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令人不解的谜

[watermark]一、问题的提出
近二、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琢磨一个不解之谜：当今社会，大凡六十岁以下的中国人，大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读鲁迅的书长大的。按理，这一代新人所造就出来的社会，当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出现：民富国强，人我和谐、人与自然和谐，风调雨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可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别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知有国，不知有民族；只知有外国人，不知有中国人；只知有西医，不知有中医；只知道德败坏，不知礼、义、廉、耻。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这不是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谓“弱肉强食”、满藏杀机的禽兽社会吗？为什么达尔文的禽兽社会却成了人类的中国社会呢？在具体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事实，却是一个个让人感到困惑。如：科学技术进步了，文学艺术庸俗了；经济繁荣了，政治腐败了；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生活贫乏了；人的寿命愈来愈长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却愈来愈苍白了；人的头脑灵了，人的情感却冷了；人的理性高级了，人的道德却丧失了；户户罗绮家电，却盗贼蜂起，贪污诈骗横行；人类社会的财富增加了，人类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灵生态却大大地恶化了；医疗卫生水平大大提高了，但人类精神性疾病的发生率也大大上升了，而且精神的抑郁症、狂躁病愈来愈成了人类，尤其青少年一代的最大的杀手。总之，好的坏的一起来，究竟人类的未来是好的占主流呢还是坏的占主流呢？谁也说不清楚。但事实上已愈来愈明确，以天灾为主变成以人祸为主了。这就是困扰着我们的“谜”。其所谓“谜”者，就是一种文化之象的创造者的后裔，在文化上彻底皈依了别种文化，在种族上灭绝了，那么这种文化便成了“谜”。很明显，这个困扰着我们的“谜”，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要解释这个困扰我们几十年的“谜”，绝不是我这样弱智的人所能阐述清楚的。但不使这个“谜”再继续困扰下去，我只有戴上假面具，做一回“发高烧”的人，满口胡言，说一通“胡话”。当然这番“胡话”自然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能做为“贻笑大方”的笑柄而已。可以骂我“无耻”，可以骂我“糊涂虫”，但只求不骂我“假洋鬼子”就够了。
                    
                二、鲁迅与胡适心目中的中国文化
要探讨困扰我们的这个“谜”，还得从“新社会”、“红旗（红色政权）”、“鲁迅的书”这三者着手。然而这三者（社会、政权、文化）之中，以“文化”最为紧要。而谈中国文化，就得谈鲁迅与胡适。因鲁迅与胡适进行“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时代，西方文化通过军事的征服与经济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表现着自己的优势。不可避免，中国也陷于西方国家政治干预与支配的局面并面临着亡国的巨大危险。中国的政治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中国文化危机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
鲁迅是这样认为的：只要解决了中国的政治危机，也就解决了中国的文化危机。因为鲁迅并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存在有什么缺陷，只是中国的当权者个人道德素质的低下，造就中国的政治腐败，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改善腐败的政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革命。很明显，鲁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政治的体现者，将“文化”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鲁迅在1918年5月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小说，发出了“礼教吃人”的呼号与控诉，并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说明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就有四千年的“吃人历史”，可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吃人的传统文化”。所谓“难见真的人”，说明四千年的中国社会，是野兽吃人的禽兽社会，“真的人”几乎被吃光了。所以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说明只有坚决地、“毫不宽恕”地扫除“传统”文化，才可挽救孩子。
胡适的看法有所不同。认为中国政治的腐败，恰恰是由于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存在着难以改造的缺陷，因而，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本方法，就是在于改良旧的文化而代之以新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存在着难以改造的缺陷有以下五个方面：
⑴、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在他看来，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他对中国旧礼教的猛烈抨击，就是基于这种来自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
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和圣肾的教导就是真理；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罪不容诛。他认为如今必须一一重新审视。胡适说：“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所以，他提倡用理性审视一切，也主要源于现代西方文化。
⑶、胡适要人们“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反对专制统治养成盲从盲信，“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⑷、胡适一贯致力于提倡用进化观点观察万事万物。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⑸、胡适认为在中国必须建立民主制度。为了确立民主制度，必须实行法治。民主与法治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长治久安之路。
以上就是胡适以西方文化来弥补中国文化之缺陷。用胡适的话说：“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可见，胡适是在保存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而形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明智的。
但是，我们认为胡适介绍上述的西方思想，应该是弥补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的缺陷。胡适要求民主、自由与法治，也是针对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而言。说明胡适也是将“文化”与“政治制度”相混了。
为什么鲁迅与胡适都将“文化”与“政治体制”相混了呢？看来，当时将一切文化现象都归结为政治活动的做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可能这就是中国儒家的“政教合一”的悠久传统。可知就是这种传统成了中国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说明白些，中国传统文化不会有什么危机，真正的危机是政治危机。因为在中国，文化为政治所控制，为政治服务的。因中国文化是讲“礼”的，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是中国的政治家们，是不讲礼的，正如鲁迅所言：只要能打倒敌人，“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只相信“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个准则。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摆脱不了政治家们铁腕的控制与掌握。要想中国文化从政治的束缚中独立出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但当政治家们一旦控制了文化，就会反过来保护这种文化的权威而不使侵犯。所以，中国的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一般是专制独裁，不讲民主与自由的。可知，不民主、不自由是帝王政权的产物，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如此看来，胡适要以民主与自由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是找错地方了。
由于鲁迅与胡适不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内容，就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就盲目地横蛮地扫除中国自己的“传统”。有人说：“完全抛弃这种传统，又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杀与中华文明的终结”。我们认为，抛弃了这种传统，说是“中华文明的终结”，这是对的；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杀”，却是极其错误的。不是自杀，而是“被杀”，是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所杀。
中国传统文化被“扫除”，这意味着什么？蒋庆在《政治儒学》中说：“依中国人的历史观，亡国不可怕，亡国可以复国，社会生活依然存在；亡天下亦不可怕，亡天下亦可复天下，社会生活亦依然存在；中国人最怕的是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价值，亡价值则使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能，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被“扫除”，迎来“西方文化”，这就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灭亡，中国人就失去了做人的价值，中国社会就成了“虎狼”禽兽的社会。连“救救孩子”的机会都没有了，真是“难见真的人”的禽兽社会了。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走错了路，竟使他们自己成了出卖中华民族的罪人。
自此之后，中国人哪有民族的尊颜，哪有民族的自信心，其所造就的新一代，全成了西方人的奴才。在这“新一代人”的心里，什么都是西方人的好，特别是医药这一行，都以“进口”为荣，西药压倒中药，西医消灭中医，已“全盘西化”。所以有人感叹地说：“在中国的国土上，造就出来的人已经没有一个中国人了”。
                       
                           三、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
我们认为：中医学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西医学体现着西方文化。中医与西医经过几十年的实际较量，特别是对同一种病经过几次对比治疗，都是中医优越于西医。因为中医的“辩证论治”是辩证的，而西医的“仪器检测的化验单”是形而上学的。究竟谁科学谁不科学，人们心理是很清楚的。为什么西医要步步紧逼中医、要消灭中医呢？是西方文化优越吗？鲁迅与胡适总想用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来规范中国文化，可是中国的西医却无民主与自由可言，总是霸道。说明鲁迅与胡适对西方文化也是不了解的；“新文化运动”的先进分子们，既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不懂得西方文化，他们不是在盲目“扫除”传统，盲目追求“真理”吗？不能不令人有疑。为了要弄清事情的真象，我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什么是中华民族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
甲、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有二：①、古代中国人是以阴阳五行来体验生活的。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事、物，无不具有阴阳五行之性。无论是天体运行、季节变化，还是人体机能、个人命运，都是阴阳消长、五行盛衰之象。这样，通过阴阳五行，把“天地、人、社会”统一为同一、和谐的整体。这种统一的整体性，谓之“大一统”。古代中国人的“大一统”，始于周人，周人信奉的“天”，就是“大一统”体验之象，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天下一统”之象，也就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有民主，有自由，无所谓冲突；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基础是孔孟之道伦理道德，在“大一统”的群体之中，重视人伦和谐，强调“仁者爱人”，以“和”为贵。也就是说以孔孟“性善”之说，做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
在古代中国，在“大一统”群体之中，虽有孟子“人之初，性本善”之说，但也有荀子“人之初，性本恶”之说。这两说是我国学术史上，未曾解除之悬案，两说对峙了二千多年。孟子说，人性皆善，主张仁义化民，有民主，有自由。宋儒承袭其说，开出理学一派。荀子反对其说，谓人性皆恶，主张以礼制裁之；他的学生韩非，以为礼之制裁力弱，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强，遂变理学而为刑名之学。给民主与自由以种种约束。于是儒法两家，不但在学说上，而且在政治上发生了许多冲突。
儒法两家之学说，谁是谁非呢？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四书集注·告子章句上》）而《四书集注·大学》所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就是给告子之说做了很好的解释，也就是说，性善、性恶全由“君王”来决定：导之以善则善，有民主，有自由，此君为明君；诱之以恶则恶，无民主，无自由，此君为暴君。我们认为，人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告子之说是对的。告子之说虽与孟子不同，但也是孔门嫡传，亦不出孔氏家法。说明孔孟之道本有“善、恶”之内容，只是儒家笃信“性善”之说，而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孔子，所以后世皆以儒家孔孟之道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实，我们不必把孔孟之道看得太高深，把它改为“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每作一事，于动念之初，即加以省察，“己所不欲，勿施之于人”。孔孟之道的精义，不过如此而已。然而照此去做，就可以达到有民主自由“天下为一家”的社会。老子的态度与孔子相同，把天地万物融合为一，他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因此也就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了。所以他说“陆行不避兕虎，入军不避甲兵”。老子造成的世界，也不是残酷无情的世界，也不是污浊可厌的世界，乃是“如享太平，如登春台，众人熙熙”的世界。所以老子和孔子一样，能真正做到“利己不损于人”或“利人而不损于己”的“人己”两利的原则，时时注意“克己复礼”。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力和同化力。
袁伟时在《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批判林毓生教授时说：“佛学的传入可曾使古代中国人变为印度人？为什么欧风美雨就必然令中国人成了洋鬼子呢？僵死的必然灭亡，优良的无法摧毁”。我们认为袁伟时没有历史观点，他现在自己已经变成洋鬼子了而不自知，真是可悲！林先生说“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文化运动”时代，已被宣布为“僵死的必然灭亡”的旧文化，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又彻底产除了中华民族文化孔孟之道，而代之以西方文化。中华民族文化被消灭了，自然中华民族已不复存在。中华民族不存在了，中国的领土里面也自然没有了中国人。袁先生说的“优良的无法摧毁”的文化，显然是指代之而起的西方文化，现在的社会也应是西方民族的社会。在现实生活面前，袁先生显然也是被出卖为中华民族的假洋鬼子了。被袁先生批判的林先生倒是中华民族的好子孙、好后代。
佛学的传入，是前此一千多年，当时并未能破坏古代中国文化，也就是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被“扫除”，中华民族还巍然存在，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力和同化力，反倒使作为“入侵者”的佛学被同化而染上了中国的色彩，孕育了远东文化。蒙古族灭亡了中国，由于没有破坏中华民族文化，就逐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还了我中华，成为中国的“元朝”；满族灭亡了中国，由于没有破坏中华民族文化，就逐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还了我中华，就成了中国的“清朝”。
为什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力和同化力呢？虽然西方具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但西方人早就丧失了人性的文化，因为人性的文化是以人性文化的爱为灵魂的。而这种爱是以终生爱父母的孝为基础的。西方人已不知有爱，纵然是爱子女，爱异姓，特别是爱异性，也只专属于动物之爱，并不是人性的文化之爱。人性的文化之爱，只有中国人一直坚持着，坚持了两千多年。只有从小养成真诚地热爱父母的人（孝），将来才会真诚地热爱兄弟姐妹（悌），才会真诚地热爱乡土（忠），才会真诚地热爱朋友，并真正达到对人类的博爱（恕）。科学可以摧毁以神话为基础的宗教信仰，并同时摧毁依附于宗教精神的道德情感，但科学绝对摧毁不了中国人的以父母的恩德为前提的文化的仁爱精神，以及以此为核心的孝悌忠恕的道德情感。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包容力与同化力的原因。           为什么“欧风美雨就必然令中国人成了洋鬼子呢？”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扫除”了，代之以引进来的西方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社会。现在的政权是在西方文化的激发下建立起来的，具有西方文化的政权就造就了社会的西方化，欧风美雨使中国“全盘西化”，自然使中国人变成了洋鬼子了。如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没有被“扫除”，久而久之，西方文化同样也要被同化。胡适强调讲证据，讲事实，这就是证据，这就是事实。
乙、什么西方文化？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竞争，适者生存；物种在竞争中进化，不适应的物种在竞争中被淘汰，此即优胜劣汰。强权竞争、弱肉强食，是西方文化的特征。因此，西方人便以进化论用于作为区分高级生物与低级生物的理论根据；用于作为区分优等人种与劣等人种的理论根据。人种优劣的划分推翻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教信仰的传统；第一次在人类整体中造成了理性的大分裂。并为近代西方向世界各地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杀戮、灭绝当地土著民族及其文化的罪恶从事辩护。进化论的“科学”理性反而造成了人类种族、民族在理性意识上的大分裂。
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是弱肉强食。可知西方之开化，比我国迟二千多年。其之进化论才至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其弱肉强食，与我国春秋战国极为相似；为防止互相抢夺财物，不得不用专制手段，故墨索里尼之治意大利，希特勒之治德意志，与商鞅之治秦又极为相似，皆收同一效果。
达尔文是个生物学专家，他研究生物学数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飞禽走兽，都研究完了，一一考察遍了，证明不错了，才把他的生物进化论发表出来。达尔文说：“万物都是互相竞争，异类则所需食物不同，竞争还不激烈，惟有同类之越相近者，竞争越激烈。”虎与牛竞争，不如虎与虎竞争之激烈；狼与羊竞争，不如狼与狼竞争之激烈；欧洲人与他洲士人竞争，不如欧洲各国互相竞争之激烈”。当然此说是有科学根据的。欧洲第一次大战，就证明此说是不错的。然而根据达尔文学说所造出的世界，是虎狼世界，是很不文明的。
达尔文倡强权竞争，以损人利己为主，西方人群起信从。“只要于身有益，就拼命而为；若于身无益，能为也不为”。因讲“自由竞争”，势必至“己所不欲，可施之于人”。中国人把盗跖骂得一文不值，西方人却把类似盗跖的学说，奉为天经地义。如此，中、西文化焉得不冲突！
中、西文化之冲突，其病根在西方，不在中国。是西方人把路走错了，中国人的路，并没有走错，为什么说是西方人把路走错了呢？
⑴、达尔文是个生物学家，只研究昆虫草木、飞禽走兽，应该说，他所研究的是动植物社会。在他的实验室中，独有个高等动物他没有研究。这个高等动物就是达尔文自己，他把人类社会忽略了。说明达尔文所创造的进化论，以禽兽社会用于人类社会，两类社会截然不同，是最大的错误。
⑵、由于达尔文将研究禽兽社会所得用于人类社会，其本身就有不少破绽：
①、达尔文认为小孩抢夺食物，有一定的规律，就是“饿了就抢”。碰上了好吃的东西，即使吃饱了也还是要抢夺，吃多了准得消化不良。所以，达尔文的竞争，当“以适合生存需要为准，超过需要以上，就有弊害”。说明达尔文之竞争，遂成了无界限之竞争。西方人崇信其说，而世界遂乱纷纷了。
②、依达尔文的说法，凡是强有力的，都该生存，我们从客观事实来看，却是相反：强有力者往往先被消灭。洪荒年代，遍地是虎豹，虎豹的力比人更大，几乎是人类战它不过了，何以虎豹反而会绝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皇势力最大，称雄世界，何以反而会失败？这说明达尔文学说有问题：虎豹之所以被消灭，是因为虎豹与人类为敌，全人类都想打它；德皇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德皇与全世界为敌，全世界都想打它。
③、达尔文说：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争。我们认为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让。比如，我开车赶路，在路上高速度行驶，见有车从对面撞来，我当立即侧车让过，才不至耽误行程。若照达尔文的说法，有车从对面撞来，就应该直冲过去，两车相撞，车毁人亡，请问世界上有这样开车的吗？所以，如果要讲“适者生存”，就必须懂得相让的道理，才是“适者”，才能“生存”。
④、人类由禽兽进化而来，达尔文以禽兽社会之生存竞争施之于人类，则是反人类于禽兽。这是什么进化论？显然是“退化论”。西方人信仰达尔文的所谓“进化论”，实质上是西方人已承认西方社会是由人类社会“退化”为禽兽社会了。完全可以说，西方文化是禽兽社会的文化，这如何不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呢？完全是西方人把路走错了。中国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文化，自然是中国人走的路是对的。
目前，人们对一切事物都讲“现代化”，“现代化”的思想如同龙卷风，凡其所到之处，都将把该地区人类的道德传统之树连根拔起，把人们的赤裸裸的本能欲望直接推向法律威慑的大棒之前。愈来愈多的人们甘愿冒死亡的风险，拼命一搏，只为多占一些财富，只为多拥有一份权力，同时不惜陷他人于困厄和死亡。人人都只为了金钱，不惜让厚厚的冰墙把自己和他人远远地隔离开来，并让最后一点点可能发自内心的真诚也冻死在心中。人类活在世界上不仅感觉不到别人的真诚，生活中充满着冷漠和残忍，而且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真诚，甚至对待自己的亲人也是一副奸商的面具。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被魔鬼用金钱购买去了。这正是丧失了道德精神基础的所谓西方“现代化”。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只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可知西方之开化，比我国迟了二千多年，足以说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要优越得多；而且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已由禽兽社会进化到人类社会，讲孔孟之道，比西方文化要文明得多；特别是世界上的物质是有限的，如果像西方人一样，人人在物质上过分追求，必然会发生冲突，如今天的美国人，当平均每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资源相当于3个日本人、6个墨西哥人、12人中国人、33个印度人、147个孟加拉人或422个埃塞俄比亚人。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想追求过美国人的生活，那么一个中国就有12亿人，一个中国都想过美国人的生活，那么一个中国所需要的能源、资源就需要12个中国所需要的能源和资源，多么一个庞大的数字！一个中国的物质能养活得起吗？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就只有向外国人去抢，战争就不可避免。如果像中国人一样，人人不在物质上过分要求，就不会发生冲突了。显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比西方文化要好得多。
既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什么要扫除“传统”文化，追求“西方”文化呢？主要是这些先进分子们，中国书读得太少了，不了解自己的祖先，就盲目追求西方文明，这是错误的。他们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却出卖了中华民族，使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消失了，岂不是令人震惊！给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由于西方文化是禽兽社会的文化，而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文化，两者相遇没有不起冲突的。所以当引进西方文化后，中华民族文化立即被彻底产除，毁了孔孟之道，中国社会立即由人类社会退化为禽兽社会。“十年浩劫”，完全是由西方文化引起的，不但使国家政权变成了专制独裁吃人的司令部，而且使整个社会成了禽兽吃人的社会，“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平民百姓成了“假洋鬼子”了，正如鲁迅所说，“难见真的人”了。为什么？谢遐龄在《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代序）中说：“为什么西方的制度嫁接到中国社会上不能成功？因为那是西方人之外化，对中国人，那无异于异体器官移植，不因此而引起败血症，就算是幸运的了。（《文化哲学研究之趋向》）”其实，早就引起败血症了。有人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错，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人的价值没有了，完全为金钱所代替。不是人支配钱，而是钱支配人。可以说，今后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而是金钱的世界。“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办到。没有了钱人就无法活下去，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吃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愈来愈变得隔阂、冷淡、无情无义；人们的宗教道德丧失了，亲情恩义丧失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师生朋友……总之，一切过去曾经令人感到幸福温馨的人与人的关系，全为金钱所替代。有金钱就有了一切，金钱是万恶之源。可是全国的钱财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都会变成奴才。这个社会将是奴才的社会，这个国家将是奴才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个民族堕落到如此地步，如何立足于世界之林！
邓小平看到了中华民族子孙今后发展的这种悲剧，于1982年就毅然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决策，扭转航行大方向，甩掉西方文化，恢复中华民族文化，使中华民族在中国重新站起来。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经二十多年的实践，收效不大。反观前苏联，他们也进行改革，而他们的改革却把一个强大的苏联解体了。苏联解体容易，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因为苏联原先就是由各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解体时只需原有各个加盟共和国共同协商即可。而中国情况就大不同，邓小平扭转航行大方向，实践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阻力一定很大。从目前来看，表面在执行，其实却没有动。从医学事业来讲，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是中医而不是西医。从1982年至2004年，中医仍是在不断地被消灭着，却看不出扶植中医、遏制西医的迹象。说明改革的阻力是非常顽固的。看来邓小平在生前是估计到了的，所以他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把“改革”看成是“第二次革命”，说明这次“改革”是非常艰巨的，有时可能是残酷的，更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
有人说：社会如此之烂，难道就如此烂下去？！能不能出个李闯王？我们认为，社会虽如此之烂，但不能出李闯王，也出不了李闯王。为什么？因为我国名为联合政府，有民主党派，实质是一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必须听从于执政党，不能脱离执政党的控制与掌握，决不会容许其各自独立行事，此其一；军队为一人所控制，“枪杆子里出政权”，按理是政权指挥枪杆子，而不是枪杆子指挥政权。可现在是枪杆子指挥政权，即使政权有所作为，也不能做出有损于执政党的利益，此其二；由于执政党严格控制了各民主党派的发展，所以各民主党派的力量远远不如执政党；如果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其力量也不足以掌握全国，即是起事成功，势必大乱，情况可能比现在更乱，此其三；目前执政党采取了“扶助农民”、“优惠大企业”的对策，以缓和工农矛盾，此其四；社会黎民百姓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别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家，只图家庭安逸，一盘散沙，谁也懒得管，谁想管也管不了，即使有人管，“####功”组织的下场，就是一个例子，此其五；国外华侨联合起来，有外国人支持，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此其六。可知出不了李闯王。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中华民族文化被消灭了，中国全为西方文化所浸透，即使政权垮了，由于西方文化没有排除，其所建立的新政权，只能是换汤不换药，其性质仍然是西方的。可知出不了李闯王，出了李闯王也没有用。
有人说：那只有任其烂下去，百姓只有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一般来说，顺其自然，等待时机是对的。我们认为，等待时机是一种消极办法，最好的办法，从现在起，倡导全民来一个启蒙运动。启谁的蒙？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启“新文化运动”的蒙，启“五四运动”的蒙。因“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进行了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但这次启蒙把儒家经典完全启掉了，其结果是中国文化在中国消亡，现在的中国人只知道西方文化而不知道中国文化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对于中华民族文化而言，只有破没有立。所以现在我们说，要开始一次新的启蒙了。这个启蒙是用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进行启蒙。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再启蒙，是对五四运动的拨正。这次启蒙是由蒋庆先生编写了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开始的。这12册《诵本》是从《孝经》、《诗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等19部儒家经典编选出来的，约 15万字，832 课。必须从儿童读经开始，当然成年人也必须读。问题在于家长和教师能不能响应，孩子在沉重的功课下能不能响应。这须要 50年方可显出成效。在全国范围内，没有    100 年的功夫是不可能占居主要地位的。到那时的新一代，其所造的社会，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其所造就的新家庭，就有个“人情味”了。[/watermark]

下面引用由刘养元在 2004/08/06 07:47pm 发表的内容：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只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

文章洋洋洒洒一大篇,究竟写得如何?如此例,窥一句知全文。

写的不错，我支持你！

世事轮回，物极必返。

沧桑炎凉莫若此！！！

中医的振兴靠的就是
所有中医同道联合起来  互相切磋  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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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