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李致重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中西医配合

告别结合才能走向中西医配合之路
李致重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香港 999077)

“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配合”，虽然一字之差，其含意却相去甚远。应当说，从告别“结合”到走向“配合”，既是对中、西两种医学相互关系认识上的突出进步，也是在谋求中医复兴过程中长期反思的经验总结。
近半个世纪以来， “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中西医结合”，可以大体概括为“主观愿望—西化中医—中医衰落三步曲”。当初欲“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合起来”，“创造”合二而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时候，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尤其在科学与逻辑学意义上的中医、西医的定义，医学界至今尚未形成共识。后来的“中西医结合”过程中，由于人们头脑中只认可西医的观念和方法，而又怀疑或不承认中医的科学价值，于是合二而一的“结合”遂被扭曲为“西化中医”。 其实，在“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之间，用一者的方法“改造”另一者，本来就是行不通的。但是，“不可为”而又数十年的“强为之”，则无可幸免地造成了中医衰落的历史性灾难——学术素质在两化中下降，理论体系在西化中异化、解体。面对今天依然高唱着的“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重要途径”的口号，人们不禁要问：中医衰落了、中医丢掉了，这时候难道就不能想一想结合什幺、同谁结合的问题吗？
我们主张 “中西医配合”，不仅因为“配合”与《宪法》总则“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精神和“中西医并重”的总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更主要的是因为“中、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而且两种医学体系之间是不可通约、不可翻译的。所以，不管讨论“结合”还是“配合”，都必须从这一学术事实谈起。
一、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
中医与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里，各自均包含着科学、技术、经验三方面主要内容。而两种医学的科学部分，即基础理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是各自的核心。所以讨论中、西医两种医学科学体系的关系时，就需要从它们的核心着眼，从定义入手。
（一）中医和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
本人在《中医复兴论》（1）一书和“中西医配合清议”（2）、“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3）等论着中，对中医和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是：
“中医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方法，研究证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
西医生物医学（统称“生物医学”）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   
这两个定义都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各自基础理论所揭示基本原理所做的界定或解释。按照科学定义的一般原则和逻辑形式，上述两个定义，相信没有错误。
对于中、西医这两个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这里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作以说明。
（二）关于研究对象
1．研究对象代表了一个学科的本质属性，绝大多数的学科定义，都是以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为依据的。这一点，当代医学界不自觉地疏忽了。
多少年来，人们总是把中、西医共同的服务对象，误解为各自的研究对象。应当指出，服务对象是对医学的社会功能而言的，而研究对象指的是医学科学的立足点或者出发点。正是因为中、西医各自只研究了关于人的一部分生命现象，或者全部生命现象中的某一些层面，所以才形成了两种不可通约的医学科学体系。
2．中医定义中所讲的“证候”，是中医研究的对象。它是“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变化。”（1）
作为中医研究对象的证候，其特点有四。其一，它是活着的人身上才可以观察到的；其二，它是人的有机整体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其三，它是以状态，或者信息、现象的形式反映在人们的感观之中的；其四，它是以不断运动、变化着的过程来反映人的生命的。
从因果关系而言，中医所研究的证候，其实是果而不是因。证候的出现及其运动、变化的原因，是人的四方面因素，或者四种属性的人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这就是社会属性的人，自然属性的人，精神情志属性的人和有机整体属性的人。所以，要想认识证候的运动、变化规律，必先了解这四种属性的人及其相互的作用和关系
3．西医的生物医学所关心的研究对象，是构成人的各个部分，即整体层次以下的各部分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西医的生物医学不甚关心整体层次上的证候。迄今为止，它所研究的内容，按自上而下的从属关系而言，主要包括了人在组织器官，细胞和分子三个层次上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这三个层次，也可以称之为组织、器官水平的人，细胞水平的人和分子水平的人。
4．基于中、西医在研究对象上的上述差异，至少有五个方面是不可忽视的。
其一，中医着重研究的是整体层次之上的运动状态，西医着重研究的是整体层次之下的结构形态。
其二，中医着重于生命的时间过程，西医着重于生命的空间结构。
其三，中医所研究的人“大”，西医所研究的人“小”。中医通过证候，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有机体四方面属性，统摄到一起。而西医生物医学中的“生物”，其实就是动物，人的精神情志在这里被淡化了。而且从进入器官水平开始，解剖刀下的动物其实只剩下了作为“原质”（4）的物——新陈代谢前提下的人，其在生命整体上的真实内容，从此看不见了；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等方面的真实内容，在这里更看不见了。
其四，西医虽然也有生物、社会、心理医学之说，但是三者的研究对象各自独立。因此三者是相互不可通约的三个医学分支。
其五，中医与西医生物医学的研究对象各异，两者必然是不可通约的关系。研究对象决定了一个学科的本质属性和特点，所以中医与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更是必须的。
（三）关于研究方法
在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即认识和改造研究对象的方式或方法。所以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动力。为此人们常说：“科学总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而进步的”。
1．到目前为止，人类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只有两大类。即还原（分析）性方法和系统（综合）性方法。
还原性方法首先相信，复杂的事物不过是不同部分或者不同原子的不同组合。于是对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加以研究，相信可以找到事物的终极本源。而系统性方法所适用的，是还原性方法无能为力的多层次、多变量的复杂、运动、开放性的事物。于是系统性方法主要通过这些复杂、运动、开放性事物的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动态性的探索，来认识人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消亡的本源。
2．阴阳五行的方法论特点及其价值，由于时代和思想的种种局限，人们至今对其带有不少习惯性的偏见。
按照系统性方法的原理，人类所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经历了数千年防病治病实践检验的第一个成功的人体系统理论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1）
其实，世界著名的系统论专家钱学森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指出，人是典型的“开放性复杂的巨系统”，而“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
台湾学者邝芝人先生在其出版的《阴阳五行及其体系》一书（5）中，也把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相提并论，并开宗明义地指出：“阴阴五行作为一般系统理论。”
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先生，在探索为什么“将人类的自然知识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这一难题时（6），透过19世纪莱布尼兹从宋代邵敦颐的《先天卦图》悟出数学二进制的事实，将这一难题的答案与《易经》的阴阳学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0世纪60年代美国数学家里.查德创立了模糊数学。而模糊数学的基本原理，早就包罗在中国的阴阳学说里，运用在中医的《黄帝内经》中。
由此可见，阴阳五行既可以说是古老的，也可以说是最现代的。当代的中国人尤其需要懂得，真正的科学本来就是超时空的。如果人们放下自己的私欲和偏见之后，就会知道“古老”与“现代”，并不是衡量科学真理性的客观标准。如果面对20世纪轰动世界的一般系统理论，人们能够公平地对待阴阳五行学说时，一般系统理论发明权的这顶桂冠，无疑属于中国，而且更属于中医。
3．从科学发展史与科学分类的角度，正确理解两类方法论的关系。
当代中国人对阴阴五行学说的无视和非议，不只是简单的数典忘祖，而是对人类科学发展史和科学分类学的常识性无知。以下六个事实，不容我们忽视：
其一，人类文化科学历史发展的整个长河中，有两个高峰时期。第一次高峰在春秋至秦汉之际，第二次高峰在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以后。
其二，从方法论、认识论而言，第一次高峰以综合—演绎（亦即系统性方法）为基础，第二次高峰以分析—归纳（亦即还原性方法）为基础。
其三，第一次高峰中，东方与西方处于思想相似、成果相近的同一个鼎盛时期。由于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国所独有，因此中医在中国崛起并日趋成熟，而且直到今天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
其四，同样在第一次高峰中，东方与西方都出现过人体解剖学的萌芽。尽管那时西方的人体解剖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但是难以突破的“萌芽”正是那一时代还原性方法明显滞后的反映。而且这种滞后不仅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所以西医没有在当时的西方崛起和成熟，也就像西医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出现一样。这是还原性方法自身的发展历史决定的，与中国的阴阴五行学说或者系统性方法无关。
其五，第一次文化科高峰的历史跨度，计算其首尾，大体为一千年。后来到第二次文化科学高峰的来临，中间相隔了近一千五百年。文艺复兴以来，还原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确比西方晚了二、三百年。但是从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的历史跨度来看，当代的中国与西方其实都处于第二次人类文化科学高峰的同一个历史时期。对于形成这一时间差的原因，应当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方面作分析，而不能将它视之为《易经》对中国近代还原性科学的束缚，更不能归咎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
其六，如果说还原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落后于西方诸国，那只是还原性科学范畴内，水平的高低与时间的先后问题。这不是系统性科学与还原性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是历史或文化科学本质上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来讲，埋怨《易经》“制约了近代科学（注：实为还原性科学）在中国的产生”，是科学发展史和科学分类的常识性错误；埋怨“阴阳五行玄而又玄”，是站在近代还原性科学观点上对系统性科学的无知和武断。
４．创造统一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在方法论上找不到支持。
对于坚持中医与西医可以统一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观点来说，在科学研究方法上提出的质疑是：如果系统性方法和还原性方法可以合二而一，或者逻辑学上的综合—演绎法和分析—归纳法可以合二而一，那时候再来讨论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也许才有基础，也许才是时候。但是系统性方法和还原性方法、综合—演绎法和分析—归纳法的合一问题，至今是世界上的科学哲学界尚无人想象、无人提及的问题。所以“合一”之说是不着边际的梦想，是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四）关于两种医学概念的差异
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特定的研究对象，将逐步地形成了语言文字元号所表述的特定的概念（范畴）体系。一个成熟的概念（范畴）体系形成，则标志着一个新的学科的产生。所以以下从概念的特点对中、西医差异的比较，也是十分重要的。
１．从逻辑学上看，表述科学体系的概念（范畴），可分为两大类，即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
逻辑学上的具体概念，是以内涵的形式，来揭示所表征的事物“是什幺”的一类概念。换言之，以揭示事物的“是什幺”为特点的概念，在逻辑学中称之为具体概念。
用还原性方法研究事物形态结构与功能的学科，其名词术语多是具体概念。例如，西医生物医学中的血管、神经、骨骼、体液、心脏、肝脏、大脑、细胞、分子、基因、细菌、病毒、肺炎、肿瘤、肝硬化、脑溢血、胸腔积水等等概念，都是具体概念。它的内涵必须清楚地揭示该概念所表征的事物其形态结构和功能究竟“是什幺”状况，或在原来基础上有什么变化。
逻辑学上的抽象概念，通常是以揭示该事物“像什幺”为其特点的概念。抽象概念在形上学中，也称之为模拟概念。
用系统性方法研究事物运动状态（信息、现象、证候、物候）的学科里，其名词术语也多是抽象（或模拟）概念。例如，形上学、哲学里的万有、万物、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现实、潜能、存在、本质、阴阳、天地、道、德、理、气、性、太极、两仪、四象、术数、五行、对立统一、质量互换、矛盾、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唯物论、唯心论等等是抽象（或模拟）概念。又如，系统性科学里的信息、控制、系统、要素、整体、部分、联系、有序、动态、自稳态、自组织、模型、反馈、负反馈等等也是抽象（或模拟）概念。再如，中医学里的藏、府、奇恒之府、经络、别络、孙络、元气、卫气、营气、宗气、天癸、血海、命门、从革、仓廪、曲直、炎上、润下、风、寒、燥、湿、火、暑、太阳病、阳明病、火逆、厥证、脱证、痰饮病、水气病等等也都是抽象（或模拟）概念。
所以，两类研究对象和相应的两种研究方法在本质上的差异，决定了两类科学的概念（范畴）特点的根本不同。
２．比较中、西医两种医学的概念差异，必须从本学科产生的源头上做分析。一是中、西医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二是中、西医的研究方法根本不同。在这两个前提下，才有中、西医的第三个根本不同。即中医名词语术大多是抽象（模拟）概念，而西医的名词术语大多是具体概念。
不了解这三条根本不同，直接捧着中医书和西医书就想做中西医比较，难免要陷入扑捉迷离，甚至本末颠倒。在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司空见惯的望文生义、偷换概念的错误，就是这样产生的。尤其有些名词术语，表面上的文字符号相同，但在各自医学体系中的内涵却各不相同。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望文生义、偷换概念，更难以幸免。例如，中医的“心”在系统论里称作“理论模型”，它是“君主之官”，“主神明”、“主血脉”，“开窍于舌”，“应于夏”。而西医的“心”是“血肉”之器官，它是循环系统的核心，起着推动血液在全身循环的作用。又如，中医的“肾”是“先天之本”，它“藏精”、“主水”、“主骨”、“生髓”、“主脑”、“主生殖”、“司二便”。而西医的“肾”是泌尿系统的主要器官，通过尿的生成和排出，以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相对稳定。
基于上述，只有懂得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概念的决定性，才能真正懂得表述中、西医两种理论体系的概念，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如若不信，那就请问，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将抽象（模拟）概念的心、肾，与具体概念的心、肾“结合”为一呢？
二、“中西医结合”的危害及其产生的根源
“中西医结合”是由长官意志演变而来的行政号召。但是，要把行政号召转变为学术行动，则必须做深入广泛的学术论证。遗憾的是，学术界从推行“创造”的起步阶段起，一直没有对中、西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的特点做深入的比较研究。更不可思义的是，在怀疑或不承认中医自身科学性的情况下，把中医视为经验疗法或经验医学。这就注定了“中西医结合”不可避免的尴尬结局：其一，“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必然要陷于没有结果的茫然状态，或者口号驱使下的混乱局面。其二，“中西医结合”一开始，便踏上了验证、解释、改造中医的道路，即一条“西化中医”的道路。几十年来“西化中医”的道路，对中医的危害是十分惨重的。
（一）对中医的危害
１．“中西医结合”对中医学术发展带来的危害，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长期“西化中医”的做法，造成了社会上、学术界对中医的严重信念危机。
其二，在科研工作上占主体地位的“西化中医”的所谓“研究”，逐步造成了中医概念体系的异化和解体。
其三，中医理论体系的异化和解体，一步一步地影响到中医医疗、教育领域，形成了全方位的中医理论发展式微，辨证论治技术水平下降的局面。因而使整个中医正朝着“经验化”的水平，向后倒退。“经验化”的倒退不断持续，迫使中医正面临着重返《黄帝内经》之前的经验医学时代的危险。
其四，“西化中药”几乎成为“中药现代化”的独木桥。几十年来真正称得上“西化”成果的，只有青蒿素一种药。而绝大多数“西化中药”的努力，正陷入“非中非西”的困境。（注：“非中”是指已经在理论、临床标准上脱离了中医药体系；“非西”是指没有达到西药的一系列规定标准。）这些“非中非西”的所谓“新药”，不可能进入西医的领域，却以“创新产品”的名义困扰着中医的临床治疗。清开灵、葛根酮、大蒜素、川芎嗪以及丹参、参黄注射液等等直接输入静脉的针剂，就是典型的“非中非西”的产物。这些药分明“西药化”了，却称之为“现代化”的中药。世界上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西医药界，会不负责任地将这些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西药”用于西医的临床。把这些“西药化”的药物用于中医的临床，难道是对人民的生命，对中医的科学原则负责任的做法吗？
２．“中西医结合”对中医学术队伍带来的危害，可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中医当代的真正困难，不是中医学自身的问题，而是从事中医工作的人的问题。几十年来“西化中医”的种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当代中医队伍群体素质的下降。最突出的事实是，在近代科学主义和伪科学面前，中医队伍里连捍卫中医科学地位的勇气和能力，竟然也显得格外不足。
其二，面对“西化中医”中近代科学主义和伪科学的持续泛滥，中医队伍的医学良知受到了摧残。听之任之，得过且过，甚至“共同参与”，这是比中医学术素质下降更为严重的当代危机。
（二）导致上述危害的根源
导致上述诸多危害的根源，概括而言，有三个方面。
１．机械唯物主义和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的观点，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把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为一切科学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即近代科学主义。一百多年来的这一“泊来品”，与“西化中医”的种种做法直接相关。
２．是民族虚无主义和简单化的哲学代替论的影响。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对号入座地解释阴阳五行，始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杨则民的《内经之哲学的检讨》。“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这是毫无疑义的；哲学的普遍原理不能代替各门科学的具体规律，也是人所共知的。哲学不能代替一般系统理论，同样也不能等同于模糊数学。而当代中医在代替论的影响下，又给阴阳五行加上了一顶“朴素”、“自发”的帽子，这就进步加深了对中医阴阳五行的偏见和歧视。科学研究方法的丧失，是内源性的危害，因而直接导致了中医学术的萎缩。
３．由主观愿望和长官意志演变而来的行政口号，取代了对中医科学管理。管理也是一门科学，软科学与科学学是其基础。“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创新”、“发扬”等口号，主观愿望和长官意志的成份太多，而科学含量明显不足。连“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这些基本概念的定义都模糊不清，行政口号必然流于形式，行政管理必然陷于盲目。
三、近期“中西医配合”的两个阶段
“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这是我国《宪法》总则“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和“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的科学基础。所以，“我们把中医和西医喻成一个人的左手右手，一只鸟的左翼和右翼。”在这一前提下，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不是“合二而一”的“结合”，而只能是临床特色与优势的“配合”。
我们所讲的“中西医配合”的基本含义是：“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实践过程。”进而言之，这种“配合”的具体要求是：中、西两种医学在科学理论层面上应当并重共存，在临床技术层面上坚持优势互补，在临床经验层面上提倡相互借鉴；“配合”是中、西医工作者的共同责任，在提高疗效、服务病人的前提下，努力做到相互尊重、发挥优势、坦诚合作；“配合”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实践过程，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增进两种医学的交叉与沟通。应该说，当前正处于拨乱返正阶段，也是起步阶段或奠基阶段。有两项战略任务，是这一阶段不可忽视的重心。
（一）正本清源、回归中医
１．旗帜鲜明地告别“中西医结合”，认真反思和总结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和“西化中医”所造成的学术混乱和危害，从思想上、学术上彻底回到《宪法》精神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上来。
２．重树中医的科学信念，重拾中医的科学地位，把复兴中医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突破口。
３．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核心，开展正本清源的学术研究；以经典医籍为重点，提高中医队伍的学术水平。在此基础上，加大改进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的力度。
（二）以临床为重点、推进中西医配合
１．在中、西医的科学理论层面，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原则。这是推进中西医结合的基础和前提。
２．在中、西医的临床技术层面，贯彻保持特色、发扬优势、中西互补的原则。这就是努力实现中、西医两个临床高水平的共同发挥，以最大可能地提高疗效，造福于病人为目的。
３．发挥中国两种主流医学的独到特长，在中西医配合中促进中、西医的各自发展，并不断总结两个临床高水平共同配合的成功经验。为推进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有机配合做出表率，为中医学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致重.中医复兴论.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 李致重.中西医配合清议.台北.自然疗法2004年第3期
[3] 李致重.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北京.中医之魂.2004年第2期
[4] 曾仰如.形上学.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1月增订版
[5] 邝芝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9月增订2版
[6] 岑逸飞.悟得智能.香港.明窗出版社有艰公司.2003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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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新时期中医药发展战略与政策论坛论文集 ]

好，很好，非常好！

前骷髅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