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攻下法与混沌边缘疗法的联系
（一）现代医学对攻下法的研究
攻下法是中医学中一个重要的治疗手段早在2000年前的《内经》就有关于下法治病的记载，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中满者泻之于内”，就是指病邪积留于内致中满腑实者，宜用攻逐泻下法治疗。汉末，张仲景根据不同病症，制立不同泻下方剂，如寒下的三承气汤、温下的大黄附子汤、峻下的十枣汤、缓下的麻子仁丸等，共有三十多个方剂，很多方剂仍为目前临床所常用。 金元时期：攻下派张子和认为，病邪有在上、中、下之异，攻邪有汗、吐、下之别。张氏举出泻下药30种，下法禁忌7条，明确了下法运用的宜忌原则。 清代温病学家吴又可著《瘟疫论》，认为下法不仅泻实，还可泻热，倡导“温病下不厌早”之说，主张“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对热性病提出了“不必悉具，但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予下法的见解。
现代应用下法治疗各种疾病非常广泛，常与清热、理气、化瘀、逐水、补益等治法配合应用，拓宽了治疗范围。
1 下法应用治疗急腹症常常作为首选的治疗方法，因为急腹症的特征多属于里实热证，通过下法治疗使通则不痛。
2 治疗急性阑尾炎（肠痈）用大黄牡丹皮汤化裁，大量资料显示，近期疗效在80％以上。实验证明该方能加速阑尾腔内的钡剂排空，有利于梗阻与炎症的消除。
3 治疗胆道蛔虫病用乌梅汤（丸）加减，在安蛔的同时加入驱蛔与通下药，有利于蛔虫排出。
4 治疗胆系感染和胆石症，在疏肝利胆的基础上，通里攻下，采用“急攻疗法”治疗胆石症，排石率可达70．2％。
5 治疗急性肠梗阻，西医立足于“静”，中医则立足于“动”，主张通下，因势利导，排除积滞以解除梗阻。实验表明，大承气汤可增加肠道运动，解除梗阻并能使肠内容物通过部分梗阻点下行，有利于肠道扩张的复原。
现代对下法作用机理做了广泛的研究，其作用机理有下面几种：
1 下法可以改善肠道运动。
2 下法可改善肠血流量。观察发现大承气汤能增加肠血流量，改善肠管血液运行状态，通过增加肠蠕动和肠壁血流循环可改善细菌学状态，从而消除炎症。
3 下法可影响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实验证明，大承气汤对毛细血管通透性有抑制作用，减少炎性物质渗出，限制炎性病灶扩散。
4 下法有抗菌作用。大黄作为寒下药应用最多，对多种细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应用于多种炎性病变均取得良好效果。
5 下法可促进腹腔内血液吸收。实验观察到甘遂通过促进肠道运动能促进腹腔内血液吸收。
6 下法可预防手术腹腔的粘连，复方大承气汤有预防腹腔内肠粘连作用。
7 下法有利胆作用。大黄可促进胆汁分泌，使胆红素和胆汁酸含量增加。试验表明，复方胆道排石汤中大黄、白芍的利胆作用最强。观察到番泻叶、巴豆等能增加胆汁分泌，降低括约肌紧张。
8 下法有利尿、降压及降血脂作用。
总之，下法作为重要的祛邪手段，对多种疾病有效。在整个辨证治疗过程中，需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祛邪与扶正相结合，根据不同的病情和疾病的不同阶段，灵活应用下法并与有关药物相配伍。
（二）吴咸中院士对于攻下法的研究和贡献
1 吴咸中院士研究情况介绍
（1）吴咸中院士对通里攻下法的作用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通里攻下法具有调整胃肠运动、改善腹腔脏器血运、清洁肠道、保护肠屏障、免疫调节及脏器保护作用，在药效上有新发现。
第二，承气类方剂具有多种药理活性成分，对于不同腹部外科疾病，其作用靶位有所不同，产生的效用亦有所不同，但最基本的靶位在胃肠道。在疾病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在出现“胃家实”阶段，对胃肠道进行干预，有利于病情的控制及转复。对于通里攻下法在临床上应用有创新。
第三，建立并不断完善急性肠梗阻、重症急性胰腺炎、急性重症胆管炎、急性腹膜炎及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症等病种的“通里攻下法”治疗常规，取得了先进水平的临床疗效。
吴咸中率先提出，在中医传统的“理、法、方、药”中，“法”是一个重要环节，抓住“法”，既可上溯求“理”，又可下达寻“方”，从而能产生理论研究的突破和具有现实意义的治疗效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带领研究人员用现代医学方法较系统地研究了“急腹症治疗八法”中各法的代表方剂、药组及单味药物，阐明其作用机理，加深了对中医理论实质的认识，促进了中西医药学在理论上的结合。实验研究证明，通理攻下法可以增加肠蠕动，增加肠分泌；增加肠血流量，改善肠管血运；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炎性渗出，限制炎性病灶扩散；促进腹腔内血液吸收，预防肠粘连；促进胆汁分泌，并有利尿作用；还可抑制细菌生长。活血化瘀法能增加肠血流量，改善微循环，改善血液粘滞度，促进腹腔渗液吸收，减少毛细血管通透性。这类的系统研究不仅从理论上说明了各法的作用机制，也指导和扩大了各法的临床适用范围。抓“法”求“理”的研究思路，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理论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指导作用。
（2）吴咸中院士对通里攻下法的作用机理研究有了三个层次的认识
通过对通里攻下法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通里攻下法的作用机理研究有了三个层次的认识：
第一，是通里攻下法对胃肠的效应，
第二，是通里攻下法对腹腔的效应，
第三，是通里攻下法的整体效应。
关于这三个阶段的认识，我们已经取得了确切的实验室数据和临床疗效。１９９０年以后，发展到对全身影响的研究，用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 Ｍ ＯＤＳ）的对症治疗。这个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传统的中医理论与现代的医疗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就可以有新的发现，认识到过去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问题。比如张仲景那时只是用通里攻下法来治疗热病，后来明清的医学家用来治疗像肠子不通这些疾病，应用范围有所扩展。当然，像今天这样取得关于胃肠效应、腹腔效应和整体效应的认识水平，在他们那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可以为其他中医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个借鉴。
2 吴咸中院士用攻下法为周总理治病
在周总理身边最后18天——专访吴咸中院士
作者：王延雄。《每日新报-旧闻-第25版-2006.1.9》
http://www.tianjindaily.com.cn/docroot/200601/09/xb02/09252601.htm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 1975年的 12月 22日，我当时在天津市的南开医院担任院长。那天，我正在医院的手术室里给一位腹内肿瘤病人做手术，突然接到医院办公室主任转述的卫生部的紧急电话通知：“请天津的吴咸中大夫立即去北京卫生部保健局报到，参加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的病情会诊。”
“中央一位领导？”做完手术出了手术室，我一边脱手术衣，一边思索着，“会是谁呢？”我这正自言自语，医院办公室主任此时已经来到了手术室外的走廊里，他急迫地说道：“吴院长，市委派来接您的汽车已经来到了医院大院里，正在楼门口等您，市委打来的电话说，请您即刻起程”，听到此话，当时我来不及多想，饭没有吃，水没有喝，洗漱用具也没有带，马上换上衣服便坐上市委派来的轿车，顺着当时凹凸不平的京津公路向北京急驰。
大约是当晚八点我们到达北京，轿车直接开进后海旁边的卫生部大院里。大院里一辆漆黑发亮的“红旗”大轿车正在此等候，有关人员立即请我上车，宽大的“红旗”大轿车飞驰开出卫生部大院，沿着静寂的街道急驰到了解放军驻北京的一家大医院里。
在医院的接待室里，随着匆匆的脚步声，我国著名外科医学专家吴阶平教授走了进来，他表情严肃，没有寒暄，直视着我的两眼，异常沉痛地告诉我说，“患重病的中央领导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闻听此言，我非常吃惊。吴阶平教授接着告诉我说：“总理患的是膀胱癌，已经做了几次手术，现在可能由于肿瘤扩散，使肠管粘连，发生肠梗阻，已经有两三天没有大便。现在腹胀严重，还不时出现阵发性的疼痛，医疗组请示中央政治局同意，决定采用中药为主来治疗，安排你来的任务，就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解决肠梗阻。”吴阶平教授言简意赅地说明情况，同时边说边起身从胶片袋里抽出几张 X线片子，开亮阅片机，把 X线片子放到阅片机上显示。
看了 X线片子，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是非常严重的。这时，吴阶平教授提议陪同我一起去见周恩来总理。于是，我们来到一间宽大的病房里，来看作为病人的周恩来总理。在这间宽大的病房尽头的墙壁边上，摆放着三扇白色屏风，走过屏风来到里边，一眼就看见了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周恩来总理仰面躺在病床上，头发稀疏，长长的灰白色胡须，一看就知道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刮胡须了，脸上固定着鼻饲管，身上盖着浅黄色的毛巾被，旁边的架子上吊着输液瓶，正在输液。可是，别看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那样的虚弱，但总理的双眼依然那么炯炯有神。吴阶平教授走近床边，俯下身去，贴在总理的耳朵边用手指着我说：“这是天津的吴咸中大夫，他来参加医疗组工作！”周恩来总理非常困难地慢慢地点点头，手臂艰难地动了一下，似乎是想握手又似乎是想让坐，我连忙示意；“您不要动，好好养病！”我本想好好安慰周恩来总理，可是，看到周恩来总理那种状态，鼻子直发酸，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饭后，吴阶平教授就立即安排我参加会诊讨论。在讨论会上，我根据病历的记载、身体检查的情况、诊脉的结果，提出建议，我说：“总理患病已久，按照中医辨证来看，属于本虚标实，必须在采取扶正治疗的同时，给予通里攻下法治疗。”当时，我和老中医高辉远认真地讨论，斟酌每一味中药，反复地考虑着剂量的大小。最后，决定按照“小承气汤”的配方作为主方，另外，加用几味行气消胀的药物共同组方进行治疗。我们建议的治疗方案和药方组成，经过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吴蔚然等人的慎重研究以后，同意了。
当晚的后半夜，护士将煎好的药端给总理服下，我们坐在屏风外面的沙发上，静静地等待着，我不时地站起来，从屏风旁的空隙里，观察着总理服药后的反应。 30分钟过去了， 60分钟过去了，病房里，只有大夫和护士走路脚踩在那厚厚的地毯上的“沙沙”声，没有看到或者听到总理排便、排气的迹象，看起来，这服药没有对总理的肠梗阻产生作用。
转天的早晨，只躺了一个多小时的我就起床了，用凉水擦了把脸，马上参加了第二次会诊讨论。这时候，邓大姐来到了会场，她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和蔼可亲地对我们说：“你们给总理治病，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这第一服中药虽然没有通下来，可是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可能是药的剂量小了些。你们把他当成你们的病人，不要总考虑他是总理，就不敢大胆地用药去治！”邓大姐的一席话，打消了我的顾虑，坚定了我的信心。我马上同高辉远等大夫商量，基本上是原药方，但是，药量普遍加大。
当我看到护士把新煎好的药汤一勺一勺喂给总理，看到总理一勺一勺喝下药汤，心情是非同寻常的紧张。三天没有排气、排便，表明肠梗阻已经 72个小时了，肠管不通，就不得不依靠输液来补充营养，那样，总理的身体不就更虚弱了吗！
我和高大夫坐在屏风外面的沙发上，静静地等待着，随着时间的逝去，我的心情就更加焦虑。两个小时过去了，屏风后面终于传来了响动，看来，总理想排大便啦！我心里想着，就从沙发里站起来，来回踱步，从屏风旁的空隙里，观察着情况，总理的警卫员行动起来了，两个人搀扶着总理小心翼翼地向卫生间走去，我的心情微微轻松了一点。又过了一会儿，警卫员从屏风后边闪身出来，年轻的脸上溢满了笑容，高兴地说：“成功了，总理排出了大便，还有好多气体！”警卫员说完话返身回去，我跟过去，走近病床，身穿蓝白色竖条病号服的总理，在两位警卫员的搀扶下，慢慢地艰难地移动着他那虚弱的身体，走向病床。看到我，他连连向我点头，双眼露出了感激的目光，小声地说：“现在感觉舒服了。”看着总理那感激的目光，我异常感动，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事情，总理就那样地感谢我，我在心里说，总理真是一代伟人。
当得知总理排出了大便，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叶剑英等都来看望总理，在病房旁边的会客室里，当卫生部领导、医疗组的领导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请求进一步的指示时，我也破例参加了，邓大姐特别关照，让我坐在小平、剑英同志的旁边，我将两次用药的情况作了简要的汇报。小平说：“攻下这个办法好，还要继续努力。”听到中药产生了作用，他们都非常高兴。叶剑英同志患腰病，不能久站，一般都是坐在高靠背椅子上，这时候，也从高靠背椅子上站起来，双手合拳，连连拱手，嘴里念叨着：“劳驾诸位，拜托诸位专家啦！”
后来，由于腹腔的肿瘤扩散，肠梗阻再次发生，病情就越来越重了。此时，中药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了，医疗组讨论决定，请示中央政治局，只能再给总理做一次手术了。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慎重研究以后，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准了再次手术的方案。再次手术以后，总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在麻醉药的麻醉有效期过去后，一直没能苏醒过来。
（三）攻下法启动应激反应——与混沌边缘疗法的联系
后现代理论医学认为一切至病因子都会引起机体的应激反应。应激反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反应；第二个是下丘脑-垂体前叶-肾上腺皮质反因。第三个是中枢阿片肽反应。如果第一个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反应已经使至病因子所造成的威胁解除，那么，疾病就不会发生。如果相反，疾病就会发生。后现代理论医学认为疾病是机体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反应没有消除至病因子所造成的威胁的时候，由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反应对于自己机体所造成的损害。因此，后现代理论医学认为，一般讲，疾病就是应激反应所造成的，所以可以叫做“应激病”。“应激病”就是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反应，在没有消除至病因子所造成的威胁的时候，仍旧继续维持这个反应。所以，现在大家又把这个状态称为“反应过度”。所谓“反应过度”，是指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反应的过度。我们已经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机体自己有两个办法来抑制过度的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反应。第一个是下丘脑-垂体前叶-肾上腺皮质反因。如果这个反应还不行，再启动中枢阿片肽反应。
上面所说的是在疾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机体自己进行的反应。而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理论发现，在这个时候进行中枢神经体液调节的麻醉阻断，是抑制疾病的过度反应的最好办法。
我们认为，中医攻下法的本质，就是在机体已经进入疾病状态时，再给机体一个外加的刺激，引起机体强烈的应激反应，目的是引起下丘脑-垂体前叶-肾上腺皮质反因和中枢阿片肽反应。以此达到抑制最初的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反应的目的。
用现在的知识来判断，我们会知道，这个方法肯定有效。但是，与中枢神经体液调节的麻醉阻断比较，肯定是后者效果更好。因此，我们认为，用后现代理论医学的混沌边缘疗法理论，能够深刻地理解中医攻下法的本质。同时，也就知道，混沌边缘疗法与中医攻下法在治疗方面可以相互帮助和促进。中医攻下法给混沌边缘疗法提供更多抑制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反应的方法，而混沌边缘疗法可以在中医攻下法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时候，提供更有效的帮助手段。
（四）袁伟平对中医攻下法的研究和贡献
我国虽然利用现代医学理论对于中医攻下法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并且出现了吴咸中院士那样的专家人物，但是，还没有人从系统调节的角度进行研究。吴咸中院士虽然已经认识到通里攻下法的整体效应，但是，他只是发现了这样的事实，还没有提出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已经介绍了杨鸿智的后现代理论医学知识，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个更民间的医生对中医攻下法的研究和贡献。下面的材料来自网络，所以，这里由表现出这个新的技术对于科学的作用：没有网络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发现这样的民间科学研究者。
1 介绍袁伟平
袁伟平，系中国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新张集乡袁圩村人，早年毕业于山东中西医结合大学医疗系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专门从事中医药、华佗攻病派及断食辟谷、不睡觉等自然疗法的临床应用与研究。擅长运用张子和攻邪论、尿疗、断食辟谷、食疗、针灸、心理疗法、中西药物、应激、气功等中西医结合方法攻病疗疾，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疗效显著。读大学期间，就对张子和攻邪论、尿疗、断食辟谷、食疗、针灸、心理疗法、中西药、应激、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等做了深入研究，并一直坚持尝试进行着断食、辟谷、尿疗、食疗、毒药攻击自身、修炼气功之体验，大有收获。在山东中西医结合大学毕业后，志愿回到家乡，在村卫生室开办诊疗所，常备中西药物600余种，为广大群众看病，服务于乡邻。刚开始，在日常诊疗中，主要运用中西医常规方法（如口服药物、肌肉注射、静脉滴注、针灸等）治疗疾病，感觉疗效尚可。但后来，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运用这些中西医常规保守方法治疗疾病，对于治疗一些常见的急性病其疗效尚可，而对于治疗一些常见的慢性病及疑难病则其疗效不佳，也可以说是十个病有九个病无法治愈好的。例如，常见的慢性气管炎、哮喘、肝炎、肾炎、类风湿关节炎、高血压、冠心病、糠尿病、甲亢、慢性皮炎、牛皮癣、帕金森氏病、重症肌无力、硬皮病，等等，对于这些疾病，运用西医常规方法治疗需要长期服用西药维持而无法治愈，而就是运用中医药常规方法辩证施治而治愈者也了了无几。对此，对于一些用常规方法无法治疗治愈之疾，就反其道而行之，采用超常规的攻击之法攻之，往往取得捷效。 1998年，袁伟平创办我国首家断食辟谷诊疗所——安徽省袁伟平断食辟谷疗养所，全面开展断食辟谷临床医疗业务和理论研究，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同时，也在积极发展具有中国中医药特色断食辟谷事业。现有病床10张，分为男女病房。常备中西药物600余种，对于一些急性的常见病、多发病，采用中西医常规方法——传统方法治疗。而对于中西医常规方法——传统方法无法治疗治愈的疾病，则采用断食辟谷攻病和中草药方法进行治疗，可获得良好的效果。
2 袁伟平的理论
（1）自生的内药
应激作为一个反应系统，是通过生物反馈调节控制完成的。 在经典的应激反应中，当机受到强烈刺激时，应激反应主要由神经、内分泌改变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强烈兴奋、抑制，多数应激反应的生理变化与外部表现都与这两个系统的强烈兴奋、抑制有关。
对于非经典的应激反应，现代医学研究甚少，我认为胃肠激素——脑肠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在防病治病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运用中医药汗吐下三法、断食辟谷、不睡觉等刺激作用，以及其它的刺激方式，如电刺激、心理刺激、条例反射、生物反馈等，就能很好地激发应激系统的活性，进行应激反应，通过应激效应，既产生、分泌了许多生物活性物质又产生、分泌了许多毒素，从而发挥诸多生理、心理和病理功能。在应激反应时，机体产生的许许多多的生物活性物质，统称为应激性生物活性物质。例如，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儿茶酚胺、ACTH、胰高血糖素、生长素、甲状腺素、肾素、促红细胞生成素、糖皮质激素，前列腺素，白三烯，血栓素，缓激肽，5-羟色胺，纤溶酶原激活物，胶原酶，淋巴因子，胃肠激素，脑--肠肽，阿片样肽 ，肿瘤抑制因子，干扰素，细胞免疫因子，体液免疫因子，抑制、杀灭微生物的毒素，等等，等等。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儿茶酚胺、糖皮质激素等，只不过其含量少，但在应激反应时急剧增高，甚至超出平时数倍至几十倍，而另外也一些生物活性物质
其中，中草药汗吐下、断食辟谷、不睡觉的刺激作用，是最主要的三种应激方法与手段。在应激时产生的应激生物活性物质和毒素，也就是汗吐下攻邪治病、断食辟谷疗法、非眠疗法这三种疗法发挥功效的核心物质。
人体在应激反应中所产生、分泌的自身生物活性物质和毒素，统称为人体的“内药”。另外，从广义上讲，凡是参与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也统称为人体的“内药”。
对于“非药物疗法”说到底还是一种“药物疗法”，因为它主要是利用应激反应，刺激人体产生、分泌内药，而发挥功效的。
上面已经探讨了，内药就是人体在种种应激的刺激作用下所产生、分泌的自身生物活性物质及毒素。由于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精细的生物化学厂，所以在适宜的条件刺激作用下，刺激机体细胞这个复杂的、精细的生物化学厂，产生、分泌出许许多多种的自身生物活性物质和毒素，进行并完成各式各样的生命活动。
由于气功修炼作为一种重要的应激刺激方式，所以通过气功修炼便可刺激机体产生、分泌出许许多多种的自身生物活性物质和毒素，进行推陈出新、脱胎换骨、优胜劣汰，调节、改善、修复、毒杀并消除机体内隐患及病灶，从而达到防病治病、延年益寿之功效。
同样，在断食辟谷、汗吐下中草药攻击、不睡觉的刺激作用下，刺激机体产生、分泌出许许多多种的自身生物活性物质和毒素，进行推陈出新、脱胎换骨、优胜劣汰，调节、改善、修复、毒杀并消除机体内隐患及病灶，从而达到防病治病、延年益寿之功效。
（2）非经典的应激反应系统
《胃肠激素》
现代生理学研究发现：胃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当给予胃肠道种种刺激（如药物、食物、汗吐下攻击等），通过应激反应，产生多种胃肠激素，从而产生多种生理和病理效应。
在胃肠的粘膜层内，不仅存在多种外分泌腺体，还含有数十种内分泌细胞，这些细胞分泌的激素统称为胃肠激素（gastrointestinal hormone)。胃肠激素在化学结构上都是由氨基酸残基组成的肽类，分子量多数在下5000以内。
1）胃肠道内分泌细胞的形态及分布
用细胞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已经证明，从胃到在肠的粘膜层内，存在有40多种内分泌细胞，它们分散地分布在胃肠粘膜的非内分泌细胞之间。由于胃粘膜的面积巨大，胃肠内分泌细胞的总数很大，大大地超过了体内所有内分泌腺中内分泌细胞的总和，因此，消化道已不仅仅是人体内的消化器官，它也是体内最大最复杂的内分泌器官。
胃肠内分泌细胞在形态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细胞内的分泌颗粒均匀分布在核和基底之间，故属于基底颗粒细胞。不同的内分泌细胞的分泌颗粒大小、形状和密度均不同。胃肠内分泌细胞的另一特点是，大部分细胞呈锥形，其顶端有微绒毛突起，伸入胃肠腔内，微绒毛可直接感受胃肠腔内食物成分和ph的刺激而引起细胞的分泌活动。只有少数胃肠内分泌细胞无微绒毛，它们与胃肠腔无直接接触，它们的分泌可由神经兴奋或局部内环境的变化而引起，而与胃肠腔内的食物成分无关。这两种类型的细胞，前者被称为开放型细胞，后者为闭合型细胞。胃肠内分泌细胞在生物化学功能方面都具有摄取胺前体，进行脱羧而产生肽类或活性胺的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细胞统称为APUD(amine precursor uptake and decarboxylation)细胞。除胃肠和胰腺的内分泌细胞外，神经系统、甲状腺、肾上腺髓质、垂体等组织中也含有APUD细胞。
2)胃肠激素的作用
胃肠激素与神经、内分泌、免疫、循环、消化、呼吸、运动、泌尿、生殖等各中枢系统一起，共同调节消化器官的运动、分泌和吸收功能，以及其它中枢系统组织器官之功能。此外，胃肠激素对体内其它组织器官的活动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作用有三个主要方面。
A 调节消化腺的分泌和消化道的运动
这一作用的靶器官包括唾液腺、胃腺、胰腺、肠、肝细胞、食管胃-括约肌、胃肠平滑肌及胆囊等。
B 调节其它激素的释放
已经证明，食物消化时，从胃肠释放的抑胃肽（gastric inhibitory polypeptide,GPT)有很强的刺激腺岛素分泌的作用。因此，口服葡萄糖比静脉注射相同剂量的葡萄糖，能引起更多的胰岛素分泌。进餐时，不仅由于葡萄糖的吸收入血直接作用于胰岛B细胞，促进其分泌胰岛素，而且还可通过抑制胃肽及早地把信息传递到胰岛，引起胰岛素较早的分泌；使血糖不至于升高过高而从尿中丢失，这对于有效地保持机体所获得的能源，具有重要的生理意义。
影响其它激素释放的胃肠激素还有：生长抑素、胰多肽、血管活性肠肽等，它们对生长激素、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胃泌素等的释放均有调节作用。
C 营养作用
一些胃肠激素具有刺激消化道组织的代谢和促进生长的作用，称为营养作用（trophic action)。例如，胃泌素能刺激胃泌酸部位粘膜和十二指肠粘膜的蛋白质、RNA 和 DNA 的合成，从而促进其生长。给动物长期注射五肽胃泌素（一种人工合成的胃泌素，含有胃泌素活性的最小片段--羧基端的5个氨基酸片段），可引起壁细胞增生。在临床上也观察到，切除胃窦的病人，血清胃泌素水平下降，同时可发生胃粘膜萎缩；相反，在患有胃泌瘤的病人，血清胃泌素水平很高，这种病人多有胃粘膜增生、肥厚。此外，近年来还发现，小肠粘膜内 I 细胞释放的胆囊收缩素也具有重要的营养作用，它能引起胰腺内DNA 、RNA和蛋白质的合成增加，促进胰腺外分泌组织的生长。
由胃肠内分泌细胞释放的激素主要是通过血液循环运送到靶细胞起作用的，这些出现在血液中的激素，可用放射免疫方法从血液中测定出来。但有一些胃肠激素释放后并不进入血液循环，而是通过细胞外液弥散至邻近的靶细胞，这种传递局部信息的方式称为旁分泌（paracrine)。由胃窦部或胰岛内的 D 细胞释放的生长抑素，很可能是以这种方式发挥其对邻近的胃泌素细胞（G细胞)或胰岛B细胞的抑制性调节作用的。
3）脑-肠肽的概念
早已知道，神经元能分泌肽类化学物质，例如视上核和室旁核神经元分泌升压素（九肽）和催产素（九肽）；下丘脑内其他肽能神经元能分泌多种调节腺垂体活动的多肽，如促甲状腺释放素（TRH,三肽）、促性腺释放（GnRH，十肽）、生长抑素（GHRIH，十四肽）等。由于这些肽类物质在分泌后，要通过血液循环才能作用于效应细胞，因此称为神经激素。但现已知，这些肽类物质可能还是神经递质。例如，室旁核有向脑干和脊髓投射的纤维，具有调节交感和副交感神经活动的作用（其递质为催产素），并能抑制痛觉（其递质为升压素）。在下丘脑以外脑区存在TRH 和相应的受体，TRH 能能直接影响神经元的放电活动，提示 TRH 可能是神经递质。
脑内具有吗啡样活性的多肽，称为阿片样肽。阿片样肽包括B-内啡肽、脑啡肽和强啡肽三类。脑啡肽是五肽化合物，有甲硫氨酸脑啡肽（M-ENK)和亮氨酸脑啡肽(L-ENK)两种。脑啡肽与阿片肽常相伴而存在，微电泳脑啡肽可使大脑皮层、纹状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神经元的放电受到抑制。脑啡肽在脊髓背角胶质区浓度很高，它可能是调节痛觉纤维传入活动的神经递质（递质是指神经末梢释放的特殊化物质，它能作用于支配的神经元或效应细胞膜上的受体，从而完成信息传递功能）。像针灸疗法，就是通过针灸攻击作用，刺激机体产生多种神经递质如糖皮质激素、脑啡肽及其它胃肠激素，从而驱逐痛症及其它病症。
近年来的研究证实，一些产生于胃肠道的肽，不仅存在于胃肠道，而且也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而原来认为只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肽，也在消化道中发现。这些双重分布的肽被统称为脑-肠肽（braingut peptide)。已知的脑-肠肽有胃泌素、胆囊收缩素、P 物质、生长抑素、神经降压素等20余种。这些肽类双重分布的生理意义已引起人们的重视，例如胆囊收缩素在外周对胰酶分泌和胆汁排放的调节作用及其在中枢对摄食的抑制作用，提示脑内及胃肠内的胆囊收缩在消化和吸收中具有协调作用。
脑内已知存在着多种胃肠肽，例如胆囊收缩素（CCK)、促胰液素、胃泌素、胃动素、血管活性肠肽、胰高血糖素等。其中，CCK有抑制摄食行为的作用。许多胆碱能神经元中含有血管活性肠肽，它可能具有加强乙酰胆碱作用的功能。此外，脑内还有其他肽类物质，例如 ,P样物质,神经降压素,血管紧张素II,等。P 物质是十一肽，它可能是第一级感觉神经元（属于细胞纤维类）释放的兴奋性递质，与痛觉传入活动有关。神经降压素在边缘系统中存在。血管紧张素II的主要作用可能在于调节单胺类纤维的递质释放。
4）.中医学五脏六腑相表里与脑肠肽
由于食物在胃肠道内消化吸收的过程中，食物在胃肠道细菌、寄生虫等微生物的发酵腐败作用下，会产生许许多多种内毒素，例如，有引起失眠多梦的毒素，有引起口舌生疮的毒素，有引起口苦咽干的毒素，有引起嗜睡疲乏的毒素，有的毒素引起健忘、智力低下、视力降低、耳聋耳鸣，有的毒素引起胆囊炎、结石病、精神病，有升高血压的毒素，有降低血压的毒素，有引起肥胖症、高脂蛋白血症、高粘血症的毒素，有引起糖尿病糖代谢紊乱的毒素、有致使脑出血、脑血栓的毒素，有引诱肾炎、肾性脑病的毒素，有诸多引致皮肤病的毒素，有引致肝炎、肝硬化腹水、肝性脑病的毒素，有引起支气管炎、哮喘的毒素，等等，等等，毒害机体，引诱各种病症的发生和发展。
在中医学中，五脏六腑相表里：心合小肠相表里，肺合大肠相表里，肝合胆相表里，脾合胃相表里，肾合膀胱相表里。由于胃肠激素的发现，所以我们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理解并应用好中医理论，服务于临床医疗事业。例如，中医认为“ 心合小肠相表里，心主舌”，当心火旺盛而患了失眠多梦、口舌生疮等病症时，用些泻火的中草药，泻下小肠的火即可治愈。这是由于运用了中医“肺合大肠相表里，肺主喉”的理论，当患了哮喘、咳嗽、急性扁桃体炎及咽喉炎等病症时，用些泻大肠火、通大肠便的中草药，即可很快治愈。由于用些泻大肠火、通大肠便的中草药，能够泻下、杀灭掉大肠中的种种致病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微生物及其内毒素，从而减轻其机体的危害,消除了病症。再如，中医认为“ 肾合膀胱相表里，肾主二便”， 当患了肾炎、尿毒症等病症时，用些泻下通便、利水的中草药，能够排泄掉胃肠道中及体内的种种致病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微生物及其内毒素，从而减轻其病症。其中，在治疗中，还同时伴随着应激反应，通过应激效应产生许多胃肠激素及其它生物活性物质，以增强其治病疗效。
（3）应激致病和治病
由于应激反应具有 双向作用性，所以应激反应既可致病又可治病。
1）. 应激致病
应激在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人估计，50%-70%的就诊病人其所患的疾病可被应激所诱发，或是被应激所恶化。应激与疾病的关系，随着地球生态破坏、现代城市化进展、社会生活竞争加剧，应激所诱发的疾病问题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关注。
各种疾病在引起特异性疾病的同时，也激起了机体的非特异性全身反应，因此各种疾病都或多或少地含有应激的成分。可以说，所有的疾病都属于应激性的疾病。但应激性疾病目前尚无明确的概念和界限，习惯上仅将那些应激起主要致病作用的疾病称为应激性疾病，如应激性溃疡、应激性休克、应激性脑出血、应激性脑血栓、应激性心肌梗塞、应激性呼吸心跳骤停，等等，它都可以让人瞬间致死。还有一些疾病，如原发性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溃疡性结肠炎、支气管哮喘等等，应激在其发生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诱因，对这些疾病，暂称为应激相关疾病。
由于应激原的多种多样，应激反应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特点，受损靶器官原有功能状态的不同，以及明显的个体差异等等诸多因素，都影响着应激性疾病和应激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因此，迄今为止尚无一个较完善的理论全面论述应激与疾病的内在联系，但有关两者关系的临床和实验资料却非常丰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应激引起神经系统和神经、内分泌、免疫等各中枢系统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将重新调整机体的内环境平衡状态，以对抗、适应应激原的作用。但这种变动了的内环境，常常以增加器官功能的负荷或自身防御机制的消耗为代价，因此过分强烈或长时间的应激状态将造成机体适应能力的破坏或适应潜能的耗竭，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2）应激治病
在现代经典的应激理论研究中，主要是研究应激致病的问题。相反地，应激既能迅速致病，则又能迅速治病，而我所研究的应激理论，主要是研究应激临床治病的问题。对于应激临床治病的问题，人们研究的甚少，知之甚少。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作为系统科学组成的核心，是人类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生命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生命活动时时刻刻都在与内外环境进行着物质、信息、能量交换。当机体在受到内外环境种种因子的刺激（即应激原）作用时，机体就要作出种种反应，从而产生了应激反应。
利用应激反应治病，主要分为：药物应激治病和非药物应激治病，或者分为特异性治病和非特异性治病两大类。药物应激治病有中西药治病、尿疗、食疗等，非药物应激治病有心理疗法、针灸疗法、气功疗法、体育锻炼、断食辟谷、放疗等。
由于应激反应瞬时就可产生，并达到“攻陈激新”、“脱胎换骨”功效，所以利用应激反应来治病，力专效宏、取效甚捷，是防病治病的大法捷径。
（五）胡万林事件
1 对胡万林事件的评述
在现在的中国，讨论中医攻下法问题，不应该忘记胡万林事件。这个事件有两个内涵。一个事情是一个服刑的人在非法行医；另一个事情是中医攻下法遭到否定。这个事情之所以复杂并且全国轰动，是因为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又是一个事情。胡万林以一个服刑人的身份非法行医却能够全国轰动，是因为中医攻下法表现出神奇的治疗效果。如果是吴咸中院士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宣传只怕不及，怎么可能遭到否定？只因为是一个服刑人做出来的事情，才有了否定和镇压的理由。其实，这个事情的本质是对于中医攻下法的态度。在西医没有进入我国以前，中医攻下法是中医的一个重要的具有传奇特色的治疗方法。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开始被认为是不科学了。其中攻下法是西医最不能理解，认为最不科学的内容之一。近一百年来，攻下法逐渐萎缩。虽然有吴咸中院士在搞攻下法的研究和治疗，但是，那只是在少数人那里进行的小量的研究和治疗。在大范围的医学治疗中，攻下法基本退出人们的视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国策，这应该是件好事情。但是，实际上对于中医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这是许多人没有认识到的。因为中央所提出的科学，没有明确界定是什么科学，于是，被占科学主体地位的机械论现代科学变成为贯彻他们理论的旗帜。本来其他科学，如中医这样的经验科学还可以与之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抗，现在，地位就更加不利。事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几年是我国批评中医不科学最厉害的时候。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胡万林事件。所以，胡万林事件，从科学意义上说，是机械论现代医学对中医学的否定，对攻下法的否定是学术的切入点，而非法行医问题，只不过是这个事情的导火线。没有胡万林事件，可以有其他事件，在现在这样的“科学”背景下，这样的事件总会发生的。
在科学的前进道路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足为奇的。而奇怪的是，在整个事情进行的过程中，中医界自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从学术的角度说一句反抗的话。对于一个胡万林这样的人再次判刑，没有什么可怜的。而对于几千年文化产物的中医学在遭到如此否定而任其所为，那实在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表明中医确实没有什么力量了。如果不再出现新的振兴，那么，被西医消灭是肯定的了。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胡万林事件就是里程碑。
下面，从网上下载两篇文章，反映一下对胡万林事件的非主流态度。当然，这不是医学人士，更不是中医人士的态度。
2 赵达功：站在中医的立场上为胡万林辩解
编者按：发表为胡万林辩解的文章似乎令人费解，但是，一个追求民主的民族应该逐渐习惯于不同观点的存在。本来我对胡万林事件是不关心的，因为我对庸医治死人非常愤慨，但后来我却同情胡万林。
对中医我是外行，但也多少知道一些，因为文革时，中国医学界里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是医学革命，比如动手术时用针灸麻醉，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典范。当然，那时候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尽管如此，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中医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也不怪颁奖组织，现在看来，如果华佗和李时珍年代有颁奖这回事，那华佗和李时珍、张仲景一定当之无愧；如果再说到更早的扁鹊和《黄帝内经》的作者（托名“黄帝”），那中国医学水平在当时可能是世界的顶峰，什么诺贝尔医学大奖都应该颁发给中国人。不过话说回来，那是历史，当时的伟大中医学也没有传到西方，有记载的只是在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临近的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也没有颁发什么医学奖的，连中国人自己也从没有发过奖。中医过去没有医学院，没有研究机构，没有统一的标准，尤其一些祖传秘方，它能治好病，但往往是家传，不会收学生、徒弟，许多家传也是传男不传女，如果家里没有男孩，珍贵的秘方还会失传。
文革时中国对中医十分重视，赤脚医生盛行，确也解决了不少农村缺医少的问题，但赤脚医生主要还是靠西医来治疗疾病，中医最红火的要属针灸术。当年母亲很好奇，她自己闲置无聊学习针灸，同时还叫我也学习针灸术，那时候，我们没有师傅，没有老师，更不是在医学院学习，完全凭着革命热情，找几本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浅薄的小册子，照着上面的绘图，自己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扎了很多穴位，酸痛麻胀的感受也真解决了一些问题。有一位中学同学的母亲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正规医院就是看不好，老太太听说我学针灸，就非要让我给她看，我是出生牛犊不怕虎，真的每天跑到她家，给她针灸并施以拔罐，完全是二把刀。她后来渐渐病情有好转，记得她还曾经送我一蓝鸡蛋。那时候生活困难，买鸡蛋要鸡蛋票，也说明我也有了一点“医术”，自己也沾沾自喜。现在从胡万林案件看来，我也是无照行医，是违法行为，如果要翻旧帐的话，可能也会受到起诉。还是侥幸，我没有治死一个病人，大概是因为我一共才有治疗十几个病人的历史。
我自己很少得病，偶然得病也看过中医，就是不看中医，有时也吃点中成
药，最常用的是牛黄解毒片等，但主要还是看西医。我从来不信神鬼，从来不相信神秘的“气功”，更不相信宗教那一套，从这一点上说我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在那个年代，人的思想是没有自由的，你在学校里只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毛泽东思想，你每天要讲的是阶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要其乐无穷；你所能接触到的书籍，也是经过严格政治检查筛选过的，各种媒体全是一个声音。在这种环境下熏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思想的奴隶。现在比那时开放多了，有长辈老人劝我信教，我尝试但不行，我的无神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的确，唯物主义把世界看的太透彻，太冷酷无情，不象唯心主义那么虚无缥缈，那么浪漫多彩，使人沉湎于对另外一个世界的幻想之中。对现在炒的红红火火的####功我是嗤之以鼻，过去从未听说过，党中央一抓####功，现在它就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它的批判和把####功组织定为邪教组织，使得####功在国内外声名大噪，####功已不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功法，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党和国家兴亡的问题了。开始总以为批判####功是小题大做，不以为然，把####功上升为邪教，也抬得太高了。####功或其他什么功法如果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何必大惊小怪。人们已经不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又没有什么新的主义、思想让人民接受，他要去信教练功，总比去参加民运要好。是不是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个偶然，在网上看了对胡万林事件的报道，胡万林事件还牵涉到柯云路，那有什么关系？柯云路是做学问的，他的学问观点如何，跟所谓胡万林案件有什么关系？中国还没有思想犯，人们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何况中国已经加入了公民权利国际公约。胡万林事件应该给学术界、理论界去辩论，不是总说“理不辩不明”吗？胡万林事件总是和一些社会气候联系在一起，比如伪气功学、####功等，其实胡万林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只是政治的需要罢了。而那个叫司马南的人满嘴胡说八道，你真的懂科学吗？随意给柯云路发了一个邮件，意思是只要是坚持科学，实事求是，我支持你。其实，柯云路的书我买了不少，还有朋友送的，有一套书上还有柯云路的亲笔签名，但我从来没有完整读过，讲老实话，我不感兴趣，因为我不相信他会用现代科学发现来解释他的观点，尽管可能他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但能否科学论证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这样说可能对他不敬，希望原谅。他写过一本《柯云录新疾病学》，我没有认真读，只是随便翻了翻，但我却读了一本和他书名相同的书，就是中国发行的《第一推动丛书》中的《我们为什么生病》，作者是美国的R．M．尼斯和C．C．威廉斯。这本书是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来研究人为什么生病，是让人心服口服的科学著作，写的活泼生动，通俗易懂，很有折服人的魅力。当然作者本身就是科学家，柯云路先生无法与其相比。如果柯云路先生未读过的话，建议找来读一读。后来接到“思想者”发来一些有关胡万林事件的文章，尤其是律师的辩护词，感觉很有道理，但还不够深刻，引发了我这个本来对此不感兴趣的人的好奇，也胡乱写一些东西。
中医或叫中国传统医学是伟大的“科学”，但这门伟大的科学只有实践检验，从未有过科学论证。科学是现代玩艺，科学这个词历史上的中国是没有的，所以科学带有“洋味”。但不管怎么说，科学总是要经过实践论证的，当然有些科学理论不能实践论证，只能用逻辑的、数理的或其他什么的论证，但基础的来源依然是实践。中医学理论是模糊理论，通过号脉，一百个中医可能有一百个诊断，如果开药方，对同一个病人一百个中医可能开出一百个不同的药方。西医需要化验、透视、心（脑）电图、CT等许多方法诊断疾病，西药的制作也有化学分子式作为根据。中医纯属是实践的产物，是几千年中国人在和疾病斗争中的总结，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正在中断中。因为中国门户逐渐被打开，西医的引进，到现在可以说几乎垄断了中国医药和治疗机构。试问中国有多少中医院（中医院很多也是挂羊头卖狗肉，或所谓中西医结合）？有多少人看医生是看中医？中国医药的销售额中中药能占多大比例？中国人自己信不信中医？答案太清楚了。西医刚引进的时候，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能看西医，老百姓只能看中医，或者用土办法来治病（其实也是中医）。直到现在有了大病，老百姓只能看一般的西医和用一般的西药，那些当官的或者老板们可以用最贵的西药，也可以到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医疗设备检查和治疗，甚至可以出国看洋医生。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革命的“怪胎”，是不能成功的，原因很简单，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回事，理论上、方法上、实践上都是两回事，是格格不入的，在此没必要深入研究。
还是回到正题。说胡万林没有行医执照，是庸医，所以会将病人医死。请问当年的李时珍、华佗、张仲景和历史上千千万万个中医有行医执照吗？他们就读哪个医学院？他们有没有治死过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中医就不用办学校了，也不是说中医行医就不要行医执照了。社会发展到现在，当然需要立法，需要规范。只是如何解决中医的传统和中医的民间性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否定传统中医或中医的传统。民间秘方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民间秘方还能不能治疗疾病的一个有效手段，如果说否定，那干脆制定一条法律，凡是民间药房一律销毁；如果民间秘方还可以治病，那一般掌握这个药房的人往往是家传的，不是从正规医学院学来的，他肯定没有行医执照。我有个亲戚，如果他在世的话，已经差不多80岁了，他是一家医学院的教授，但我知道他文化水平不高（不是中医术不高），只是小学文化程度。我问他是怎么学会中医的，他说他从小在药房负责抓药，同时也看了一些医书，跟着师傅学徒，慢慢就作了医生。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中医要么是学徒出来的，要么家传的，反正那时的医生不是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那时的医生没有毕业证，更没有行医证书，中国几千年就这样过来了。胡万林这个“医生”是自学的，是在监狱里学的，病人就是犯人，犯人也是人，胡万林也算经过实践锻炼的，如果在监狱里治死了犯人肯定没人追究你，因为你胡万林和那些犯人都是阶级敌人，死有余辜！那象西方的医学研究要先在老鼠或青蛙身上做试验，证明没问题了再给人治病。说到这里又想起李时珍，他常年在山上采药，自己亲口尝了少说也有几百种植物吧，自己拿自己做试验，再经过对病人施治，才写出了不朽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当然伟大，尤其他的精神更值得学习，但我还要问，李时珍虽然伟大，但他并非什么病都能治好，如果被他医治的病人死了，是不是可以说是李时珍这个“庸医”治死了病人，何况他既不是正规学院的毕业生，又没有行医执照？
我看了胡万林的一些资料，我不相信胡万林是庸医，本文没有时间再去为他详细辩护，但说他给病人用毒，大概是芒硝，我不以为然。在中医看来，一些毒药也是治病的良药，只是看你会不会用或用量多少，所谓“以毒攻毒”正是治疗疾病尤其是毒疾的好方法，你敢否定吗？那你一定要先否定中医，否则你就不能从中医理论上驳倒胡万林这个“庸医”。中国现在的中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了。中医院里的中医常常都要通过西医的检验之后再开出药方，这就是说用西医的检验方法诊断疾病，用中草药去治疗，这倒象“中西医结合”了。说西医治表中医治根，我就不相信。现代世界上医学科学发展绝不是中国传统医学，而一定是西医学，所以我相信，诺贝尔医学奖永远不会颁发给中医。
中医是国粹，和中国传统戏剧一样，越来越少的人欣赏和使用。中医和中国戏剧比较，中医的生命力要更长。本文没有说一定要否定中医在治疗疾病中的意义，尤其中国的广大农村，医疗条件和微薄的收入，有了大病，西医你也看不起，有道是“医院大门向南开，有病无钱别进来”。在这种情况下，象胡万林这样的“庸医”大可用上派场，民间的土药方、土秘方一定可解决大部分的医疗问题。谁能统计一下，在中国农村，广大农民治疗疾病一般用什么方法？
2000年5月5日于深圳
zran_cn@yahoo.com.cn
3 赵光德、楚宏:胡万林现象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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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悖论
胡万林是神医？胡万林是神骗？
胡万林医好了数百万绝症患者？胡万林治死了190多条人命？…… 从1997年开始，直到1999年初，新疆某监狱走出一个名叫胡万林的囚徒，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立即传遍全国，而且就象上面列举的那样，既有人褒扬上天，又有人唾骂入地。天空阴晴不定，害得人们喜怒也无常， 跟着宣扬而崇拜，跟着揭发而愤怒，莫名其妙地浪费了许多情绪。胡万林到底是个救世主，还是个杀人犯？本刊记者原来对这个离奇的题目一直不屑一顾，同人们一样用简单的情绪支撑着简单的判断。后来终于耐不住“热锅”的熏蒸，“焦炉”的烘烤，对这个本不需、也不该、却已经成为热点、焦点的话题，作了亲临一线的采访。于1999年一月底二月初，我们上北京，下商丘，采访熟知内情的医生、病人、记者、专家和社会名流，聆听崇拜者的宣扬，记录愤怒者的揭发。然而，我们却崇拜不起来，也愤怒不起来，反平添了无尽的悲哀。不仅仅因为我们所听所记的，大多是凭着直觉的简单判断，跟着感觉的随意结论；更因为我们从中体会到的是轻率、盲目、功利、情绪化，一叶障目，遂演绎出许多可笑又可悲的虚幻的传说。更为可悲的是，这些传说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的。
1 胡万林到底是什么？
胡万林是个异端，是传统中医药的叛逆：他诊疗有违常理，用药不按常规；他的整个思想更遗世独立：他否定一切权威，他蔑视一切规矩，他处世不知进退，他行事没有法度。你可以从所有褒他贬他的文章里看到这些画面：他10秒钟、30秒钟看一个病人；他给所有的病人服食过量的芒硝使人狂吐狂泻；他“不学教授学禽兽”；他明知自己“现在还没有行医执照啊，还是个非法的医生”却日诊病人500人；他明知他能否合法行医要由专家教授们定，却还说“那些专家教授啊，我真是看不上他们，……”。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狂人，然而，成千上万的绝症病人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跟着他从新疆到陕西到河南，甘愿订立生死文书，为他的被捕而呼吁呐喊，传诵他起死回生的疗效……
2 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真实的？
不管胡万林的疗效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在偏僻地区的简陋医院，仅靠一位大夫能使患者如云，就值得医疗科研机构关注，可惜的是没有一家权威的机构能让胡氏医学理论在医学实验许可的范围内得到剖析、验证。不管胡万林的疗效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严重违犯医药常规、又未经医学权威机构论证的治则，就坚决不能进入临床。可惜的是邀请他坐诊的每一家医院及当地卫生部门面对“奇迹”都忘记了规范，边开业、边办证、边考察，拿病人做试验。应该做的没做,不应该做的做了，这就是“胡万林现象”的一大悖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何维说：“一个没有社会最基础教育的人去治疗，用毒性在病人身上做试验，……在一个真正法制的国家里边是不应该出现的。” 就象是一棵应当在实验室长大的树苗（假定胡万林是一棵树苗而不是毒草），实验室却由于其形状怪异而拒绝它，他就挣扎着过早地投身大自然，柯云路又过早为他浇水浇肥，而他又是那样不加掩饰地排斥国内外所有的同行——焉有不死之理？岂有再生之路？
二、救活
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学习。被采访者在教我该如何判断胡万林。1月27日，记者采访了胡万林的患者（或家属）胡秀芝、何振祥、阎慧敏、周开娣等人。他们向记者讲述了亲身的经历，给记者看了许多患者的病历，和部分患者诊前诊后的照片。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胡万林的神奇疗效。他们坚信：亲眼所见是最真实的。 许多记者就是通过亲眼所见开始相信和报道胡万林奇迹的。新华社记者刘光牛早在1994年就写下《一个囚徒创造治疗癌症的奇迹》，当时恐怕连柯云路还不知道胡万林，刘光牛决不可能是大作家柯云路或囚徒胡万林的托儿，我相信刘在今年回答《羊城晚报》记者提问时说的“有关胡万林的内参，我前后采访了一个多月,采访是深入、扎实、严谨的”话是真诚的。后来在终南山，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樊馨蔓同样激动地记录了许多患者的话：“我的父亲我知道，……先在天津二院检查，我父亲为贲门癌，当时说胃底胃壁全都是癌了，到了肿瘤医院，经过化验和胃镜，检验后决定动手术。拉开了一看已经没法治了，因为癌细胞已经包住动脉血管了，……在天津住了四天医院，就花了近三万块钱，……到这儿来了以后，那会儿还咽不下东西了，现在是吃了三副药了，在这儿不用病历，也没有机械检查，就是眼睛一看，像那些书上、报上写的一样，结论跟王大夫（天津的）检查的一样。现在随时都能吃东西了，一天三、四顿一点也不少吃，你们相信不相信的，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是最真实的。”
胡万林的治疗方法太离谱了，使得《深圳风采》记者冉小林1997年12月赴西安采访前，抱定了这样的采访态度：什么先别相信，亲眼看到了再谈。在采访中他还一直提醒自己：态度要冷静，观察要深入。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惊人的肯定：胡万林的运动疗法不仅在药物种类上、数量上高出传统医学用药的若干倍，而且在治疗原则及手法上全面创新，形成独树一帜、奇迹赫赫的治疗大法。胡万林为中华传统医学趟出的是一条风光无限的道路。这确实亟待有关部门和有识人士给予重视和研究，使之发扬光大，造福于民众。
真的不必怀疑这些记者的作风和职业道德。即使在对胡万林的一片声讨中，《新华日报》记者朱新法仍说：媒体报道现在似乎众口一辞了，老总编稿时也不得不有所顾虑。就我本人而言，我是相信胡大师的，我通过电话采访的病人们无一例外地赞颂胡大师的医术和人品。这些曾正面报道过胡万林的记者近来压力很大，这也是一个怪现象，司法尚未公布任何取证结果、作出任何判决的时候，原来争议很大的一件事会突然意见一边倒。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樊馨蔓1998年1月三上终南山采访胡万林。她说:“有朋友劝我，不要参与这种事情的讨论，因为人们也许会因为对胡万林行医治病的做法抱以迷信、骗人的看法，而认为我的做法是同样的无知和愚昧。”但樊馨蔓还是坚持她之所见。《羊城晚报》记者电话采访最先报道胡万林的新华社记者刘光牛，他表示此事各方已协商解决，低调处理，不愿多作评论。他回忆说：有关胡万林的内参，我前后采访了一 个多月，采访是深入、扎实、严谨的。当然，记者亲眼见到的不一定就是事实的真相。我们通过采访调查，相信这几位记者亲眼见到的就是事实的真相——真相的一半。或许胡万林的药真能带来神奇的疗效。但或许真相还有另一半，那就是，胡万林的药会不会治死人？
三、治死
胡万林用药最“犯规”的是，大把大把让患者服用芒硝。北京中医医院院长李乾构从医学常识的角度来否定这种疗法：胡万林用药是违反常规的，他用药比较多的是“芒硝”，中医用药常规是10克、15克，当然也可以药量更小。书中说最多用1000克，这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中医研究院李志超教授却根据观察的结果说：芒硝本身不是毒药，是钠盐，它的作用是造成体内高肾压，大量体内水分被吸出来，但不会造成慢性中毒，……胡万林的这种使用剂量显然是违背常规的，是要造成危害的。正常身体内用这样的量会造成体内电解质不平衡，以至整个身体不平衡，以至造成死亡。按常理，当时就会造成死亡，但目前，各方都未提到这种问题，所以这件事本身值得研究。这种攻下派作法从元朝就有。芒硝不是毒药，但过量使用很危险。攻下法的确古已有之，但中医八法“温清补消汗吐下和”是要配合使用的。这么过量地使用芒硝，这么极端地使用攻下法，李乾构说得很清楚：“这是不可想象的。”李志超说得很明白：“会造成死亡。”
胡万林自己也曾对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樊馨蔓说过：“治病就是要
大破大立，敢于破坏。我对于这些病人来说就是敢于破坏，把他们的生命正常规
律给他打乱，快速地破坏过后，快速地再组织生命，重新组织生命力。……你看我给病人吃得药，死去了，药性一过，无限生机，因为新的生命力给重新组织起来了，调动起来了。但是要在有基础的情况之下，有些病人是调动不起来了。” “死去了”，“调动不起来了”，这完全可能是胡万林疗效真相的另一面。李志超说“目前，各方都未提到这种问题”，但目前漯河市的一位市长、商丘市的一位教师“死去了”，“调动不起来了”，是不是胡万林“敢于破坏”的责任呢？市长是用药后一天出现的异常，教师是用药后两天出的事，其实还有几位患者也在治病后死了，可能家属认为患者本身病入膏肓，因此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至于传说中的“治死190多人”、“治死陕西40多人、商丘30多人”，尚无任何材料能证实，本刊不想人云亦云。
其实，人数不重要，只要有一个人死了，就应该调查研究其死因，这是对所
有的病人负责，也是对胡万林医学理论的负责。因此，即使胡万林的用药方法经证实确有奇效，能用之临床，科学的做法也应该是，将如何规避其可能存在的巨大的危险性列为进入临床试验前的最重要课题。在采访中，我们得知，胡万林的患者，有些要写一份“生死文书”，就象何素云生前写的那张承诺书：“我本人自愿接受胡万林医生治疗，在治疗期间，如果因病情恶化而发生意外不可救药者，本人及家属决不追究医生及院里的责任，更不无理取闹。”这是为了躲避意外的责任吗？我想告诉胡万林，这是很笨的办法。
四、判断
目前人们是如何看待胡万林的呢？ 赞同者有之。北京三O一医院保健办主任医师孟宪臣说：“有一些人已经不能吃东西了，到了准备后事的状态，经过他的治疗，奇迹般地能够站起来活动,吃东西吃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对病人和病人家属是个极大的安慰，哪怕能让病人的生命长几个月也好，这是胡万林一个很大的贡献。”这话是有道理的，他代表了所有病人及其家属的心声。但这种说法掩盖了“破坏”疗法巨大的危险性，因而是极片面的。“有一些人 已经不能吃东西了，到了准备后事的状态，……”或许可以冒险一搏；那么，那些刚得病，还不到“准备后事的状态”的病人，是不是也要冒同样的险呢？反对者有之。解放军总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俞森洋说：“《发现黄帝内经》写得很有传奇色彩。比如说癌症，我们治疗最起码要五年，过了十年还有复发的，胡万林他从开始到出名一共是四年多的时间，说治愈了多少多少，从医学上推敲根本就不可能。”俞森洋是根据他的常识和经验在判断，他肯定没作过任何实地考察。他这样说，至少病人不会相信他。观察者有之。1998年6月25日——8月25日，商丘卫生局组成19人专家小组对182例病人进行疗效观察，结果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贡献。胡氏思想必将引起当今或后世医学乃至整个人类科学的一场巨大的革命，对中华医药学事业的发展也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1998年12月8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为胡万林的部分药物作毒性报告，结论是“无毒类药品”。我们注意到如此重要的两次观察，前一次的观察报告附的36个方剂均无“芒硝”成分，后一次观察报告没有附方剂成分。由于采访中我们得知胡万林都是在药汤熬好后，才亲自用手抓放芒硝，可以推断胡万林是将芒硝作为方剂的附加成分的。这样的检查，就象检查没放砒霜的水有没有毒，是多此一举。否定者有之。北京中医医院院长李乾构说：“胡万林治病不是按照中医的治病方法，而是巫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病是比较规范的，我们规定内科大夫看病，1个小时5个定额，我们要求不但写中医病症诊断，还要写 出西医的一些诊断，所以10秒钟、30秒钟是不行的，所以他这个治疗方法绝不是中医的。”李乾构忘了，中医的规范是建国后的事，这不能说建国前没有中医；况且当年的西医看中医，也象看巫医一样。
人们都是在根据直觉和简单的现象作判断。
眼睛判断是直觉，常识判断也是直觉。直觉片面得可怜。眼睛说，胡万林是神医；常识说，胡万林是巫医。眼睛和常识打架，双方各执一辞。该相信眼睛还是相信常识？治好那么多人，可以信不信由你；治死一个人，各界就要关注了。但各界的表态也大可不必太急。杀人，有故意和过失之分；治病过程中的死亡，也有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之分；就算医疗事故，也有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之分。评论家们还是等司法有了结论，再开口不迟。至于死者何素云的儿子、商丘市梁园区法院经济庭副庭长付磊，2月29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会“依法办事”，很令记者感动。但作为一个法律界人士，付磊大可不必在母亲去世的当天就带人到医院去设灵堂、讨说法；也大可不必在公安局法医鉴定报告出来前10天，就去北京参加记者招待会造舆论，因为这些做法不合法。
五、科学
在对“胡万林现象”的采访中，我们第一次感受到科学和谬误是可以如此混杂在一起贩卖的。1999年2月29日，记者在空空荡荡的万达医院，看到墙上用红纸贴着《胡万林医生讲话摘要》，虽然大部分内容已被撕烂，但还可以看到一些可笑的内容，例如胡万林说：面对疾病成倍增长，面对95%的绝症患者前仆后继地死亡，面对大量的黄金滚滚流进医院，面对医学界无数张骄傲的面孔，所以我提议，首先治一治医学界的病！因为，人不会得绝症，只有医学会得绝症！我当时边看边想，人不会得绝症，那让医学得绝症死掉好了，还要医学干什么。胡万林还在破纸上说：二氢一氧（H2O）就是水的成分的定律是极不科学的说法，是极为肤浅的认识，……要想真正、完美地认识水只有用“生命力”三个字来认识水的动力。这个理论我在前一天晚上已听说。一位患者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胡万林认为水中应该氧多一些，氢少一些，否则生命力从何而来。这位患者是个老牌的大学生。
听着听着，我糊涂了，水的分子结构、水的成分、水的含氧量全被他混为一
谈，原子的个数和原子的质量也在颠三倒四。一个老牌的大学生，就算被治好了
绝症，也不必如此迷信医生吧。吓我一跳的不是这些患者，而是国内权威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在两个有关胡万林现象的研讨会上，分别用各自高深的理论和精辟的阐述，爱憎分明地表达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两个会议的意见截然相反，每个会议内部的意见又绝对统一。这不是研讨，这是表态。这些学者怎么了，是不是受谁的请就说谁的话？
一次是1998年2月14日作家出版社主办的专家座谈会，出席的人有北京301医院保健办主任医师、北京《经络论坛》主持人、中国中医研究院副主任医师、北京炎黄中医高科技发展中心研究员、北京炎黄中医高科技发展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副教授、杨氏经络疗法创始人等。会议的一致意见是《发现黄帝内经》很有研究价值，中医药界应为此骄傲，并加以关注。
一次是1998年3月27日由中国科协组织的一批医学、科学界有影响、有声望的科学家在中国科技会堂对柯云路所著《发现黄帝内经》一书进行了剖析和评点。出席的人有解放军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北京中医医院院长等。会议一致向柯云路开火，指出其内容是违反常规违反科学的。
或许两派都有道理，或许两派都没道理，或许各有对错，总之，学术界形成
了派！有了派，有些权威人士就不为公正说话，而为派说话。有了派，就再难理
性，再难辨别科学与伪科学。这是最可悲的。有了派，就有了蔑视。当柯云路受到挑战时，他声称忙于写作，不屑应战；当有人告诉司马南“胡万林有治好的病例”时，他说他只追查胡万林治死了多少人。有了派，就有了谩骂。司马南在《三秦都市报》上写胡万林是萝卜，意思是拔出萝卜，要带出泥——胡的背后支持者；马上就有人写：司马南是萝卜樱上一条小虫。意思你司马南是为反对而反对，靠反对而生存。没有了攻击对象，司马南会活不下去。有了派，就有了殴打。当司马南亲临医院发出诘难时，胡的追随者就与他发生冲突。有了派，就有了刁难。胡万林对记者说：“我给现在医学上的这些专家、教授提鞋他们都不要。因为论资格的话，……我现在还没有行医执照啊，还是个非法的医生；如果从过硬的救人技术来说，他们那些专家教授来给我提鞋，我也不要！”他又说：“我们这儿一个卫生局的副局长说，哪怕你胡万林把天下所有的人都治好，我也不给你办行医执照。……我胡万林没有行医执照不合法？你们那些治不好病的医生很合法？太不公平了！” 胡万林，公平得很，你否定人家的一切，难道人家就该承认你？
六、罪名
历史在可怕地重演。胡万林在新疆作为一个囚徒的时候，就有神医还是神骗之论，只是当时胡特殊的身份，使正面的报道很少，因此反面的驳斥也就不响亮。那几年反倒成了他行医的黄金年代。后来，胡万林就再没安宁过。在山西、陕西、河南，总有一些地方看中他，考察他，聘请他，却也总有人排斥他，攻击他，使他呆不长。成千上百的病人跟着他浪游，漂泊，直至他被逮捕，还为他上书，还等他重新开诊……。于是有了终南山事件、有了商丘事件。还会有别的事件吗？
不要让这样的轮回再重复了。
假如胡万林是神骗，那么揭穿其“日诊500人，月工资仅1000元”的谎话，
公布并没收其非法所得；假如胡万林是巫医，那么，调查他行医至今所谓治愈患者的真相，解散其团伙，破除有些人对他的迷信；假如胡万林草菅人命，那么公布被他治死的患者的名单，治他的刑事罪，让更多的患者认清他的真面目；假如胡万林是非法行医，那么严惩其罪行，追查延请和保护他行医的有关部门的责任，同时积极考虑能否在合法的范围内允许其行医；假如胡万林是个有一技之长的江湖医生，那么用其所长，规避其用药的危险性；假如胡万林真的在中医药学上有重大突破，那么请权威部门不要因其狂妄而反感，因其资历而蔑视，在医学实验的范围内研究这块瑰宝，促成其投入临床应
用，造福人民。
……
在上述假如都没有证实之前，请人们停止崇拜，也停止愤怒。让理性思考，让科学鉴定，让法律说话。
（原载《焦点》杂志，转载于中文东西网http://dongx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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