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古代中国哲学造就了古代中国文化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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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文化的辉煌
           一、为中医药的“科学性”寻找根据
黎鸣先生在《西方哲学死了》一书中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有勇气承认我们传统的理论系统两千年来的实际上的停滞，并尖锐地看到，产生这种停滞的原因”。接着黎先生指出“停滞”的原因有二：
①、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逻辑；
②、中国古人可惜没有在阴阳两个观念上进一步深入下去，使之变成有力的二元论基础，而是选择了“五”这个元数字。
黎先生认为，“不管人们按照西方科学的西医的观点怎么指责中医中药理论上的错误、荒谬、登不了大雅之堂、落后、迷信、充满了巫术气氛等等，但中医中药的临床疗效，有时甚至是西医也明显达不到的奇效，却不能不促使人们严肃认真地反思，如果仅仅只是充满巫术之气的迷信、落后、错误、荒谬的理论体系，阴阳五行观它能够产生这些有价值的疗效甚至奇效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呢？究竟是阴阳五行观理论系统中的哪些有价值的成分构成了中医中药的有效的临床经验呢？”因此，黎先生提出要“人们想方设法去为 它（中医中药理论）的‘科学性’寻找根据。”
近代不但西方人称中国无科学，同时也有不少“中国文人”说中国无科学。西方人说中国人无科学，明显是在侮辱中国人；而中国人说中国无科学，却是非常卑鄙的，也是非常愚蠢的。所以黎先生的高调是，“中国的文人是非常卑鄙的”，并用最高亢最激昂的声调喊出最激愤的一句话，“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们认为，“中国的文人”之所以“非常卑鄙”，“中国人”之所以“这么愚蠢”，是因为他们犯了以西方文化来规范中国文化的错误，并首先把自己当成了西方人的奴才。只有“奴才”才受“主子”的规范。从“主子”的角度来看“奴才”，自然是不合“主子要求”的地方多。中科学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1997年第20期《三联生活周刊》中说：“现代医学为什么不可以套中医呢？……这些理论纯粹是虚假的、空洞的，为什么中医这些文章不能登大雅之堂，走不出去？”显然，在西方人面前陈先生完全现出了可耻的奴才相！所以谢松龄在《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中说：“对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以及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而言，则更须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否则，他们就永远不能洞见中国文化的真谛。”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和文明史，有人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确实留下了大量中医中药方面的著作，但具有理论思维的阐释意义的作品却不多。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黄帝内经》，即是中华民族医药理论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旧是中医行家难以逾越的传世经典。从西方科学的意义上看，这很不正常。在西方近三百年的科学领域，不被逾越的经典根本不存在，牛顿的力学著作已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逾越，后者又在一些方面被量子力学所逾越……科学理论日新月异，但传承的脉络与逻辑关系却是历历在目，清清楚楚，循序渐进，一层压着一层，后来的巨人总是站在前辈巨人的肩上，越爬越高，像是一座不断升高的通天塔，直冲天穹和宇宙。说实在的，这位好心人也是以西方文化来规范中国文化。因为中医学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其突出的独特性就是继承性。这一特性虽为一切学科所共有，但在中医学中这种特性更为突出。在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之中，新学说、新理论的产生，多意味着旧学说、旧理论的被淘汰。然而在中医学中则并非如此。在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学说和新理论产生，但这些新学说、新理论的产生都没有、也不可能否定或取代前人学说。因为这些新学说、新理论，都是不同学者在不同条件下，从不同的侧面对前人学说的补充和发展。所以历代医家所提出的各种学说、各种理论，仍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继续发挥其作用。中医学术这种时代跨度大、理论淘汰率低的特点，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一直有效地在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而黎先生所说“中医中药的临床疗效，有时甚至是西医也明显达不到的奇效”，也就是在中医学的这种基本理论、这种基本原则与这种基本方法的指导下取得的。说明中医传统理论是一种具有巨大生命力的理论，为何陈可冀之流说中医理论“纯粹是虚假的、空洞的”？为什么“不能登大雅之堂”呢？理由只有一个：“阴阳五行”是中医学中的重要基础理论，而“阴阳五行”只中国有而西方没有。这就成了中医理论落后的根本原因，成了中医理论落后的唯一证据。被毛泽东骂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胡适，早在1958年在其《自传》中说：“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在1978年讨论实践标准问题时，才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重要理论。中医中药的临床疗效，有时是“西医也明显达不到的奇效”，如果胡适没死，他决不会中医中药的理论是“虚假的、空洞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竟能遵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法则。看来陈可冀之流远远不如这堆“狗屎堆”，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阴阳五行”一窍不通，就是对传统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也是没有入门。居然也爬上了中科院“院士”的宝座，丢尽了中国人的脸！看来，我们一定要为中医中药的“科学性”寻找根据。
                                    二、阴阳与五行
“阴阳”与“五行”，原本是互不相干的两种学说。众所周知，《洪范》言五行，《周易》道阴阳，故有阴阳出自《周易》，五行源于《洪范》之说。
⑴、五行。五行学说早为五材说（木、火、土、金、水是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如《国语·郑语》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左传·襄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尚书大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最早把数字和五行相对应的是《尚书·洪范》，其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并指出了五行的性能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为五行学说奠定了基础。
古人非常重视“五”这个数字，因为《周易》、《河图》、《洛书》都极其重视“五”的缘故。五，《说文》：“五行也，从  =，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说明“五”象征五行，即阴阳化生五行，五行衍生万物也。《文子·微明》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声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此谓天地万物，均不离五。《淮南子·原道训》云：“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说明五行衍生万物也。所以《河图》、《洛书》皆以“五”居中央。故《易传·系辞》云：“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古人为何如此重视“五”呢？《尚书·洪范》曰：“五曰土”。五，土数也。《春秋繁露·五行对》云：“土者，五行之主也”。又说：“五行莫贵於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所以，人身立五脏，古尚书以“心属土”，故以“心为五脏之主也”，以“心”为君主之官。故《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着重指出：“一国之君犹一体之心也”。所以古人重视《五》的实质，就是把“心”推到了“一国之君”的高贵地位，也就是重视土的缘故。
⑵、《周易》。《周易》由《易经》及《易传》组成。《易经》成书于西周初至晚周，非出自一人之手。《易传》的出书时代应为春秋至战国中叶，相传为孔子所作。此说影响极深，直达千年之久，迄至宋代才有人怀疑非孔子所作，亦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易经》经过《易传》将其蕴育着的阴阳观念加以发展补充，并纳入了当时的阴阳思潮，这样《易经》便脱去了占筮的外衣，真正成为了一部伟大的哲学巨著。说明《周易》主要是注重阴阳。
⑶、阴阳五行。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学术上的需要，阴阳与五行两种学说相互渗透融合了，就产生了“阴阳五行”之说。
“阴阳”与“五行”两种学说相互渗透为一，除学术上互相交流、渗透之外，还有其历史原因，诚如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一文所说：“秦人烧书，不烧《易经》，以《易》为卜筮之书，不和《诗》、《书》同等看待。自秦人烧书之后，一辈儒生无书可讲，只好把一切思想学问牵涉到《易经》里去讲。这是汉代初年‘易学骤盛的一个原因’。”这样，就极大地丰富了《周易》的内涵与外延，使之成为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一门学问，同时也大大加速了阴阳与五行两种学说相互渗透、融合的进程。阴阳与五行合而为一，是在西汉时期才形成的。
其实，五行学说实质上也是以阴阳理论为核心的。其中：木、火、土、金、水之中，以火、金、木为阳性，水、土为阴性。五行之间的生克制约关系实质上亦就是阴阳的互根互制和对立统一关系，五行学说实质上也就是阴阳理论的体现和具体应用。所以，阴阳与五行的关系是：阴阳统五行，五行统于阴阳。用张景岳的话来说：“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类经图翼·五行生成数解》）。
         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周易》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肇始于《易》，《周易》是我国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巨著，是炎黄的智慧结晶，是中国文化的先祖。《周易》寓含有宇宙的起源，自然界的演变，社会的变迁和生命的发生哲理，其奥秘一直被中外学者所探求。《易经》早在十七世纪时即以拉丁文为译本传之于世，至十九世纪之后，研究《易经》的国家逐渐增多，现《周易》已被译为法文、日文、英文、德文、朝鲜文、拉丁文、荷兰文等广泛传于世界。据称美国有七种版本，年销量竟达十余万部。其中，日本潜研于易理，欧美多注重从易经占卜中探求心理奥契。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的自传里说道，他的正、反、合辨证三律是导迪于中国的《易经》的阴阳消长道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受《易经》的启迪，他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 [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欧洲计算机先躯莱布尼兹从《周易》六十四卦中发现数字二进位制原理，即阴爻“ --”为“0”，阳爻“—”为“1”，对他发现电脑很有开拓意义。1930年，我国在法国留学的学生刘子华，用八卦原理算出了第十颗行星的质量、行速及轨距，其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曾震惊世界并荣获博士学位。我国美国华裔学者杨振宁博士也说，他对德国物理学家拿破铁的奇偶性对等不灭定律提出异议，亦是《易经》阴阳消长原理而受到启示的。李政道、杨振宁从太极八卦中得到启示后，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性和偶性，虽然是不灭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伟大发现，曾使二位学者荣获诺贝尔物理奖金。德国学者戈德伯，从太极八卦图受到启示，提出速传基因的物质基础：cAMP（环状腺嘌呤单核苷酸）与cGMP（环节鸟嘌呤单核苷酸）与阴阳假说。此外，日本、南朝鲜对《周易》亦极为推崇，其国旗皆以太极图为象征；东南亚如新加坡对《周易》亦很关注。总之，《周易》在国内外都倍受青睐。说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使西方受惠于中国。
中国的文人们，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祖国，竟瞎说，“人们睁开眼睛一看，中国究竟有多少技术成就是中国人自己独创的呢？不必说全部，说百分之九十九均属于西方的技术系统也一点不为过”。可是一个外国人，一个热爱中国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技成就有着浓厚兴趣并非常崇敬的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他通过比较研究，惊奇地得出一个结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他进而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文明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现代技术世界正是东西方文明相结合的产物，东西方都必须承认和尊重中国的贡献。为了使中国人和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他编写了一部《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英文版原名：The Genius of China）。其材料大多选自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文集》及其尚未发表的一些文稿和资料。
李约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著名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家，他的前半生主要从事生物化学研究，他的后半生则全部献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精心整理了约计2000余万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史》。李约瑟在此书“序言”（英文版）中说：“一个多么光彩夺目的宝库逐渐打开了！我的一些老一代汉学家朋友曾经认为，我们必定一无所获，但他们完全错了。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或图画见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确实一般而言，它们比欧洲类似的或引进的发明与发现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换的标准方法，是最早的钟表擒纵装置，还是可锻铸铁犁铧，是地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还是皮肤—内脏反射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位居‘世界第一’”。
李约瑟说：“如果人们对这一切都同意的话，一个难题就产生了：既然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如此先进，那么为什么科学革命、近代科学仅发生在欧洲呢？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六万四千美元’的问题，……与此肯定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因素，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环境：欧洲的封建主义与中国的封建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欧洲是军事贵族式的封建主义：农民受到庄园中的骑士主人的统治，而骑士又隶属于城堡中的男爵们，国王则在王宫中统治一切。在战争期间，国王需要得到封建等级中下层贵族的支援，他们有责任为他召集指定数量的军队。中国的封建主义与此迥然不同，早已被正确地称之为官僚封建主义。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公元前 3世纪）起，老的世袭门阀就被逐渐摧毁，而国王很快成为皇帝，借助于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实行统治，这种文官体系的规模和组织程度是欧洲那些小王国难以望其项背的。现代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官僚机构在其早期阶段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的增长；只是在其后期才强烈地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妨碍了像欧洲出现的那种突破。”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古人但求学问，不求名利，因此对一些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的创始本人都不要求自己的权利，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名字都不露出来。故造成现在无法考定创始者的结局。
坦普尔在《西方受惠于中国》一文中说：“我们想不出有比农业发展史的经验教训，更能说明西方人的骄傲自满是如何愚蠢的了。现在，少数西方国家粮食有富裕，可以供应世界。亚洲闹饥荒时，西方送去了粮食。我们认为，在充分利用土壤生产粮食方面，西方农业是登峰造极了。然而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令人惊异不安的事实；奠定了产业革命基础的欧洲农业革命，只是由于引进了中国的思想和发明才得出现。分行耕种、强化除草、‘现代’条播机、铁犁、将犁起的土翻转的犁壁，以及有效的挽具，全都是从中国引进的……的确，直到两个世纪之前，与中国相比，西方在农业方面是如此落后，以至于与中国这个发达世界相比，西方就是个不发达世界。现在形势倒过来。然而有多久呢？而且西方今天丰衣足食的能力完全受惠于两个世纪前对中国发明的采用，认识到这一点是多么令人不安啊”。
说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两个世纪前，曾经造就过如此辉煌的物质文明。中华民族文化肇始于《周易》，那么《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呢？为什么对自然科学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四、《周易》是一部以
               “阴阳”二元论 进行逻辑思维的哲学
《周易》的阴阳观是很鲜明的，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既是易说的哲学基本原理，也是六十四卦结构的基本原则。“一阴一阳”体现了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如“ --”为阴爻，“—”为阳爻，六十四卦的变化就在这一阴一阳爻之变。说明阴阳是一切变化的根源。又有“阴阳不测之谓神”之论，进一步指出阴阳二气是宇宙运动的根本。            
黎先生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逻辑”，并说“中国人好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而西方人则敢于说他们‘上天有路，入地有门’这个‘路’、这个‘门’即是逻辑的思维”。我们认为，黎先生只了解了中国人说的一半，但另一半是不了解的。中国古人还喜欢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话。这说明中国人是不缺乏逻辑思维的。
黎先生认为“中国古人可惜没有在阴阳两个观念上进一步深入下去，使之变成有力的二元论基础，而是选择了‘五’这个元数字。”我们认为，中国古人虽有“阴阳五行”之论，从中国历史来说，“阴阳”与“五行”两种学说合而为一，是在西汉以后的事情，即使两种学说合为“阴阳五行”，两者的关系仍是阴阳统五行，五行是阴阳理论的体现和具体应用。在《周易》中并没有自乱家法，守阴阳，并没有与五行相合。对阴阳两个观念一直是贯穿到底，并且贯穿到了《黄帝内经》之中，并已形成了强有力的二元论基础，根本就不存在选择“五”这个元数字。那些一心要彻底埋葬中国文化的奴才们，他们根本就没有读过《周易》，如陈可冀之流口口声声说中医理论是“虚假的”、“空洞的”、“不能登大雅之堂”，我们可以武断地说，他们根本就不懂《周易》。黎先生大概也不懂《周易》，他说：“今天的人们从科学的西医的角度来看的某些荒谬的东西，比如中医典籍对某些内脏位置的描述（如认为肝位在左、肺位在右）即显然违背解剖学的实际情况。”这是《黄帝内经》中“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两句话，其理出自《周易》。是根据“后天八卦方位图”排列的：阳中之阳心也，位居南方离卦；肺阳中之阴也，居西方兑卦；阴中之阴肾也，居北方坎卦；阴中之阳肝也，居东方震卦。从脏的阴阳属性得知，脏气的运转方向：由阳中之阳心→阳中之阴肺→阴中之阴肾→阴中之阳肝→阳中之阳心，即由心右转经肺向下至肾，再由肾左转经肝上升至心。说明“肝生于左”，即肝气由左向上升也；“肺藏于右”即肺气由右向下降也。这根本不是什么解剖学上的位置。可见“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这两句体现了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这些人不懂《周易》，反说中医理论荒唐，难道不感到汗颜！
因《周易》是以“阴阳”二元论进行思维的。“阴阳”的定义，《周易》没有给阴阳下一个明确定义，于是就有人说：没有概念的确定，怎么进行下一步的判断，更又怎能获得可靠的推理呢？这是起码的理论思维的基础。其实，到明代张景岳才正是为“阴阳”下了定义：“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类》）。所谓“一分为二”，是指在气一元论的基础上分为阴气与阳气也。这就明确揭示了阴阳概念的内涵。因此，凡用一分为二规定的概念，均属于阴阳概念。阴阳既表示两种对立特定的属性，又表示两种对立的特定的运动状态。所以，阴阳对立统一法则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
黎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易经》中的阴阳是“对称平衡（即统一）”，而不是“对立统一”。他说：“现代研究者总把‘阴阳’的观念错误地视为对立统一的根据，这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想当然而已。一阴一阳真正的含义是对称而决非对立，是‘违而不乖’、‘和而不同’的共存一体，而决非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斗争的统一。”这不是“对立”与“对称”两个词义的不同，其重要意义在于：如果“阴阳”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那么“阴阳”便是二元论哲学观；如果“阴阳”是“对称统一”的关系，那么“阴阳”便不是二元论哲学观，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哲学，没有科学。
我们认为，《易经》中的“阴阳”，确实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请看《易经》中的“既济卦”与“未济卦”便知分晓：
既济卦：离下坎上。离者，火也；坎者，水也。火性炎上，水性下沉。所谓“离下坎上”者，以水居火之上也。众所周知：水火不容，即有我无你，有你无我。水火具有矛盾相克的性质，其斗争之胜负，在其势力之大小与方位之上下。如水在火上，则水能胜火。所以，火灾发生，浇之以水，把火扑灭，以成救火之功。故以卦名曰既济。水火者，阴阳也。
未济卦 ：坎下离上。所谓“坎下离上”者，以火位居水上也。火自炎上，水自润下，水火分离，水不能 胜火。火灾发生，是救火之功未成，是以卦名曰未济。
可见，《易经》中的既济卦与未济卦表明：水火者，阴阳也。说明《易经》中的阴阳是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对立斗争的统一。说明黎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阴阳是“对称统一”的观念，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易经》旨意的。进一步说明古代中国是以“阴阳”二元论进行逻辑思维的，谁能说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科学呢！
由于《易经》为中华民族文化奠定了“阴阳”二元论逻辑思维坚实的基础，从而为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开创了一个让理论思维不断开花结果、繁衍壮大的全新的时代，激发了中国非凡的发明创造能力和对自然的洞察力，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遥遥领先于西方国家。出现了“中国的 100 个世界第一”的辉煌时代，在很长的时期里都是西方人眼中的发达世界。
所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有哲学！中国有科学！
中国人不要再自卑了，不要再自己毁灭自己、讨好西方人、做西方人的奴才了！
中国人必须自尊、自重、自奋、自强起来！
                  五、《易经》与《黄帝内经》                  
《易传》成书于春秋至战国时期，《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成书于战国至两汉之间。由于两书成书时间相距不远，《内经》深受《周易》的影响。
《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奠基，《周易》的许多哲理、易理都渗入《内经》，《内经》中的重要基础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化学说等，皆导源于《周易》，《周易》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内经》充分纳入了易理，并把它创造性地和医学相结合，因此使中医成为一门哲理水平很高的自然科学，有力地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可见，医易是一脉相承的，医理源于易理，正如一代大医家孙思邈所言：“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因此，历代医家研究《内经》无不求索于《易》，以《周易》为指导，把中医学的研究推向更新的高度。
由于《内经》从《周易》汲取了其中的哲理和易理，建立了“阴阳”对立统一说，也就是现代所说的“阴阳”二元论逻辑思维。从而使《内经》时代的医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医学领域中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 100 个世界第一》中指出：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医学水平很高，如血液循环（公元前 2 世纪）、人体内的昼夜节律（公元前 2 世纪）、内分泌科学（公元前元 2 世纪）、营养缺乏症（公元 3 世纪）、糖尿病（公元 7 世纪）、甲状腺激素的应用（公元 7 世纪）、免疫学（公元 10 世纪）等的发现远比西方人为早。就以“血液循环”而言，《中国的创造精神》说：“大多数人相信，人体内的血液循环是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6）发现的，是他在1628年公布他的发现时才第一次使这种概念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哈维甚至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种概念的欧洲人，而中国人则在2000年前就做出了这一发现。”
又以“人体内的昼夜节律”而论，《中国的创造精神》是这样论述的：“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提出人体内有‘生物钟’的科学家，还被认为是非常大胆的。医学家和动物学家如果持这种观点，就等于拿名誉和职业去冒风险。……但是在欧美科学家主张人体内存在24小时节律还要冒着被看作是怪人的危险之际，中国人已观察到并接受了这一事实2200年。早在公元前2世纪，在中国古代经典医书《黄帝内经》中就出现了如下段落：‘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肾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静。’”
说明中国医药卫生在两个世纪前也造就过如此辉煌。此时期的西方是一个不发达的世界，现在的形势却倒过来了，其科学理论日新月异，一层压着一层，越爬越高。而中国中医理论却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内经》中的许多重要理论，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这很不正常。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内经》以后，历代医家研究《内经》，只在“校勘”与“注释”上下功夫，知识面窄，读《周易》的人寥寥无几。孙思邈、王冰、李东垣、张景岳、唐容川、赵献可、郑钦安、黄元御等人虽读了《周易》，但都不懂得用《周易》中“阴阳对立统一规律”的思维方法来研究《内经》。始终觉得《内经》难读，疑问一大堆，所以也就无以断理论之是非，以致造成今之《中医基础理论》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很不完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
其实，《内经》之所以难读，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内经》注重阴阳，本主“六脏六腑”之说。但由于周时是“心属土”，《内经》是“心属火”。由于“土”为五行之主，为君主之官，“一国之君犹一体之心也”。而《内经》以“心属火”完全否定了“心”的那种高贵地位，自然也就是否定了“一国之君”。当时的“文字狱”很残酷，自然是犯了“欺君之罪”，必会引来书毁人亡的后果。为了避免“书毁人亡”，就采取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仑”的对策，仍以周时之“心”以论《内经》中之“心”，仍以周时之“五脏六腑”以论《内经》中之“六脏六腑”，所以书中出现了许多异常的论述方法，这才是《内经》难读的根本原因。何以能发现这些问题呢？很简单。因《内经》主阴阳，从“五脏六腑”即可看出：五脏六腑为五阴六阳，阴阳不平衡，显然是错误的。
“五脏六腑”既然阴阳不平衡，必然缺少一脏（阴）。但根据《灵枢·经脉》所论十二经脉，其络属的脏腑为“六脏六腑”，其中以“心包络与三焦为表里”。而“心包络”的部位论述不明确，“三焦”也确为孤之腑。只要把“三焦”弄明白，“心包络”自然也就清楚了。《难经》云：“三焦者，元气之别使也”。《内经》以脑髓为命门，命门为元气之根。是知当以脑髓与三焦相配以成“六脏六腑”。可以《周易》来判断：根据《周易》，“乾为首，坤为腹”（《说卦》）。首指头，脑髓藏于头，故以脑髓象乾；五脏六腑居腹中象坤。说明乾阳脑髓与坤阴五脏六腑相对，可知《内经》以脑髓为脏，不为“奇恒之府”，其地位在“心”之上，为六脏六腑之大主也。所以，《内经》中的这个主只可隐藏，不可直接书写出来。由于这个“主”不露，给后人学习《内经》带来很多麻烦。
《内经》以脑髓为命门，《难经》以右肾为命门。谁是谁非呢？我们认为，根据《周易》“先天八卦方位图”与“后天八卦方位图”来判断：乾阳所在即命门之所在，《内经》以脑髓为命门者，是以先天八卦方位图乾阳在南为首之象，是知为先天命门也。所以《内经·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说明先天之精是脑髓生成之源；《难经》以右肾为命门者，是以后天八卦方位图乾阳在北之右，为后天命门也。所以《内经·上古天真论》：“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而五脏六腑之精乃后天之精，说明后天之精藏于肾。可见两说都是对的。而且两者所论命门乃先天与后天的关系，显然，今之中医理论谓《难经》所论命门与《内经》所论没有内在联系，是错误的；同时谓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均藏之于肾也是错误的。并谓先天滋后天、后天养先天也是在肾内进行的，失之远矣。
先天滋后天、后天养先天是人体的生命线。具体来说，是脑髓与肾的关系。根据《周易》泰卦：坤上乾下。坤卦在上为虚，乾卦在下为实。天阳之气下降，地阴之气上升；阴阳相交，凝聚为雨，滋润万物。下实可以上达，叫做天地安泰。人身一小天地也。所谓“天阳之气下降”，也就是脑中先天之火通过三焦下降到胸腹五脏六腑之地，激发出五脏六腑的功能。而五脏六腑之精藏于肾中化生为髓，此乃后天之精，沿背脊源源不断地上升至脑髓，以补脑髓之耗损与不足，此谓“地阴之气上升”也。《内经》说：“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这条生命线。今之中医理论是“肾精生脑髓”，显然与《内经》不合，是脑髓生肾精。把肾的功能凌驾在脑髓之上，是错误的，必须纠正。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七损八益”一词，由于原文未作任何解释，历代医家众说纷纭，始终得不到正确的认识，一直是个疑案。直到 1989 年《中国古代房事养生学》以《天下至道谈》作解：“七”与“八”为数词，是指两性房室生活，有七种做法对人体有损害；有八种做法对人体有补益作用。我们根据《周易》认为：“七”与“八”不是数词，而是象数：“七”为“少阳之数”，“八”为“少阴之数”。且七与八为阴阳量变之象，为可调之阴阳消长之量。是以得知：“七损八益”就是“损益阴阳”。《序卦》云：“损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决”。说明损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损益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阴阳的平衡。显然，“七损八益”不是房中术，而是调理阴阳之根本大法。
《内经》中还有一个千古之谜，就是《素问·剌禁论》中“左肝右肺”一词。原文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理，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近百年来，“左肝右肺”一直成为西医讥笑中医理论不科学、荒唐的话柄，而中医自己，像陈可冀之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恬不知耻，也跟着西医瞎起哄，说什么中医“理论纯粹是虚假的、空洞的”、“不能登大雅之堂”。《西方哲学死了》的作者黎鸣先生也说：“今天的人们从科学的西医的角度来看的某些荒谬的东西，比如中医典籍对某些内脏位置的描述（如认为肝位在左，肺位在右等）即显然违背解剖学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自己的祖宗，不懂得《周易》中也有二元论的逻辑思维方法。谁说中国无哲学！谁说中医不科学！我们劝陈可冀之流静下心来，好好读一读《周易》，《周易》会告诉你们，“左肝右肺”不是解剖学位置，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实，只要有一般医学古文的知识也会明白，中国文化总是强调“整体性”，极不主张搞分裂、“断章取义”。如果说“左肝右肺”是解剖学位置，那么“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其“心”、“肾”、“脾”、“胃”的解剖学位置有哪里？难道“心”的解剖学位置在“表”，“肾”的位置在“里”，“脾”的位置在“使”，“胃”的位置在“市”？能这样理解吗？不是别有用心，为什么要“断章取义”呢？根据《周易》中的后天八卦方位图，就会清楚：“左肝右肺”这一整句话，说明了“五脏一腑”之气，是按照“后天八卦方位图”的方向（自右向左）运转的。“隔行如隔山”，只能说明陈可冀之流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以上充分说明《周易》与《内经》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很显然，研究《内经》若离开了《周易》，其中许多疑难就难以完全揭开。同时也可以看出，《内经》时代的中医理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血液循环”、“人体内的昼夜节律”、“内分泌科学”、“营养缺乏症”、“糖尿病”、“甲状腺激素的应用”、“免疫学”居世界第一。 2000 年前中医理论的 辉煌，是由于《周易》中的“阴阳”二元论的逻辑思维的方法，贯穿于《内经》中所激发出来的发现与发明。明清时期也出现过中医理论的辉煌，而这时也是易学研究的辉煌时期。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扫除，易学被毁灭，中华民族精神没有了。近百年来，中国确实没有哲学了，没有科学了。全盘西化，片面追求物质，一切从国外进口。西方文化造就了西方型的中国社会，在中国人的土地上，是“钱”的世界，中国人全变成外国人了，这是事实。
怎么办？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不要悲观。现在已经有人在倡导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启“新文化运动”的蒙，启“五四运动”的蒙。就是倡导人民大众读古代经典，如《易经》，《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大约要 50 到 100 年 的时间，要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恢复过来，恢复“阴阳”二元论哲学，只有到这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振兴中华，振兴中医了。[/watermark]

西方的哲学没有死，而且还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所以才造成西化论泛滥成灾。
二元论这个提法不够准确，它包含有“从一元论扩充”的含义；它没有反应“阴阳”的根本特性，应改为“关系论”或“关系实在论”或“实体关系论”

"进行逻辑思维的哲学"
中医是逻辑医学，中医理论也是个单纯的逻辑体系
但从哲学的角度看，这样说更准确：“进行关系的抽象逻辑思维的哲学”

楼上这位您累不累？

楼上这位一定是个孝子。

支持楼主，用户楼主，楼主英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