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先师孔伯华先生

马龙伯

　　先师孔伯华先生，谱讳繁棣，以字行，原籍山东省曲阜县，生于公元1884年6月5日（夏历四月二十三日），卒于1955年11月23日，享年七十一岁。精于医学，得其家传，乃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先生祖父宪高公（前清进士）精于文，亦精医理。先生秉承家学，刻苦钻研，对有疾厄者，广为济益。时日既久，则精悟益深，阅历既多，术乃大进，声誉鹊起。延诊求方者，户屦常满，久抱沉疴者，多有奇验。
　　先生二十三岁时，母病弥年，衣不解带，躬亲汤药，孝行之笃，可谓贤乎哉。尔后，随家迁徙至河北省易县南白杨村定居，甫至即以医名。得悉此间有中医前辈梁纯仁与蔡秋棠者，二公学识渊博，医术高明，在此一带享有盛名。先生即虚心前往求教。二公对于先生之辨证察脉、造神人妙之颖悟才度，早有所闻，深为器重，故乐授其术，使先生尽得其传。先生之俺有众长，类皆着此。
　　先生二十六岁（1910年）始来北京，应聘任外城官医院医官之职。此所谓官医院者，乃当时政府设立在南城香厂路之中医惟一机构。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之抄，晋绥哄传流行鼠疫，据谓沿村阖户，递相传染，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当时有司派遣晋绥防疫队，延医备药，如临大敌，由曹龚轩衔命前往，临行约官医院医官参加。据先生云：当时公推杨浩如、陈企董、陈伯雅三人同往参加，而先生与张菊人为留守。[注]三人去后，院中人简事繁，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次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带，虎疫（虎列拉）又起。先生后来谈到当时情况时说：“当时警察厅派余与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四人参加防治工作。临时防疫医疗队设于廊坊之学校内，吾等抵后，亦附驻于此，奉命待诊。[注]当时疫情猖撅，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几乎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本地有'今夕聚着言欢，明朝人鬼异域'之谣，真令人不寒而栗。但前来邀诊之家，绝无仅有，盖弗能起信也。”耳闻目睹，囗焉忧之，遂与同仁共商对策，决定留陈伯雅以应邀出诊，余与菊人、浩如深入庄村，沿户访问，边作防治，边作宣传，不顾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未数日，群众见治疗能起效果，确有挽救危亡之功，幡然改观，表示极端信任。每至一处，相率欢迎，竞相求治，因此，全活甚多。同时陈伯雅之应邀出诊亦应接不暇矣。以其单独担此巨任，劳力劳心，两相至极，是以事毕不久，即行逝世，迄今每一念及，殊深怅惋也。曹巽轩诸子晋绥之行，亦奏卓绩，所以防疫事蒇，防疫会要求撰述疫病证治之法，亦即每人此次身临防疫阵线之工作总结。于是与投诸人，分头编写了《传染病人种证治析疑》十卷。此八种传染病名之取，是当时内务部按照日人法律指定之八种急性传染病为防治范围之故也”
　　自是以后，先生即辞却医官不就，在京悬壶应诊，投无不效，名噪京师。当时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俱名重一时，人称四大名医，巨室冠盖叩其门者无虚日。先生对邻里孤贫患者，倍切关心，不但免收诊费，亦常解囊，助其药费疗养之赀。这种崇高的医德，远近称颂，遐迩闻名。
顾自海禁大开，欧风东渐，西医传人中国，一些虚无主义者流，胡说什么中医学术既不科学，理论又极荒谬，简直一无是处，引起中医界老前辈们愤慨不平。双方在报刊上展开激烈论战，甚至互相诡骂，喧嚣一时。1929年国民党政府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于当年2月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当时最反对中医的余云岫等一伙，抛出了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其中胡说什么“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等谰言。该项荒谬提案居然被通过，当政随即作出决议“取缔中医”。这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的极大公愤。全国中医及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表示坚决抗议，各界代表聚集上海，于3月17日召开临时大会，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孔伯华先生当时为华北中医代表，被推选为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据理力争，激昂慷慨，要求政府取消这项决议。由于中医中药有其深厚而又广博的根源，在数千年中确有保障人民健康、昌盛民族蕃衍的伟大贡献，拥有全国亿万人民的真诚信仰和全力支持，因而获得社会上公正舆论的极大支持。反动当局鉴于此种形势，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从而挽救了危在旦夕的祖国医学。
　　经过此番激烈斗争，先生深深感到，当务之急，必须培养中医人材，壮大中医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真能把病治好，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在紧要关头广大人民才能给予大力支持，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30年，先生与萧龙友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院址在西单北白庙胡同），萧为董事长，先生为院长。遴聘当时第一流国手，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师。如瞿文楼担任儿科教师，姚季英担任诊断和妇科教师，周吉人担任内经和难经教师（后由安斡卿担任难经教师），李卓如担任伤寒教师，宗馨吾担任金匮教师，孟庆三担任药物教师，张菊人担任内科和温病教师（后由王子衡担任温病教师），焦会无担任针灸教师，孔伯华担任医古文和语文教师等。唯常因经费拮据，大部分由先生从门诊收入中挪补开支。先生尝亲自与萧老带领学生轮流实习。对待诊门徒常是到时留饭；外地之长年住宿者，亦恒有之。先生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逢年遇节，必须靠向达仁堂、瑞蚨样、谦祥益等几家借贷，加以维持，此众门人之所素知者。先生之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七七事变后五年，伪政权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他们假冒伪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有二年之久。最后，萧、孔二老毅然割爱，宁为玉碎，不作瓦全，遂于1944年遽予停办，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
　　该学院办了十五年，共毕业十一班。第十二、十三班未至毕业，先生很痛心地发给了学业肄业证书，叮嘱如肯自学，愿协助之，以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毕业学员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在医药卫生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多成为骨干人材。
　　先生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踵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晚年由于动作有所不便，精力有所不逮，始规定每天上、下午各诊40人，对急重病人准许额外加号。应邀出诊，事必躬亲，每遇疑难病者，归必提示生徒，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作出总结，指归而教之。先生每手捻白须，含笑言道：“医司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愈辩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门弟子皆有“听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先生题其诊室曰：“不龟手庐[注]”。此先生自己谦虚，意谓只不过“不龟手”之特效小技而已。
　　先生性澹泊，尤喜爱兰花。当时居住于西单北宏庙胡同，在前厅东廊下摆有兰花数十盆，有瓯兰、建兰、蕙兰以及素心兰等，有春天开者，亦有秋天开者。每当花开，满院清香，阖宝馥溢。每当分根施肥，先生必亲自检点，指使为之。置身其地，使人感到一种“积德流芳，兰芬桂馥”的象征。
　　先生不但精于医，而且工于书法，临证亲笔疏方，病因脉治之医案书于前，“君臣往使”[注]之药味列于后，字体清秀俊逸，笔势潇洒。不唯工于小楷，且大字亦有专攻。鲰生有幸，承蒙先师赐题“青囊有寄”横额一幅，每字逾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
　　“五卅”运动之后，先生热心爱国，为了抵制日货，曾创制了一种“宝丹”药，芳香化浊，去秽避疫，止吐止痛，效力高于日本宝丹及一般避瘟散等。当时在前门外大栅栏达仁堂寄售，颇受欢迎，盛销一时。其药物组成如下：
　　苏合香，麝香，安息香，冰片，薄荷脑，豆灵砂，筚拨，辽细辛。
　　共为细末，装入小盒，鼻闻或口服。
　　先生为了预防感冒，曾研究创制了一种“清灵甘露茶”，常年施送，对于防治感冒、预防中暑，均有一定效果，颇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称颂。其方之药物组成如下：
　　鲜苇根，通草，薄荷，佩兰，藿香，青茶（绿茶），竹叶卷心，双花，香薷，荷叶，九节菖蒲叶。
　　每服一袋，煎服或冲水当茶。
　　此外还有一种治妇科病的丸药和几种治外科病的药膏，也是常年施送。
　　先生尝言：“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得其奥。”又常说：“‘治病必求其本’，乃坚不可移易者也。人之有本，犹如树木之有根，水流之有源，一旦罹病，求其本而治之，枝流末疾，将不治而自治矣。人之一身，其本有二，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后天之本以养之。故肾为生气之原，脾为运化之主。先天之本，禀受系之，后天之本，肌体形之，故肾又为五脏之本，由此可知，肾为本中之本[注]也。肾中有阴有阳，阴阳亦即水火，肾阴日真阴，真阴即真精；肾阳日真阳，真阳即真气。二者完实，则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二者损伤，则阴阳离决，精神乃绝[注]。”
　　先生还说：“上古之人，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肾中阴阳皆无所伤，其人民故日朴。后世以降，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逆于生乐，欲竭其精，耗散其真，自战其生，不能尽终其天年。此非时世有异，乃人为自将失之。古今之人，素质不同，故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疗病必须自为家法，古方照脱，十不效一，职是故耳。”这体现了先生不是主张不用古方，而是主张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方，这是先生一贯的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态度和医疗作风。
　　先生又常说：“今世之人，欲竭其精，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逆于生乐，自伐其生，阴常不足，则阳常有余，此自然之理也。更加之意淫于外，五志之动皆为火[注]。所以金代著名医学家刘河间[注]有鉴于这种‘世态居民有变’的现实，根据其创新独到之寒能胜热、辛凉解表等医疗经验，而倡‘六气都从火化’之卓论，并将《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火与热，加以精辟阐发，其用心亦良苦矣。说者，多以为刘氏之立论，是为了矫正当时医者惯用辛燥温补而产生流弊的医疗作风，余则谓未必尽然。主要在于此公是洞烛病机，为了解除民众疾苦，有不得已不如此者。观其自述之‘非余自炫，此一时，彼一时’一语，则显然明矣。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注]，受业于河间再传弟子罗知梯，得其真传，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高论，发明‘相火’[注]之根源。夫‘阳常有余’者火也，‘阴常不足’者热也，只不过有其虚与实耳。丹溪主张保存阴液，谆戒‘勿妄动相火’，殆恐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也。其治辄效，足证恰中病情。至于明代张景岳氏，脱离现实，崇尚清谈，立《真阴论》、《大宝论》等篇，以反驳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其说虽辩，但无视丹溪治效之现实，而自逞胸臆，未免失之于无谓也。”从先生这些从实际观察有感而发的见解，结合其一贯认为古今之人素质不同，不能照搬古方以治今病的主张，以及饮佩河间、推崇丹溪的这些卓见，可以看出先生之反对脱离实际的“虚学”、注重躬亲践行的“实学”的学术思想和治学观点。
　　先生还常说：“仲景[注]之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后世叶天士[注]卫、气、营、血辨证，深究其理，乃说明温病之轻重浅深所表现的阶段有别，并非病邪之真人卫、人气、人营、人血之意。吴鞠通[注]氏之三焦辨证，亦是说明温病之轻重浅深，而并非病邪果真据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亦皆羽翼仲景也。此等外慎勿构执。要知芩连知柏尽可回生，参术硝黄并能起死，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先生荟萃诸家之说，出之以精确观点，非积学有得者，不能也。
　　本人当年经过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幸获冠军。当时先生为考试委员，因而见知，颇为器重，故拜先生为师。在从师学习过程中，目睹治验之病案颇多，其运机敏、奏效捷，使人目瞠心骇，谨将给我印象最深者数则述列如下：
　　一、东城方氏妇，年二十许，毕婚将三月，经水来潮甫净十天，气逆呕吵，烦懑欲绝，人夜尤甚。开窗启户，室不自容，外出游走，略觉宽适，寝食俱废。连更数医无效，相率莫之所为，求先生诊视。见其唇口干燥，舌尖红，苔薄徽黄，脉象弦滑而数。问之：最近一次月经之血量如何？答曰：显著减少。先生谓其家人曰：妊也。唯以肝热阴虚，而病“子烦”。前医之相率莫之所为者，盖皆被月经来潮甫净十天之所惑，对此次经量之显著减少，均未及问或未及思也。殊不知珠胎已结，需血蓄于下以荫之，阴血遂虚，血虚生热，肝为藏血之脏，受孕后血由冲任下输子宫以养胎，肝热则下输之血行速而难驻，于是溢出少量之血下出而行经，其大部分仍去荫养胎元，故此次月经之明显减少，正是胎妊之兆耳。今据脉之弦滑而数，则更明矣。唯肝热与阴虚所生之热相并，因此造成“子质”。（按：“子烦”一般多发于妊后四至六个月，是其常也。此其变耳。）遂投以生石膏、熟地、麦冬、知母、黄芩、淡竹叶、朱莲心为方，一剂减，二剂安枕，三剂而痊愈矣。只呕吵犹存，继以疏肝清热，镇道上呕法而调之，寻即安然无恙。
　　二、东城张氏叟，年逾耳顺，颈短肩宽，体魁梧，素康健。一日忽觉右头偏痛，外出散闷归，步至重门，倏然族运眼黑，心头突突，脚轻头重，寸步难移。急扶廊栏，未至颠仆，家人发觉则左半身不能动矣。电邀急诊，师嘱我从。至见病人神识尚清，语言赛涩，目睛不易转动，口角有微涎，咽喉有痰塞，面微肿而色赤，心中烦乱，左上下肢瘫痪不遂，末梢竦麻，兀兀欲呕，舌伸不正，苔色薄白而中心微黄，脉弦大滑而坚，左手重按渐小无力。师曰："病属平素阴精亏损，阳气亢盛，必复触忿，肝气当治而未得，故血随气而逆上，以致突然昏厥，一时痰气壅盛占据清阳之位，病名煎厥挟痰，惟一之国在于阳热不得交通而上亢，法宜首治其阳热不得交通之否，兼豁其留滞阳位之痰?quot;疏方：天竺黄，胆南星，天麻，竹沥水，安宫牛黄丸二粒，每次一粒和服，连服三剂。一剂头痛除，痰消而安枕；二剂而饮食渐进，目睛舌本俱已灵活；三剂而手足能动，室内自可徐行矣。越日居然前来就诊，神态自若，举止如常，唯颐颊间色较蕴赤而已。又依前方，略事增减，并嘱以薄滋味，远房室，戒恙怒，数服而安。当时余与祝伯东师弟俱颇(马戒)然，寻其所以，师曰：“经云治热以寒，无非遵此绳墨耳。此法用本病初期，愈早愈妙，迟则差矣。”
　　三、南城安氏妇，年二十许，患足跟痛，左轻右重，任地如踏针毡，呻吟之声，彻于邻舍，渐至不能起床，口燥咽干，心中烦乱。更医十数辈，不曰六味以滋阴，则曰八味以扶阳，或曰圣愈补气血，或曰逍遥以疏肝，但皆无毫末之效。经某医院检查认为“骨质增生”，但目前尚无特效之药，乃求治于先生。先生诊之曰：“六脉有力而弦，心中常烦乱，口内常燥干，渡赤便秘，此乃实热内蒸，内肝之阳并亢，肝主筋，心主脉，是以此病之在于血脉筋络间耳。阳火也，阴水也，阳盛则水干，阴亏则水涸，跟骨失去滑润，不痛而何？”疏方：桑寄生，川断，紫苑，白芍，寻骨风，威灵仙，牛膝，甘草，黑桅，安宫牛黄敬一瓶，分冲治之。凡三月，仅此出入为方，则步行自如矣。
　　四、东城鄂氏女，年方十八，体瘦，发斑微紫，多见于四肢皮肤。经期超前，量多色紫，持续期长达十天左右，唇及齿龈破裂出血，咽干声叹，目瞀头昏，精神抑郁，默默欲眠，目不能闭，反侧不安，六脉儒细而数，两尺重按略有洪滑。先生颐指悄曰：“此病甚急（按：此急字是形容紧急严重的意思，不是现在所指发高烧或急腹症等急性病）。”询之从者，乃曰：“曾因感冒头疼，身体拘急，发热恶寒，医以汗之；汗出淋漓殊不解，医疑未透，仍同法，汗出极多，遂至如此。半年多来，百治无效，益趋体瘠神衰。日前经某医院检查：血小板计数七万，据认为是‘紫癜’云云，治之亦无寸效，特叩先生之门。”先生吁曰：“温邪禁汗，盍深味斯言。此因平昔膏梁，积热于内，已耗阴津，又因发汗过多，重伤阴液，遂致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热深迫血外溢，故尔出现紫斑，阳络伤而血外溢也。参以月事之先期色紫，出血延长，咽干唇裂，龈破出血，六脉之儒细而数，尺有洪滑，则血热之象，当更明矣。”治以安宫牛黄散主之，每日三次。早晚兼服：贯仲、板兰根、当归、天花粉、三七粉、合欢花、大青叶等出入为方。不数月，面色转红活，紫癜不再起，月事如常，唇龈完好，精神活泼，而勤于执行焉。甚急之病，得以痊瘳。
　　先生生平之治验良多，论病则切理餍心，源流俱澈；用药则随证化裁，不蹈成方。可见其食古贵乎能化，裁制贵乎因时，皆足以起沉疴而安衽席。上述数则，皆不同凡响，与俗见相殊。然其奏效捷如桴鼓，最足启迪后学，发人深省，记忆尤深，特书于此。
　　先生之喜用石膏及极善用石膏，多为医林景仰诚服。谁知经验系从《本经》中得来。先生在讲《本经》时，曾一再指出石膏之性能是微寒无毒；所谓“石膏性大寒”之说，主要倡于唐宋之后，沿袭成风，欲明药性必须依据《本经》。并阐明其研究《本经》所分析之石膏应用方法曰：
　　“以我（师自称）的经验来说，石膏是质重气轻，味辛微寒。辛能解肌热，寒能胜胃火，辛能走外，寒能沉内，具有两擅内外之功能。既能清肺胃之火，又能解三焦之热；既能解肌发汗，又能清热止汗，并且又有缓脾益气之功，上行至头之力。况它毫无药之不良气味，煎汤直如清水，服之无难。其他所有清凉解热泻火诸药，恐无及之者。总之石膏之清热泻火，止渴除烦，用于高热汗出、烦渴、神昏谵语等证，乃尽人之所皆知，此不过是侧重于伤寒、温病等外感性疾病而言。欲尽其能，还必须依据《本经》；欲尽其用，还必须参照《伤寒论》与温病学说。《本经》关于石膏的记载：‘石膏味辛，微寒，主中风寒热，心下道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腹中坚痛，除邪鬼，产乳，金疮。’虽仅此35字，但意义深远，明乎此，则其性能功效庶乎尽焉。然则为何具体远尽其用，还必须参照仲景《伤寒论》和后世的温病学说。盖仲景之《伤寒论》虽论伤寒，而百病皆在其中，所以读《伤寒论》应悟仲景法外之法，即此之谓也。后世的温病学说中很多办法，确乎具有卓效，实堪羽翼仲景。同样具有虽论温病，而百病皆在其中的崇高价值，所以必须明乎此，其运用才能左右逢源。仲景深得《本经》之奥，药味运用，悉出《本经》，后人遵用有验。温病学说药味之运用，多从仲景法中所悟出，符合《本经》之旨，后人遵用亦有验，此即不容移易之真理，故乐沿此道而行之。多年来关于石膏应用之一得，亦由此道所从来。 ”
　　一、在外感方面（包括伤寒与温病）：根据石膏之性味，辛而微寒，辛能走外解肌热，寒能沉内胜胃火，而用于高烧烦渴，唇干舌燥，汗出脉洪，神昏谵语，发疹发癍；亦用于恶寒发热，无汗烦躁而喘。在伤寒要审清太阳、阳明；[注]在温病要辨明卫、气、营、血。
　　二、在杂病方面（包括内、外、妇、儿）：依《本经》经文，根据'心下逆气、惊喘'而用于气逆喘息，突发急惊。根据'口干舌焦'而用于肺胃火盛。根据'不能息'而用于憋闷短气。根据'腹中坚痛'而用于诸腹痛之属于内热盛、大便实，但未至必须攻下程度者。根据'除邪鬼'而用于因热盛导致的癫狂，妄言妄动，精神失常，有如鬼神之所附者。根据'产乳'而用于产后热实，乳汁不通、乳痛、乳结以及有热可征的经水失调。根据'金疮'而用于金疮出血不止，或溃烂久不愈合。凡有上述诸证候，不问何病，石膏悉能治之。”
　　以上乃先师根据《本经》经文所作的高度概括，再从而引申之，则所用当更广矣。先生之因证议药，相体制方，消息病情，通权达变，其察理精而运机敏，中肯綮而奏效捷，多有令人不可思议者，足见功夫之不负人也。自愧因陋，学力未逮，空吞先生之门，无以尽先生之奥，殊以为憾。
　　先生于1952年在西郊玉泉山受到毛主席接见之后，曾上书陈情，云：“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执技精良，方能拯济疾苦，故宜首重其培养人才。中西医体系两异，其理法说教虽有不同，皆以治人之疾病为目的，其用心并无二致。取长补短，合一炉而治之，必将有所创新，能提高而跃进。”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国医学这一备受摧残、苟延残喘之数千年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幸何如之！愿尽绵薄，努力发掘，以期臻于至善，使对全人类之健康，庇渥是依”。
　　先生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从无私请，总理重之。先生对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备至关怀，多所建树，尝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1952年总理接见先生时拍下的珍贵照片，已在总理之纪念展览中展出。
　　先生以诊务过忙，济人事殷，著述无暇，不能将一生积累之经验心得，加以系统总结，笔之于书，以公于世，献给人民，常引以为憾。故晚年常夜阑执笔，撰论达旦。所有遗稿如《脏象发微》、《时斋医话》、《中风》、《痢疾》等，率皆此时所留，但均未脱稿（现在都已整理成篇）。
　　先生古稀之年，昼既忙于诊务，夜又勤于著述，劳力劳心，不逞寝息，积渐日久，时呈倦容。见者恐其健康状况日下，精力难以维持，群聚而进劝之，请以身体为重。先生笑曰：“疗疾济世，治病如同救人，医生之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存心解除病人之痛苦，挽救病人之危急，责无旁贷。一分能动，就得应诊，君不见抱病苦而人待我诊治，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身虽安闲，心将何忍。”
　　先生身体本已衰，仍每日勉强支持。1955年3月10日，先生在出诊途中，突然出现腹痛寒战，但仍一心以病人为重，强忍坚持将六家诊毕，已额出凉汗，手足厥冷矣，方回寓所休息治疗。孰料从此病倒在床，时轻时重。当是时也，犹自以病人为念，常曰：“病愈即速应诊。”至11月23日，体气大虚，自知不起，唯仍以行医50年，稍尽其利济之心，而人民大众，国家领导，给予了极大荣誉，只以累于诊务，未能达到完成总结毕生经验心得，为人民略尽微力之夙愿，耿耿于怀。所以临终遗嘱：“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竟之志。”溘然与世长辞。
　　先生逝世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敬爱的周总理亲临吊唁，对先生的家属慰勉备至，特别关怀先生后代的培养和教育问题。中央卫生部更予以人力财力的大力相助，中医司的领导郭子化、吕炳奎同志，一连数日，亲临先生住所，主持襄理丧葬事宜。
　　先生生前好友、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惊闻噩耗，深为哀恸，并挥泪亲题哀挽：“抱病哭君魂欲断，承家有子业当兴”，以悼亡灵。
　　先生一生为了振兴祖国医学事业，为了人民健康，鞠躬尽瘁。他的崇高精神和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82年5月26日，北京中医学会和北京《中医杂志》在北京中医医院召开著名老中医孔伯华先生的经验介绍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北京中医学会秘书长、北京《中医杂志》副主编、中医研究所副主任陈彤云，中医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王鸣凤，以及各科研究组负责人方和谦、张作舟、李惠志，北京《中医杂志》副主编、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危北海，孔先生之三子祥珊，四子祥琦，以及孔门弟子步玉如、屠金城、裴学义、宋柞民、刘延龄、刘义芳、姚五达、刘春圃、杨大奇、马尤伯等人。会议由危北海院长主持。会上马尤伯、刘义芳、步玉如、孔祥珊、孔祥琦、孔少华、屠金城等，各将所学到的先师经验心得，作了如实的介绍。王鸣凤、危北海同志均在会上讲了话，对先师孔伯华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示由市卫生局、北京中医学会大力支持，成立专题小组整理孔师经验，公之于世，造福人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及学术团体贯彻中医政策，重视老中医经验的第一次会议。这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如今孔门弟子、原北京中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宋柞民师弟尚完好地保存着。这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医学资料，同时也是对先师孔伯华先生学术成就及医德医风的最好纪念与缅怀。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1984年出版）

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
善哉！贤者之言，达者之言也！
前辈风范，令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