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中医对心理学的论述

所谓情志，即指喜、怒、忧、思、悲、惊、恐等人的七种情绪。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两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样，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亦有利有弊。正如《养性延命录》所说：“喜怒无常，过之为害。”《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则将喜、怒、忧、思、悲、恐、惊正式列为致病内因。但在正常情况下，七情活动对机体生理功能起着协调作用，不会致病。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情志活动属于人类正常生理现象，是对外界刺激和体内刺激的保护性反应，有益于身心健康。
    人的心理活动，中医学将其统称为情志，或叫做情绪，它是人在接触和认识客观事物时，人体本能的综合反映。合理的心理保健是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人生中有重要价值，自古以来就被人类所注目。早在春秋战国乃至更早以前，诸子百家就有较精辟的论述。其中《管子》中的《内业》篇，可说是最早论述心理卫生的专篇。内，就是心；业，就是术。内业者，养心之术也。《管子》将善心、定心、全心、大心等作为最理想的心理状态，以这些作为内心修养的标准。具体地说是三点：一是正静，即形体要正，心神要静，如能这样，就有益于身心；二是平正，也就是和平中正的意思，平正的对立面，就是“喜怒忧患”；三是守一，就是说要专心致志，不受万事万物干扰则能心身安乐。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黄帝内经》，其心理保健思想要比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丰富得多，成熟得多。综观《内经》，无论是对身心疾病的社会心理致病因素，发病机制的认识，还是对身心疾病的诊断和防治，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并已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如在形神关系方面，《内经》已认识到，形生神而寓神，神能驾御形体，形神统一，才能身心健康，尽享天年，要求人们做到自我控制精神，抵制或摆脱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此外，对于心理与生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个性心理特征的种种分类，对于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对于心理治疗的意义，对于调神摄生的心理卫生等等，《内经》均作了原则性的总结，提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见解，是我们研究情志保健的宝贵资料。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序中畅言养生的重要性，同时责怪和痛斥时医、时人无视养生，是“举世昏迷”，“不惜其命”，只知“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准名利是务”，实在是“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劝导世人要重生命，固根本，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理”。可见，关于情志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仲景当时已比《内经》作者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国时名医华伦，不畏杀身之祸，以激怒疗法治愈太守笃病的事迹，见于《后汉书》的记载而广为人知。他还“晓养性之术”，重视心理卫生。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要方》中，专有“养性”之论，不仅整理了唐以前有关调神养心方面的论述，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在“道林养生”中的十二少、十二多，皆是对情志保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认为七情的刺激是三大类致病因素中的一大类，非常突出地强调了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元四大家之一张子和在其所著《儒门事亲》中，极为重视心理治疗，对于《内经》的“以情胜情”疗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还创造了“习以平之”等意疗方法。
    明、清时期，心理保健学说有了新的开拓和特点，如《摄生集览》中提出“养神为首”，即虽然保养之法可数以万计，但养神是第一位的。在睡眠与精神的关系方面认为，指出不寐与情志有关，倡导“入寐之法，首在清心”。在《遵生八笺》中还提倡鉴赏书画、文房四宝、各种花卉及游览、登高等活动，以陶冶精神，实为当今旅游、登山以健心身观点的理论之源，至今仍给我们以方法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