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

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曹东义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6738352、电子信箱：caodongyi58@sohu.com
目  录
为取消中医中药造舆论，而非学术争鸣1
肆意歪曲史实蓄意贬低中医2
张功耀完全不懂辨证法2
独特学术体系缺乏有效法律保护3
只有解放中医中药，才能解决农村医疗4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精心炮制了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主张“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几个月之前，他以“征询意见稿”的名义，在几个网站宣扬。由于没有遇到中医界强有力的反击，4月份稍加修饰，在《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全文抛出。近来，许多网站以“废除中医”、“废除中医中药”为主题词，以“中南大学、北京大学‘校报’强文”为招牌，大肆传播。就像电脑病毒一样，各大网站竞相传播，已是满城风雨。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应当引起中医界的警惕与重视。
为取消中医中药造舆论，而非学术争鸣
100多年以来，中医学历经曲折、磨难，虽然目前已经有了合法地位，但是，一直没有摆脱被审视的地位。我们所熟知的用西医的观点评价中医，用科学的观点衡量中医，用哲学的观点看中医，大多都是善意的，有批评，也有帮助，大多是希望中医摆脱缺陷，与时代一起进步。即使是上个世纪初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尚且认为“药有实效”，主张“废医存药”。
张功耀否定中医更彻底，不但认为中医不科学，而且中药也都是些污物异物毒物，不但需要废医，而且更需要废药。他说：“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连经验医学也够不上；各种中医文献之中的“良方”、“验方”、“奇方”、“神效方”汗牛充栋，却都没有切实可靠的临床实验依据和医理；“中医立方混乱与它滥用‘药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为“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中国医学界这种不求甚解而又装腔作势的风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遗患”；而且“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他说：“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于是，在多味入药的方剂中，‘多余’的药物就成了穿肠而过的异物。患者花费大量的钱财购买一些穿肠而过的异物，对患者所造成的坑害是可想而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证明，即使是‘上好的’人参，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张功耀的目的十分明确，毫不掩饰，就是要“告别中医中药”。因此他采取的措施，与余云岫一样也是硬刀子。只不过余氏的硬刀子是提案，而他的硬刀子是网络。他们都不是批评中医不科学的地方，不是帮助中医改良，而是要革中医的命。
肆意歪曲史实蓄意贬低中医
张功耀说：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
实际上，医学的起源，早于巫的产生。巫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曾经掌握过一部分医药知识，甲骨文的医药内容就记载于巫史。但是，自从有了专职的医生，中医就与巫分道扬镳了。前有医和“非鬼非食”的论述，后有扁鹊的“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再到《内经》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可以说，中医与巫一直斗争了几千年。有人竟然于史实而不顾，一再诬陷中医保留着巫的痕迹，可见其别有用心。
《左传》记载的医学家有许多位，他们都是专职医生，而非巫师。张功耀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还没有医只有巫”，是完全错误的。公元前630年的晋医衍，前609年的齐医，前581年的秦医缓，前552年的楚医，前541年的医和等等，他们的事迹都记载于《左传》《国语》。
张功耀不是探讨医学起源问题，而是要证明“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其实，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97年，那时“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还没有出生。
张功耀索垢求瘢，他所例举的事例有些早已被现代中医所淘汰。面对被世界公认的科学家李时珍，对达尔文称赞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他却能从字里行间，找出许多秽物、污物、异物、毒物来。这些虽然既不是《本草纲目》的主要内容，更不是精华，他却能够“见仁见智”地一一搜集起来，大肆宣扬，为其有意丑化中医服务。
张功耀的目的只有一个：贬损中医。他说：“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辩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是‘辩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
邓铁涛教授说：“SARS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在SARS一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十几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现在SARS虽然过去了，但仍然有人怀疑单纯中医不能治SARS。请先看看SARS的死亡率：全球11%，香港17%，台湾27%，中国大陆7%，广东3.8%；广州3.6%，这一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香港卫生署经过2次到广东省中医院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2位女专家参与治疗SARS严重的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预定的留港日期。”
张功耀作为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教授，熟悉历史，更长于史学方法。他之所以不顾历史事实，时刻“不忘踢中医一脚”，自是别有用心。
张功耀完全不懂辨证法
张功耀说：“尽管不同的古文明地区在战胜疾病方面有大致相同的起源，但以后的发展道路迥异。值得我们效法的是，西医在取得进步之后，便很快告别了前人所取得的那些不可靠的认识，主动用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医学实践。中医则不然，它具有强烈的‘恋旧癖’。居然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的进步使中医发生过丝毫改变。”他完全不知道除中医所以有效的原因，完全不了解中医是化毒为药，变害为利，变废为宝的优秀医学。在他的脑海里，除了西医的“化学医学”模式之外，仿佛世界一片空白。
其实，毒物与药物，宝物与弃物，自身与异物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可以互相转化，充满了辩证法。严格地说，真正的毒物、异物、弃物，正是张功耀信赖的“化学医学”人工合成的药物。它们不单是人体真正的异物，而且是大自然的异物；它们不但可以污染人身，而且可以污染大自然的空气、水源、土壤；它们不但会变成秽物弃物，而且只有变成秽物弃物，才能减少其毒性的危害。而天然中药之中，看似毒物、异物、弃物的草根树皮，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不仅不会污染环境，而且靠着中医人的智慧，对人大多都有益处，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宝物。
独特学术体系缺乏有效法律保护
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医的优秀学术特质正在受到世界人们的重视。这也刺痛了张功耀的心，他说：“最近20多年来，由于化学药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广泛被滥用的现实，欧美医药学界出现了一种自然疗法（NaturalTherapeutics）的研究取向。古代文明中曾经流行过的草医（HerbalMedicine）和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针灸（Acupuncture），受到了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视，甚至出现了以草药和针灸作为辅助疗法的小诊所。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以此发表带渲染性的报道说，中医已经风靡世界了”。
100多年的学习西洋，20年的东学西传，理应是东西方学术交流的开始，正是加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的重要时期，中医药大有可为。张功耀却自以为是“文化进步、科学技术、人道主义、生物多样性”的当然代表，狂呼烂喊“告别中医中药”，借网络传播混淆视听，毒害中华优秀文化，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应当听之任之，让他危害中医事业。
没有独立的《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理》、《中医医师法》、《中药药品管理法》、《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医人才培养法》，只是参照西医西药的管理方式，附带作为中医中药的标准，中医被歧视、被限制的事实就难于扭转。
洋中药大举进军中国，他们是按什么药理申请的？中医人几千年独创的中医理论、中药理论，其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在“买枪容易，买药难”的欧美，中药可以按食品、食品添加剂在杂货店里随便购买，而在它的“出生地中国”，却受到种种限制，这也不可，那也是假药，中药的安全性在它的祖国，难道比在“人地生疏”的欧美还没有保障吗？
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历来是中医的特点，也曾经是新中国“备战备荒”的基本国策，今天为何要弃之不用？
自制丸散膏丹，曾经是中医创新和积累经验不可缺少的手段，限制它们就难于发展中医。一剂汤药只能吃一天，变成散剂、粉剂可以吃一个月，既节省药源又节省费用。可是汤剂合法，粉剂非法，这难道不是怪事吗？这不是我们过去的法律出了问题吗？
只有解放中医中药，才能解决农村医疗
农村为何缺医少药？农村为何医骗子猖獗？农民为何看不起病？关键是我们的政策管死了中医中药。
城市化程度越高，受西方影响越大，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越淡漠。建国前中医有50—80万人，其后由于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政策限制的原因，中医的队伍始终“人气不旺”，甚至经常出现“乏人乏术”的危机，主要是过分强调学历教育，束缚中医发展手脚的造成的。现在甚至异化到了“学历越高，实验越精，越不会看病”的怪现象，现代教育培育不出中医的临床人才，尤其使农村严重缺乏中医人才。即使是从农村出来的人，接受了正规的中医教育，就回不去了。学历越高，越与农村无缘。中医已经远离了自己体系产生、养育的“地气”，走的是一条脱离农民的道路。“土生土长”是中医的一种特色，农村曾经是中医药实践经验的实验场、理论运用的验证基地，历史上许多少名医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中华传统”是废医废药代表人物深恶痛绝的，也是他们拼命歪曲的。余云说：“余默察人情，知国之不可为也：习于浮夸，狃于巧诈，以欺罔为得意，以后复为能事，习与俗成，恬不知耻。举斯民也，而欲纳于轨物，趋向科学，是犹沐猴而冠，不须臾而裂裳毁冕，复萌其攀缘腾跳之故态矣”。简直是到了不可救药，“不可为”的地步。余老夫子自认为找到了丧权辱国缘由。他对民众的认识，对于国情的判断，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为，达尔文虽然说自己的先人是古猿，但他并没有混淆人与猿的区别，更没有反悔作为猿猴后代的意思，余先生却耻与这种中华民众为伍。他要救中国，开出的却是一剂要中医命的猛药！他要革中医的命，而不是帮助中医改良。
张功耀说：“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学西方模式，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已经看不起病；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将会继续加深。中医这个与巫斗争了几千年的医学，政策不允许中医中药在农村按着自身规律发展，农民看病难急剧恶化，医疗空白使巫术、医骗子大行其道。由于骗子们长期与中医周旋，经常借用中医的旗号行骗，反过来影响中医的声誉，更加重了对中医的歧视与限制。我们必须解放中医中药，农村的中医医疗机构，完全可以放开。这样以来，不用政府投资，就能极大地缓解农民就医难的问题。放开不是放任，“游击队”也应当是有组织的。可以参照驾驶证年检制度，规定不同年限的农村医生，定期培训、考核；实行医疗差错事故记分、淘汰制。
中医医生的资格，应当纳入同行业评审制，自学考试、师徒传授与学历教育，应当一视同仁。因为历史上中医的教育是完全行之有效的，自学与跟师也是最经济、快捷、不走样培养中医人才的好方法。
2006、5、22

看过《告别中医中药》这篇文章确实令人气愤，一个对中医理论半吊子的人有什麽权力去指责中医，不可否认中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西医学就都好吗？我看比中医的问题只多不少，说中医不科学的人只能说你不了解它，我们承认巫医同源，巫是当时社会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掌握了丰富的人文自然科学他们起到了现在医生的作用，不要把现在意义上的巫和现在的巫相提并论这犯了一个理论错误。

应该掀起一个批判张邀功的浪潮
我开个头：http://www.dyjc.net/cgi-bin/topic.cgi?forum=21&topic=896&show=0

曹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在哪里了?

下面引用由曹东义在 2006/05/22 08:35am 发表的内容：
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
[color=#FF0026]泛滥一词有点言重了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曹东义
[color=#FF0026]你们研究院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100多年以来，中医学历经曲折、磨难，虽然目前已经有了合法地位，但是，一直没有摆脱被审视的地位。
[color=#FF0026]合法地位的获得是毛的专制的产物，当年撤销了两个卫生部长才使毛的指示得以推行。而毛根本就不懂科学，是外行指导内行。刘少奇虽受过科学的教育，但不能力挽狂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毛的专制以至于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人敢公开对中医说半个不字。斗转星移，在现代言论自由的社会，人人都有对任何事物包括现代医学进行质疑的权利。
即使是上个世纪初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尚且认为“药有实效”，主张“废医存药”。9|
[color=#FF0026] 余云岫未接触现代医学，当然不可能主张全部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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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功耀的目的十分明确，毫不掩饰，就是要“告别中医中药”。
[color=#FF0026] 说话为什么要绕圈子？
因此他采取的措施，与余云岫一样也是硬刀子。只不过余氏的硬刀子是提案，而他的硬刀子是网络。
[color=#FF0026] 网络的出现给了人类以更加宽松的言论自由的环境，辩论者不必顾及挨批斗，不必顾及人情的面子，较实际辩论更加公平。

实际上，医学的起源，早于巫的产生。巫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曾经掌握过一部分医药知识，甲骨文的医药内容就记载于巫史。但是，自从有了专职的医生，中医就与巫分道扬镳了。前有医和“非鬼非食”的论述，后有扁鹊的“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再到《内经》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可以说，中医与巫一直斗争了几千年。有人竟然于史实而不顾，一再诬陷中医保留着巫的痕迹，可见其别有用心。V;
[color=#FF0026] 阴阳五行不是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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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功耀索垢求瘢，他所例举的事例有些早已被现代中医所淘汰。面对被世界公认的科学家李时珍，对达尔文称赞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
[color=#FF0026]是谁公认的？达尔文说得就是对的吗？现代医学恰恰是反对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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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教授说：“SARS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
[color=#FF0026]又是个人崇拜！
在SARS一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十几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现在SARS虽然过去了，但仍然有人怀疑单纯中医不能治SARS。请先看看SARS的死亡率：全球11%，香港17%，台湾27%，中国大陆7%，广东3.8%；广州3.6%，这一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
[color=#FF0026]有没有双盲随机对照研究？这个结论发表在什么杂志上？

香港卫生署经过2次到广东省中医院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2位女专家参与治疗SARS严重的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预定的留港日期。”
[color=#FF0026]又是行政干预，重蹈毛的覆辙？
1
其实，毒物与药物，宝物与弃物，自身与异物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可以互相转化，充满了辩证法。
[color=#FF0026]个别情况可以相互转化，如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已经为现代医学所接纳。但应该有个度，量变引起质变，多了会致命的。不靠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无法确定相互转化的度。

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
[color=#FF0026] 医学是一门科学，和物理学化学数学一样。为什么物理学化学数学就不分中物，中化，中数？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美医，法医，德医，印医？

借网络传播混淆视听，毒害中华优秀文化，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应当听之任之，让他危害中医事业。_/0
[color=#FF0026]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不要再给别人戴帽子了。


没有独立的《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理》、《中医医师法》、《中药药品管理法》、《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医人才培养法》，只是参照西医西药的管理方式，附带作为中医中药的标准，中医被歧视、被限制的事实就难于扭转。
[color=#FF0026] 中医医疗事故就不需要与现代医学一样负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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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中药大举进军中国，他们是按什么药理申请的？
[color=#FF0026] 国外草药进入中国，没听说是按中医理论进行申请的

中医人几千年独创的中医理论、中药理论，其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color=#FF0026]为什么不去申请专利？
@
自制丸散膏丹，曾经是中医创新和积累经验不可缺少的手段，限制它们就难于发展中医。
[color=#FF0026] 不加限制就会导致假药，中医骗子更加肆无忌惮

“学历越高，实验越精，越不会看病”的怪现象
[color=#FF0026] 有何依据？美国的医生都有研究生学历，都不会看病？

实行医疗差错事故记分、淘汰制。Do
[color=#FF0026] 拿人命开玩笑？
ks~
中医医生的资格，应当纳入同行业评审制
[color=#FF0026] 十个教授十个诊断，如何判断真理与谬误？

张先生起的好早呀，天没亮就醒了吧，
是肾虚，给尿憋醒的？
还是听见鬼叫门了，呵呵，看来亏心事没少做吧

曾昭武致张功耀
张教授：
拜读了您发表在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上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我有几点不能苟同于你的意见。现述于下，供你参考：
1、您说：“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 ginseng, 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一般来说，中医的缺点固然是很多的。关于“人参的药用价值”不知您是看的哪些研究文章。但，从药理学来看，有副作用的东西一般就有药理作用。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副作用反过来治病。人参如果能够导致高血压，那么它就应该可以用来治疗低血压。如此等等。西药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2、根据你的考证和比较，你认为中国古代医学晚起于其他文明地区。关于这一点，我完全尊重你的意见，因为你毕竟是专门从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但是，我认为，这不能作为中医没有价值的依据。
3、关于中医的脉诊，我认为是有根据的，至少在心血管内科这块，对于心率等方面的描述，是比较与现代医学相适应的，西医的教科书也承认了这一点。
4、关于“水肿”的治疗，现代医学的治疗原则是利尿、强心、祛除梗阻等，这与你引证的《黄帝内经》“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是相应的。至于你批评说“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没有明确的操作含义”，这似乎要求太高了。内经是医经。古代医经只讲原则，一般不讲具体的治疗，直到张仲景时才把治疗原则与具体的治疗结合起来。 5、中医在使用毒物入药方面，当然有其很大的局限性的。但，我本人以前亲手所治疗的一些“基底细胞癌”之类的病人，确实用外用五虎丹（含汞）等治好过。这样的经验并无虚假。因此，毒物入药未必不好。
6、李时珍的贡献是很大的，至于其中不正确的认识，也不足以推翻其所有的论点。他的认识多半来于亲自的实践，有些是确实可行的。
7、中药的毒性问题不明确，是众人皆知的。但普遍来看，其毒性的存在概率是中药少于西药。而且，中药的毒性都在安全范围之内。否则，使用中药中毒的病人可能就是不计其数的了。
8、我承认，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揭示其因果关系或原理关系。这是亚里士多德留给人类的一份文化遗产。但是，我认为世界上很难有单一的因果关系。许多因果关系应该是系统的和复杂性的。世界上的事物可以说既简单又复杂。复杂和模糊才是这个世界大部分事物的本来面目。真正的简单或精确，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因此，对于医学，我们不可能要求得到简单而明确的因果关系。 9、常识是由科学认识转化而来的。就象以前人们的常识是地球是方的，现在的常识是地球是圆的。所以说，常识有些是科学的东西，而有些不是科学的东西。不能说常识就不是科学了。
曾昭武
2006年2月8日
张功耀答曾昭武
曾博士：
你提出的问题，对于我们深入讨论问题很有益处。我不是职业医生。但对于概念、思想和行为的分析来说，我们有我们的学科优势。对于你提出的9个问题，我有如下思考：
1、关于“人参”是药品还是食品，我们中国一直没有认真研究过。欧洲列强侵入我们中国后，欧洲人才知道中国人用人参来维持和增强人的精力，于是，就对人参的这种“药用价值”进行了研究。出人意外的是，欧洲医学界得出了否定的结论。美国也是产人参较多的国家之一。为了确证人参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也从19世纪开始了与欧洲医学界相同目的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药品和食品管理局才最后做出结论，把人参列为“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不属于药品）。90年代，国际医学界还继续发表了相关论文[1-4]，国内也有比较多的报道。
你关于利用副作用来治病的想法，我不敢贸然苟同。因为它只是一种直觉，没有达到科学的境界。用它提出一种研究思路是可以的。用它做“反过来”治病的结论则未免武断。比如，口炎性腹泻是由患者的免疫性紊乱引起的，单纯使用一些止泻药，就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对生命有机体是有损伤的，在没有弄清药物发生副作用的机理之前，不应该单凭直觉就“反过来”使用。科学需要直觉，但直觉本身并不是科学。至于西药医生如何反过来利用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治病，你没有列出实例，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报道。但我认为，医生不但要治病，而且要安全地治病。一切不安全的治病理论和方法，不管它怎样有效，都应该努力排除。
2、“有价值的”和“科学的”是不同的概念。中国和西方在16世纪以前都曾经采用草本方法征服疾病。就是14世纪的欧洲对付黑死病，也基本上是采用了草本医学方法。因此，就医学的起源来说，它们都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本无所谓“中医”和“西医”。许多古代的草本医学方法，包括古印度、古埃及、古美索不大米亚、古代中美洲、古代高加索地区，不只是古中国的医学措施在世界上流行。它们都可以作为“自然疗法”的参考。换句话说，它们是有价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科学的。社会上有一个倾向，把不进步的叫做传统的，把保守落后，为落后做掩盖，叫做“维护传统”，或者“弘扬传统”。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二胡可以不进步，进步了可能就不是二胡了。医学属于科学，而科学是必须要进步的。我倡导告别中医中药，就是在我国医学界理直气壮地倡导科学进步，而不是在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保守落后。
3、心率可能与脉博跳动相吻合，这并不奇怪。心电图测量中实际上就包含了“脉搏”。只不过它不是按照“寸口切三关”做的罢了。但是，如果说可以依据脉博跳动来判断所有疾病和妊娠状态，就未必可靠了。科学的东西必须遵守确定性原则。诊断描述应该尽可能精确，以便于与身体的正常状态进行比较。中医脉诊列举了14种“有病”的脉相，却没有列出“正常”的脉相。这表明，中医的脉诊方法不具备排中分析的逻辑基础。脉诊的描述不精确，又缺乏排中推理的逻辑基础，把疾病的诊断建立在这样不确定的基础上，会给诊断、施治、法医鉴定带来相当大的混乱。如果我们承认医学是一种科学，我们就要尊重科学的基本规范，包括它可靠的实验基础和逻辑基础。
4、治疗水肿病遵循“利尿、强心、排除梗阻”等原则，这是依据经验做出来的判断。但是，水肿病人未必都需要利尿，因为小便状态与水肿可能属于不同的疾病范畴。水肿病人也未必都需要强心，如果不是“心源水肿”，强心的意义就不大，而且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至于排除梗阻，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排除哪里的梗阻？如何排除梗阻？用《黄帝内经》里介绍的“缪刺方法”可以排除梗阻吗？可见，依据表面现象做出的抽象原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揭示过一条很重要的原理，原则越抽象，可错性越低，越没有科学价值。作为一个涉及人身安全的医学家来说，不应该被哪些貌似有理，而实际上又毫无意义的格言和警句所迷惑。
5、汞元素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禁止入药。我相信，你用五虎丹杀灭“基底细胞癌”可能是有效的。而且，这可能还是一条很重要的临床经验。你应该善于总结和比较。我在《告别中医中药》那篇文章中，提到过当前世界上流行的“自然疗法”研究取向。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临床经验，通过加减其中的药味，进行临床对比实验，也可以进行生理生化实验，判断出其中真正起作用的药物要素。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研究一下，去掉汞元素是否同样有效？如果去掉汞元素同样有效，则你的这个临床经验，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有效而且安全的疗法。我倡导告别中医中药，不是去否定那些确实有效的疗法。我自己曾经是中医生，我当然知道许多中医方剂是有效的。但是，我已经多次说过，有效的未必是科学的。我们告别中医中药，就是要告别那种不求甚解，不负责任，不安全的“有效”施治。中医的一些有效疗法，是可以作为“自然疗法”的参考文献来使用的。这与告别中医中药并不矛盾。
6、李时珍可能是一位医学著作家，并不一定就是医生。晋代皇甫谧写了《针灸甲乙经》。可是，他终身没有看过一个病人。李时珍的书，没有他独立的知识产权。他的《本草纲目》综合了前人的许多东西，其中良莠不分。一本那么厚的书，说它毫无价值，当然过于武断。我所反对的，是我国医学界和科学史界对这本书过于殷勤，一些注解读物对其中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东西，也缺乏勇气向读者指明。这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
7、“是药三分毒”。西药和中药的毒副作用很难简单地比较。目前国内也没有发表过这样的统计数据。但是，就我所知，西药在生产和检验方面是相当负责任的。每个新发明的西药（尤其是疫苗），在投放市场之前都经过了严格的检验，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它们的毒副作用，给出了安全使用的建议。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中药产品（包括煎剂和成药）做到了这一点。我已经在我的文章中说了，中药没有阐明毒副作用，不等于它们没有毒副作用。
8、我国哲学界关于系统因果关系的概念至今还十分模糊。就我本人所读到的关于中医系统观的论文来说，它们只是一些煞有介事的术语堆积，没有一篇论文真正达到了系统因果观的水平。我在课堂上曾经举抽烟与肺癌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过系统因果观与机械因果观之间的差异。机械因果观认为，抽烟可以引起肺癌，因为烟焦油中含有尼古丁。可是，尼古丁为什么会致癌呢？机械因果观就回答不了了。因为不少嗜烟如命的人，并没有患肺癌。西医已经发现了机械因果观的局限性。它迫切需要走向系统因果观。可是，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取得的成果不多。中医的系统因果观，目前还处在搬弄系统科学术语进行自我标榜的水平上。这样的系统因果观毫无意义。
9、我赞成你的说法，许多常识的确是从科学转化来的。科学的东西一旦深入人心就变成常识了。但是，并不是所有常识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中国的食疗观念中，许多作为常识的东西就不科学。比如，“补血”这个概念属于中国人的常识概念，却不是一个科学概念。17世纪的哈维曾经为我们证明过，对于一定体重的人来说，血液的含持量是一个常量。只要不是大出血，是不需要补血的。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食疗常识中，却不乏“补血”这一类意义不明确的说法。
张功耀
2006年2月9日

曾昭武再致张功耀
张教授：
回复已阅。有不少收获。但我对您的回复仍有如下新意见，特进一步提出来与你商榷：
1、一般认为，食物是指能维持或继续人体正常新陈代谢的物质；药物是指能改善或恢复正常新陈代谢的物质。其实，食物、药物、毒物三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可以相互转化。如食盐，用于烧菜，是食物；制成注射液，即为药物；若一次服用15－60克，即有碍于健康，一次服用200－250克，可因其吸水作用和发生离子平衡严重障碍而引起死亡，于是，它又成了毒物。可见，食物、药物、毒物的区分并没有严格界限。
2、现在的医学的诊断与治疗均不是建立在完全的必然性基础之上的，多半是进行可能性诊断，从100%到0%不等。就是做了很多检查之后，许多诊断仍然是可能是“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多大，但不排除可能是别的疾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得到的“症”来表征疾病，西医则用医学检验来判断病理。它们属于不同的规范。中医有了症，就可以“对症下药”。与西医的“对症治疗”有一定相似。
3、正确的治疗原则也属于医学科学范畴，如果非感染性水肿用“杀菌”治疗则显然是不科学的。治疗原则对医师来说有时比具体的治疗更重要。
4、汞外用可治疗诸多疾病，五虎丹具体的治疗作用是由于哪种，值得进一步研究。
5、您对李时珍的评价是正确的。现在大部分中医临床医生当然必须根据实际的临床效果来诊治，虚无飘渺的东西已经比较少见了。
6、中药的毒性研究有很多还是做了的，中药药典里有具体的说明，但多限于急性毒性试验等，无疑有很多工作还要进一步去做。这也是当前中药的主要任务之一。
7、目前对因果关系，特别是中医的系统因果观，研究甚少。但多味中药系统性科学的配伍是有其正确的哲学与科学基础的，目前很多中医药研究也在用更客观的方法研究证实与证伪，目前现代医学中很多疾病都不是用单一的药物治疗，多半是几联疗法。但，这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体内的相互作用研究得较少，西药已经或正在走多种药物联合配伍的道路。
9、常识是慢慢形成的。对于未知疾病，《内经》可能还是较早吃螃蟹的。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之前，中医对当时的人们建立一些医疗常识，应该是有重要的作用的。对于水肿病人，不是医生的人，很难有什么“开鬼门、洁净府”之类的看法的。这种看法的形成应该是在古代医师治疗水肿时逐步形成的，以后才变成一般人所知的常识。 曾昭武
2006年2月10日
张功耀再答曾昭武
曾博士：
你的意见很有启发。比如你在关于药物、食物和毒物的区别中，举食盐的例子，我觉得就很能打动读者，让读者去思考其中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从这样的讨论，你可以看出，哲学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是很重要的。就我的观点看，我们在决定某物是否可以收入“药典”时，应该依据它在常规使用条件下的结果去判断，而不要在极限条件下或非正常条件下的使用结果去判断。也以食盐为例，即使少量的食盐，对于水肿病人来说，也是“毒药”。常规条件下生产和使用的食盐，应该被列入食品，而不应该被列入药品。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在收入“食品”名录时，分别“安全食品”和“一般认为安全食品”，我认为，这样就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此外，我不能同意你关于医疗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必然性问题”的争辩。
科学是揭示必然性的。否则，就不叫科学了。一种医学如果蔑视对必然性的追求，把医疗措施和医疗效果用患者的生命去做赌博，这是非常有害的。
中医看病的基本思想是“辨症施治”。事实上，这个所谓的“辨症施治”，只浮在对疾病的表面观察上，没有深入到疾病的病理中去。不同的疾病，会有相同的“症”。这一点，你大概比我更清楚。“胃痛”严格来说是“症”不是“病”。十二指肠溃疡，胃炎，胃动力不足，肠炎，肠梗阻，吃了有毒的东西，胃癌，等等，都可能表现为“胃痛”。中医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去寻求导致“症”的病理学基础，只浮在“症”的表面“辨症施治”。疼痛就止痛，大便不畅就泻下，一身紧就发汗，出血就止血，如此等等。由之，虽然症状消除了，疾病却依然存在。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辨症施治”，而且，看上去这已经足够了，于是，就造就了我国不少医生蔑视必然性的思维惰性。
蔑视必然性，必然要受到必然性的惩罚。这样的思维惰性是非常有害的。但是，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难题。疾病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征服疾病的方法又总是出现在疾病产生之后。比如，冠心病是1912年才第一次报道的，现在我们对它的因果关系依然没有彻底阐明。1959年，一名刚果男子的死因不能在已知的病理学范围内解释，他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疾病，到1984年，美国的Gallo医师，分离出了一种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性缺陷的病毒（HIV），然后，又从1959死亡的那名刚果男子身上也检查到了这种病毒。这才最后揭示了引起这种新型疾病的因果关系。显然，医生不可能在还没有阐明因果关系并找到征服这些新型疾病的方法之前，不对这些疾病采取措施。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医生可以在0%的必然性的情况下，也应该对患者“辨症施治”的缘由。但是，这不能成为医学科学可以浮在症的表面，不去追求蕴藏在“症”的内部哪些生理和病理的必然性的理由。我认为，对于尚未被征服的疾病，采取一些临时性的医疗措施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标准化的医疗措施，则需要精细的探索，甚至需要动员全世界的医生来攻关。
由于中医倡导“辨症施治”，“症”的表现形式又基本相同，于是，中医往往是一个医生看多种疾病，甚至所有疾病。与之相反，西医一直以追求因果关系明确的方式来对疾病施治。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人看一种病的格局。前者因为一个医生“包医百病”，自然就不需要医院了。后者因为许多人看一种病，这就需要各种诊疗程序（检验、诊断、透视、扫描）系统地发挥功能，于是就产生了医院。如果我们满足于“辨症施治”，不管其施治结果有效还是无效，遗留下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势必很多，因而不能形成标准化的诊断和治疗，尤其不能进行安全性评估。如果我们在对新型疾病采取临时性医疗措施的同时，认真研究它的因果关系，在开始时可能不如中医那样积极，而一旦确定性地解决了因果关系问题，就可以使征服相关疾病的方法走向标准化。那时，人们就可以接受标准化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了。久而久之，这些还会转变成你所说的医疗常识，患者自己到药铺去购买一些非处方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可见，把医学推向科学，肯花时间和精力去寻求明确的因果关系，对整个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张功耀

小衲 回复：
本来还想学点东西，结果发现通篇都是胡说八道。基本上没有一点价值。连小弟这种深受现代毒害的人都觉得是胡说八道，那要让军软兄这种坚决反对西化的人看来，简直就是谬种毒草了。呵呵。
此教授的对现代科学的认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6，70年代，甚至是世纪初的水平，所以对中医的认识，连批评都批评不出个高水平来。连小弟最讨厌的方舟子都不如。（当然，人品是另外一个问题。方舟子的人品，呵呵，已经没有品可评了。）

杏林春晓 回复：
对张攻咬：
你所提倡的中医要解决确定性的因果关系这一点，我比较同意。
一、在诊断上，中医诊断方法对于一般的中医师确实比较难把握，因为中医的诊断虽然也有标准化，但多数是定性的东西，还缺少定量的分析。西医的定量分析，虽然比定性分析更进一步，但由于这些定量的东西与疾病并不存在精确的一一对应因果关系（详见拙作《浅谈中西医的共通地方》），所以在医学上我们也不能说定性的东西一律无用。即使是西医，其诊断的切入点仍然是症状这个定性的描述，有了定性的描述，才可以排除一些基本无关的考虑因素，缩小定量分析的范围。
由于人体这个机体系统的复杂性，要找出精确的一一对应因果的诊断关系，在目前包括不远的将来，中西医都难做到，这是个医学上赋予人类需要解决的重任。
二、在药物的疗效上，我认为中医药是有效的。但是正如你说的，中医由于使用复方，不明白其中是哪一种药物起作用，可能处方中存在无用的药物，如果能从精确上研究，可以起到节省药材的作用。我赞同这一点。但是这个精确研究，恐怕不是一时能解决的。首先由于药源的复杂性，中药来源于不同产地，不同地方的药物其治病效果是有差别的；其次是中药多数使用复方，其中药物间是否存在协同加强疗效反应或作用（有现代研究中药药理著作证实银花与连翘一起使用能加强作用），如果确实存在这个规律或现象，那给中药的药效精确研究带来许多困难，因为你必须对每个古方进行药物间和药物与疾病间的相关性分析。
其实西药存在同样的问题，特别是药物与疾病的相关性关系，可以说，包括中西药都不存在100%疗效的[Y（疗效）有可能等于X（药物治疗评价），Y又有可能不等于X，甚至有时Y平方等于X，即可能药效评价与实际疗效相反]，这就说明了，人体是个复杂的系统，个体（模型不固定）的差异性，使医学很难用其它一般科学的精确因果关系来描述。
中药研究还有一个难点就是，现代药理分析某些中药体外可以抗菌，但用在人体上却没有这种效果，而另一些中药却完全相反。原因在哪？目前还不能弄明白。因为存在这个现象，所以我们无法纯根据药理分析所得出的因果关系来运用中药于临床。正因为目前有的中医师受西医的影响，根据药理分析结果用药，结果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疗效。比如我治疗过的几个肝炎病人，先前的中医师就是根据黄芩、黄连等清热解毒药可促转阴的现代药理研究结果给患者服用大量的清热解毒药，结果这些患者出现了面青、胃纳不佳甚至转氨酶升高等副作用，而我根据中医的辩证完全不管现代药理分析结果对这些患者进行治疗，反而能够使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脸色红润，胃口好，睡眠好，即一句话生活质量提高。
三、有毒药物并非不可入物。实际上西药多数是有毒副作用的，我们是取它的治疗作用，而想办法尽量减少它的毒副作用。不能因药物有毒副作用而因噎废食。我家祖传有蟾蜍膏药，蟾蜍是有毒的，但用它来治疗外科疾病如烂脚、疮等，疗效是非常高的，而且病人并未呈现出毒副作用。另外蜈蚣可用来解蛇毒，毒药也可以救人。
四、关于水肿的治疗。“开鬼门，洁净腑”按我的理解是治肾和治肺。我治过二例水肿病人，运用这个思维取得非常满意的疗效。一例是我母亲，在乡下回到广州时，突然发水肿，我用防己黄芪汤合四妙散，三剂水肿消退，这个方法可以说是治肺（中医理论认为肺可通调水道）；另一例是一个得了风湿病的水肿病人，水肿一年多，杂投中西药都不见消退，病人家属请我治疗，我仍然以四妙散加桂附理中汤及杜仲等补肾药治疗，料想不到一剂水肿消退，这是治肾办法（中医理论认为肾主水，司二便开合），病者丈夫也是学中医的，这回对我竖起大拇指赞叹：神医也。
五、中医药的疗效是显而易见的，不可怀疑的。我治疗过的高血压、支气管炎等病人效果，远比西药好。当然由于各个中医师的悟性不一，中医理论的通透性差，使中医师间的水平参差不一，甚至天壤之别，对于同一病人，不同的中医师治疗效果是不同的。这个原因，我认为是因为中医理论太过庞杂，无人作疏理，使之简单化而易掌握。目前的中医理论掌握程度，完全靠各人的修为。笔者很想在有生之年，能够整理中医的精华，使大家能够节省大量时间去学成中医，在短期内能迅速掌握其要领，而不象现在这样，有的中医师学了十年还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