是“沫”，都会有令人恶心之感。  
    又如，今人讲“结胸证”时，都把“结胸证”的主要症状讲成是心下与脘腹部的症状，而导致“结胸证”反而没有“胸”部症状，这种讲法是不对的。关于结胸，论中第134条云：  “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这一段讲的是结胸证的成因之一及病机和主要症状。其中一句“膈内拒痛”，方有执解释为“拒，格拒也，言邪气人膈，膈气与邪气相格拒，而为痛也。”①喻昌亦云：“膈中之气与外人之邪气相格斗，故为拒痛。，’①今人则把“膈内拒痛”讲成是“胸膈部疼痛拒按”云云。此属不辨通文而释误。
    按拒，推而向外之意。《韩非子·杨权》：“数披其木，无使木枝外拒。”注曰：“拒，谓枝之旁生者也。”在“膈内拒痛”中，拒，当训为支，可引申为撑、胀。拒痛即是表述由内向外的支痛、撑痛或胀痛。《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厥阴所至，为支痛。”王冰注曰：“支，柱妨也。，’按，柱通拄，拄妨，支撑也。《伤寒论》之“拒痛”犹《六元正纪大论》之支痛。又《伤寒论》第146条“心下支痛”，支痛即撑胀而痛。
    又，前文“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其“心中懊侬”之“噢侬”，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成无己注解谓：“懊者，懊恼之懊，侬者，郁闷之貌。即心中懊懊恼恼，烦烦依依，郁郁然不舒畅，愦愤然无奈，比之烦闷而甚者。”②方有执则释之曰：  “胸膈壅滞不得舒快也”。③这些解释对后世影响很大，今人仍沿袭其说，或曰：“心中烦郁至甚，扰乱不宁，莫可言喻之状”，或曰：“心里烦郁特甚，使人有无可奈何之感”，或谓：“烦乱不宁”、“心中烦乱不安至甚’’云云。这些解释都没有根据，都是想当然的臆说。此属未详词义而释误。
    《伤寒论》第238条有云：  “懊侬而烦”，在这里特别突出地把“懊侬”与“烦”对举并列，说明“懊侬”不同于“烦”，即在仲景的理论思路中，懊侬并无烦意。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懊侬不是烦乱不宁。那么，懊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在第221条中“心中懊侬’’与“胃中空虚”并列，在第228条中“心中懊侬”与“饥不能食”并列，反映出在仲景的理论思路中，懊侬和胃关系密切。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云：“心中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酒疸。”又云，酒疽下之“心中如瞰蒜芥状”，从中可以领悟，“心中懊侬而热”是言胃脘部的感觉，而不是“心脏”懊侬而热，与“不能食，时欲吐’’并见，显而易见，此“懊侬”是胃脘的症状，即仲景所言“心中如瞰蒜芥状”。那么，“心中如瞰蒜芥状”又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以今人容易理解的话说，就是“大蒜辣‘心’的感觉”，这是胃脘部的热辣感或烧灼感。
    对这种感觉，其实在《伤寒论》中早有本证，惜为后世人所未闻。《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有云：“伤寒头痛，翕翕发热，形象中风，常微汗出，自呕者，下之益烦，心懊侬如饥……”。本条亦见于《金匮玉函经·卷五》，又见于《脉经》：  “下之益烦，心懊侬如饥”。如此一句“心懊侬如饥”，讲清楚了两个问题，一是能引发饥饿感的只能是“胃”，所以此处之“心”是指“胃”而言；二是胃脘部“懊侬如饥”，即似饥非饥，只能是嘈杂感，而不可能是烦躁不宁或其他什么症状。
    又如，  《伤寒论》中多见“烦躁”这个词，同时也偶见“躁烦”一词。烦和躁，词义不同，表现不同。而两种不同的连接关系“烦躁”和“躁烦”却成为《伤寒论》研究史上的难点之一。问题缘于对第309条和第296的理解。第309条云：  “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第296条：  “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这两条表述的都是少阴病，都有吐利，都有手足逆冷，所不同者，一个是“烦躁”，一个是“躁烦”，一个是用吴茱萸汤治疗，一个是死证。于是有注家认为，第296条之证之所以是死证，是因为其人躁烦；第309条之证之所以不是死证，是因其人烦躁。成无己说：“所谓烦躁者，谓先烦渐至躁也，所谓躁烦者，谓先发躁而迤逦复烦也。”①成氏之说影响很大，后世人多从其说。此说非是。此属不明语言特点而释误。
    第48条：“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佛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本条在《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中复出时，“其人躁烦”作“其人烦躁”。又第239条：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其中“烦躁发作有时”在《金匮玉函经·卷三》中作“躁烦发作有时”；而恰恰是第296条：“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其中“躁烦”二字，在《金匮玉函经·卷四》同一条中作“烦躁”。这种一个词前后两个字相互置换使用的现象，不仅仅见于烦躁和躁烦，在今本仲景书中还见于“眩冒”与“冒眩”，“手叉”与“叉手”，“疼烦”与“烦疼”等等。这可谓是仲景时代地域性的语言习惯或特点。
    通过以上举例，可以举一反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以提高研读《伤寒论》的能力和水平。
    对《伤寒论》中的疑点、难点，若不下功夫，仅靠臆测、妄断，必谬误百出，而要作出正确的理解，得出正确的结论，其正确的方法，只能是充分利用本证本训，对《伤寒论》进行校读，进行还原分析，  “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在这里特别推荐彭铎《古籍校读法》中的一段话：“所谓古籍校读，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不过是汉代刘向、刘歆、杨雄等人古籍整理法的推广应用。按照他们的方式，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别录》)清代汉学家就学会了前一种做法，并把范围扩大到校正误字、衍文、脱文、错简以外的词义、句式、古字通假等方面来，我们现在可以再拓广一些，什么虚词用法、成分省略、语序颠倒、说话的逻辑、文章的繁简，乃至表达技巧，只要能比较的都一一悉心比较。”
    “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既是研究《伤寒论》的方法论基础，又是学习和研读《伤寒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具体方法。
(四)以《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为依据，从仲景书中求索用药思路
    仲景书中的方，一是“博采”而来，一是心悟独创。其对药物的应用，反映了那个时代对药物的认识水平。仲景用药的依据，一是《神农本草经》，一是自身和同时代人的临证经验。因此，要理解《伤寒论》中的方与药，首先必须弄明白张仲景选方用药的思路，即对论中的方药进行理论上的还原分析。
    自《伤寒杂病论》问世，其所载方剂历经近1800年的临证应用，其功效除了论中所表述的之外，经过历代医家的临证探索，其应用范围大大地被扩展了。经过后世人开发出的新功效，是《方剂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它反映的是后人在《伤寒杂病论》的启示下，在对药物认识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对仲景书原有方剂的持续开发应用。
    如桂枝汤，张仲景的应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第12条的应用为代表，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二是以第387条的应用为代表，调和营卫，小和之；三是《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此妊娠恶阻，以桂枝汤化气调阴阳。而后世人乃至今人对本方进行加减，其治疗范围扩展及内伤头痛、哮喘、心悸、口眼喁斜、中风昏迷、偏瘫、痢疾、肠痈、皮肤疮疡、湿疹、红斑等等，这些应用，是后世人的认识或发明，这是方剂学研究的内容。因此不能用后世人的开发应用来解说《伤寒论》的用药特点或规律。
    又如，理解葛根汤，必须以《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为依据，葛根，《神农本草经》称其“味甘平，无毒，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名医别录》谓其“疗伤寒、中风头痛，解肌发表出汗，开腠理，疗金疮，止胁风痛。生根汁大寒，疗消渴、伤寒壮热”。这是理解葛根汤中用葛根的惟一合理的依据，葛根在方中的作用应当是“解肌发表出汗，开腠理”，“起阴气”，生津液，舒筋脉。
    后世有诠解《伤寒论》者，以葛根入阳明经解说葛根汤中之葛根，其说有误。葛根大阻明经之说源于仲景之后1000余年的金元时代的李东垣、张元素。
    又如画逆散、论中第318条：“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组成四逆散的药物，除了柴胡、芍药、枳实、甘草之外，还有加减药物干姜、五味子、附子、桂枝、薤白等。其主要的药物柴胡，《神农本草经》谓：“味苦平，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名医别录》云：“除伤寒心下烦热，诸痰热结实，胸中邪逆，五脏间游气，大肠停滞水胀，及湿痹拘挛。”从中可以领悟，仲景在四逆散中用柴胡意在发越被寒湿郁遏之阳气，四逆散功在消阴霾，畅阳气，升清降浊。后世人讲四逆散为疏肝理气，是建立在后世人对柴胡的理解上，此属后世人的开发应用，不是张仲景的想法。若依据《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并连同加减法解说四逆散，则“疏肝理气”无从说起。柴胡人肝经，这是李东垣、张元素以后的认识。柴胡“平肝胆三焦包络相火”，这是李时珍的认识。同样是四逆散，在《伤寒论》中和在《方剂学》中应有不同的讲法。《伤寒论》讲的是“源”，《方剂学》讲的是“流”，侧重面不同。以后世人对药物的理解为依据，解说《伤寒论》的用药，可以说是《伤寒论》研究中的误区之一。
    在今本仲景书中，有不少“方”特别注明药物加减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仲景对药物的理解和应用思路。如第117条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以治“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其在方后注明言，“所以加桂者，以能泄奔豚气也”。第386条理中丸方后注云：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仲景用桂枝降逆，还见于《金匮要略》防己黄芪汤方后注：“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云：“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治其气冲”，服汤已，“冲气即低”，则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在仲景书中，对气逆上冲者，几乎都用桂枝。从中可见仲景用桂枝，除解肌之外，还常用于平冲降逆，这是仲景的创新。通过这样的校读，从仲景书之“本证”中，可以了解仲景用桂枝平冲降逆的思路。
    又如，小青龙汤、小柴胡汤方后注云：渴去半夏。后世人认为半夏化痰涤饮，尤其“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用小青龙汤，若渴去半夏，将何以化饮?实际上，渴去半夏是仲景刻意地加减。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要去半夏呢?因为半夏有麻辣味。《灵枢·邪，客》中半夏秫米汤用的是“洗半夏”，这里所谓的洗半夏，只不过是“用水洗令滑尽”而已。在仲景书中，方中用半夏只要求“洗”，这里的“洗”是什么含义?  《名医别录》作出解释：“用之皆汤洗十过许，令滑尽，不尔戟人咽喉。”可想而知，仅仅“洗”过的半夏其麻辣味之甚。从中可见，仲景所用的“洗半夏”与今人所习用的“制半夏”是不可同日而言的。因此尽管仲景用半夏化饮治水，但只用其止呕，而决不用其止渴。试想，若“渴”不去麻、辣、涩之半夏，岂不犹火上浇油、饮鸩止渴欤?运用校读之法，可以知道仲景为什么“渴去半夏”。
    又如第279条，“太阳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要理解仲景此处之用芍药，当与有关条文对勘。如第96条小柴胡汤方后注云：“腹中痛者”，“加芍药三两”；第317条通脉四逆汤方后注云：“腹中痛者”，“加芍药二两”；《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并治》之防己黄芪汤，“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用之，“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在《水气病》篇“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用之，“腹痛加芍药”。从中可以领悟，仲景用芍药治腹痛，意在用其开破之性，以破寒湿凝结之滞，通络以止痛。
    又如第30条云：“附子温经”。关于“附子温经”的作用，可以通过对仲景书中的有关条文的校读，得以领略。第20条云：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方用桂枝汤再加附子，名曰桂枝加附子汤。第22条接续第21条云：“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  “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第155条：“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方用大黄黄连泻心汤加附子，名曰附子泻心汤。《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之越婢汤方后注云：  “恶风者加附子一枚。”上述诸证之所以用附子，均缘于其证或是恶寒或是恶风，或是恶寒、汗出，其用附子，意在温经、扶阳、止汗。从对这些条文的校读，可以了解仲景对附子温经扶阳的认识。
    这种方法对研究仲景用药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不可替代的学习和研读《伤寒论》的重要方法。
  (五)不要把后世人的诠解混同为《伤寒论》的内容
  《伤寒论》自成无己开全面注释之先河，其后，全文注解诠释者代有其人，这些诠解，极大地促进了《伤寒论》的研究和传播。与此同时，注家们在诠解过程中，无不把自己的理解掺杂进去，从而在《伤寒论》研究史上，也不乏违背历史与逻辑的现象，即把后世人的想法强加于《伤寒论》，尤其把金元以后的思想强加于张仲景，围绕《伤寒论》演绎出一些所谓的“理论”、“学说”、“术语”等，这些内容泛滥于《伤寒论》的解说或教材中，从而误导后学。于是《伤寒论》的注疏之作，虽汗牛充栋，但急功近利、空疏之风而导致鱼目混珠者亦大有之。关于这一点，清代柯韵伯曾尖锐批评，他说：“何前此注疏诸家，不将仲景书始终理会，先后合参，但随文敷衍，故彼此矛盾，黑白不辨，令斌硖与美璞并登，鱼目与夜光同珍，前次之疑辨未明，继此之迷途更远，学者将何赖焉!”
    后世人，尤其明清以后，不少注疏之作多以自己的理解对赵刻宋版《伤寒论》的内容进行切割，对条文重新进行组合。
    如以病证分类者：有明·林澜《伤寒折中》，他按自己的理解，把太阳病分列为：
    中风表证、伤寒表证、风寒两伤证、表不解水停心下证、汗后余邪证、汗后坏证、误下表邪未解证、误下坏证、吐下汗下坏证、误与桂枝厥证、火劫坏证、误吐证、邪客胸中证、太阳桂枝加葛根证、太阳葛根证、太阳白虎证、太阳半表里证、半表里坏证、半表里支结证、半表里兼下证、太阳下证、结胸证、痞证、热结膀胱蓄血证、太阳传本证、太阳饮证、太阳腹痛证、悸烦悸动证、太阳四逆证、刺期门证、温病证、风温证等等。
    与这种切割分类方法相似的还有清代沈金鳌的《伤寒论纲目》、钱潢的《伤寒溯源集》等，它们更多的是以症状为纲对原来的条文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方法含有较多的主观成分，其分列的标题，其中虽然也有《伤寒论》中的术语，如结胸、脏结、痞、协热利、惊、狂等，但更多的则是按作者们自己的想法拟定的。
    有以方为纲分证、分类者，如柯韵伯的《伤寒论注》，对赵刻宋版《伤寒论》进行切割，以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等为纲。又如徐大椿的《伤寒论类方》，以“方”为标题，对赵刻宋版《伤寒论》进行分类。[DISABLELB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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