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

小衲 回复：
楼上说的不错，顶一个。
“正因为目前有的中医师受西医的影响，根据药理分析结果用药，结果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疗效。比如我治疗过的几个肝炎病人，先前的中医师就是根据黄芩、黄连等清热解毒药可促转阴的现代药理研究结果给患者服用大量的清热解毒药，结果这些患者出现了面青、胃纳不佳甚至转氨酶升高等副作用，而我根据中医的辩证完全不管现代药理分析结果对这些患者进行治疗，反而能够使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脸色红润，胃口好，睡眠好，即一句话生活质量提高。”
有些意思。
这种适得其反的疗效是个案，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有没有人重视这个事儿？
Again，小弟还想问一句，出现这种情况是为什么？ 是人为的错误，还是？

军民软件 回复：
太长了，没时间看
说来说去还是个世界观问题，要改造世界观，就要先树立东方哲学的学术地位
哲学问题不解决，教授们的脑筋就很难转过来

军民软件 回复：
张功耀固然是个“学术小丑”，曾昭武也属于“问道于盲”之类

再转一篇张功耀的“胡说八道”，供大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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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
张功耀

（中南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沙，410083）

内容提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不存在，所以，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否则，它将陷入欧布里德式的怪论之中。
关键词：中国 古代科技史 误读 先前阔
江晓原教授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一期上撰文指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而这个“伪问题”的出笼，“也可以归为误读的范畴之内。”[1]江教授的这个论述大概是说，因为我们误读了李约瑟，所以也就误读了中国科技史，于是就出现了“李约瑟难题”这个伪问题。其实，从李约瑟本人和李约瑟雇用的写作班子，到我国当前的中国科技史教学与研究，又何尝不是以“先前阔模式”误读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呢？这样的误读，由于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原则，使得我们不能清醒的认识我们的过去，以至于我们现在不得不重做一些实事求是、正本清源的工作。
“先前阔”的文化阴影
“先前阔”，最早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小说《阿Q正传》。研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知道，阿Q曾经拥有一个“真能做”的名声。但是，阿Q的“真能做”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命运。因此，阿Q对他现实生活的贫弱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讳言而已。至于他的过去，阿Q虽然并不清楚自己“先前的行状”（即自身的历史），加上“人家也没有留心”（即很少有人关心阿Q的历史），但他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先前曾经很阔。你看他：“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2]
这种“先前阔”意念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还有“小日本”打败“大中华”的甲午海战，这些使大清帝国蒙受屈辱的战争，迫使自我封闭的中国封建王朝“与地面世界接触”（马克思语）。然而，就在这个“与地面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华文化术语词典中出现了“列强”这个词。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
其实，要造成一个“先前阔”的文化假象并不难。以下三种方法都具有祖传性质，按照这些方法去做，就可以使本来落后的东西也能“阔”起来，并且“阔”得理直气壮。
一、处阴休影法
《庄子?渔父》在谈到孔子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而不知所失时，讲了这样一个可以掩盖缺点并使自己聊以自慰的经典方法：
“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急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急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3]
这个经典方法所阐明的道理是，要摆脱自身缺点的困扰，就是将自己的缺点置于别人的缺点之下（处阴以休影）；要想自己不犯错误，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干（处静以息迹）。否则，如果你拼命地去追赶人家，或者设法努力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你就会“急走不休，绝力而死”。
显然，庄子的这个方法教会了我国不少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由之，每当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的科技史还存在缺陷时，马上便会涌出一批学者，试图努力证明西方的古代科技史也是有缺陷的，从而达到用别人的缺点来庇护自己的落后的目的。于是，“先前阔”的结论也就蕴于其中了。
二、圣教同源法
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4]
这种“圣教同源”的考订方法是形成“先前阔”意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719年，英使马戈尔尼曾经带来一种“自来火”（安全火柴），它使一些缺乏见识的中国人惊异不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还在把这个小巧的发明叫做“洋火”。可是，居然有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证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早在北宋年间，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火柴。这种圣教同源的考据并不可靠，但是，很容易强化“先前阔”的意念。
三、关门见喜法
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开门见喜”。可是，要使自己处在“先前阔”的地位上，就只好“关门见喜”了。否则，一切至高无上的头衔、令人咋舍的荣誉、旷世空前的伟大成就之类，只要大门一开，也就未必可喜可风、可圈可点了。
孔子的名声在欧洲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著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实在地说，欧洲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孔子之前，曾经叹服过他的名声。但是，当《论语》之类的著作传入欧洲以后，孔子的声望反倒大降。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阅读了德文、法文和英文版的《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曾经这样评价过孔子：“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5]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封闭状态，没有让学者“开门见喜”的现实条件。于是，大家都十分自信地热衷于“关门见喜”。
凡此种种，使得“先前阔”成了中国社会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阴影。
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面，要摆脱“先前阔”的文化阴影，首先应该解决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理论上讲，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历史。不属于科学技术的东西不应该写入科技史，尤其不应该将本不符合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标准的东西肆意拔高。这个看似简单而且合理的原则，在我们日常的科技史教学和研究中却很难贯彻。于是，我国出版的不少中国科技史专门著作和论文，竟然被写成了“没有科学的科学史”和“不尊重科学的科学史”。典型的例子有，一位没有做出过任何发明的宋应星，仅仅因为他写作了《天工开物》，居然被写成了“伟大的发明家”；连球形大地概念（更不用说太阳系概念）都没有的沈括，居然被夸大到了“哥白尼式的科学家”的地步。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这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从方法论层面上说，它是科技史研究中的项目审视问题。中国古代科技史之所以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就是因为人们在进行科技史研究中，没有按照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标准对载入科技史的项目进行认真而客观的审视。
希腊哲学家在摆脱神秘主义思想束缚的努力中，创造了两种至今有效的科学规范，从而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一种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完全形式推理规范”，后人亦称之为“几何学规范”或“几何学传统”，它要求人们把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建立在严格形式化推理的基础上。另一种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因果律规范”或“因果律传统”。它要求任何一种自认为科学的认识，必须清楚地阐明事物存在和演化的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因果关系不明确的认识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认识。人类所获得的全部科学认识都可以归为这两种规范中的一种。否则，是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既然所有的科学都是按照这两个规范发展起来的，只有符合这些科学规范的知识体系和知识单元才有资格被载入科学史。想必这是顺理成章的。
根据因果律科学规范，我们不难判断，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则不属于科学。
众所周知，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是通过火法分析得到的，其因果关系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是最明确的。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由之，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非常朴实，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把土、水、气、火称作“元素”也并不恰当，但它毕竟是科学史上最早也最充分的一次证明活动。尽管这个证明活动发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但它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因果律规范。因此，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当作古代希腊的一项科学发现是有充分依据的。
反之，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不仅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界定十分模糊，对“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也没有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论证，尤其没有像恩培多克勒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把“五行说”供奉在科学的殿堂上。
根据几何学规范，古代希腊和古代阿拉伯国家的科学家们曾经在数学、天文学、力学、光学等学科领域做出了不少重大发现。然而，与之相比较，虽然中国古代也曾经频繁地触及到了类似的学科主题，但是，其中符合几何学规范的科学成就并不多。
以数学为例：
尽管数学不是关于自然定律的研究，但是，所有的数学发现都是由符号语言系统，根据严格的演绎逻辑规则建立起来的。因此，没有严格可演绎性的数学发现不能算是科学的数学发现。根据这个判定，读者不难检核到这样的结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所有数学发现都没有科学价值。其中，有的没有可演绎性，如“隙积术”；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如“会圆术”。同样道理，细心的读者也能体察到，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给出的关于勾股定理的证明是充分的，而比它晚800年左右的赵爽在《周髀算经注》中用一个“弦图”对勾股定理所做出的证明，则少了一些基本的推理前提。如正四边形与直角三角形的关系和两个代数和的平方计算公式，是“弦图”所必须具备的推理前提，但是，在赵爽那个时代，中国数学史的发展还不具备这样的认识。因此，赵爽对勾股定理的证明是不充分的。
为了使我们能够以尊重科学的态度来写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用科学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上的科学活动及其成就是完全必要的。就我们的科技史研究实践而言，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关于科学史：
1、所有猜测，哪怕是非常天才的猜测，都不属于科学史。如宋代的廖禹在他的《金精廖公秘授地学心法正传》中说：“山体高耸宏大，由其根基盘踞，支持于下者厚重也。根脚之大，必是老硬石骨作体，非石不能胜其大。低小之山，必根枝迫窄，土肉居多。”这个说法，涉及了地壳的地质构造。从思想内容上看，它比较接近于19世纪末乔治?艾利（George Airy）所阐述的地质均衡原理。但是，廖禹的陈述是一个纯粹的猜测，不包含任何科学的说明和论证，不能与艾利的地质均衡原理等量齐观。鉴于这样的分析，地质科学史可以不写廖禹，但不能不写乔治?艾利。
2、神秘主义不属于科学史。古代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美洲地区和古代中国的许多科学活动，都曾经包含在神秘主义的文化之中。但是，所有的神秘主义命题，都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和严格的逻辑推理，其中尤以“天人合一”的东方神秘主义最为典型。因此，我们不能把神秘主义也算在科学之列。

军民软件 回复：
3、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经验发现不属于科学史。对此，笔者经常举的例子是，“勾三、股四、弦五”属于经验，不属于科学；“斜边的平方等于两直角边平方之和”则属于科学，不再是经验。
4、科学史不是器物史。我国一些科学史研究著作和教材，把器物中的圆当作科学中的圆，把器物中的直线当作科学中的直线，这是十分荒唐的。硬说某器物（如铜透镜）是按某种科学原理制造的，或通过对某器物的分析去“发现”其中的所谓科学原理，实在过于牵强，且犯有把经验拔高为科学之嫌。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科学史写成器物史。
5、逻辑上不充分的发现应该让位于逻辑上充分的发现。根据这个标准可以断定，中国古代把磁石磨成的磁针（compass）命名为“指南针”(south-directing needle)是相当武断的。事实上，我国古代先民在进行这样的命名之前，并没有充分证明过这种磁针是否具有普遍指南的特性，更没有地理极和地磁极的严格区分。指南针的严格意义是指向地磁极而不是指向地理极。众所周知，地球的磁极是移动的。当前的地球磁北极已经往西偏离了地理南极2550千米。按照现在的地磁极偏移量，在靠近南极的西径180o30ˊ北纬86o30ˊ地带测量，磁针将出现北偏东84o 30ˊ的偏移量 ，即非常接近正东方向。可见，在没有区分地理极与地磁极之前，把磁针命名为“指南针”容易误导读者。
我们应该客观地指出，第一个证明磁针在地球表面具有普遍极指性的科学家，是法国的佩里格里鲁斯（Petrus Peregrinus，又名Pierre de Maricourt，1240－？）。他于1269年将天然磁石磨成球形模拟具有磁极性的球形大地，然后用它来吸附铁磁针，发现了铁磁针沿着球的径线方向有规律的排列。这个发现证明了铁磁针普遍地指向地球磁极的特性。这显然是关于地球的磁极性与铁磁针的磁极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最普遍也最科学的一次证明活动，是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发现。我国的科技史出版物，舍佩里格里鲁斯的实验而拔高沈括的记载，在造成“先前阔”意念的同时，破坏了尊重科学的基本精神。严肃的科技史家不应该让这种不尊重科学的风气继续下去。
关于技术史：
技术史的项目入选应该考虑以下一些方面：
1、明确的技术知识权属。
比如，富兰克林进行的电鸢实验是一种纯粹的经验冒险，并不能认为这个实验揭示了避雷针的原理。从严格的知识形态上分析，富兰克林进行的电鸢实验不具备关于避雷针发明的知识特征。因此，技术史家没有理由把发明避雷针技术的知识产权归于富兰克林。
2、可靠的技术原理。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可以被用来判断是否发生了地动（不一定是地震），用它来测量地震则明显不是一项原理上可靠的技术。人类关于地震测量的技术史，也没有按照地动仪的设计思想发展下去。因此，科技史把地动仪作为经验摸索的例子是可以的，但不能认为它在科技史上占有什么位置。
3、被广泛接受的基本技术规范。
尽管造纸技术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基本造纸技术规范，包括打浆和漂白，依然是蔡伦改进过的造纸术的延伸。因此，蔡伦改进过的造纸术在技术史上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与之相比较，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技术则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技术规范。它在技术史上的地位大致可与张衡发明的地动仪相当，完全不能与德国发明家符藤堡发明的铸活字印刷技术相媲美。后者所创造的印刷技术，形成了一种技术规范，包括铸字、排版、版面美化和装帧，其中铸字、排版技术一直延续到了电脑排版之前，它的书籍装帧技术则一直沿用至今。
根据这些标准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科技史，不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把中国古代科技史解读为“先前阔”的历史是不充分的。
科技史的国际比较
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不是一个“先前阔”的历史，通过国际比较就可以比较清楚地判断出来。
但是，笔者并不赞成以现在的国家概念来进行科技史的国际比较。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疆域和政体的变迁是经常发生的。现在的中国并不就是古代的中国。现在的“大中华”是以“大清朝”的地理概念为基础的，从前的“大中华”概念则不是这个样子。此外，如果蒙古国以1310年前后的蒙古帝国来写一部蒙古国历史教科书的话，以欧洲为主的金帐汗国，以西亚为主的察合台汗国，以两河流域为主的伊尔汗国，再加上东亚和东北亚为主的大汗领地，这个国家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一部世界史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样的分析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先前阔”，与这个国家的现实并不是直接相关的。它既不能给现实的国家抹黑，也不能给现实的国家涂脂抹粉。历史就是历史！尊重历史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这样一种基本的认识。否则，历史就是可以被随意捏造的变形金刚了。
与其它文明相比，中华文明被公认为一种纯粹而又顽强自守的文明。若对这种文明进行更详细的国际比较，它似乎还是一种发育得比较晚，而且一直处在相当落后地位的一种文明。这一判断可能与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观点（这些观点源于我国历史研究的封闭性）形成了某种冲突。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事实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判断。
1、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河谷文化比中国的裴李岗文化早1500年。
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化是公元前6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值得一提的是，裴李岗文化还是十分落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而，在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河谷（Jericho Valley），曾经在公元前7500年（另一说为公元前8000年）建立了迄今所知最早的城市杰里科（Jericho），有保存至今的城市遗迹做证[6]。从文化特点上看，它最早使用了砖头建筑房屋和其它设施。人造建筑材料和城市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具有历史坐标的意义。可见，公元前7500年杰里科河谷的先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新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束缚。而比之晚大约3000年的西安半坡村遗址，还没有出现人工建筑材料。我国有据可查的城市文化源于春秋时代的鲁国。如果以这个文化特点为标志的话，杰里科河谷的城市文化至少比中国的城市文化先进5000年。
2、土耳其的卡塔尔?胡雨克文化比中国的仰韶文化早至少1500年。
公元前6500年，土耳其人的祖先在卡塔尔?胡雨克（Catal Huyük）建立了村庄。它比我国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约早1500年。仰韶文化与胡雨克文化都是彩陶文化。所不同的是，胡雨克文化中所使用的彩色颜料要比仰韶文化更加丰富多样。仰韶文化只有黑色和红色两种，而胡雨克文化则还有浅黄、浅灰、褐色、朱红、赭石等[7]。
3、欧洲的文化发育比中国早而且更加丰富。
在欧洲，32000年前即已进入旧石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欧洲就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了。就现有的考古证据而言，欧洲比中国早5000年左右结束旧石器时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北非和西伯利亚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遗迹。在西班牙北部、法国南部一些山洞的洞壁上还发现保存了距今13000年的油画(paintings)、白描(drawings)和雕刻(engravings)作品[8]。无庸讳言，我国考古界，还没有发现保存如此长久的中华文化遗迹。至于欧洲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的文明，如英国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300年的青铜工具的生产和青铜纽扣的发明，瑞典、挪威、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集体农庄形式出现的农耕文明，芬兰公元前3000年的制陶业以及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的“船－斧文化”（boat-ax culture），西班牙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的“金属加工文化”（metalworking culture），等等[9]，我们更是望尘莫及。希腊的《荷马史诗》（Iliad 和Odyssey）创作于公元前850年，比孔子出生早300年，保存至今的雅典神庙遗迹建成于公元前478年（相当于中国的周敬王42年，鲁哀公17年），奥运会创始于公元前776年（相当于中国的周幽王6年，比孔子出生早235年，比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要早300年）。对于这些，我们只要稍微提及即可窥其豹斑。
4、中美洲拥有与我国河姆渡文化同样悠久但更加繁荣的农耕文明。
我国公众对美洲历史的印象是，在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对美洲大陆的探险和殖民活动开始之前，美洲没有历史。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它是我国历史教学和研究依然封闭的一个特点。
历史学家们相信，在北美、中美洲曾经有过悠久而繁荣的中美洲文明（Mesoamerican civilization）考古学家认为，这种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0前。公元前11000到公元前7000年前，这里的居民主要从事狩猎与采集。公元前7000年左右，他们开始定居的农业生产。[10]考古发现表明，至晚在公元前1500年，北美洲的居民就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大豆、番瓜、辣椒和棉花。这些作物品种进入我国的时间都很晚，大约落后2000到2800年。完全有理由相信，中美洲文明至少拥有与我国河姆渡文化同样古老的农耕文明。现存于墨西哥的圣?洛沦佐的噢美克（Olmec）石头像，一丈见方，栩栩如生，至今完好，堪称一绝，竟是公元前1150年前（相当于我国晚商的帝甲时代，比司母戊大方鼎的存续年代早四个帝王时代）的遗物。我国素以陶瓷为荣，却很少有人客观地介绍过，考古学家在中美洲地区发现了公元前2300前的陶器和陶俑，与我国马家窑文化属于同一时代。在美国，靠近加拿大的大湖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的青铜矛；在新墨西哥州还发现了距今1000年左右的D形村落遗址（属Chaco文化）。整个村落的建筑设计包含了完整的给水与排水系统。据推测，这个古代村落可以住1400人。最高层的民居建筑有四层。无庸讳言，在我国迄今还没有发现这么完整而且历史悠久的村落建筑遗址。
5、其它方面的国际比较。
? 对应于中国古代的“六经”，我们可以举出荷马的《史诗》（公元前9世纪），希罗多德的《历史》（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人的《摩西五经》（公元前6世纪）。这些作品，从出版时间、篇幅长短到历史影响，都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六经”。
? 对应于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即公元前551年，殁于鲁哀公16年，即公元前479年），我们可以列举出欧洲议会制度的先驱、政治改革家梭伦、科学家兼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希腊七贤，他们分别比孔子大80岁，29岁和60岁。此外，黑格尔拿来与孔子相比较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BC）是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他比我国传说中的华陀大360岁、比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大至少160岁。还有，亚里士多德比军事家孙膑大31岁，比秦始皇大150岁。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按字数计算，超过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中国全部典籍的总和，其学科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所望尘莫及的。
? 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始见于《黄帝内经》（成书于479－300BC之间，比欧洲的《希波克拉底文集》问世稍晚）。但是，在古埃及公元前2725年，比中国传说时代的黄帝和炎帝约早600年，曾经有一位叫Imhotep（平安莅临者）的医生，把诊断方法建立在了他所认识的生理学、病理学基础之上，创造了查（inspection）、问（interrogation）、触（palpation）的诊断方法[11]。这些比《黄帝内经》成书早2300年左右的诊断方法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
笔者以为，不用再做更多的比较，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并不是一篇“先前阔”的历史。可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古代无科学”[12]。
联系到“李约瑟难题”，本文的这个结论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欧布里德（Eubulides of Miletus ）的一个逻辑怪论。这个怪论说：“你没有丢失的东西，你仍旧有。但是，你没有丢失角，所以，你仍旧有一只角。”[13] 显然，对于一个从来就没有长过一只角的人来说，要讨论它为什么会丧失一只角是徒劳的。欧布里德列举的这个怪论证明了这样一个推理准则：任何推理都不能在不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由之，如果我们不能确证中国古代科技史曾经拥有一只“先前阔”的角，则一切有关中国为什么会丢失这只角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参 考 文 献
[1] 江晓原，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1期，第63页。
[2] 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3] 《庄子?渔父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58页（下）。
[4] 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9－120页。
[6] Jericho，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 （CDROM）。
[7] Catal Huyük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 （CDROM）。
[8] Timelines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 （CDROM）。
[9] 500BC，World History 2.0（CDROM）。
[10] 500BC，World History 2.0（CDROM）； Mesoamerican，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CDROM）。
[11] History Of Medicine，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CDROM）。
[12] 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1915年第1期第8－13页；Feng Youlan(冯友兰)，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1922, 32, PP237-263.
[13] （英）威廉?涅尔、玛莎?涅尔合著，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5年11月版，第148页。

一批张功耀：
张功耀以“李约瑟难题”为题，竟不知道“李约瑟难题”是怎么回事！
“李约瑟难题”有两种问法：
1。为什么近代（西方）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
2。为什么近代（西方）科学产生于欧洲？
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李约瑟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发现在欧洲产生近代（西方）科学之前，中国已经占据世界科技领先地位达千年之久，很多成果距近代（西方）科学的重要成果仅一步之遥；在中国古代科技达到高峰时期——宋、元时期时，欧洲的科技水平不仅远落后于中国，而且离“近代（西方）科学”的距离也比中国远的多。
所以，李约瑟才有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近代（西方）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
李约瑟为什么不问：
1。为什么近代（西方）科学没有产生于印度？
2。为什么近代（西方）科学没有产生于阿拉伯？
3。为什么近代（西方）科学没有产生于非洲？
4。为什么近代（西方）科学没有产生于美洲？
偏偏问到：中国？！这不是偶然的。
中国古代科技在近代（西方）科技出现之前，的确很辉煌；从成长到发展到高峰，时间从春秋战国时代——宋元时期，即距今2500至距今1000年左右，大约一千五百余年。
不知道张功耀是否是有意回避，他举的科技史的例子几乎全都是上古（或远古）时期的：
1、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河谷文化比中国的裴李岗文化早1500年。
在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河谷（Jericho Valley）文化，出现在公元前7500年（另一说为公元前8000年）
2、土耳其的卡塔尔?胡雨克文化比中国的仰韶文化早至少1500年。
土耳其人的祖先在卡塔尔?胡雨克（Catal Huyük）文化，出现在公元前6500年
3、欧洲的文化发育比中国早而且更加丰富。
在欧洲，32000年前即已进入旧石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欧洲就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了。就现有的考古证据而言，欧洲比中国早5000年左右结束旧石器时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北非和西伯利亚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遗迹。在西班牙北部、法国南部一些山洞的洞壁上还发现保存了距今13000年的油画(paintings)、白描(drawings)和雕刻(engravings)作品[8]。
英国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300年的青铜工具的生产和青铜纽扣的发明，瑞典、挪威、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集体农庄形式出现的农耕文明，芬兰公元前3000年的制陶业以及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的“船－斧文化”（boat-ax culture），西班牙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的“金属加工文化”（metalworking culture）
4、中美洲拥有与我国河姆渡文化同样悠久但更加繁荣的农耕文明。
在北美、中美洲曾经有过悠久而繁荣的中美洲文明（Mesoamerican civilization）考古学家认为，这种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0前。公元前11000到公元前7000年前，这里的居民主要从事狩猎与采集。公元前7000年左右，他们开始定居的农业生产。[10]考古发现表明，至晚在公元前1500年，北美洲的居民就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大豆、番瓜、辣椒和棉花。这些作物品种进入我国的时间都很晚，大约落后2000到2800年。
考古学家在中美洲地区发现了公元前2300前的陶器和陶俑，与我国马家窑文化属于同一时代。在美国，靠近加拿大的大湖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的青铜矛；在新墨西哥州还发现了距今1000年左右的D形村落遗址（属Chaco文化）。
5、其它方面的国际比较。
张功耀举了三个小例子，但前两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且并非科技类），第三个是西汉成书而大部篇章实际完成于战国的《黄帝内经》，且不说他把中、西医的诊断方法进行比较，其方法是否合理，这种比较是否有意义，单就时间而言，它离中国宋元科技高峰时期至少还差一千年。
张功妖的例子大部分都是东周以前的，即使有东周和西汉时期的例子，对中国古代科技史来说，也只是在开始成长阶段；而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大约一千多年的世界科技发展状况，张先生却只字不题。而那正是中国古代科技辉煌于世界的时期。张先生如此挑挑拣拣，令人怀疑：其实他自己对中国科技史的状况就怀有很深的偏见，至少是一个“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受害者。（估计此人四十多岁、五十上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受过一些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毒害，后来讳疾忌医以致“顽疾”难愈，中年以后加重，且时有发作）
中国古代科技辉煌的时期，正是欧洲处于中世纪黑暗的时期，而中国古代科技开始成长的时期（春秋战国），也正是欧洲古希腊科技走向颠峰的时刻；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如日中天的西方科技正在走向它的终点，而东方科学（中国古代科技）的复兴才是世界科技发展的新方向。

二批张攻咬：“废”话连篇
张攻咬：“……，当年撤销了两个卫生部长才使毛的指示得以推行，……”
两个卫生部长就懂科学吗？哪个国家的行政领导是懂科学的？如果有的话，也一定在中国，中国一直都有学而优则士的传统，在某人成为某学科或行业的杰出人物时，很容易上调为领导，比如：袁伟民、周光招、李素立、王选等，江则民和胡锦涛都是理科学校毕业，应该比毛懂科学了吧，他们为什么容忍中医存在？（你不要告诉我，你反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反党和反党的最高领导吧）
量子物理为什么要用毛的“姓”来命名“毛粒子”，那些量子物理学家也都个人崇拜吗？
当年，那两个卫生副部长，为什么要取缔中医药？还不是听了那个冒充民主人士的汉奸的谗言，且不能分辨真伪，而以行政手段强行消灭中医药？！毛顶多是用行政手段纠正了当时卫生部的错误政策而已。毛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难道只有毛一个人支持中医药吗？支持中医药是毛的个人偏好吗？
想当年，“废旧医”不是民国政府发出的行政命令吗？！他们发此命令之前，做过科学的论证吗？没有科学的论证就“废中医”，难道不是对中医的专制吗？那时侯，毛还是个民办大学的学生，民国政府不得不收回“废旧医”的行政干预，是因为毛的指示吗？还是因为其他某个领袖的指示呢？！
今天，张先生大肆鼓吹“废旧医”，难道不是让政府来“废”吗，除了政府发布行政命令外，谁又有权力“废”呢？
张先生如此的“废”话连篇，难道不是想让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中医实行专制吗？你与五十多年前进谗言的那个汉奸又有什么区别呢？
张攻咬：“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不要再给别人戴帽子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是结束了，但张先生的“文革”还没有结束；张先生，一个完全不懂中医，甚至根本不懂科学的“学术骗子”，肆无忌惮地给中医扣屎盆子，就是给所有的中医人头上“戴帽子”。
张攻咬：“十个教授十个诊断，如何判断真理与谬误？”
判断真理与谬误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张先生竟然不知！
十个教授、十个诊断，开了十个处方；如果十个处方都能治好病，那么十个诊断就都是真理；如果十个处方都能治不好病，那么十个诊断就都是谬误
张攻咬：“医学是一门科学，和物理学化学数学一样。为什么物理学化学数学就不分中物，中化，中数？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美医，法医，德医，印医？”
谁说没有印（度）医？即使是西医也分：德日派和英美派，“二战”以后由于德、日战败，国际地位空前降低，连国家独立都不完整，其医学的独立性就更无从谈起（都说弱国无外交，其实，弱国亦难有科学）
谁说没有“中数”，中算就是“中数”：【软件中医】从中算看中医：命运
   以下摘录来自李继闵的“关于《九章算术》的研究价值”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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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早期学者对《九章》的推崇，主要由于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数学典籍，历来被视为“算经之首”。至于《九章》的学术成就及其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的影响与地位，却很少有深入的研究与公允的评价。
   70年代后期以来，… … ，人们对以《九章》为代表的东方数学有了崭新的认识：“世界古代数学分为东、西方两大流派。古代西方数学是以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典范的公里化演绎体系；古代东方数学则是以我国《九章》及其刘徽注为代表的机械化算法体系。在世界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两种体系互为消长，交替成为主流，推动着这门学科不断向前进展。”（吴文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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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今在评价中国人对数学的历史贡献时，像塞第约（Sedillot）那样的极端言论虽然已不多见（他竟说：“中国人从来不曾在数学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成就，… …”）但是多数西方学者的著述对中国古代数学成就都未给予足够的估计，或者视之为一个未知的领域。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数学章，是目前西方世界中唯一的一本系统论述中国古代数学的专册。… … 能够排除以往一些西方学者的偏见，… … 作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述。… … 。然而当他把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史实与近代科学的产生相联系而思索时，萌生了一个使之困惑不解的问题：近代自然科学为何不发生在中国？这就是举世瞩目的“李约瑟难题”。
   在李约瑟看来问题的症结在数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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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寻求问题的答案，一种似是而非的推论颇为流行：… …，是因为中国传统数学没有发展成近代数学；… … 未能发展成近代数学，乃是由于中国传统数学本身的弱点所决定的。… …
   所谓中国传统数学的弱点，质言之即指中国古代数学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数学那样的公里化演绎体系。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视古希腊学术为人类科学及科学思想的根源。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奉为几何学的“圣经”；… …，以西方数学公理化体系为“标准”去评判中国传统数学的短长，从中找出某些“弱点”与“缺陷”，用以论证中国传统数学之所以未能发展为近代数学的原因… …。这种“拘泥于西方数学的先入之见”的论证，自然最终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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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九章算术》研究而引起的对古代东、西方数学体系的比较，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论题。任何科学的体系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肯定它的人可以列举100条优点，否定它的人也可以列举出100条缺点。绝对化的观点往往失之偏颇而难以做到客观公允。事实上，在整个数学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始终存在着算法与演绎两种倾向，它代表着东、西方数学传统的基本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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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科学史当以史实为本。离开了对古代科学文献全面深入的研究，是无法正确概括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
   研究数学史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 …，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机械化算法体系，在经过明代以来近百年的相对消沉之后，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兴起而重新活跃起来。… …。70年代末期，我国著名数学史家吴文俊教授，从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转入数学机械化领域，……。它所创立的机器证明理论在国际上被誉为“吴方法”，追朔这一方法的来源，吴文俊解释道：“（它）直接导源于我国传统数学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从公元前1世纪成型的《九章算术》开始，经祖冲之到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形成的以解方程为特色的机械算法体系。”他预言到：
   “《九章》与《刘注》所贯穿的机械化思想，不仅曾经深刻影响了数学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数学的现状也正在发扬它日益显著的影响。它在进入21世纪后在数学中的地位，几乎可以预卜。”
   由于现代计算机所需数学的方式方法，正与《九章》传统的算法体系若合符节，《九章》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使人们对数学史研究价值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 研究科学史应当屏弃那种狭隘的民族与地域的偏见。其实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冷漠”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的“隔绝”引起的；另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是近十多年来才开始的。的确，在分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时，我们应当“返求诸己”，而“不能轻以责己，严以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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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算和中医一样都是在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中算在封建社会中主要为农业生产和天文历法的计算服务，从《九章》每一章的标题名称：方田、粟米、……等，可以看出它和古代的土地丈量、粮食产量、税收等密切相关；后来，算术被称为“天算”，是因为它主要用于天文历法的计算，祖冲之当初之所以算圆周率就是为了完善当时的历法。到了明中叶，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社会发展停滞，对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的需求减少，甚或消失，曾经十分发达的中算（除了实用工具珠算之外）和中国古代天文学也就逐渐衰落消亡。这也是“李约瑟问题”的主要原因。
   中算失传、中医发展缓慢的原因以外部的社会原因为主，而不是其本身的“弱点”或“缺陷”。
   近代以来，中医和中算面临着相同的命运，由于不合西方“科学”的口味，都被指斥为“不科学的”、“经验性的，没有理论的”，如果中算没有失传的话，那些叫喊着“废旧医”的人，同样会嚷嚷“废旧算”。
   然而，恰恰是中算的失传，使研究者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更加深入地研究中算古籍，从而发现了一个“东方数学的算法体系”；较之中医的研究，时间短、投入少而成果显著，这是中算的研究方向正确使然。迷失了方向的中医研究，以本来面目研究古籍理论的少，用现代西医理论和方法把中医理论解释的面目全非的多，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扭转过来。
   中算的复兴，对同在“中式科学体系”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和中医的复兴，将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天文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包括现在所说的天文学、历法和气象等学科，内蒙古的栾巨庆曾对此有开创性的研究和发展，并著有专著，很有参考价值。

肆意污损中医药事业有悖《宪法》精神
中医药是我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逐渐形成的知识体系，它独特的学术特质，至今尚无法以现代科学技术进行阐明。但是，中医药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过杰出的贡献，史实俱在，不容抹杀。
欧风东渐，民族危亡，科技未能救国，传统已遭涂炭。中医虽属优秀文化的精华，民生疾苦不可一日之或缺，有人竟不顾中医药安全有效，极力主张“废止中医”，既伤害了中医事业，更加深了民众缺医少药的疾苦，自然受到中医界与广大民众的坚决抵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终于保住了独特的中医学术体系。
建国后最初几年，党保护中医的政策未曾贯彻，中医事业受到摧残与轻视，幸而错误政策很快即被察觉，中医事业才得到恢复与发展。就在几年前，台湾陈立夫先生，还高度赞扬毛泽东主席、共产党正确的中医政策，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一份万年长青的优秀文化。
国家发展中医药事业，把中医与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写进了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之中。这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是中华民族健康事业的福祉所系。危害它，就是动摇国本，就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利益。
我们不能轻信那些没有中医理论素养，不懂中医治疗技术的空谈家，空谈误国。
中医优秀事实俱在，不容污蔑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建国后，中医与西医、中西医结合人员，并肩作战，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比较落后的现代科技，取得了令世界仰慕的成效，中医药的作用不容抹杀。
1954年，石家庄市中医郭可明先生，用中医的方法治愈了大量乙脑患者，卫生部专家组经过两次认真核实，证明疗效世界第一。运用中医的传统理论，不但可以治愈中国人，连病情十分危重的苏联专家，也靠中医药治愈。郭可明先生的经验，在全国推广的过程之中，不断被丰富、完善，谁说中医不发展？
中医时刻在发展，有人就是看不见，或者见到了也要歪曲。
“七五”期间中医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江西万友生先生、江苏周仲英先生治疗组，以严格的分组对照方法，几千例大样本治疗结果，证明了中医治疗组明显优于西医对照组。他们的经验，引起世界医学界的注目，被邀请在国外介绍经验。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曾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中美的死亡对比是“1 ∶ 234”，充分说明中医药的优势。
2003年突发的SARS疫情，再一次验证了中医药，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这一新的传染病，现代医学没有一个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中医药学几千年与传染病做斗争的丰富经验，再一次排上了用场。在医疗条件不占优势的大陆，SARS患者的病死率明显低于香港和台湾，中医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十几位专家的赞赏，也赢得了西方国家的重视。
在内科顽难病的治疗领域，邓铁涛教授治疗重症肌无力危重患者，朱良春先生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任继学先生治疗急性脑血管病，等等，都有突出的疗效。类似的事例，几乎所有的中医都有丰富而深刻的体会，举不胜举。
所有中医的优秀业绩，张功耀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污蔑中医“装腔作势，欺骗患者”，“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试问：张功耀何德何能，能够作为正义的化身，“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说话？！这样不顾事实，信口雌黄，如何研究科技史？将把社会发展引向何处？
告别文化自卑，正确认识中医
我们认为，中医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部分，它不仅是中医人的，也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藏，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重要发明。
德国慕尼黑大学曼·波克特教授，著名汉学与医学家，既熟悉西医，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他取名“满晰驳”，意为“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 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的专题讲演，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
波克特教授还接受了《科技中国》记者的专访。他说：“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他说，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
曼·波克特教授说，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
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中国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
许多中医理论揭示未来医学方向
中医学虽然产生于古代，但是它的理论并不落后，甚至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整体和谐的生命观：中医学既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也没有神仙抟土成人的说法，而是把人看作是大自然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必须通过“升降出入”，与大自然不断交换物质，以此保持生命的正常状态。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自然天地四时之气，相通相应，平衡协调，是一种整体生态和谐的生命观。
形神统一以神为主的人文精神：中医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天地之间人最贵”，人为什么最贵？因为人是有灵魂、有精神的，虽然精神寓于形体之内，但精神不是傀儡，而是形体的主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心主神明，“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因此，中医的诊疗措施，完全是“以人为本”。中医依据四诊判断病情，既是基于生物进化，更是人文精神的极大体现。生物进化了人的皮肤，中医就建立了望皮色、切尺肤、望神的诊断方法，就可通过汗法治疗各类疾病，这在动物界是难于模拟的。人类进化产生了意识，人的主观意识能够对于自身的健康状态，进行真实反映，这也是动物实验所不具备的。因此说，中医是地地道道的“人的医学”。
注重动态转化的辨证医学：中医认为人体经常处于“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互相转化的过程。因此中医说的疾病，多数不是固定不变的病灶，而是可以转化的不健康状态。即使是病灶，中医也强调病灶的可转化性，比如，胸痹虽然略同于冠心病，但是，中医强调的是可通的“痹（闭）”，而不是具体病灶形态。有形的痰核、积聚，都强调其可散可消，而不是研究病灶内部结构。气滞、痰凝、血瘀，虽然都可以形成病灶，中医的着眼点重在可转化，是动态辨证的疾病观。
强调早期介入预防为主的治疗思想：在没有形成病灶之前，中医就可以根据证候“辨证论治”，并推崇“治未病”，认为是最高医学水平“上工”才可以具备的技能。这也是未来医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未病”大多不是检查结果异常，而是人体心身不适，“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有病人的主观证候，就是医生客观的依据。
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生命现象是极为复杂的，疾病过程也是极为复杂的过程。比如SARS时期，没有一个抗SARS病毒的现代化学药物，几千例患者是怎样被治愈的？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向被视若神明的“特异抗病毒药”缺乏的情况下，人体战胜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其机制应当是非常复杂的。中医历来研究复杂问题，把天时地利，人体素质，饮食劳倦，情志苦欲，治疗反应等等，都要纳入进来，然后才能使病证与方药紧密契合，取得预想的疗效。中药的化学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中医驾驭中药的智慧，一是靠临床实践经验总结，二是靠中医理论指导。如果只是用化学分析的方法研究，那是极为困难的，不要说全面阐明，就是说其大概也难做到，只能一个一个成分去猜，无法指导中医临床用药。因此，离开了中医理论的指导，应用中药就会手足无措，甚至被当作垃圾看待。
以上几点，都说明中医药学是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目前还远没有认识它的优秀价值，需要我们加倍爱护。

五行是改良的八卦1
邓铁涛教授在《21世纪中医药必将腾飞》一文中说：“中医近百年打而不倒，就因为它的理论源泉深厚，又与实践紧密结合之故”。并概括地说“天人相应观”是中医学的整体观；“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的矛盾论；“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系统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辨证法。靠着这些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医学才能自立于科学之林2。这些见解值得我们深思，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医学为什么必须引进这些哲学的思想指导实践？它们的理论实质之间有何联系，为什么都与中医的学术思想融为了一体？尽管都说医易同源或说医源于易，但是《内经》《难经》等经典之中却见不到八卦的内容，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由于五行学说改良了八卦，经典理论之中阴阳五行就替代了八卦的指导思想，《易》之文辞虽不显于医籍，易理已经融入医学理论之中。现就有关问题探讨如下。
八卦之物质构成人体的生态环境
对于八卦起源的看法，尽管有起源于数字卦还是起源于形象卦的分歧3，但是从形成三爻画的八个“经卦”开始，到三爻画经卦进一步“重卦”后形成六爻画卦的64卦《易经》体系，都是“以形统数”的卦爻体系。64卦及卦辞和384爻的爻辞构成了“易经”；解释“易经”的《系辞》《文言》《说卦》《杂卦》《序卦》《彖传》《象传》都属于“易传”，这是一个逐渐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易经”的八卦，以及后来的64卦的卦辞、爻辞都很简朴，“深奥”的易理是逐渐被加上去的，这就是人们传说的伏羲画卦、文王系辞、孔子做传的历史过程，的确符合“易学”发展的脉络。在孔子做传解释《易经》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用天地风雷山泽水火解释八卦的学说。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反复把玩《易》理，用其辞义阐发自己的学说，促进了“易学”理论的发展与丰富。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帛书《系辞》等有关古籍，使我们看到了《易经》《易传》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早期形态。比如通行本的乾卦、坤卦，帛书《周易》《系辞》称其为键卦、川卦；我们习惯的“天垂象见吉凶”“设卦观象”，帛书中的“象”都写作“马”。也就是说，天象、地象、人象、物象、卦象、爻象等等，原本都是写作天马、地马、人马、物马、卦马、爻马的，由于后来用生长在南方的“长鼻牙，南方大物”的“象”，取代了北方千里马、砝码的“白马非马”的“马”，才出现了“象换马”的学术变化。
著名易学家邓球柏教授在《帛书周易校释》和《白话易经》之中指出，帛书《周易》中“键”的本义为锁须，引申为门锁、关键、关闭、封锁、囚禁等义，假借为建立、刚健、强健等义。键还是“键闭星”的星名，代表天体。“川”的本义为“穿地而流”的河谷，引申为水、地、水流、顺畅等义。川字在字型上，接近于“示”字下方的三垂，象征天上的日月星辰。因此说用“乾坤”取代“键川”，其象征意义更加广大深远，包含着“天人相合”与“天人相分”的双重含义。邓教授认为，“设卦观马”是中原文化的产物，“设卦观象”是江南、华南、海洋文化与中原文化合流后，融会儒家法家文化的结晶。笔者读到这些新的研究论点，联想起中医学的“藏象学说”与“取类比象”的认识方法，假如没有从“马”到“象”的转化，中医学里见到的将是“藏马”、“取类比马”，人们认识思想的转变与学术观点的发展，竟有如此巨大的沧桑巨变，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易经》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思想家们的积极介入，逐渐在《易》理方面引申发扬，形成了囊括天地人一切学问的“易学”。《说卦传》的作者推测八卦的起源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尽管阴阳学说的形成，可能受益于《易》经的卦画体系，然而不能据此认为古人根据阴阳学说才构建了《易》卦体系。就像《易经》的作者不会想到阴爻与阳爻是理想的二进位制符号一样，《易经》的作者也没有想到用阴阳学说解释卦画，因此卦辞爻辞之中没有阴阳的概念。
阴阳学说盛行之后，研究易学的学者用阴阳学说解释《易经》，促进了易学理论的大发展。就好象阴阳学说与医学相结合，使医学由零散的经验形成系统的理论，促进医学的发展一样，阴阳学说作为最具普遍意义的“对立统一”矛盾论，为各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学术繁荣。
八卦的乾坤坎离艮兑震巽，分别代表天地水火山泽雷风，“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易》最初被人用来作为推测未来的或然判断，是披着神秘外衣的预测学。又由于组成卦形的阴阳爻，在《易》64卦的系统里，被看作是由于各种因素变化后才形成的位置差别与阴阳属性的不同，所以《易》的卦爻与张仲景《伤寒论》的方剂一样，都不是一一单独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个有机体的一分子，充满了变化的哲理。因此，《系辞》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由于《易经》历史的古老，立言的人可以从卦爻辞里获得教益；崇尚变革的人，可以从卦爻的变化里得到启发；制做器物的人，可以从卦爻的形象里体味出原理；从事占卜的人，可以从占卦的吉凶中预测未来。
邓秋柏教授《白话易经》说，易学不仅是中华民族趋利避害的“幸福论”，而且其中深厚的文化蕴藏构成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比如，“天尊地卑”的大一统意识；“元亨利贞”的道德维系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服牛乘马”的孺子牛品格；“刚健不陷，中正不偏”的超凡气质；“爱民家行”的君子风范；“乐天知命”的豪放情怀；“下济上行”、“益流福好”的谦虚精神；“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颜回品德；“积善之家”的未来意识；“果行育德”的教育方式；“系善成生，诚德大业”的人道原则；“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的向心力量；“利用安身”的崇德方法；“穷神知化”的德盛途径；“知物知章，知柔知刚”，“见机而作”的思维定势；“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意识等等，“是炎黄子孙认识自我，造就自我，超越自我，造福中华民族，造福人类社会的巨大精神财富。然而，这份巨大的精神财富却被神秘的卜筮外衣所包裹、装饰，以致于人们错误地将其视为能准确预卜未来的神秘的预测学”。

阴阳学说给了中医自立的理论武器
甲骨文之中有许多关于医学的内容，但是见不到阴阳学说的论述。用阴阳解说地震现象见于春秋之前，公元前541年秦国医和已经用“阳淫热疾，阴淫寒疾”来论述疾病的病因，50年之后扁鹊秦越人能“闻得其阴，论得其阳”，可见阴阳学说在医学领域的运用已经开始于春秋末期。但是，阴阳学说在医学领域的推广的过程，也是相当缓慢的。在长沙出土的西汉马王堆汉墓医书《十一脉灸经》之中，尽管大部分的经脉已经用阴阳属性进行了标示，仍然保留着肩脉、耳脉、齿脉等原始的称谓，成了阴阳学说向医学渗透过程的“活化石”标本。
著名医史学家李经纬教授在2005年11月的“中国内丘扁鹊文化节学术研讨会”上说，扁鹊秦越人处于春秋末期，他能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巫术，不仅需要勇气，更重要的是要有过硬的医学理论与技术的支持。此言甚确，医学的确长时期被巫术所统治。
“巫”在造字上就有沟通天地的含义，巫长期把持天文、地理、人事的学问，而且借着神秘的外衣，有意或“虔诚无意”地愚弄大众。因此说“巫”字突出的是他们自己能与天地相通，阻绝的却是人民大众的与天地通。
医学知识也长期地被巫者垄断着。公元前581年桑田巫与著名医家医缓一样，断定晋景公病入膏肓“不食新矣”，难道他一点医学知识也没有吗？长桑君像盗火种的普罗米休斯一样偷偷地把“禁方书”传授给了扁鹊；扁鹊行医民间，广收弟子，“名闻天下”，作为“王官之一守”的医学知识才开始在民间流传。
春秋末期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已经提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尽管在季康子送给他中药的时候说“丘未达，不敢尝”，但也开始用阴阳学说解释《易经》；医和、扁鹊已经开始了把阴阳学说与医学知识进行融汇的尝试，中医理论奠基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为今后形成系统的中医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巫者曾经把持的八卦体系，既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精神财富，就必然会被医学所吸纳。但是，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中却看不见八卦的文辞，并且明确地提出了“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信巫不信医者为不治”的主张，笔者认为其原因就是五行学说扬弃了八卦的卜筮外衣，吸取并发展了易学关于人与天地相通，万物相互依存，变化不息的合理内核，并且加进了人类进步之后大规模制做金属工具的“金”。也就是说，五行学说的进步是医学摆脱巫术影响的关键。
五行学说改良了八卦理论
人们在解释八卦的时候，认为乾卦代表天，坤卦代表地，坎卦代表水，离卦代表火，艮卦代表山，兑卦代表泽，震卦代表雷，巽卦代表风，天地水火山泽雷风八种或者叫八类自然物质，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物质环境，八种物质之中并没有人本身的因素在内。五行学说虽然号称源于《尚书·洪范》，并说大禹治水就是依据其中的法则，但是，五行学说的生克理论在社会上引起重视，是在战国的中后期。出土于长沙的马王堆医书，也只有阴阳学说的影响，而没有见到五行学说的广泛应用。
八卦的地、山、泽可以合并为土；天、雷与火可以合并为火；风转变为木；水仍然是水，五行之中独缺金。五行的“金”可以“克木”，可以“生水”，而克木、生水的金并不是自然状态的金属，只能是人们经过开采矿石，冶炼成金属，再制成工具之后产生的“金”。这种金的工具才能够去克伐树木；也只有金属的工具，才能挖井生水、开渠引水。因此说，“金生之水”是人类劳动的成果。这只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现象，在金属工具广泛使用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五行学说。而在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以石制工具为主，新石器时代才出现了陶器，生产力十分低下，金属工具出现于石器时代之后的新人阶段。在金属工具不被普遍应用的时代，出现五行学说是不可能的。
当然，火作为人类掌握的第一个自然力，已经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在五行的体系里得到了比在八卦里更加重要的地位；木也由于可以代表生命，也有了不同于在八卦只表示风的特殊意义；土作为凝聚了地、山、泽精华的代表，其地位也更加显著；水是这个星球最丰富的物质，也是生命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质，其地位自然不容低估。
在八卦中，“巽”有时被解释为象征风，也有时被解释为象征木。《象传》解释十五个含有三画巽卦、上卦与下卦合体的六画卦的时候，十次使用风来解释巽，五次用木来解释巽；坎卦多数被说成是水的象征，有时也被说成是泉、云、雨的象征；离卦多被解释为火的象征，少数情况下被说成是明、电的象征。
《说卦传》把八卦与方位的八方联系起来，而且与身体的首腹足股耳目手口等肢体相配合，把八卦与马牛龙鸡豕雉狗羊等动物相配属，八卦的配属事物有逐渐“扩大化”的趋势，并且已经出现了“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等疾病的象征。
五行不仅简化了八卦的“基本单元”，而且去掉了借助道具复杂运算的神秘外衣；使金木水火土之间的联系更加广泛、普遍、严密，去掉了八卦的偶然性，形成了经常存在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五行学说还解决了阴阳学说的某些不足，让世界上复杂万物之间的联系除了对立统一之外，还有了生克制化、因果乘侮等复杂的联系形式。比如，男女是阴阳对立的，但是母亲与儿子之间除了阴与阳的不同属性之外，还有相生、相养的人伦关系；水火寒热除了阴阳的属性对立统一之外，还有不同地域、季节的差异；相同的水火过剩或者不足，在不同的季节、地域，引起的结果将会截然有别。这种复杂的关系用五行学说处理起来，远比阴阳学说更加得体。
在中医理论的奠基著作《素问》《灵枢》《难经》之中，我们见到了丰富的五行学说的内容，却没有发现八卦的文辞，作为六经之首、中华文化源头的“易学理论”，已经被阴阳五行学说替代，它们与原始的医学知识互相融合、交织在一起，彻底摆脱了“巫师”“巫术”的影响，摆脱了迷信，走向了科学，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医学理论，指导着中医学不断发展、进步、完善，一起走到了21世纪。在与现代科学的交流与冲击中，阴阳五行学说仍然以它深厚的底蕴、宽阔的视野、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优势，引领着中医药学，安全有效地治病与养生，并且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走向辉煌的未来。

请换一个角度看中医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石家庄  邮编：050031）
曹东义 （电话：0311-86738352）
《健康报》2006年2月9日刊登了郭红飞的文章《中医缘何成了“熊猫”》，读后心情沉重，引起笔者进一步的思考，提出来与同道们交流，因为我们都在中医的行列里，心为中医忧，也为未来愁。但是，如何看待中医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许多民族精英、智者先贤都在这个问题上，交了不合格的答卷，犯了轻率浅薄的错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病灶的疾病观落后于动态的疾病观
现在谈论中医、西医的区别，已经不能仅仅从解剖、器官的水平比较了，因为人类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已经深入到更为微观的领域，西医对于疾病的命名依赖于病灶，而病灶的疾病观已经落后了，落后于动态的疾病观。
病灶能够说明的临床现象、疾病本质、治疗指征太少了，它既不能够说明过去患病细节的复杂因素，也不能决定疾病的未来转归，它只不过是西医医生选择手术、或者是使用西药的“向导”而已。
现代医学从解剖实证开始，一步一步向微观领域挺进，从器官到组织、到细胞，都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进入到分子水平的亚细胞领域，实证的病灶形状不见了，却出现了说不清的分子、原子、离子。它们彼此依存、影响、交换、流动；它们可以形成病灶，也可以消除病灶；可以影响整体，也可以仅在局部聚集。其形成病灶的时候，可触可见；其散于微渺的时候，几乎无影无踪，无抓无挠，因此有了“亚健康”的称呼。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数据说，世界上有20%的人群患有各种疾病，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而75%的人群属于亚临床状态，也就是“亚健康”。亚健康其实是一个含糊的名称，它把众多的自觉身心不适，又无法找到病理证实的人群，含糊其词地称为“亚健康”。严格地说，这些亚健康的人们，都离开了健康的状态，体内一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生物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细微而复杂，还没有形成“病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实证”的程度。然而，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于亚健康、“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现代医学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术切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西医的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代医学的“实证观”，突显出其认识论上的不足。由于病灶所能说明的疾病本质如此之少，甚至使我们可以放言：“病灶”的形态疾病观已经陈旧不堪，就像哥伦布的木船、八国联军的火枪，已经不那么先进、可怕了。
几乎所有的亚健康人，他们的证候都可以被有经验的中医辨别出是患有什么病证，并且经过治疗，亚健康比“病人”更容易转变为健康状态，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具有更精确、更灵敏的长处。“辨证论治”在没有形成病理病灶之前，就诊断了患者，治愈了患者，难道不优秀吗？人家却说你没有拿到病理证据，不算数，是自我欣赏，是贪天之功。
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
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学的四诊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完全依靠患者的主观感觉的基础上，这是充分重视生物进化“最高成果”——意识的表现。人们患病时的证候，就是复杂微观领域失调之后，在总体、整体上的集中反映，这是任何动物、机器所不能告诉医生的感觉。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
过去现代医学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疗”，总希望靠介入、对抗的外力“拯救患者”，而不是紧紧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修复能力恢复健康。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最理想的治疗措施，而炎症过程中对神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脏的各种代谢、肾脏的水电解质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少考虑，仿佛只要有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无关大局的点缀。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没有任何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现代医学竟然“治愈”了几千名SARS患者！靠什么？靠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靠人体的抗病能力。
人体生理病理的精确度是不可穷尽的
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人体的体重精确到多少微克，或将人体的身高精确到多少微米。肌体组织之中有一个炎症细胞也不等于患了炎症，没有找到或偶然在组织中找到一个突变的细胞，也不能据此即确诊为是否患有癌症。我们不可能精确地指出病人在那一秒之中“发病”，也不可能在手术中一个正常细胞也不损害地切除肿瘤，更不可能在临床上使用的抗菌素一分子不多一分子不少地杀灭细菌。同一个药厂的同一个车间，其生产的不同批次的青霉素，需要分别做皮试，这说明尽管青霉素的化学结构十分清楚，也知道控制质量的重要性，但每一批次的药物却有需要重新皮试的差别。我们在化学试剂商店购买的各种“单质”化合物，都标示着“分析纯”的标签，除了所含的主要成分之外，都毫无例外的、不可避免的含有许多“不相干的”化学物质，不是人们不想“纯洁”，实在是“金无足赤”无法做到“仅此一种，别无杂质”。
许多现代医学的检测数据还是很不精确的，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数据，既不全面，也不是已经达到了最精微的阶段，更不是唯一正确的结论，它不过是指导西医使用化学药物的工具，而不一定适用于指导中药的应用，我们不可神化它的科学性。中药的化学成分复杂，一味药就含着几十种以上的化学物质，一包中药十几味，经过煎煮之后，什么成分煎出来了，煎出来多少，煎出来的成分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产生了什么新物质，新的、旧的物质如何吸收，如何分布，如何代谢，如何起作用等等，都是一本糊涂帐。现代药理学、药物化学最精密的法宝“定性定量分析”，在如此复杂的中医药面前失灵了，成了摆设。过去我们都毫不客气地说，中药太粗糙、太原始，完全不符合精密、实证的现代科学要求，而且其中除了重金属，还有许多对人体不利的化合物、致癌物、致畸物，简直是最不安全的药物，其“有效性”也完全没有经过循证医学的证实，因此大有必要立即停止使用。事实果然如此吗？
当然不是这样，尤其是经过了神农尝百草，经过了几千年的反复验证、总结，充分证明了中药在中医手里的安全有效性。
中医的危机来源于人们的错误认识
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中医教育培养了不少高级人才，中医的硕士、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等职称系列齐全，科技成果不少。然而，透过中医事业“一片繁荣”的表面现象，不难看到中医界内部用西医的标准评价、改造中医，自我甘居从属地位的人不在少数；中医经典不被重视，历代中医名著不再有人阅读，中医学术萎缩，中医信仰危机不断蔓延的颓势，实在让人担忧；中医博士写不出十个中药处方，中医专家看病不再摸脉，中医院不姓中等一系列本不应该出现的现象的背后，反映了现实问题的严重程度。邓铁涛教授因此呼吁青年中医学经典，做临床，能中不西，先中后西，“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发展中医学术。
2005年5月10-12日召开了第253次香山科学会议，邓铁涛教授发表了三篇论文：《中西医结合的方向》、《中医与未来医学》、《再论中医药必须改革》，都是关于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重要论述。
所谓“再论”者，不得不再论也。为何不得不“再论”？事情的发展趋向不尽如愿，殷忧于心，不言之不快也，不言之将有大患也，故“再论”之。在“引言”里，邓老说美国的医疗模式不能学，中医药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好方式。在“扫除障碍”的题目下，邓老说“科学”是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必须去掉；肃清王斌的思想，必须贯彻宪法精神，发扬中医特色以振兴中医，解除西医模式的束缚。其中说到：“把大力发扬中医之特色说成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这是对广东省中医院发展真相的歪曲”；以西医模式为准绳，“南辕北辙，如此下去，这样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一旦居于领导地位，按他们的理念办一切中医事业，则中医之消亡，指日可待了！一言以蔽之曰：以西医学之模式办中医药事业，是对中医药学执行‘宫刑’也”。并说“今把中医药的理论与经验都一笔抹杀，唯西方之命是从，则中医之受‘宫刑’才刚刚开始耳”！词义激昂而殷切，读来心中不免震撼之感。
笔者切身体会到，自己从小学开始就受西方数理化的“科学教育”，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少认识。1978年初刚进河北医学院学习中医的时候，立即感觉到巨大的落差：中西医学对比强烈，学习原创于中国的中医学，比学来于外国的西医学不知要多费几倍的劲，简直是格格不入。中医的理论好象是外国、外星球的说教；西医的知识却象是自己的、本来固有的东西。中医药学术自“五四”以后，已经割断“地气”几十年了，要想学习中医、学好中医，必须重打基础，一切从头再来。
现代环境下的中医，已经不是王清任时代的中医了，他们都已经知道了细胞之下的血脂、血黏度，每天在这种分子水平的白箱面前开中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用哪一级的黑箱作模型，用哪一级的白箱指导我们使用中药。
如果把“冠心病”这个黑箱作模型，那么，什么中药是治疗冠心病的？如果说“活血、降脂”就是现代中医的说法，那么，“活血”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是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性，还是对抗内皮素？在内皮细胞上是如何对抗的？用什么对抗？用多少对抗？因此说，“活血化瘀”也是笼统的黑箱。“降脂”不是降全身的血脂吗？难道只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局部的血脂？如何降脂？细胞中靶点在哪一点上？分子机制是什么？降全身的血脂的时候，用冠心病这个黑箱与胸痹这个黑箱进行解释有什么质的区别吗？“活血降脂”的现代解释，已经抛却了“冠心病”病灶形态的黑箱，深入到“粥样斑块”黑箱之下的更为微观的“白箱”了。我们难于看到和不可理解的是，中医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现在人们的心目中，中药就是粗糟、混杂的初级药物，无法与西药的精细、纯净相比，这种认识并不正确。西药治疗是针对靶点，不精纯就无法使用，所以必须纯之又纯；中医药广泛调整，从器官、细胞、到基因多层次作用，并非缺一不可，故无须斤斤计较。
毫无疑问，中药进入人体循环的时候，决不是草根树皮的直接进入，而必定是“分子水平”的药物，甚至是亚分子的电解质，只不过中药汤里分子种类太多、数量多少不一，非常难于计数罢了。并且，中药的配伍经常调整，药味的产地有所不同，炮制或繁或简，煎煮的火候或文或武，药引子或放或不放，引经药或多或少。也就是说，你计算清了这一碗汤药，下一碗汤药就又会大不相同了。这正象人体的病症一样，此一时的理化特征是这样的，彼一时的理化特征就会是另外一种状况，决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数值上。
我们过去过分迷信了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的精确度，以为分析化学看透了世界，研究透了人体。这种认识大谬不然。
2006、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