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凤凰涅磐

第六部分  中医的定位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一  中医学是科学
（一）总的说明
关于经验医学第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它是否科学？就我们中国来讲就是：中医是否科学？首先应该知道，这个问题是在现代西医产生并传入我国之后才产生的。在我国几千年、数万年历史中，有什么人会怀疑自己的中医学的科学性吗？经验医学是认识论中第一个阶段感性认识的成果。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产生、发展、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认识过程的某一部分给予否定。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提问者不明白一个正确的理性认识产生的正确过程。我们前面曾提到，因为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由当时的自然科学直接派生出来的，不可能由经验医学直接上升为现代实验医学。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经验医学在认识史上的感性认识的地位及与现代实验医学的内在联系。只不过，它是以古代自然哲学的一部分的身份，与自然哲学一起向近代实验科学转化，并成为近代实验医学的基础的。这种情况可以用基因与个体生命的关系作比喻：父母生育了我们，我们以为是父母的身体变成了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父母的身体是由上一代基因增殖分化而来，这个机体一旦形成，只能走向死亡，只不过在父母的身体死亡之前，基因离开他们的身体，又发育成了我们。我们与父母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和父母都是基因的产物，是基因的依据，是基因的房子。这个观点，出自道•金斯所著《自私的基因》。
（二）如何认识评价是否科学的标准
1 科学有三个阶段和形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判断
现在批评中医不科学的人，基本上是现代科学观点的人。这些人的观点就是机械论思想。他们评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是：
（1）实证科学。你要说你的东西是科学的，就要拿出一个具有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的、可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可以被人们证明或者证伪的客观事实来。也就是要拿出一个实验来。
（2）可重复性原理。即。这个实验是可以被别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可以重复进行，并且得出与你的实验相同的结果。
中医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现代科学的人说中医不科学。
通过前面科学发展历史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作为一个事物（上层建筑）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的。这个发展的历史现在已经很清楚，这就是：
（1）古代经验科学
（2）现代机械论科学
（3）后现代系统科学
从这个发展历史的思想来看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的，应该有三个选择，或者三个答案。很简单，因为科学已经有三个形态，其中的任何一个形态的理论都应该是科学。现代机械论科学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科学标准，只是现代机械论科学的标准。不符合这个标准，只能说这个理论不是现代机械论科学。但是，不能否定这个理论是另外两个科学形态中的一个。我们说中医是科学，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中医是现代机械论科学。现在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已经变成文字游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际上我们只要脱离机械论思想的束缚，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就很简单，也很清楚。中医和西医虽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都是科学的。而这里所说的“科学”两个字，不是指同一个事情，是指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两个事情。如果我们承认发展的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中就会达到如上的统一的认识。如果现代机械论思想的人仍旧不能接受这个发展的思想，那么这个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就永远也不能达到统一的认识。这样，这个讨论的本质，这个讨论的核心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已经不是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而是机械论思想的人什么时候能够接受发展思想的问题了。
2 李约瑟对中医科学性的认识
李约瑟也知道在中医界流行的看法是把阴阳五行混同于组成世界（包括人体）的基本组分实体，就像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理论一样。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说，“回顾前面所讨论的一切，五行或阴阳体系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不科学的，任何人想要嘲笑这种体系，都应当回想一下当年创立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辈们曾经耗费了他们大量的宝贵时间来与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理论、逍遥学派的顽固的智者们所进行的斗争。中国的五行理论的惟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行学说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还勉强可说是先进的东西；到了十八世纪就变得荒唐了。这个问题可以再一次回到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经过一场文艺复兴、一场宗教革命，同时伴随了巨大的经济变化，而中国却没有。”这些话有道理。
在这里，我们看到，李约瑟也认为中医是“荒唐”的。但是，李约瑟用发展变化的思想承认，中医“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行学说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还勉强可说是先进的东西”。我们认为，李约瑟的发展观是有点不彻底的。如果他能够知道科学在机械论水平的基础上又发展到系统论的水平，完成了科学发展的否定之否定，从辩证法出发，又回到辩证法。那么李约瑟一定回对中医再一次给以肯定。这个事情说明，用机械固定的思想看问题与用发展思想看问题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见。所以，当我们听一个意见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意见的具体内容，还要注意这个意见是用什么思想方法得出来的，这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意见内容的理解和是否正确的判断。
3 毛嘉陵对科学概念的“再认识”
毛嘉陵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对毛嘉陵的文章非常重视。并且给毛嘉陵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邓铁涛教授写道：拜读你的专栏文章《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觉得言论不错，颇感欣慰！毛嘉陵在这篇文章中也谈的对科学概念的“再认识”。我们认为发表在这里，对大家正确理解科学这个概念是有帮助的。下面是毛嘉陵文章的摘录：



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
科学概念的“再认识”
毛嘉陵
　　
无论从学科关系上，还是从学术借鉴、技术应用上，都很难将霍金理论与中医药学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换个角度，将二者作为东西方两种学术的不同境遇联系起来作一番考察，也许还是能从中找到一些话题来讨论。
　　霍金是英国剑桥大学具有极高学术地位的“卢卡逊数学教授”，由于他与彭罗斯一起提出了“黑洞”理论，1988年获得了沃尔夫物理奖，并因此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最年轻的会员，被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传人”，而真正使他风靡世界的是他写的那本小册子《时间简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卖出了2500万册。霍金虽然获得了很多很高的殊荣，但很遗憾的是，他的那些异常“神圣”而深奥的理论，却几乎就是一个难以获得验证的“预言”、“假说”，难怪有人戏称其为“一颗空对空导弹”。据说，霍金理论如能得到验证，霍金可能早已获得诺贝尔奖。
　　由此，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没有得到验证的霍金理论，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肯定”和“荣誉”？而经过了几千年无数人体验证的中医药学，又为何难以获得“共鸣”和“认可”？西方科学提倡的“客观真实性”、“可重复性”的原则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无意也没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去责难霍金及霍金理论，同时，我们也知道科学研究需要“幻想”、“预言”和“假说”，但问题是无论多美好的“幻想”、多好听的“预言”、“假说”，在没有得到验证之前，都不可能具有任何实际应用价值。那么，霍金理论又为何能被如此“吹捧”呢？这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文明所处不同地位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人们对“科学概念”理解的局限。
　　要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医药学，就不能回避对“科学”的反思和再认识。《辞海》对科学下的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但在实际应用中，科学的概念不仅代表着一种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一种建立在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对知识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强调要以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为学术基础，以原子论、机械论、实验、定量、现代逻辑等方法论为思维方式，具有数量化、可重复性等特点。
　　由于复杂的历史变迁，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强势地位，一切似乎都应以它的标准来评判，如果不符合以上学术基础和思维特征，就不予认可。甚至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无法认识的东西都被统统列为“非科学的”、“不符合标准的”、“待验证的”。如现代化学药品检测技术面对中药复方束手无策时，它不去找自身检测技术局限的原因，而是草率地认为中药没有“可控性”、“稳定性”，并要求中药研发尽量以单味药或少味药为“宜”。复方应用是中药的一大优势，如果仍然固执地推行这种“科学标准”，那么中医药治病的特色和疗效将荡然无存。
　　这种学术“霸权”思想难免会使那些看似科学的评判标准出现偏颇和不公平，只要是在西方文明基础上产生的东西，即使存在不完善甚至不符合最基本的“可验证性”原则，也能大行其道。如不具“可验证性”的霍金理论也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科学”来传播，而中医药学这种经过验证且具有相当可重复性的医学成就，只是因为没能用现代科学概念来转换它、没能用现代通用的科学术语来描述它，仍然难以在世界上顺利推广。这就是霍金理论与中医药学学术地位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承认现代西方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古代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
　　你可以从学科分类上来认为中医药不属于以数理化知识为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范畴，但你绝对无法否认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因此，准确地讲中医药学应该是一门中国古代的科学(在后文中还将详述)，它与现代科学只是在认识解决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程度上存在一些区别，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一样具有客观性、唯物性和辩证法思想等重要特征。
　　如果一定要以数理化为基础的知识才称得上是科学，那么，这个科学的概念本身就已存在问题，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医药学是我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认识疾病和健康发生发展规律的一个知识体系，具有较为完善的系统理论和确切的临床疗效，因此它符合“科学”的基本定义。既然是科学，就要讲“标准”，中医药治病有没有个“准”呢？虽然中医药的辨证施治有一定的灵活性，但这个灵活性也是有“章”可循的，如果没有标准，没有认识到疾病诊治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疗效。张仲景《伤寒论》的398条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辨证施治“标准”，只是在表达方式上以文字描述为主，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数字化表述，现代人掌握要困难一些而已。其实西医除辅助检查有数字指标外，对症状的记载仍然要运用大量的文字描述，至少在目前仍难以做到对症状的描述数字化。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2002年夏天霍金在北京演讲中认为，目前还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就此观点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世界是多元化的，生物具有多样性，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宇宙也应该是多层次和复杂的。目前，人类刚刚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我相信物理学家们也已逐渐理解到宇宙是多元化的，因而不可能用单一的理论描述它”。这一系列具有哲学意义的论断，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多元化的学术发展图景，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医学领域也很难仅仅只采用某一套医学体系，就能彻底阐释和解决一切人体健康与疾病的问题，因而中医与西医将继续并存下去。
　　启示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标准、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和真实有效性，就应承认它的科学性，享受同等的学术地位。同时，科学的观念、科学的概念、科学的范畴和科学的标准也应与时俱进，时时更新。
　　霍金等物理学家面对浩大的宇宙，中西医等医学体系面对复杂多变的人体，都只能以多样化的方式去解读它们。在目前世界医药体系中，中医药学虽然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科技文明背景下的生存发展，更具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它拥有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今后相当时期内不可能被其他医学体系所取代，因而必须在建立自信的基础上，更加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成功地运行了几千年的轨道继续走下去。



摘录完毕。下面是我们的评论。
作者提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就应该承认它是科学。这样的观点表现了作者的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说是正确的。也可以说是与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出的科学有三个阶段，它们都应该是科学的思想相类同。但是，作者仍旧认为所谓的科学的标准，即：“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和真实有效性”，是正确的，不能改变的。这说明作者没有认识到它所说的多形式的科学之间是有本质不同的。说明作者的思想深处仍旧是机械论。这样，我们看到，作者是在用机械论反对机械论，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作者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在说中医是科学，而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用科学的语言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个事情表明，在中医问题上争论的混乱。这个混乱的原因，是因为参加讨论的人自己没有明确的自觉的哲学思想。如果连自己的思想立场都搞不清楚，那么这个讨论是什么水平呢？我们现在在这里为大家提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的思想观点，能够简单而清楚地把不同哲学立场的观点区分开。如果不用这样的思想观点，讨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二  不能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
（一）应该坚持“古代经验医学”的定位
与否定中医科学性的同时，存在一个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我们中医内部的人在反对外界说中医不科学的时候，不但认为中医科学，而且认为中医是最科学的医学。这主要有两个观点，一个是说中医是超前于现代；另一个是说中医是成熟的理论医学。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有时候是以中医的定位出现的。总之是看你把中医放在医学发展全过程中的什么地方。
我们在前面说明医学发展历史的时候已经指出，中医学是“古代经验医学”。我们认为：
许多有悠久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经验医学，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学。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
这里，我们再次重复这个意见，除了表明我们对中医定位的具体意见以外，也是表明我们不同意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的意见。我们认为，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如果我们已经超前于现代；已经是成熟的理论医学了，我们还需要什么发展呢？


（二）在中医定位问题上邓铁涛教授与毛嘉陵的讨论
1 毛嘉陵的文章

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学科定位的“模糊”
关键词：古代科学技术
毛嘉陵
对中医药学进行准确的学科定位，不仅有助于中医药的知识创新，而且也有助于尽量减少和避免学术研究中的弯路。人类医药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它们总是要依赖和借鉴同时代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技术，不同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同时代医学发展的水平。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医疗实践总结形成的一套防治疾病的理论和诊疗方法，其知识体系形成的方式和构成，与西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医药学利用的是中国古代的人文、自然、思维成果。而西医则充分利用了现代世界上一切最新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和技术，现代科技持续不断的飞速发展，为西医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赖以发展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从中医药的理论“源泉”和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医药应该属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范畴；从科学技术领域的分类来看，中医药学属于典型的应用学科，它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中国古代科技等相关知识体系为其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随着近现代中国古代科技体系发展的停滞和“凝固”，不能再为中医药学科的发展输送“营养”后，中医药也就呈现出难以为继的状态，因而很难再出现《黄帝内经》式的理论成就、《伤寒论》式的临床技术，加之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与现代科学进行有效的“语言沟通”，必然会出现理论无重大突破、学术缺乏朝气、临床疗效难以进一步提高的被动局面。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打破这种僵局呢？在现代发展传统式的理论是不是就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大家来研究。
尽管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曾经揭示过一些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中医药也有能力提供一些有效的、实用的临床诊疗技术，甚至某些成果在今天看来都还极具科学价值，但由于中国古代科学整体的时代局限性必定会反映到中医药学科中来，使中医药带上明显的时代烙印。
客观地讲，中医药的一些“古老的先进思想”，并非我们古人有什么先见之明，比如中医药学的整体观思想，是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不具有支持中医药进行微观认识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规律的手段，加之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也抵制进行深入的人体解剖的情况下，我国古代医学家只能将人体作为一种“暗箱”，通过宏观上的“非常规性逻辑思维”，去推测疾病的变化规律，从而形成了“整体观”思想。由于这种整体观思想不是在微观认识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出来的宏观认识，因此它对临床应用指导的“精确度”就难以实现，故而它只能算作人类医学科学发展中的早期产品，就如同金沙一样，虽然其中也有金子在闪烁着光芒，但它周围却有着不少的泥沙。“整体观”与现代新的医学理念虽然可能有一些吻合之处，但这两者并不处于同一认识层次。
启示
也许很多人早已认识到中医药学属于“古代科学技术”的学科定位，但不少人并非深刻地理解了学科定位与知识创新的关系。我们只有明确了中医药的学科定位，才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医药学术难有新的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也才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在现代科技文明的背景下，再继续努力创造“内经伤寒式”学术的“科研成果”，还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不具有创造性的“科研项目”，不仅会误导研究方向，白白耗费科研人员的心血，而且还会浪费国家大量的科研经费。仅仅凭“弘扬民族文化”的一腔热血来感情用事，很难取得具有真正科学价值的新成果。
　　中医药既然是“古代科学技术”，我们虽然不能按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准来过分地要求它，但还是应面对现实，理智地探寻出一条中医药在现代的生存发展之路。
2 邓铁涛教授致毛嘉陵的一封信

正确认识中医
——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致毛嘉陵的一封信
针对《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将中医药学定位于古代科学的观点，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亲笔向该文作者写信指出：
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致毛嘉陵的信

毛嘉陵同志：
您好！拜读你的专栏文章《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觉得言论不错，颇感欣慰！但对把中医学定位为古代科学的观点及文后的按语，觉得心中不安。您错了，我认为：
①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②中医药学是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
③中医药学的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兹附拙文一篇，请指正。
祝春节愉快
邓铁涛
2003年1月21日



3 我们的意见
（1）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这个命题是说，中医学作为一种经验医学，有数千年，数万年的历史，因而它所积累的经验，在数量上是非常巨大，非常丰富，非常全面的。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能解决眼前疾病治疗的需要，（即使尚不能给出完全清楚的解释），甚至可以为以后的医学研究提供启示，提供课题。具体来讲，与西医相比，在有些方面，中医所积累的经验是西医尚未触及的领域。与“宝库”的命题相对应的是中医学界提出的一个口号“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这个口号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西医学传入我国之前，是不可能有这个口号的。因为，那时的中国是中医的一统天下。在改革开放之前，也不会有这个口号，因为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主要的口号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的前提是承认中医的科学性和承认中医的存在。中西医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对中医的保护政策。既然已经在保护之中，中医没有在“存在”方面受到威胁，因此，也用不着提什么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医学界进入市场之后的产物。医疗市场的逐渐形成，促使患者在就诊时又有了中医、西医的选择，这种选择，又将中医放在西医对立的情况下。事实上，由于这种人为的选择，中医界又受到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中、下层医疗市场上，特别明显。中医院或综合医院里的中医科，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同级别的西医院或西医科室。正是在这种形势下， 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口号被重点提出，并成为中医界办院、行医的主要方针。这个方针在保持中医学的学术地位和中医行业的经济效益方面，是肯定有实际效果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医学是医学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阶段，这些感性认识还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那么，保持和发扬现在的中医学，使中医学停滞的目前的感性认识阶段，那就有些不合理了。我们对于宝库的理解，不能只着眼于它已经具有的眼前效益，更应当看到它的战略的长远效应。就是说中医学是未来医学发展的起点。中医学这个大宝库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本身，而是为了未来医学的出现。这正如一个受精卵的价值，受精卵就是一个宝库，它包含着一个未来生命的全部信息。可是，如果永远保留着一个受精卵又有什么价值呢？只有促使它生长、发育成一个婴儿，再长成一个能创造生活的人才，那才真正体现出这枚受精卵的意义和价值。正是按着这个逻辑，我们认为，中医学只有在向着后现代医学发展时，才有意义，有生命力。后现代医学的出现将更能使中医学的宝库作用得以体现。离开了前进和发展，静态地死守宝库不改变，只能使中医学失去活力，最后宝库变成历史博物馆，失去了实用价值。
（2）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
与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相联系，产生了一种为许多人接受的流行的说法，即：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这种说法希望以中医与西医无关系来避免对中医的否定。既然无关，既然无可比性，也就无所谓谁科学，谁不科学。如前文所说：
“微观是科学，宏观也是科学。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到分子、基因......越来越细。中医学的理论与之相反，是宏观医学，把人(病人)放在天地之间去观察去研究。西医能治好病人，中医也能治好病人，按照真理的标准来看，并结合上述观点，中西医不能互相排斥，正好是互相补充，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会创造出更深的理论，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
然而，研究科学的人都知道，任何结构的物质只能有一种与该结构相对应的运动规律。不可能有两个。这在哲学上也形成一个规律，就叫做结构与运动的相关性。如果我们现在承认中医学与西医学是说明同一个生命结构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理论体系，那就等于实际上承认，这两种医学中一定有一种是不科学的。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增加了否定中医的可能性。为此，我们认为，还是将中医学视为认识史上的一个阶段，以此来保证它的科学地位更好些。
（3）中医药学是未来医学的组成部分
什么是“中医药学的先进理论部分”？什么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言而喻，这是指中医学中的整体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这个命题。
A 整体论不是系统论。
系统论科学已经产生半个世纪了。并且已经得到最新、最先进、最正确的科学的美名。不论是否真的掌握了系统论的知识，人们都要说自己已经是系统论者了。现在我们许多人不能区别整体论和系统论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在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常常认为整体论就是系统论。整体论是我们人类在没有能力认识事物内部细节的时候对事物的处理方法，而系统论是人类在已经了解事物内部细节的时候对事物的处理方法。这是完全不同的。整体论对事物的处理，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因为不了解细节，这样的处理肯定是带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成分。这些不足，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对事物的处理没有明显错误的影响，这是好的结果，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情况，这些不足对事物的处理有明显错误的影响，这是不好的结果。在整体论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后一种情况的发生。这表现在中医临床治疗中就是，宏观上说，中医治疗肯定有效果。但是，具体到一个人的一个疾病上说，就不一定有效果。有时候我们确实对一些疾病的治疗有神奇的效果，但是，有时候治疗效果就很小，或者很慢。而系统论科学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系统论是在整体论的基础上，经过还原论的分析研究，已经掌握了事物内部的细节，已经知道了决定事物整体功能状态的子系统是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目的地针对这个子系统进行处理，并且最终达到改变大系统整体功能状态的目的。整体论就整体论整体，行动是粗糙的，结果是没有保证的。系统论从微观入手，改变整体，四两拨千斤，办法简单，行动准确，目的性强，达到结果有保证。
在这样的系统论中有什么成分是整体论的？当然，是没有的。整体论只不过是我们童年记忆中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当我们在成年以后真正实现这个理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用的方法和最后所达到的程度，都是与那个理想无关的。这样，我们就应该知道，在系统论的时代，还高举整体论的旗帜，宣传整体论的先进性，甚至认为整体论就是系统论，或者认为在未来的系统论科学中有整体论这个组成部分，这些思想都是不对的，这些思想的存在，只是表现了我们队伍内部对新的科学知识缺乏了解。
这里还有一篇文章可以参考。《中国中医药报》总2466期2005.12.30上发表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罗明富的文章：《现代系统科学与中医理论创新》。文章把中医的整体论说成为是系统论，而且还是比现代系统论还有特色的系统论。这使我们想到，在我们国家经常有人说外国的火箭技术是中国发明的，这就是中国的爆竹——北京叫“二踢脚”，天津叫“双响”，上海叫“高升”的那个东西。但是，二踢脚和巡航导弹是可以同日而语的吗？难道我们可以满足二踢脚的水平，不去研究巡航导弹吗？下面我们摘录这篇文章的部分文字供大家参考：
中医特色的人体系统观是原创性的系统科学
系统论虽然是现代科学理论，但系统的观念在人类的古代已经产生。古代产生的系统观念，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组成部分，体现古代自发的辩证思维。在古希腊，“系统”一词就是指由若干部分组成的整体。系统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丰富，系统或整体的观念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阴阳学说、八卦学说、五行学说等把整个世界看作是由天、地、人三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并且用整体观念来说明世界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及其演化的规律。它们是中国古代系统思想的主要渊源，甚至可以说系统思想、系统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奥秘所在。
中医理论从生理、病理到诊断治疗，从思想到方法，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体系统理论。中医的人体系统观可分为两大部分内容：一是人体本身的系统理论，二是人体与自然关系的系统理论。中医首先把人体本身看成是一个有机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从生理方面看，中医认为，人的身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诸如部分相互分工协作、相互协调补充(阴平阳秘)，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功能系统。从病理上考察整个机体所表现的反应看，中医在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时，注重从整体把握，注重病邪之间传变，以及病邪与机体正气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全身的影响。从诊断治疗看，中医把人体当作一个全息系统，由表及里，由局部推导全局，由表象分析内在结构功能(脏腑)，从整体上诊断病证，并通过辨证施治，达到消除病证的目的。同时，中医还强调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这种整体关系的理解，是中医学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从机体机能上看，人的生理调节，生物节律，适应能力(阴阳平衡作用)、限度以及运行方式都与自然相适应。从致病因素看，中医把自然环境因素作为致病因素之一，作为诊断治疗病证发生、发展、转归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显示着其顽强的生命力。总之以中国古代系统理论为指导的中医学，始终围绕着整体生命活动过程中机体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主线，探索和揭示着生命起源、生命本质和生老病死的规律。经过数千年临床实践的分析总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人体系统论。如果说西医科学用分析还原方法阐明了机体生命活动物质结构基础，那么中医学则用系统论的方法揭示了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性、相关性、动态性等诸多非线性规律。
特别是中医所发现的机体生命活动的系统规律的理论，是现代系统论和现代西医理论里所没有的，这是中医学的原创性系统科学，是中医学的基本原理，是中医学的灵魂，是中医学发展的动力源泉。所以，我们应该把中医人体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我们发展中医学和理论创新的科学理论基础。

现代系统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
中医学虽然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医学，但其在正确的系统思想指导下，把机体看成一个整体，从人体这一大系统出发，强调从整体角度去认识和调节人体生命活动规律，注重人体内、外环境的总体平衡。这与现代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关联性等原则都有一致之处。可见中医学和现代系统学的共同点都是把重点放在事物的整体关系上，都重视研究相关复杂系统的整体规律，都把调整和优化事物的整体关系，改善和提高整体功能，防止事物整体运动的不利倾向作为自己的任务。
B 朴素辩证法不是辩证法
我们说整体论具有思辨性的特征。我们常常把整体论的思辨性称为朴素辩证法。在朴素辩证法这个概念中包含两个意义。一个是说“像”辩证法；另一个是说比辩证法“朴素”。这个“朴素”是指时间的古老和内容方面的“不到位”。用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论思想了认识“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的关系，就可以知道，“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是处于认识的螺旋线中同一个认识螺旋的两端。如果是在同一个水平中的圆圈，那么这两个端点应该是重合的。也就是说“朴素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在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但是，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同样用辩证法命名的两点，并没有在同一个平面重合。这个由螺旋式上升所形成两点之间的距离，说明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之间有时间的不同，更有本质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层次。
三  中医学与系统论科学的关系
在《中国中医药报》上面曾经进行过一场关于中医系统论的论战。支持反对的都有，现在把部分意见摘录如下，进行分析讨论。
（一）反方：中医系统论难以推动中医创新与发展
1 张效霞的意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3-9 15:12:10）
系统论研究难以推动中医创新与发展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同时认为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
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手段对中医学的历史积淀的挖掘研究，实用价值却不大。只有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将目前所存在的理论概念模糊不清、缺乏严密逻辑关系等问题作出圆满解决后，中医现代研究才会有所作为。在此之前，一厢情愿地引进大量难以掌握和理解的概念和范畴来解释它们，结果却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中医系统论研究对于阐明中医学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揭示中医学的根本特点及其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是否有利于中医发展的战略高度着眼，把现代系统论应用于中医学的研究思路，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的战略问题。
（1）中医系统论是阐明中医学的科学实质
中医系统论研究是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延续和发展，主要贡献是从崭新的角度和前所未有的深度上阐明中医学的科学实质。纵观近代以来中医学术发展史，当西方医学伴随西方科学的时代潮流日益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产生发展于科学的蒙昧时代、尚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中医学，曾一度被斥为“唯心主义”、“民族的耻辱”，甚至被等同于骗人的“巫术”而予以废除。从那时起，中医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自身的生存，力图运用西方的哲学和医学理论来证明中医也是科学、而不是“唯心主义”和“玄学”的努力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倡导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先辈们都未能对中医的科学性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直至现代，中医学还时常徘徊在理论是否科学、疗效怎样解释、如何才能把自己纳入现代科学体系的迷惘之中。
现代系统科学的勃兴为我们解决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带有全方位性质的思路和方法。正因如此，才没有哪一种更先进的“武器”比用系统论在阐发、揭示中医学的科学内涵上更全面、更合理、更透彻，也更令人信服。如此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医系统论是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延续和发展。三者在兴起的背景、研究的出发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力图说明中医的“科学性”，不同的只是在运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中医系统论较其他二者更先进些，所取得的成就更大一些而已。这样说，绝无丝毫轻视或否定中医系统论研究的意图和倾向。对此，德高艺馨、声誉九州的已故名老中医周凤梧先生曾说过：“（中医系统论）从一种崭新的角度对中医学进行研究……对中医学的科学内涵挖掘得较深……一经理解和掌握，就会从从未有过的深度上认识到中医学的科学实质。”这可以说是对中医系统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深刻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因如此，才使得中医界众多的人士一直对中医系统论研究抱有太高、太多的期望，奢图其能够带动和推进中医的创新与发展。
（2）中医系统论不能导致任何新的理论突破
中医系统论研究是经学式研究方法的变形，并不能导致任何新的理论突破，反而会使原本混乱的中医概念和范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把握
追溯建国以来的中医研究发展历程，在内容和方法上作过几次大的调整，其调整程度和规模之大，堪称运动。如20世纪50年代的“偏方收集”运动、60年代开始的“中西医结合”运动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中医界出现了一种“寻根热”，即从中医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挖寻伴随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所产生的思想、方法和原理。将中医学以“象”为特征的抽象概括和理论推演方式，又一次与跨越时空的、有着不同内容的科学体系有机对应联系起来。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为研究手段，对中医学进行放大观察，以寻求其相似性和现代解释是其主要方式。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手段对中医学的历史积淀的挖掘研究，只是经学式研究的变形。其意义除了使人们对中医学的科学性坚信不疑之外，实用价值却不大。因为这种逻辑上的求同比较对一种需要变革的学科来说，其促进力是软弱的。这种以新量旧、以今证古的研究方式，同以作注、考据、推衍、引申的经学式研究可谓异曲同工。同样地，这种以新“经”释旧“经”的形式研究中医，也不能导致任何新的理论上的突破。在“寻根热”已持续近30年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本身并没有导致中医理论的任何飞跃，更谈不上临床的发展了。
不仅如此，由于中医系统论研究在其最初兴起时给中医界带来了阵阵兴奋，人们期望它能够带动和推进中医的创新和发展，也由于中医系统论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矢志进取，中医系统论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所谓能够指导中医基础研究、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的“新”型方法论模式。为构建这一“系统”工程，必然需要涉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新兴学科中的大量崭新的概念、范畴和深刻的理论内容。而另一方面，中医学所固有的概念和范畴有许多尚没有严格统一的界定，而这又正是困扰目前中医现代研究处于胶着不前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只有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将目前所存在的理论概念模糊不清、缺乏严密逻辑关系等问题作出圆满解决后，中医现代研究才会有所作为。在此之前，一厢情愿地引进大量没有相当的知识准备和理论素养就难以掌握和理解的概念和范畴来解释它们，也许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使中医的概念和范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把握。
事实上，中医学从奠基之时起就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并通过其理论模式和方法的整体性特点表现出来，且有机地融合在对人体的认识之中。因而中医学的多学科之“根”是不寻而自在，且时时支配着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一位自然科学史专家曾针对将“阴阳辨证”与“负反馈调节”、“五行学说”与“内稳定器”、“脏象学说”与“黑箱理论”等同或联系起来解释的做法，这样尖锐的评价到：“这些用最新学科对古老中医学的解释，最受当代中医欣赏。实际上反映出中医界人士欲求中医科学化，能够被理解、被承认的迫切心愿。只是他们没有能力将其合理考核，没有能力将其所以然的问题说清说透。”德国中医学会会长M.PerRert教授也反对“随便不加批判地把据认为是科学的方法接受过来”，反对“用西方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希望“按照中医的本来面目，评价并确立中医的价值。”


（3）必须从中医理论自身寻找与当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
中医系统论研究难以推动中医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从中医理论自身寻找与当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带动全局的突破口
以中医系统论研究为代表的“寻根”研究方兴未艾之后，人们循着其研究的思路，对中医创新与发展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思考：传统中医学可以超过还原（分析）时代而直接进入系统（整体）时代，它具有超阶段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然而，人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传统中医学的直接观察法与现代系统方法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现代系统论是经过了最近四百多年获得巨大进展的各种孤立因素的研究之后形成的，是与还原论互补的方法。侯灿教授二十多年前就曾指出：“构成论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等）是在分析基础上进行辩证综合研究的方法。”同时，现代科学的构成论是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本质上属于科学的实验观察法，与传统中医学的直观定性方法不可比拟。科学发展史也证明，一门科学的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迎头赶上最新发展潮流。但只是在时间上可以压缩，时代可以跨越，而被跨越的时代的科学成就却不可以跨越。因此，中医学并不具有超阶段发展的运动机制。
或曰：发展现代中医系统论可以通过移植西医学和现代科学的实验技术，把还原论思路形成的实验模式加以改造，创造新型的中医实验研究方式得以实现。近二十年来，应用上述两种方式对中医理论进行的现代研究，“乍看起来是登上了科学的‘宝塔尖’，而实则是钻进了‘牛角尖’，甚至陷入死胡同和不能自拔之地。”其研究成果“不但对中医学的发展贡献甚少，对整个医学的发展也毫无意义。客观上，这种研究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通过上述方式是难以推动中医创新与发展的。诚然，中医学也确实面临着如何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以尽快迎头赶上时代步伐的学术危机。但通过什么途径与方法来解决，却是值得我们中医界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才能实现。
目前，中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一直处于徘徊的境地，特别是一些重大理论课题面临着重重困惑和迷茫，难以持续和深入下去。其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医界对《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还相当肤浅、局限。在认识十分模糊，还未把握其科学内涵和关键环节以及中医理论尚不具备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在机制的条件下，即盲目地接受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西医学和现代科技“信息”，从而使中医理论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和主体地位。令人欣慰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医理论的创新研究只有在整理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为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准备好赖以站立的“巨人的肩膀”之后，才能有所作为。同样，中医学也完全能够同现代科学结合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其途径和方法也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下大力气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寻觅出其内部所蕴含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规律，寻觅出隐藏在深层的某些固有规律，以符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思维方式，统帅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各种环节，严密审视研究起点，充分验证具体细节，然后付诸实际，这样就有可能从中医理论自身寻找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影响、带动全局的突破口。否则，在对中医理论错误理解的前提下，生拉硬套，牵强附会，一味地用所谓的最新学科理论对中医学进行“套改”，势必导致中医自身学术体系的丧失和理论整体性的削弱，也必然会造成对中医理论的干扰、扭曲。而一旦忽视中医自身主体性理论的建设并尽量抛弃自己的传统，力图向西方科学改弦易辙，其后果自然是严重的。
http://www.chinesemedicines.net/xwzx/ReadNews.asp?NewsID=17308&BigClassName=%AD%F0%BA~%BD%D7%BBy&SmallClassName=%AD%F0%BA~%BD%D7%BBy&SpecialID=0
2 皋永利的意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6-14 14:19:19）
中医系统观不同于现代系统论

现在中医界有一种认识误区，即把中医的系统观与现代系统论等同看待。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中医系统观与现代系统论作一比较，以明确两者的异同。
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三百年的时间，世界自然科学遵循的研究方法是以分析、还原为主，即还原论统治着科学的思维。在此三百年间，世界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分析、还原方法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人们对自然界的众多事物和现象获得了本质的认识，使许多科学问题得到了解决。可以说，还原分析的方法打开了通往微观和细节的通道。正是由于还原分析的运用，才有近代科学的发展，才有近代医学的出现。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科学实践发现自然界里有一些事物和现象是以系统存在的，许多问题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已不能给出答案，于是，一般系统论诞生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忽略，那就是系统论是在分析还原的基础之上提出和形成的，是对还原论的辩证否定，而不是对还原论的抛弃。系统论面对的“系统”基本上是一个白箱，系统的内部结构是清晰的。
中医系统观则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提出的，它是基于整体观而对中医学特征和规律的概括。中医的整体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的，它没有经过分析还原时代，一开始面对的整体或者说“系统”基本是一个黑箱，系统的内部结构尤其是解剖基本上是模糊的。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要素关系的整体。在一个系统内，要素是基本的，不能明确了解要素的结构和功能，就无从去谈要素的关系。更何况系统内又有层次之分，深层次的系统和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更无从谈起。“系统功能大于要素功能相加和”，要体现系统的这一基本特征，就必须对要素功能做出量的规定，因为各要素功能的量如果是未知的，系统内要素功能的相加和也就无从求出，“系统功能大于要素功能相加和”就不能求证和体现。这对中医来说还是难以做到的。
祝世讷教授在其《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路与方法学》一书中评论道：“现代系统论思维是以还原论思维为基础，在对还原论思维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吸收了还原论思维的合理因素，用全新的内容弥补了还原论思维的缺陷，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没有经过还原论思维的发展阶段，缺乏对人的还原研究的必要基础，虽然没有陷入还原论思维的局限，但是也没有得到还原研究的支持，难以冲破整体论思维的束缚。”
明确认识中医系统观和现代系统论的区别，进而客观评价中医的优势和不足，更有益于我们端正对中医现代化、客观化、微观化研究的态度。
3 丰广魁的意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
“现代化”的帽子戴得要“得体”——中医药现代化杂谈
用西医方法去研究中医，在现阶段还未见到能够与中医理论“无缝焊接”，还仅停留在解释补充上。有人把分子生物学看成了中医现代化的法宝，还有人认为复杂性科学、系统论的论述与中医理论十分相近，以此来研究中医就能使中医现代化。岂不知这些理论对中医的研究是“喻”，而不能“替”；只能“饰”，而不能“改”；只能说明中医理论有科学性，而不能以基因调控去替代阴阳学说，系统论永远是系统论，不会成为中医的理论之一，只能认为中医的整体观符合系统论的精神是科学的，而不能认为中医就是系统论，系统论就是中医。近年来中医现代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医何去何从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能不能按照中医自身固有规律去发展，不讲名之大，只讲实之有，努力去“退耕还林”，让中医自己走好自己的路呢？但愿能不再看到揠苗助长。
（二）正方：系统论有助理清中医发展思路
1 周东浩的意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3-9 15:10:59）
用系统论思想指导医学研究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系统论可以给我们以方法论上的明晰认识，重新理清中医发展的思路，这就是系统论研究的意义。用现代的系统论思想指导医学研究，研究每一个病、每一个证，研究药物的使用，反思和发展中医的理论，这是未来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曾经看到过两种反对中医系统论的说法，一种说：“现在的系统论发展还不完善，还处于学科的幼年期，自己都陷入危机了，还能指望它来发展中医么？”言下之意是说不是中医的“系统”不行，而是现在的“系统”不行，中医的“系统”高于现在的“系统”；另一种说：“真正科学的系统论,其产生的土壤正是现代科学”，“中医充其量有点朴素的系统思想，而朴素的意思其实就是落后”，所以“系统论和中医不相容”，“中医所谓的人体系统不过是忽略局部构造或对之视而不见的‘笼统’(有人说是黑箱)而已”，似乎是说现代的“系统”先进，中医的“系统”落后，现在的“系统”高于中医的“系统”了。
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但是所犯错误的实质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混淆了哲学方法论范畴的系统论和科学意义上的系统论指导下的医学的区别。从哲学上看，中医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整体动态的研究方法确实存在一定的缺陷。阴阳的“模糊”、五行的“僵化”，比起现代意义上的立足于严谨的数学和逻辑基础上的耗散、协同、混沌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的“系统”不如现在的“系统”是对的。所以要以现代的系统论去取代古代的阴阳五行，要研究中医系统论，要搞清楚现代的系统论和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不进行这些研究这个更新换代的工作就做不好。应该说，中医系统论前辈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做得相当完善了。
阴阳五行的哲学虽然朴素，可是古老的中医用它来总结实践经验，建立起一套完整、系统而且行之有效的理论，这套理论中所包含的很多古人呕心沥血所发现的系统规律，却是现代的系统论和现代的西医理论里所没有的。所以从医学上看，古代的中医“系统”又超出于现代的“系统”。您可以说它“笼统”，可以说它“缺乏必要的分析”，甚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这些规律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些规律到现在也还没有被阐明，为什么用尽了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却连古人在落后的条件下所创立的理论也解释不了？而这些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不过是我们习常所见，相信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对它有所体验。但为什么解释不了呢？
懂了系统论，才知道中医的方法和西医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两套方法。用西医的“还原、分析、实验”这些所谓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其实是最大的不科学。过去几十年的中医现代化走的恰恰就是这条错误的路，由于缺少方法论上的清醒认识，总想把中医的阴阳气血归结到哪个分子、哪个部分上，自己的优势看不到，盲目搞尖端，动不动就在基因、循证上做文章，西医喊什么，中医就跟什么，而对于西医明明很明确的一些解剖和其他切实的知识却又畏之若虎，仿佛一旦接受了中医就不是中医了，这其中的矛盾委实让人费解。“笼统”的我们要使它精细，“模糊”的我们要使它明晰，“落后”的我们要使它先进，“僵化”的我们要使它灵活，用现代的系统论思想指导医学研究，研究每一个病、每一个证，研究药物的使用，反思和发展中医的理论，这就是未来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然系统论只是提供一个整体动态的视角，我们要用这个视角看人体，研究健康与疾病发生发展的系统规律，而不是以系统论概念来对中医概念进行简单生硬的比附。



2 驳“关于中医系统论研究思路的反思” （作者不详）
中医现代化的关键是把系统论贯彻到具体的医学研究中去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会向着系统医学这个方向发展
拜读了张君的宏论，感到张君的反思还是比较深刻的，但我不同意张君最后的结论：“系统论完成了对中医科学性的解释以后就应该寿终正寝，用它来发展中医，此路不通。”张君的论证问题出在哪儿呢？下面我用引用点评的方式进行逐条的反驳：
张君说：“中医系统论研究是经学式研究方法的变形，……其意义除了使人们对中医学的科学性坚信不疑之外，实用价值却不大。因为这种逻辑上的求同比较对一种需要变革的学科来说，其促进力是软弱的。”
中医陷入目前的危机，不但不是研究系统论的错，反而是不懂或者是半懂系统论，没有在实践中坚持和贯彻系统论的原则方法。中医系统论研究不可能总是停留在哲学的层面上，中医学研究者应该自觉地把这些哲学的研究成果贯彻到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去，发展系统论指导下的医学研究，把中医所发现的人健康与疾病的系统规律进一步深化细化，或者发现新的系统规律，等那些规律发现出来，实用价值就大了！哲学层面的中医系统论研究只能算是第一步，医学层面的系统医学研究——也就是把系统论的方法贯彻到具体医学问题的研究中去——这是第二步，是上一步的有机继续，系统医学现在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目前的能力当然有限，但是它的潜力却是非常大的，难道因为婴儿目前“实用价值不大”就随便抛弃，让其“寿终正寝”么！！
中医现代化由于缺少科学的方法论指引，而陷于迷途！发展中医系统论不只是为了未来的医学设计，更是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中医现代化的方法论困境问题。古代的中医在那么简陋的社会条件下依靠这套方法建立起了辉煌的理论，现代的中医却在科学的辉光下迷失在西化的陷阱里裹足不前，甚至连古人的理论也理解不了，难道是现代的发展水平还不如古代了么？！不是的，这是由于方法论的背离造成的。中医系统论就是顺应这种现实的要求而产生的，发展中医系统论和系统论指导下的医学是时代的需要，而不是超越现实的空想。现实的各方面条件都已经具备，唯一缺少的恰恰是方法论上的清醒认识。
中医系统论也并不是象您所说的那样只是深刻阐明了中医方法的科学性，同样，对中医、西医的不足也都有很深刻地剖析，不只是求同，也在辨异，对中医的不足根本不避讳，无论对中医还是西医来说，它都是以一种革命的姿态出现的，怎么能说它的“促进力是软弱的”呢？！
张君说：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只有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将目前所存在的理论概念模糊不清，理论之间缺乏严密逻辑关系等问题作出合理、圆满地解决之后，中医现代研究才会有所作为。在此之前，一厢情愿地引进大量没有相当的知识准备和理论素养又难以掌握和理解的（系统论）概念和范畴来解释它们，也许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使中医的概念和范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把握。”
张君的反思似乎有道理，其实却是单相思——一厢情愿的想法，没有系统论的介入，“中医理论体系自身所存在的概念模糊不清、理论之间缺乏严密逻辑联系”的问题如何能够“作出合理、圆满地解决”？靠您的啃旧书本的功夫么？靠您的所谓“胃是吸收水谷精微的主要部位”“水液是从阑门渗入膀胱的”的引经据典的宏论么？！呵呵！完全不顾事实，梦想从书本中找出中医理论的原汁原味来，真是可笑啊！就算您啃书本啃过了张景岳、赵献可诸位先辈，不一样要三焦、命门的争个不亦乐乎么？按您的做法，中医理论“合理、圆满地解决”恐怕不知要到猴年马月了，也许只有等着西医来“合理、圆满地解决”也未可知。
理论归根结底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古人对生命和疾病现象的考察，古人在比较低的实践条件下，能创造出这样辉煌的理论，和古人整体动态的系统认识方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古人的理论有很多不准确、甚至牵强附会、迷信的地方，这一点不应该否认。目前中医理论还保持着这种前科学的形态，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把它现代化、规范化是当务之急。可是中医理论鱼蛇混杂，哪些是对的，哪些不对，怎么分辨？是靠引经据典么？！那经典也有不对、不足的地方啊！还是要归到临床健康与疾病现象的考察上来，这才是中医的理论之本，要用整体动态联系的系统论方法研究人健康与疾病的系统规律，资料积累多了，中医理论自然而然就实现了现代化，自然而然就达到了规范和精细的要求，而不必整天抱着阴阳、五行这些古朴的形式不放，甚至要以显微镜找阴阳五行的实质，根本就是乱弹琴！中医的理论是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深入挖掘、广泛继承是应该的，可是掉进书袋里出不来就不对了！
现在中医现代化的关键是把系统论的方法贯彻到具体的医学研究中去，贯彻到具体疾病和健康现象的考察中去，中医系统论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只能说是做得不够，应该进一步深化下去，把古人所发现的这些属于人体系统的科学规律进一步阐明，怎么能依此就断定 “中医系统论研究难以推动中医的创新与发展”、 “此路不通”呢？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会向着系统医学这个方向发展，这是必然的，这是由于人体本身就是最典型的系统，系统论是它的最佳的方法论选择，以前中医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建立的朴素理论（虽然也是整体动态的系统研究方法，但研究手段原始，研究水平较低，理论还停留在一个相对古朴的形态）和近代西医在还原论指导下建立的还原医学各自把握了人体系统变化的某一部分内容，但都不够全面，所以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目前已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危机，古代的整体论和近代的还原论必然会被比它更先进的系统论所取代，发展系统论指导下的系统医学是中医西医共同的归宿，这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我对此没有丝毫的疑问，现在看的就是中医西医谁醒悟得更早一些，谁发展得更快一些的问题。这几年西医已经新兴起了一种系统生物学，也讲系统了，但其实还是还原医学的一种修补，西医学的总体框架依然是还原论的，它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它的理论和实践带着还原论特有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受着很多人的诟病，真正的系统医学还在它的认识之外，在这中间，中医还是大有可为的。
在我看来，中医系统论就是中医现代化迷途的一剂清醒剂，读了中医系统论，恰似盲人重安了一双慧眼，溺水的人看见了救援的木棒，它驱散的是迷雾，带来的是光明。笔者认为：只有依靠系统论，才能大力“推动中医的创新与发展”，才能从中医理论自身中找到“与当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影响和带动全局的突破口”——我找到的就是中医的“营卫学说”！

（三）我们的意见
1 不能把系统论只作为解释中医的工具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有悠久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经验医学，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学。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而用哲学推理的部分内容除了许多天才的思想以为，必然有一些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东西。2000年后的现在，当我们希望用实验科学和系统论科学来认识中医的时候，会发现，这部分内容是没有部分解释和说明的。如周东浩的文章中就说到：
“阴阳五行的哲学虽然朴素，可是古老的中医用它来总结实践经验，建立起一套完整、系统而且行之有效的理论，这套理论中所包含的很多古人呕心沥血所发现的系统规律，却是现代的系统论和现代的西医理论里所没有的。所以从医学上看，古代的中医“系统”又超出于现代的“系统”。您可以说它“笼统”，可以说它“缺乏必要的分析”，甚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这些规律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些规律到现在也还没有被阐明，为什么用尽了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却连古人在落后的条件下所创立的理论也解释不了？而这些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不过是我们习常所见，相信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对它有所体验。但为什么解释不了呢？”
这里所说的阴阳五行就是的对物质相互作用的一个比喻和推测，就是应该放弃作废的东西，可以用系统论中有关的思想代替。
另外，系统论知识与中医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说明的关系。我们是用系统论创造一个新的医学，不是用系统论来解释中医。因为中医中有许多东西是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推测，这些东西是根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必要解释的，只有放弃作废。
对于中医的理解，必须要在思想上发生飞跃，在经验科学水平和在机械论水平都不可能理解中医，只有在系统论水平才能理解中医。当然，已如前述，系统论不能理解或者解释中医中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推测部分。更重要的是，系统论对中医不是解释，而是要创造一个新医学。强调理解和解释中医这个说法本身，实际是要保持中医不变化，还是要发挥中医特色。
2 中医引进系统论不是全盘西化
不要把系统论与机械论的实验科学混淆。认为引进系统论就是原来所说的“全盘西化”就是用机械论的现代化改造中医。这其实是对系统论没有正确的认识。系统论与机械论的现代实验医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系统论是对机械论的否定。系统论指导的医学一旦建立，不仅中医没有存在的必要，西医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系统医学是医学的最后完全，是中医和西医两者共同的归宿。
3 医学不是原创科学，不能自然发展
医学虽然有这三个发展阶段，但这三个阶段之间却没有直接的联系。现代西医不是由中国的中医产生的，当然现代西医也不是西方经验医学的产物。同样，后现代医学也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正是这些学科的发展，它们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向医学的应用，才造成医学的发展，是自然科学由经验向实验科学的发展再到理论科学的发展，促成了医学三个阶段的出现。即每个阶段的医学，是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产物，而不同阶段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曲折地由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来体现的。那么，各个医学阶段之间总该有点联系吧，这个联系就是：新阶段医学对旧阶段医学的内容，正确的就吸收，错误的就淘汰。
说要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寻觅出其内部所蕴含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规律，就是说中医的进步要靠中医自己。这表面看好像是说要靠内因，但是，这首先是没有找到中医的内因是什么，在那里。医学的基因在自然科学中，产生中医的那个基因已经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从经验科学通过实验科学到了系统论科学。我们要用系统论这个基因再造一个新的医学。原来的中医已经把自己的基因储存在系统论这个基因库中等待我们应用。至于中医的那个身体，虽然仍旧能够治疗疾病，但是已经不可能再直接产生出一个新的医学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说过：“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现在的西医学仍然是沿着分析的轨道不断前进，分析知识的积累比恩格斯的时代不知道又翻了几番，可是医学的有机综合仍未实现，试问：中医学，曾经在历史上创造了一次医学综合典范的中医学，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担此重任呢？！如果能把西医的“白箱”和中医的“黑箱”完美的统一起来，最终达到“水晶箱”的结果，那才是系统医学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中医理论凤凰涅磐的时刻。

四  第219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讨论会纪要
http://www.dxy.cn/bbs/actions/archive/post/2326949_1.html?tpg=70

中医药以中国系统思维为导向，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命科学认知体系和医疗保健诊疗体系。它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也为世界医学科学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且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惠及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覆盖率高达85%，其中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年中医药发展相对迟缓，其临床运用受限；随着农村赤脚医生及三级卫生保健网的溃解，中医药的使用在全民医疗保健系统中有萎缩之势。因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其特色的体现，对临床实践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因此，如现在还不就已有的中医基础理论进行完善、发展，对其研究方法及方向及时把握、调整，将不利于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对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产生严重影响，也将直接损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2003年11月18~ 19日，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以“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为主题的第219次学术讨论会。会议就我国中医药现状、中医药研究方法和方向、中医药发展目标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对造成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举措。香山科学会议聘请王永炎院士、邓铁涛教授、陆广莘教授担任执行主席。60位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设置的中心议题有：（1）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构建；（2）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思考；（3）中医药学在国外的传播对中医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启示。
1 中医药学的时代背景、历史回顾及在21世纪的发展
（1）邓铁涛
执行主席邓铁涛教授首先做了主题为“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公路”的主题评述报告，分析了目前中医药所处的时代背景，回顾了中医理论研究的历史及中医发展的坎坷但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历程，并提出今后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和策略。邓铁涛指出，包括中医药学“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在内的中医哲学理念，是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有力武器，中医药学如能与世界第二次科学革命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医学就会走在世界的前头。我们首先要树立民族自信心，不能什么都“与世界接轨”，而应“与世界双向接轨”，否则永远只能处于世界强国的从属国地位。中国科学家有志气、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来创造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邓铁涛列举了一些中医药学虽经历重重磨难，但仍以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取得的成果，并主要对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情况进行了分析：感染“SARS”死亡率，全球为11%，香港为17%，台湾省为27%，中国大陆为7%，其中广东省为3.8%，广州市为3.6%。广州与香港仅为一水之隔，但病死率存在巨大差异；香港治疗一例“SARS”病人，费用从几万到100万港币不等，而广东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的最贵一例病人仅花费5000元。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由于香港单纯使用西医西药。如果我们因为没有拿到冠状病毒测序的金牌就“长使英雄泪满襟”，那中医失去防治“SARS”这块更大的金牌怎么就没有人看见呢！
邓铁涛认为，广州之所以在“SARS”期间一批年青的中医大夫能够于危难之时，承担起如此重任，是与平时的积累分不开的，与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多年重视“四大经典”的复习和亲临广东省中医院带教的全国名老中医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现在中医呈现“泡沫中医”之状，外观五颜六色，实则中空无物，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医教育的重大失误，即将中医经典做为选修课，而经典讲授老师从不上临床，从理论到理论，中医临床实践能力从何而来？中医临证危急之时勇气又从何而来？再有，根据《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10多20年，但也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中医药大学毕业证，没有医师执照。这样就等于从中医队伍中开除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有经验的中医师，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众的一大损失！
基于以上事实，邓铁涛提出了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与策略。首先明确发展中医药学的宗旨是为保证13亿人民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具体建议如下：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应与临床相结合；2. 深入挖掘中医理论精华，多学科交叉，沿中医理论自身发展规律进行研究；3. 解放思想，在研究方法上走出新的路来，而不要唯西方马首是瞻，禁锢自己思维，硬以有线电话的模式去思考、研究手机的原理与功能；4. 要以科学的哲学为指导思想；5. 对以下五个项目进行重点研究：①中医学术的系统整理；②中医基础核心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③辨证论治的研究；④中药理论研究；⑤养生保健理论。
（2）李振吉
中国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教授在题为“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特点与关键科学问题”的专题发言中指出：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学术形成、理论构建、思维模式、临床实践、药理研究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故中医药科学研究也遵从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李振吉认为，
1）中医药科研工作有以下特点：
（A）基础研究是以临床为基础，不是以实验为基础，因此，基础研究必须与临床相结合，以疗效为评价标准。
（B）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方法并重。
（C）中医研究的方法学应当作为重点领域。
2）目前中医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有：
（A）基础研究和临床脱节。
（B）传统方式的研究重视不够，认为不作基础实验，就不够水平。
（C）多学科研究目标思路不明确。
应注意的问题是：
1.　目标：重大理论问题，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2.　基础理论研究要提出“假说”。
3.　两种方法并重，更应重视传统方法。
最后，李振吉指出了中医基础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
1.　辨证方法体系研究：基础与临床结合，以传统方法为主，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打破辨病分型模式，建立新的辨证方法体系。带动基础研究（文献、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舌象、脉象）研究，推动整个临床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2.　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的研究：通过若干方证对应有效方药的物质基础与作用机理研究，找出有效方药有效成分配比规律及其作用机理。
3.　中药制药工程基础研究，应通过若干环节基础研究，优化制药工艺和制药设备创新，推动中药产业化、国际化。
4.　中医药研究的方法学研究：多学科协作，产生若干新方法，加快科研进度。
5.　关于经络的研究，回答三个问题：人体是否存在经络现象？经络是什么？经络理论在临床上有何指导意义？


中华中医药学会李致重教授认为：现在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采用“西体中用”的方法，即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一些对其有用的东西。40多年来，中医科研工作，大多以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这种研究的立足点是：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之“主体性”，而只承认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这种研究思路对处于“中西医并重”前提下的中医学的主体性发展的可取之处甚少。在此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中医临床也“日趋西化”，因为“亦西亦中”的教育很难培养出熟谙辨证论治的中医人才，“西体中用”的科研路线不可能为辨证论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医临床治疗也就必然由以往的辨证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转向辨病论治，对抗治疗。现在只有充分考虑到中医学在《内经》时期是如何形成的，回到中医自身上来，才可能把中医向何处去问题搞清楚。
　　科技部办公厅罗晖博士认为从认知体系上看，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比较薄弱，有必要完善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她认为现在对中医的发展来讲，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就像当年钱学森构建系统科学理论体系一样，对中医的理论做一个构建过程。所以现在应重在发展，而不是对中医的科学性进行过多研究，要把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一个重大的科研工程提出来。
　　王永炎院士指出用还原论研究非线性的对象是不够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以前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基因芯片切入到中医证候、方剂研究，没有得到有意义的结果，而用生物信息学、用应用数学技术及哲理数学的方法，切入到中医研究，有希望得到结果。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新力教授提出采用继承、借鉴、创新、融合、系统化五种方法来形成中医药学研究、开发、应用的广为认知的体系。应对以下五个方面引起高度重视：1. 方法论：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2. 用系统论认识中医，产生多系统共生的理论集合；3. 形成中医药疗效的自己的并被广为认知的评价体系；4. 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形成分工合理、层次分明、协调一致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机制；5. 研究中医理论当年形成的过程，古为今用。
二、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中国中医研究院陆广莘教授做了题为“唯实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目标动力学”的中心议题报告，他引用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唯实”研究进行阐述。陆广莘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目标动力学为：功能：发展中医辨证论治生生之道的实践效果；目标：重建中医主体价值体系；动力：坚持中医养生治病实践必求于本的诊疗思想；坚持中医天人合德健康生态目标的实践医学模式。陆广莘指出中医的唯实论是指：1. 实践第一；2. 从实际出发；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4. 实事求是；5. 理论结合实际；6. 有的放矢；7. 讲求实效。他认为在中医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要坚持：1.　实践论第一，即医学要讲究实践，要讲效果；2. 从实际出发，“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成一家之言”；3. 实事求是：人的整体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个体性，生命活动时间不可逆转性等。中西医学在疾病诊断观和疗效观上的区别，就在于西医是向后下外的，中医是向前上内的不同的认知思考方向；4. 养生治病实践必求于本:中医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科学问题有：从粗守形到上守神的诊断观和疗效观；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识别利害毒药；聚毒药以供医事；方技者皆生生之具；辨证论治的生生之道；谋求天人合德健康生态的生生之效。同时，陆广莘还指出：今年《实验动物学杂志》改名为《比较医学杂志》，说明动物实验仅是一个参考，因为生命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规律，因为下一层次的结果不能涵盖上一层次的规律，因此实验和各层次的研究是应该的，可给我们一个启发，可以参考借鉴，但不能照套照搬。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对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重要意义”的专题报告，指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对临床实践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中国曾以美国1/160的人均医疗消费而达到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当的水平，全国医保覆盖率曾达85%。这是由于我国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战略，中医药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1.3万亿美元，但仍有4000万人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对占疾病总数70%的没有理化指标变化的疾病束手无策；美国死亡者中约90%死于医源性药源性疾病而非死于原发性疾病。中国13亿人，不可能效仿美国仅依靠西医学的医疗保健模式，必须依靠中医优势，走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模式。
　　贾谦认为中医学有自己独特的内在规律性和认知体系，其理论研究必须走自己的路。不用处处效仿西医研究方法，不一定要在实质性的细胞层次、分子层次去寻求物质基础，不能单凭动物实验来验证中医理论，这永远不可能有中医理论的发展和突破。脱离临床实践凭空创造一个中医新的辨证论治方法，或将原有的辨证方法组合成一个新的辨证体系，是违反了中医理论产生的客观规律的。“SARS”期间，如果坚持中医治疗特色，大量临床实践、验证，并总结归纳，就有可能继温病学派之后，创立新的中医流行病学理论，继卫气营血辨证后提出新的辨证治疗模式。因此，建议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重点在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抢救老中医临床经验、改革中医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内容包括：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中医药人才工程；中医药科研工程；乡村中医工程。
　　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做了题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考”的中心议题报告，认为1. 中医科研做了大量工作，做了积极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没有重大突破。为什么呢？中医理论的最初构建是当时对人体的一种简单认知，加上对疾病的大量防治经验和人体的生活经验，以至对自然社会的一个协调，认识到人和社会的协调性之后，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这种理论构架的特点，既有实体本体的内容，又更注重关系本体的建立，它借助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思想，因此只能在宏观上把握。但现在都是用微观的手段来证明宏观的物质基础，用实证的方法来阐明关系本体论的理论构架，用物理学的手段和方法，来证明宏观的认知，所以没有产生重大突破。2. 中医理念并不等同于中医基础理论，中医理论的对象是非常广阔的，当时是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上，站在天地人的整体上看待人的生命现象。整个辨证论治思想是从非健康状态就开始的，这时人体的平衡态已失衡，但还没达到疾病的状态。所以中医辨证不应局限于疾病范围。3. 中医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形神一体，现在天天拿耗子做实验，只强调了形而忽略了神，这样做实验是永远做不出结果来的。中医研究本身继承就远远不够。
　　鲁兆麟提出以后开展研究的方向:1. 中医理论的突破口应该在临床，而不是在实验室，没有中医临床无法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因为实验室的手段是分析为主体的，而只有在临床才有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如果总想靠动物实验寻找药物的靶点，那按摩、针灸的靶点是什么呢？2. 中医研究抓证是对的，因为证既是临床结合病的交点，又是中医治疗的主要手段，还是人体病机的高度概括。因为一个证有多个方，他建议从临床入手，从证候入手，采用Ⅰ类处方，多病种同一证候研究，采用实验室指标和治疗症状学指标来进行生命科学研究，用大样本来处理，观察其对人体生命的调整作用，然后再来进行分析。
　　中国中医研究院潘桂娟研究员在题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的报告中，以建国以来部、局级以上科研课题和科技成果（约3500项课题、1300项成果）调查情况为基础，提出当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内容集中在以下方面：中医脏象生物学本质研究；中医证候生物学基础研究；中医治法生物学机理研究；中医经络现象及本质研究；中医四诊客观化研究。以上大多为中医学的现代科学实证研究内容。因此，潘桂娟认为，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突出问题有：1. 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着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倾向,突出表现为对“实证科学”的迷信，对高新技术的盲从，以致无视中医学的客观发展规律，不切实际地追求对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生物学基础的“客观实证”。2. 建国以来相当数量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和科研成果，或执西医之道，用中医之术；或执西医之法，用中医之药；或以西医之术，验中医之理，对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无所裨益。3.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评价标准和立项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投标者往往为了适应科研导向，争取科研经费，在学术思路上削足适履，投其所好，或低水平重复。4. 研究方法上将文献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将实验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
　　潘桂娟还提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一是忽视或基本放弃理论思维；二是缺少中医理论思维的主导作用；三是不能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目标与方法的关系。从而提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在于：1. 应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从有利于继承和振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发，从有利于普遍提高中医临床医师诊疗水平出发，从有利于十三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根本利益出发；2. 应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分析50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理性思考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如何合理而又充分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探索中医学理论自主继承与创新的模式；3. 不能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盲目跟进、套用、照搬西医的新技术和新指标，并以此为进入“现代科学前沿”，而称之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先进”；4. 应研究如何继承、完善与发展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问题；5. 应研究中医学理论如何指导现代中医诊疗实践的问题;6. 应理清中医学科研的思路与方法问题。首先应理清认识上的概念混乱。还应认真解析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有何区别？
　　同时，潘桂娟提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是：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项目与成果评价标准研究；2.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全面整理与系统研究；3. 中医学辨证体系研究；4. 中医学思维方式与临床方法论研究；5. 重大疾病防治理论与综合方案研究。最后，潘桂娟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发展提出建议：1．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关键共性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科研立项与成果评价系统研究；中医学思维方式、理论体系及其创新模式研究；中医学辨证论治规律、法则及原理研究；中医学预防理论及临床重大预案研究；中医学临床组方、用药规律与法则研究；现代重大疾病中医防治理论与方案研究；中、西医学方法论及临床诊疗模式的比较研究。2．启动中医学理论建设系统工程：启动“中医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工程”；启动“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基地建设工程”；启动“中医学理论体系继承与创新工程”。
　　中国中医研究院李经纬教授建议：中医基础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按传统方法重新研究，提高临床疗效。具体实施办法为：首先对当代医家进行调查研究，应包括老、中、青医家，还有已故名医，约100-200人，只要是能利用基础理论运用于临床的突出病例都作为调研内容；再者，因为明清医案、医话比较清楚，也做一调研，设立一个模式，尽量不要受现代科学知识的影响，确立若干个病证、理法、方药。将以上两个部分的材料，再进行忠实整理综合分析，选题立论，将结果应用于临床，不用现代的，而用传统的方法实践验证，总结推广，然后再考虑、决定要不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或进行实验研究。同时，李经纬呼吁应给予中医基础理论的基础调研以应有的重视。
　　


中国中医研究院岳凤先教授做了“中药现代科学化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的专题报告，提出中医药学发展的根本在其基础理论。中医药学基础理论应在保持宏观优势的同时，再获现代科学的微观优势，从而达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准确性与精确性共具。中药现代科学化势必促进和带动中医学现代科学化，进而促进和带动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化而得到发展。1. 承认中医药学为一门科学，中药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此为中药现代科学化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即吸收现代科学知识而实现现代科学化。2. 中药现代科学化为时代的必然。以微观知识为主体的现代科学环境，为中药现代科学化提供了可能性。中药的微观劣势克服成为可能；具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现代人，要求使用现代科学化中药；现代医药法规是以微观知识为基础。故要求中药应当实现现代科学化。3. 中药现代科学化的中心是获取现代科学化中药。4. 不能以中药现代化名义否定中药学。5. 坚持中医药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即特色，加速中药现代科学化进程。
　　长春中医学院任继学教授认为，中医基础理论是多学科的交叉，早在《黄帝内经》就已包括物理学、数学、物候学、时间医学等内容，现代中医科研不一定要从西医着手，可以通过多学科交融开展。
　　王永炎院士主张：1. 将生物信息学切入到中医研究，主张用字符数学图表达，但是中医许多东西信息学目前尚解决不了，如“神”的问题。2. 中医证候的研究很重要。既要看到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也要看到两者在理论层面的趋同性。3. 中西医现都已认识到，人体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应该是非线性的，而且应是用自组织自调节自稳态的一个系统来切入研究。新世纪，中西医朝向着真正在理论层面的结合变为可能，但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运用信息学方法，以证候为主体，探讨与疾病、方剂的相关性。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做了“中医现代研究、发展中的逻辑悖论及对策”发言，认为：1. 应认真研究、正确评价、切实尊重中医学的自身发展规律，用中医学的方法研究和发展中医学；2.　如果人依靠感官就可以效率很高地满足对事物的分辨，就不需要使用仪器。中医通过视觉望舌，已经可以为其辨证提供必要和必需的证据，四诊客观化研究脱离了中医临床实际；3.中药与方剂（复方）是针对中医“证”提出的，而实验室对“证”模拟相当困难，限制了现代分析方法对中药和方剂理论的说明；4.应改变应用西医方法和原理诠释中医的“中西医结合”做法。目前可以做并只能做的是中西两种治疗方法适应证和应用时机的选择；5.中医已经过了飞速发展期，正在成熟期内，这就是目前中医学发展缓慢的本质；6.继承与创新问题：中医是哲学与医学的融合体，具体科学的方法论要低于哲学，不可能用低层次方法论的知识创新高层次方法论的知识，把中医看病治病的优势不打折扣地承传下去是头等大事。7.中医现代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严重，因为其采用的理论和方法的水平不够。
　　中国中医研究院姚乃礼主任医师认为：1. 中医基础理论不是分空间构建的，随着社会进步、环境变化、科学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必须不断的完善和发展；2. 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必须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有两种研究方法：传统思维或多学科交叉研究，但现在问题是对第一种方法比较欠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家在开展第二种研究时，又忽略了中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研究过程中过分强调脏腑的现代功能研究，药物的活性成分研究，这可能会造成中医理论的隔离、割裂、孤立和静止，并且不能完全解释中医特色。3.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应确立主题思想，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北京泰一和中医研究所王文奎主任医师提出中医学时间性非常强，一病能看“三天”，“昨天”是疾病发生的条件与背景，“今天”是当时的病情和症状，“明天”是疾病的发展与预后。中医不仅要治病，更要改变发生疾病的条件与环境，否则无法从根本上治愈。而且在临床上中医不仅能治缓，更能治急。
　　加拿大留学生胡碧玲指出：西医的产生、演变有其特定的西方背景，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且现代西医在许多方面都碰了壁，说明本身做得不够，有些东西没办法研究下去，许多西方人已认识到西医疗法的不完善，并开始寻找一些其他办法，包括中医在内。如果什么都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的好坏，按西医的模式来要求中医是不合适的。
　　中国中医研究院刘保延主任医师认为：1. 西医基础是形态学的，而中医是功能性的，这就决定了会走两条不同的道路。从整个科技界的发展来看，人类科学发展有三大要素：物质、能量和信息，各自相互依存，又各自发展。从整体论来看，信息就是自我运动状态以及存在的方式。中医理论的构建，就是要完善中医对人体状态及存在方式的研究；2. 中医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就是因为方法论问题，符合中医自身规律的方法学体系还没有建立。
　　北京大学医学部唐朝枢教授认为要保持中医规律，但也要将其放入生物医学这个大环境中去考虑。现在生物医学面临严峻形势，疾病谱发生变化，治疗观念改变，现在不应再争论中医科学与否问题，而应重在发展，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用整合观念来发展自身。
　　中国中医研究院孟庆云教授指出：1. 中医自成体系；2. 中医理论结构有三种：空间结构，中医、西医都研究；时间结构，中医特别强调；衍生结构，人体感受辐射电磁波的反应。
　　西北大学孟凯韬教授将高等数学引进中医，认为可使中医诊断、治疗规范化成为可能。中医现代化在保持中医特色、优势基础上，吸取西医的优点和现代科学的成分，用现代语言阐述中医，以提示中医的科学内涵，便于普及和向全世界推广。
三、中医证候研究方法
　　执行主席王永炎院士做了题为“证候概念诠释及证候因素应证组合”的专题报告，他认为应从中医临床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现代多学科知识对证候加以诠释，并提出证候的共性特征在于“内实外虚”、“动态时空”、“***界面”。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精髓，然而证候相关名称与分类亟待规范，否则将影响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与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标准的构建。王永炎认为复杂性科学的引进对于中医研究的思考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因为中医证候诊断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阶的、可以无限组合的复杂巨系统，用线性研究的办法则无法真正来规范它。
　　王永炎对以前的证候研究做了文献学调研后认为：现在最为重要最急需解决的是证候研究的方法，并提出以寻找基本证候因素，即进行最基本证候分类来作为证候研究的新途径，并提出证候因素的假设，希望能提供给临床医生进行应证组合。因素组合，即将证候进行简化分解，以基本能够覆盖临床常见病证的80%为目标，提取出适当的证候因素，并对这些证候因素的诊断进行规范，然后将这些规范了的证候因素交给使用者，由他们在使用时进行应证组合。
　　湖南中医学院朱文锋教授做了题为“构建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体系”的报告，他提出，因为现在的中医各种辨证方法相互错杂，辨证规律与思维特点未深入研究，按分型难以反映病变的复杂性，证“本质”研究难找到特征性指标，对临床辨证缺乏意义，辨证的主观因素较多，诊断结论差异较大，影响辨证论治的传授和继承及中医诊疗水平的发挥，影响人们对中医学的接受和选择，因此必须对辨证原理与规律进行研究。朱文锋首先提出了“证素”为核心的辨证体系，整合包容涵盖八法，采取多学科综合交叉，通过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合理应用，来揭示辨证的普遍规律和科学原理，并构建起“证素”辨证的信息化技术支撑平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田金洲教授认为证候研究无突破的原因可能为：1. 文献研究。难以类比当今疾病条件下证候发生、演变规律及规范诊断标准；2. 临床研究：单病种背景下的证候可能是多个证候的结合，其生物特征并非基本证候的共性特征。生物指标并非证候的对应物质基础，而是机体在某一网络，一定时空下的多层次病理生理反应。单因素或线性分析，尚不能解决证候的有效因素组合爆炸；3. 实验研究：疾病动物模型不能代表人体证候模型，理化指标不一定有特异性。因此，田金洲建议：1. 选好切入点，如血瘀证有较好的工作基础；2. 采取符合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病证结合，方证对应；3. 传统方法与现代生物技术结合采集信息。
　　成都中医药大学王米渠教授提出中医证候的研究方法，在保持其特色基础上，应大力结合现代科学，从多学科中引出来，借用数理化、天地生，还有文史哲、心理学等，既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又有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自己的思维。
四、经络、针灸理论研究方法
　　上海复旦大学费伦教授做了题为“经络物质基础实验探索的进展和经络实质研究的展望”的专题报告，指出一批从事物理化学、针灸学、流体力学、放射诊断学、解剖学、核物理学、红外物理学、电镜学、生理学以及凝聚态物理学等的科技工作者们在对经络物质基础进行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今后经络的内涵研究可从三个层面进行：进一步探索与经络相关的特异性组织结构，细胞和物质，亦即构成经络系统的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揭示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的内在功能，特别是布满与贯穿全身组织脏器的胶原纤维网络；研究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内在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由此产生的特定生理作用，以及与经络学说和临床经验所描述的种种经络功能、现象之间的相关性。
　　福建中医药研究院胡翔龙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经络研究非常重要，作为基础研究，探索性是最重要的，经络研究几十年来是在探索中走过来的，因此应该允许探索，而且探索的人员应具备很高的素质，有正确的思路、正确的方法。近年来，经络研究已建立起三个主要方向：经络感传现象；经络脏腑相关和针刺效应现象；经络现象的理化特征和客观解释。产生了一个想法：经络的实质不是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因为它是人体功能调控体系，就会与许多组织结构有关系。经络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十四经的循行路线及人体功能。经络研究如有重大成果，应就在循经上。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是有继承性的，需要长期的积累，所以今后必须保持三个方面的研究，再加强交叉学科的合作工作，还要处理好以下的关系：1. 经络与神经体液调节的关系；2. 宏观与微观的关系；3. 机能与结构的关系；4. 基础研究与临床的关系；5. 继承与发扬的关系。
　　中国中医研究院张维波教授认为中医学是一门以信息提取、信息分析和信息调控为主要医疗手段的医学，具有信息医学的基础特征。十二经脉内联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起信息传递和信息转换的重要作用，是人体维持整体平衡的物质基础。现代经络研究应该搞清楚经络如何进行生物信息传递，维持人体机能平衡，如何将内脏的疾病反映到体表以及针灸如何通过经络作用于远端的特定部位并发挥治疗作用。
　　


上海复旦大学丁光宏教授提出了针灸经络临床研究思路：1. 既要继承与发扬中医传统，又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与手段；2. 要在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开展临床研究；3. 有效的针灸治疗医生与病人之间往往有信息反馈；4. 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疗效揭示机理。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祝总骧教授提出自己的看法：1. 希望国家将经络和中医基础理论挂上钩，纳入基础理论，建议将中医药基础理论纳入中长期计划；2.　经络研究可望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口；3.　中医经络的现代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新兴科学。
　　中国中医研究院刘保延主任医师提出：1. 经络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络的研究可以大大丰富基础理论的研究；2. 经络的研究离不开穴位，是通过穴位引起内脏的效应；3. 穴位本身是有结构的，它位于一定的部位，有其物质基础，可从其结构差异来研究其本身效应。
　　北京中医药进修学院薄智云教授从腹部经络现象的思考谈了中医基础理论中经络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相关经络体系的构建问题，并提出一种新的针灸方法：腹针疗法。
　　解放军总医院尹岭教授提出经络信息流假说。针刺感应（经络）是一种信息流，针刺信息的传入靠神经，针刺信息的获取、处理和整合在中枢（脑和脊髓），通过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网络作用于靶器官起到治疗作用。并提出结论：1.神经信息学手段是开展针灸和经络研究的新方法;2.针刺神经信息流的假说如果成立可能是解决“经络”关键问题的新途径。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认为经络是现代科学和西医学不曾了解的人的更高层次的整合和调节途径，经络治疗也是很有效的调理方法。经络研究可以带动生命科学和西医学对人机能的了解，但不要在解剖结构上继续做文章，如果继续应用西医的解剖组织学方法在结构上狠下功夫，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五、中医药学在国外的传播对中医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启示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新力教授做了“中医药在国外-传播、应用、地位、教育、研究和启示”的中心议题报告，分析了中医药目前在国外的传播、应用情况，并就中医药在国外的研究、教育等给予我们的启示进行了探讨：1. 创造良好法律法规环境，有效保护和利用中药资源，加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中药质量，防止国内恶性竞争出现；同时应及早完善中国自己的中药系列标准和规范，加强市场营销能力，对质量高的道地药材应逐年提价。2. 大力推广中医药理论，正确理解和使用中药,以免引发类似“龙胆泻肝丸”、“小柴胡汤”等中药毒副反应事件。3.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4. 在国外开展中医药教育，培养人才，造福人类。5. 选好主攻方向，加强我国中医药的基础研究。目前美国、越南等国家对针刺麻醉的研究力度较大，并不断应用于临床实践，而我国临床上已基本不用针刺麻醉。国家应重视中医药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对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研究方向，及时立项和加大支持力度。防止出现中国传统医学渐衰于本土，而盛于国外的情况出现。 6. 将古老的中医药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如何把握好中医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尊重、挖掘、发展、宣教和利用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当今一大课题。
　　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文树德教授做了“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试解释这一奇特现象”的专题报告，分析了：1. 70年代以后，中医药在欧美国家兴起的原因：对化学制剂及现代科技带来的污染产生恐惧，出现“回归自然”的潮流；欧美国家期望中医药能解决人体“能源危机”问题；中医药“非线性”思维给西方国家的思考方法带来启示。2. 2000年后中医药在西方国家逐渐降温的原因: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暂时代替了对污染的担忧；媒体开始出现关于中医药的负面报道。因为：中医药没有给自己在国外创造文化氛围；某些中国中介组织如旅行社强迫西方游人去中医诊所看病，并购买昂贵中药，影响了中医药声誉，造成恶劣影响；许多中国人就在出国前成批购买中成药，在国外对病人说这药是专门为他设计定做的。这样就出现中药“信任”危机。
　　加拿大留学生胡碧玲就中医发展和人才教育情况提出了以下问题并谈了自己的看法：1. 如何保留和发展中医：不能以西医的标准评价和衡量中医优劣，这样会导致不中不西。现应回到中医的四大经典上来，只有继承，才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包容新的东西。2. 现行中医教育能否培养出真正的中医：现在的中医教育包括太多的西医内容，用西医的观点来补充自认为不对的部分，这将影响学生学习、吸收中医知识。同时要改革课本，调整课程设置的先后，应先上中医课，后上西医内容。全面改革中医教育，改变中医临床现状。不应要求学习外语，而应加强古汉语的学习。3.　改变有关中医药的法律条文：即《中医药条例》，它规定凡不是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都不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最纯粹的中医其实在民间；且执业医师考试包括太多的西医内容。4.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误区，是完全的西化。中医师开西药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会选择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来处理病人，不能提高中医临床水平。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也指出，几十年来的中医教育是按照现代科技体系的教育模式操作，严重缺乏传统文化的基础和素养，五年中医教育没有使学生明白中医的道理，做硕士博士搞动物实验距离中医更远。临床研究生实践能力较差。中医不同于现代科技和西医，中医的教育自然也就不同于现代科技和西医的模式，应该遵循较为成熟的，有悠久历史的，并确有实效的传统中医的教育模式，竭力营造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强调师承教育模式的主导性和实效性，尤其要求中医的启蒙教育一定是传统模式，而中学西可以作为继续教育的内容。
　　科技部邹健强研究员提出如何才能将优秀的中医传承下来，现在这种学习的方法能否就可将传统保留下来。现在年青人能否静下心来学习古籍，放着先进仪器不用，而首选古老的中医方法。是否别的学科帮助就是中医的异化。
邓铁涛认为中医师的培养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困难，广州去香港治疗“SARS”的大夫未超过40岁，因为她们坚持重视经典的学习，坚持请全国15个名老中医到医院传授经验。所以并不是要长周期才能培养出人才来，关键是看培养的方法、途径。
　　会议执行主席王永炎院士就几天来会议学术报告交流与自由讨论的情况，对本次会议做了简要的总结。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中医学科的建设应该是开放的、大学科、广兼容，主体与兼容结合，它是以生物医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融，与人文哲学交叉渗透。中医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文化，要防止其单极化；2. 研究应有重点，本次会议已将目光凝聚在证候规范和经络学说的研究。当前弱化了的是传统的方法，然而传统的方法具体应怎样做才既有水平层次，又有可操作性是一大问题。3. 注重求实，包括求真和求异。从方法论的原则上来说，应是实体本体论和关系本体论的结合，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是综合与分析的结合。目前更重视生物科学方法，更重视相关性研究，可能是一个可通的途径。而实证的蛋白组学、基因组学还拿不出好的结果，有待对方法论的进一步探索。关于经络研究，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应该允许继续探索。
最后，邓铁涛教授指出：中医有许多“宝”，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应当努力挖掘”，所以不要轻易说中医不行，应树立对我们民族瑰宝的信心，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国的瑰宝丢失了，那我们就要犯千古的错误，可以说是千古的罪人。
参会人员名单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王永炎 教授、院士 中国中医研究院
邓铁涛 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
陆广莘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程津培 院士 科技部
唐朝枢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文奎 主任医师 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
鲁兆麟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田金洲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薄智云 教授 北京中医药进修学院
任继学 教授 长春中医学院
王米渠 教授 成都中医药大学
文树德 教授 德国慕尼黑大学
胡翔龙 研究员 福建中医药研究院
费　伦 教授 复旦大学
丁光宏 教授 复旦大学
李振吉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刘　屏 研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朱文锋 教授 湖南中医学院
陈　斌 副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
陆付耳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崔　拓 处长 科技部基础司
王长锐 高工 科技部基础司
张先恩 司长 科技部基础司
郑　洪 讲师 广州中医药大学
胡碧玲 研究员 社科院的加拿大留学生
孟凯韬 教授 西北大学
许志强 讲师 浙江中医学院
武夷山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谢益宽 研究员 中国医科院基础所
林中鹏 教授 中国侨联
邹大挺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赵新力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　谦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傅俊英 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李经纬 研究员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曹洪欣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潘桂娟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岳凤先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张维波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刘　洋 副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李维贤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姚乃礼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刘保延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祝总骧 教授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贾海忠 副主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
贾蔚文 研究员 科技部
罗　晖 工程师 科技部
梅永红 研究员 科技部
姜念元 高工 科技部高技术中心
苏钢强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林超岱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郑培永 博士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邹健强 处长 科技部农社司
李致重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
吴伟康 教授 中山大学
孟庆云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尹　岭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
贺兴东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杨炳忻 教授 香山科学会议
赵生才 研究员 香山科学会议

第七部分  中医现代化的尝试——中西医结合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一  中西医结合的思路不合理，结果不成功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政府在卫生工作方面的一个基本政策。它除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思想外，更主要地是体现了国家对中医学的保护政策。几十年来，医学界，中、西医两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大的成绩是不论在医学界内部，还是在一般的社会领域中，中医都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尊重。因此，中西医结合方针，在保护中医这方面来讲，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是，在学术方面，这个方针却未取得同样的成功。最突出的标志是，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西医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宣布：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这种说法，在学术上再一次肯定中医学的地位。然而，一个非常深层的信息表露出来：既然这两个理论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那么怎么会有相互结合的可能呢？这一共识宣布了中西医结合思想在学术上的终结。现在，我们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中医学属早期的感性认识阶段，西医学属第二个阶段，即分析研究的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是暂时的，是过程，而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这两个阶段，使认识产生飞跃，最终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中西医结合，就是要将两个认识阶段结合起来，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一种混乱，在实践中是缺乏可操作性。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我们经过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最后到了老年。请设想一下，我们如何可以将童年和中年结合起来呢？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人类对疾病认识的不同阶段，最后，它们都将上升到后现代理论医学阶段。一旦到了这个认识阶段，中医和西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类将只有后现代理论医学这一个医学。但那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后现代理论医学就是中医和西医结合的产物。通过对后现代医学的学习，我们知道，后现代医学的直接来源是后现代自然科学，后现代医学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后现代医学的出现是对中医学的否定，也是对现代西医学的否定。当然，这种否定是科学和哲学意义的否定，不是生活中感情意义的否定。
二  相关专家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
（一）陈可冀：中西医结合研究与现代科技交叉（摘录）
中国科学院网站
http://www.cas.ac.cn/html/Dir/2005/07/27/13/20/01.htm
受 访 人：陈可冀，中科院院士
嘉宾主持：潘锋，主任记者
陈可冀简历
     陈可冀，男，1930年10月生。中西医结合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4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200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长期从事心血管病及老年医学临床及基础研究，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和老年病。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副组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人事部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医学部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及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香港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学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协荣誉委员。因“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证效动力学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研究”（古籍整理金奖），川芎嗪（四甲基吡嗪）及去甲乌药碱（卫生部甲级成果奖）等多项成果，先后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首届立夫中医药奖，求是奖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其“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所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目前中医药领域的最高奖项。为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持人：
     50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呢？
陈可冀：
     由于中国传统医药内涵非常丰富，真正要把这些非常丰富的传统中医药学继承发扬好，应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包括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继承发展起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工作量很大很大，实际上50年还不够，我想再过50年、100年也还不够，需要很多代人来工作。传统医药学是非常丰富的，在这方面当然是自然科学交叉的客观的必然的表现，中西医学又是两种思维不同的医学，难度会更大，所以我想这方面需要我们加大努力，所以温家宝总理最近有一个题词是：“实行中西医结合，发展传统医药学”，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主持人：
     中西医结合相比较单纯的西医和中医，有哪些具体的优势呢？
陈可冀：
     西方医学有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日新月异，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病它都有办法。中医药学恰恰很多方面可以补充，有独特优势，但也不是“包治百病”，中医药学是比较更强调宏观和整体的；西医则是强调局部的和微观的，两个互相取长补短，可以更全面；中西医结合治疗比单纯的中医和单纯的西医都好，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要举的话是相当多的。
主持人：
    过去这些年来，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我们都取得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推广，又有哪些值得总结的教训呢？
陈可冀：
      成功的经验，
我想很重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西方医学很好，但是它不是什么都好，也有很多病解决不了的；中医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中医也不能包治百病，也要超越自我，所以中西医两种医学要互相取长补短，重视整合互补的原则，这是一条，这是一个经验，要有这个能力。
第二，要尊重传统医学的理论跟思维原则，因为传统医学注重每个人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治疗，思维模式很好，在这方面西医也重视，这方面不像中医那么强调，所以在这方面需要现代医学理论知识和中医传统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尊重传统医学理论，这很重要。
第三、也要参照现代医学的模式，现代医学遵循"循证医学"的模式，强调要有证据。中医强调个人经验，例如开方子，病人症状一有变化，就加减什么药。个人经验很重要，个人经验怎样变成科学的经验？用循证医学模式，用科学的设计来进行论证，拿出证据，变成一个标准化的模式加以推广，我觉得现代医学的这种模式固然不见得完全全面，但却有很合理的方面值得采纳和探讨。
再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要努力实现传统医药学的各种重要方面的中西医结合，要在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可重复性等这方面做很多科学研究，比如说我们的很多中药，它有一个采集时间、产地、炮制方法等讲究，中西医结合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提出一些科学的依据，保证质量和疗效，所以我想在这些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想这是经验方面。
主持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取得了很多进展，我们如何考虑运用现在的科学技术方法，推进我们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
陈可冀：
    我想最主要的一条，医学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人民健康，医学可以说跟健康同行，所以医学的任务就是要提高疗效，防病治病，在这方面能够比较有把握。在这方面我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正确地评价疗效，用科学的方法正确评价疗效。现在很多评价疗效的水分比较多，我们不少的杂志中有很多文章，重复性比较差，所以评价疗效需要有科学的方法，需要中医、西医两方面的认识结合起来评价，使西医承认，中医也承认。
    比如说高血压病人，血压高了得降下来，有的高血压病人表现为阴虚肝旺，这个西医不重视，如果西医和中医两方面结合起来，评价就全面了，就是病证结合。怎么正确评估疗效，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做工作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疗效，想尽各种办法；怎么样提高疗效非常重要，不仅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传承，而且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我举个例子说，比如中药青蒿，从青蒿里面提取青蒿素，在过去70年代觉得很普通，现在看起来很了不起，世界卫生组织确认青蒿类药的药物是有效的治耐药的恶性疟疾的抗疟药，并建议在全世界都规范种植青蒿，以满足需求，因为青蒿的资源不够，这是很不简单的事，全球都承认。而且很明确的一条是，青蒿素的作用环节在哪里，人们都很清楚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陈竺院士的工作，他从砒霜里开发三氧化二砷来治疗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效果很好，其治疗作用的靶点很明确，所以这是一个创新性的成果，国际上都很有影响。因此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跟方法去发展它；还有中医基础理论，以及疗效机理的研究，也需要很好的研究，应该与当代科技进步交叉，比如说基因组学的发展，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的发展等等，各方面要结合起来，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在研究中医基础理论方面都需要结合这方面的工作。


主持人：
　　中西医结合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如何？
陈可冀：
      国际上发展趋势是这样的：在全球来说，因为对传统医学认识不够，不太认识它，因此更多的比较重视现代医学。在中西医结合这一环节，中国做得比较多，印度也做得比较多。1981年我到印度去，参观了十几个以传统医学为主的医院。那时候，他们就在搞印度医学和西方医学的结合，他们国家也有国家级的结合医学方面的杂志，印度的卫生部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杂志。
　　美国跟欧洲现在也比较重视。美国现在大概有十几家大学，建立了这种研究传统医学的类似“中西医结合中心”。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晚，美国直到1994年才有国际性的结合医学杂志出版，杂志报道一些他们在这方面的进展。在这方面，他们比较重视天然药的研究，也重视针灸的研究和镇痛的研究。但要联系到中医这么个丰富的内涵研究，还差的很远。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因为美国人对我们中国传统医学的认可，例如科学性的认可程度还有距离。他认识也不够，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懂中医。像我们学中医学了几十年，我们对中医是有感情的，我们认为中医是很了不起的，很美丽的，我们往往要为之而动情的。但外国人就不一定，他们很现实，能治病，可重复，我就承认。例如开发一个药物到能够运用到治病中去，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我们开发一个药要八年到十年，我们最近开发了一个药，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才准备生产。因此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要求你解决问题，他比较实际。从这方面比，当然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还有距离。
主持人：
　　当前，包括未来这50年，我们国家中西医结合研究应该关注哪些重点领域？
陈可冀：
    我觉得疗效是值得我们多加注意的问题。医学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疗效还是最主要的。第二，要研究中医的基础理论，还有就是它的作用原理，这是应该进行很好研究的，因为你如果不很好地研究，还是一笔糊涂帐，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个道理，这怎能被国际上所接受呢？针刺治疗为什么被国际上所接受，很快得到立法并推广，我想主要是提高疗效并探究了其作用原理的缘故。特别是西方医学，如果它的治疗效果不好，而我们有办法，就更好了。因此，一个是提高疗效，一个是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归根结底还是这两个。
主持人：
    不久前，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作了一份有关结合医学这方面的调查报告，您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陈可冀：
      我们于2002年接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达的一个任务，这个课题就是结合医学在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调查研究。这个课题的负责人是我，当时我们从发出的调查问卷中收回12000多份。国家要求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来做了一些调查。这个调查分了好多方面，一个就是公众的认同程度。对于中西医结合医学，公众到底怎么认同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在我们全社会，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认同的。据我们调查结果显现，大约70％～80％的人喜欢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治疗疾病。这个调查是比较全面的，比如说广东省中医院，他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医院，他一天的门诊量将近一万人，而且管理得有条不紊，老百姓愿意有病到这儿来。
主持人：
    以下一些网友有问题要问陈院士。
网友：
　　尊敬的陈先生，有一个报道是关于您在今年5月份举行的香山科学会议上说，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精粹，提高诊疗效果。您眼中的中医药精粹都有哪些，他们与西医的哪些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怎样结合？
陈可冀：
　　中医的精粹有这么几方面，一是中医对一些病的临床疗效。第二，中医基础理论。中医的理论很多我们现在还不太理解，因为它所说的词汇比较古老，比较生涩，不容易被大家所理解，但实际上他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怎么还原成现代的语言和理论，被大家所接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继承和发扬。
网友：
      陈先生，您认为，持中西医结合理论的医生，应该是以中医的理论来分析西医的问题呢，还是以西医的理论来分析中医的问题呢？
陈可冀：
      我觉得都可以用，但是可能有不同。每个临床医生的经验不一样，所接触到的病人也不一样。病人到你这里，到中西医结合医生这里来看，常常是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单纯的中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希望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最好是以中医的思路为主，以中医的角度想办法，同时采用一些西医的角度来考虑。比如治疗高血压病，我们一方面考虑到病人的整体症状，用中医的一些辨证方法来确定他是什么病，采用中医的方法来治疗，也考虑到他血压高是包括哪些因素，现代的理念用什么方式更好，结合起来来考虑，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不是单纯的，有交叉，所以跟传统的中医有点不同，跟单纯的西医也不一样。
网友：
　　在不同的文化间，如何能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合格的中西医结合人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是怎样培养起来的，是先从中医入手还是先从西医入手，而中医和西医两者对病人理解是不一样的，怎样建立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人体观和病理观？
陈可冀：
      你这个题目问了很多问题，关于中西医结合很多问题几乎都问了。问题是这样的，作为学生，我觉得从中医开始或者从西医开始都可以，从现代医学来说，你刚才说解剖学、病理学这个也是需要的，中西医结合医生来说也要有所偏重。有的人知识偏向于中医，有的偏向于西医，还是有不同的，我们培养研究生也是这样，有的医生偏向于临床型的，有的偏向于研究型的，这个是允许的，有不同的类型，但是作为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希望他中西医这两门的知识都很扎实，知识面都很广，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
　　怎样建立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人体观和病理观呢？
陈可冀：
　　我认为，既从中医的角度，也从西医的角度认识它，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变成一个新的理念。这还不够，我们怎么把两者结合，微观跟宏观，整体跟局部结合起来，现在有一定的进展，但是还是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工作量很重的，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中医的脾，它可能包括很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消化道、内分泌素，这些知识跟中医的知识怎么融合，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多，需要联系生命现象，以及人体的结构，这些认识需要很多学科很多知识去整合，需要相当的时间，需要不同学科的人一起来工作，来合作。
网友：
      我是一名正在经历临床实习阶段的中医院学生，我所学习的医院里，西医大夫不用懂中医就能治病，中医大夫必须要懂西医，中医用西医的诊断方法作为望闻问切的补充，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进行诊疗，而西医大夫很少以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到他们的诊疗过程当中，这对中西医结合事业有什么影响？现在总是说中医界山头林立，壁垒森严，中西医结合怎样在现有的中医和西医两个阵营里走下去，还是独辟蹊径，单独培养人走中西医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呢？
陈可冀：
      我想西医开中医方子，没有学过中医，就根本不是一个中医，他开方子是作为一个药来开的，不要把他看成一个中医，不是那么回事。对于学习中医，有条件的西医学些更好，西医转而从事中医药工作的，更要求他学的。对这方面的要求，中医和西医还是有区别的，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中西医结合是吸取中西医两者的优势，叫做优势互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他们两个优势来做。中西医结合应该是取中西医的长处，优势互补，实际上是另外一条路。我们取这个优势，取那个优势，就可以做出很多成绩。所以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另辟一条路。


网友：
    在学术界一直有关于中医现代化的观点和讨论，争议也特别多，陈院士你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和思考？
陈可冀：
    任何学科都需要现代化，现代医学已经很进步了，但是也还要现代化，中医药也要现代化。我们国家提倡与时俱进，中医药在历史上也是与时俱进，也是不断的现代化的，我们今天也应该要现代化，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中医界或者是中西医结合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拒绝进来，说现代化就把中医变了，我觉得这个顾虑太不必要了，包括中西医结合也是这样，有人认为中西医结合就西化了，我觉得我们要的是吸收长处，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还有点不同，还有区别，中西医结合更重视跟现代医学跟传统医药的结合。中医药现代化面更广一点，他希望，比如说现代科学技术，包括数学物理，或者化学，或者天文学跟中医药结合，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医药现代化，是历史潮流，是趋势，这个机遇非常好，中西医结合也是这样的，实际上也是机遇很好，历史上给我们创造了，有中医又有西医，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的机缘，让中西医互相有机会互补，为人民的健康做贡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的医学是非常精彩的！
网友：
    中医药对外交往越来越频繁，外国人一般都对中医药特别感兴趣，很多人用“amazing”这个词来形容它的神奇，事实上中医药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推广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以英国为例，这两年来，临床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我想请问陈院士，咱们国家的中医药在对外推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医药自身也存在着疗效不稳定，可重复性差，如何规避一下这方面的缺点，以便在世界上更好地发扬光大？
陈可冀：
     所以中医药方面，标准化的工作，规范化的工作，我刚才说可重复性的工作，非常重要，可重复得出来。中医在这方面有一些很难做的，中医很强调辨辩证，根据因时因地因人不同，处方不一样，需要中西医结合工作者这方面多做努力，怎么在十分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相对的能确定下来，能够总结出规律性比较强的经验，供大家用，这就比较好。所以国际上也做了一些天然药的工作，比如说银杏叶，银杏就是白果，银杏叶治疗心血管病，痴呆，他做的比较深，里面有什么成份，黄酮和内酯，比例如何，做好制剂，什么情况下有效，治疗什么病，他做的比较扎实，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所以像这些问题，要引起注意。我们中国的在这方面最近一些年还是有进步，有很大的改善了，比过去好得多了，但是还是不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本质的问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能够使得我们中医对外交流能够影响更好一些。
[ 2005年7月28日 ]

《评价》表面的中西医结合，实际是中医西化
1 数量的结合
做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人，中医出身可以，西医出身也可以；只要在一个人身上有两种医学知识就是做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人。在疾病的治疗中，以中药为主加一点西药可以，一西医为主加一点中药也可以，只要在治疗中同时应用了两种药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这是一种把中西医学知识在一个病人身上简单的相加；是把中西两种药在治疗中简单的相加。基本上可以说是典型的机械论思想方法。科学技术含量非常底。
2 中医和西医没有在理论方面进行本质的交流与融合
对中医是“要尊重传统医学的理论跟思维原则”；对西医是“也要参照现代医学的模式”总的说就是“西方医学很好，但是它不是什么都好”， “中医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中医也不能包治百病”。两面讨好，谁也不得罪。
3 坚持机械论的可重复性原理
在中药的研究和制造方面，“要在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可重复性等这方面做很多科学研究，比如说我们的很多中药，它有一个采集时间、产地、炮制方法等讲究，中西医结合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提出一些科学的依据，保证质量和疗效”
4 没有系统论知识
当主持人问：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取得了很多进展，我们如何考虑运用现在的科学技术方法，推进我们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
应该谈中医与系统论科学的关系，而陈可冀院士回答中只是说：
“应该与当代科技进步交叉，比如说基因组学的发展，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的发展等等”。




（二）香山会议：中西医结合发展与现代科技交叉
http://www.xssc.ac.cn/Web/ListConfs/ConfBrief.asp?rno=801
《香山科学会议第253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5年5月10-12日,主题为“中西医结合发展与现代科技交叉”的香山科学会议第253次学术讨论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会议聘请刘颂豪院士，邓铁涛教授, 谢楠柱教授和陈可冀院士为执行主席。来自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的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学、光子中医学，激光、生命科学、病理生理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近60位老、中、青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刘颂豪院士和陈可冀院士分别以“现代生物医学科技前沿与中西医结合交叉”和“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中西医学有机结合”为题作了主题评述报告。邓铁涛教授、谢楠柱教授、刘玉清院士、陆大祥和郭周义教授等分别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向”、“21世纪生物医学科技的新发展”、“21世纪医学影像学发展方向和对策”、“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前沿与交叉” 和“弱激光血疗发展光子中医信息疗法”为题作了中心议题报告，十多位专家作了中心发言。与会专家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建议。
      刘颂豪院士在报告中指出，中医发展已进入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并逐渐走向世界，因此中医基础理论的整理提高、诊疗技术的规范化、中药剂型的改革以及教育、科研管理等等，必须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这是中医现代化的涵义。他认为中医现代化的标志是中医的理论、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激光作为光子学的技术标志已在国内外医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已取得国际公认的进展。近年来激光血管内照射、激光针灸在中医的运用，生物超弱发光技术在中西医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光学仪器、光谱仪器、光机电智能化仪器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及中药方剂的研究等均为光子中医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将光子学理论与技术引入到中医学体系，相互交叉结合，将发展成为一门新的边缘学科— 光子中医学。刘颂豪院士与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合作，共同提出和创立了光子中医学。光子中医学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光子学的理论和技术对中医学诊断、治疗、预防、康复、保健等方面的方法和效应进行定性、定量或半定量研究，以揭示光子运动规律的中医属性的学科，为建立符合现代科学发展水平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西医学在理论和临床上的研究进程，以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开展光子中医学的研究工作将开发出中医学专用的诊疗、养生保健的光子技术设备和仪器，推动中医学的深入和发展，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光子中医学一旦在技术方面得到进一步完善后，其应用前景将是十分广阔，对继承、发展中医药学，促进我国中医药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陈可冀院士在报告中从半个世纪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过程，根据中西医结合医学在良好的临床治疗疗效、成功的中药新药发现方面的突出成绩，指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进步已经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已经并继续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贡献。中西医结合的模式应该是多元的，中西医结合应该是分层次和渐进式的，结合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中西医结合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工作：中西医工作者的团结合作、临床优势互补和“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中医药发展条例》。他认为，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以临床疗效优势、独特的结合疗法和理论体系成为我国医学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精粹，提高诊治效果，是中西医结合重要的发展方向。他指出，中西医结合的进步，更多体现了中医精髓而又结合今日科技知识，大多注重中西医的病证结合的思维，很是可贵。如果我们能够遵循闪烁着医生智慧光辉的传统中医药理论及历久弥坚的临床经验方面进行探索研究，并同时注意结合当代科技新见，两相牵手，和谐发展，相信会有在国际国内都能立得住的成效面世。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我们不可能期望几代人就能把它研究清楚，所以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政策是正路，还应该坚持。
      邓铁涛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医学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美国是西医学最先进国家，2000年医疗卫生支出1．3万亿美元，占GDP的 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即使如此，美国仍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尽管花了那么多钱，医疗事故却成为美国人第三杀手。这是一道世界难题。我们如果走美国医学之路，前途是不堪设想的。解决这一世界难题，最好的办法是世界医学引入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中医药学。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大方向。因为中医的优势在于简、验、便、廉。中西医结合的最大方向，是造福于全人类。要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任务是挖掘中医药学之精华。他认为，当前中医药的受重视程度与西医相比还有差距，至今并未达到“并重”的地步。中西医结合，必须站在平等的地位之上。过去50年中西医结合出了不少成果，如针麻、急腹症非手术治疗、青蒿素……等等。现在政府对中医越来越重视，是中医药学大有作为的时候。论卫生队伍， 2000年已达到157万的西医队伍，却95%以上与中西医结合无缘。追逐西方之成就是重要的，但追赶何时了。若与中医药学相结合，超越西方便有可能了。中西结合，搞好搞大，必需发动西医专家把目光投向中医。中医队伍目前仍和解放初期的30万人差不多,这支队伍是个弱势群体，但要保存中医药学的精髓并加以发展，他们的责任最大。但可惜近40多年中医教育走了弯路，以为多学点西医以便发展中医，但其结果是整体中医的临床水平在下降，个别中医博士甚至不懂得用中医药技术为人治病。中医是中国的特有医学，如果中国的中医不能在中医药方面不断前进，而西医学则世界各国都在不断提高。一个胳膊不断强大，一个胳膊不断萎缩，那么中西医结合之路还能走多远呢？西学中的同志也必须在临床中尽量运用中医的理、法、方、药，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根据其专长，或药或医，必须深入钻研中医这个伟大宝库，才能把宝不断地挖出来并加以整理提高。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千万不能以西医的思维去改造中医，千万不要先入为主，不要认定凡与西医不符的就不科学。要虚心学习中医，要“求异存同”去进行中医药之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医”、批判中医。为了中西医结合得更好，我们的医学应与多学科相结合。刘颂豪院士和我们尝试让中医与光子相结合，进行建设“光子中医学”学科的尝试。学科交叉将使既古老又青春的中医药学更能发出21世纪的光辉，应该说多学科交叉是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必要条件。
      与会专家指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将在中医学和西医学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吸取中医和西医的优点，综合运用和有机结合，以产生新的诊疗方法、新的结合医学理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研究应该从中医学和西医学各自的优势出发，求异存同，求异促同，丰富和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有专家指出，中医学是一门与我国人文科学密切相关的学科，传统人文科学内容与中医学理论紧密结合。应该认真思考和区别科学背景下和人文背景下的中西医结合的模式，从科学与人文结合的思维模式，开展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方法论研究。
      刘玉清院士提出要重新认识医学模式的转变。2003年SARS和2004年禽流感的袭击，提示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生态环境健康密切相关。因此，新的生物－社会－心理－生态环境医学模式的形成，应予重视。他分析了我国医学影像学现状和问题后指出，专业人员/队伍全面科学素质有侍提高。他认为新世纪发展方向，影像诊断由大体形态向生理、功能、代谢成像进展，介入治疗进一步向广深发展；大力推进分子影像学和基因（介入）治疗的研发、应用；积极开展预防影像学工作；普及/提高乡镇农村地区的影像学诊治服务。谢楠柱教授在指出，自从伦琴发现X射线至今110年来生物医学科技飞跃发展，现代高新科技的发明创造广泛应用于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医学的诊断治疗和护理，有效地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21世纪生物医学科技的新发展,将来是理、工、医三结合进一步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成为未来的新医学，沿着新的光辉大道发展，为全人类造福。包尚联教授认为医学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健康和长寿的追求，而医学物理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医学，反过来也促进了医疗机构的现代化和医疗模式的改变。在信息革命带动下，今后医院信息化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医学图像是人体最大的信息源。
      陆大祥教授认为将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工作，一是用现代科学，主要是现代医学的方法，研究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探讨其理论本质，阐明其疗效机理；二是发挥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和长处，在临床实践中将中西医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达到提高医疗水平，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目的。如中西医结合在治疗急腹症、骨折、救治多脏器衰竭、心脑血管病、针麻研究及针刺镇痛原理研究、活血化瘀的研究，抗疟新药青蒿素研制成功、中药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及其分子水平和基因水平机理研究等均居国际领先水平。尤其在2003年春夏抗击SARS中，中西医结合治疗在减轻病情，提高疗效，缩短发热时间，减少对呼吸机的依赖，减轻激素的用量，降低死亡率等方面都明显优于单纯用西医西药治疗。既降低了死亡率，又降低了治疗成本，并且基本无后遗症。中医治疗SARS的作用与意义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高度评价。正是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使中医药特长得到了体现，中西医结合为彰显中医药防病治病的优势提供了平台，为中医药事业拓展了发展空间。中西医结合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有效地把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即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引入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从而超越中医和西医的思维局限和理论模式，使中西医结合产生质的飞跃，形成一种先进的独具特色的新医药学。中西医结合的目标是“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与会专家通过交流和讨论，就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及其与现代科技多学科交叉等问题取得的共识并提出了建议：
      1.当前中西医结合要以解决世界医学难题，减轻人民医疗费用负担，实现人人享有卫生医疗保健的权利为目的。
      2.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我国独有的医学，是独立于中医学和西医学之外的学科。中西医结合工作包括中西医工作者的团结合作、临床实践的优势互补和理论体系的有机结合。中西医结合的模式应该是多元并存。开展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建设将大力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术进步。国家应在加强人才培养的基础上，投入资金开展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建设。
      3.光子中医学将为中西医结合提供理论和技术平台，并将成为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向。国家应关注该领域的发展和加大投入，尽快建设相应重点科研基地，促进各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以利于现代光子学技术与传统中医学方法的结合，一体化、全方位地共同解决中医学专用的诊疗、养生保健等重大问题。
      4. 中医药学要不断吸纳现代科技成果为我所用、与己结合，发展壮大自己。现代科技多学科应在中医理论和临床特色中找准切入点，开展工作。要加强对某些重大疑难疾病（如艾滋病等）的攻关治疗，让国际社会广泛认识中医学理、法、方、药的理论和实践特色与优势，以利于中医药的深入研究发展和造福于人民。
      5.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包括理科、工科在内的学科交叉将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为创立新的医学理论，解决单独中医和单独西医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6.强化重大疾病诊疗规范，建立中医特有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已十分迫切。多学科交叉将有助于中医诊断和疗效评估的客观化（如望、闻、切诊），如光子中医学的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7.加强人才培养是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关键。中医教育必须深化改革，培养出一大批在临床上过得硬的中医师，这是振兴中医的基础。西学中是一支精干的队伍，应以研究为主，但不可脱离用中医药为主的临床工作。西医学院的高等教育，应增加中医学时，以利参与中西医结合工作。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吸引西医学和其他非医学学科的科技工作者加入中西医结合研究队伍，促进学科交叉。
《评价》没有涉及系统论问题
1 刘颂豪院士：简单移植现代技术
刘颂豪院士的观点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整理提高、诊疗技术的规范化、中药剂型的改革以及教育、科研管理等等，必须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这是中医现代化的涵义。他认为中医现代化的标志是中医的理论、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这里的现代科学技术应该是指机械论的实验技术和可重复性原理等，而不是系统论。
2 陈可冀院士的评价见前面小节。
3 邓铁涛教授：保护中医为主，中医为体西医为用
邓铁涛教授的观点是：“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千万不能以西医的思维去改造中医，千万不要先入为主，不要认定凡与西医不符的就不科学。要虚心学习中医，要“求异存同”去进行中医药之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医”、批判中医。”
4 没有人说系统论的问题。

（三）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李致重的一组文章
1 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西医配合——致陈可冀先生的公开信
       http://www.ctmrc.com/cuiyueli/zhenxingzhongyi/zhongyizhanlue/zlyj27.html
陈可冀先生：您好！
今年本人出版的《中医复兴论》一书，可能没有来得及送给您。值您来香港浸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之际，赠一册，请指正！同时送上今年撰写的《中西医配合清议》与《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二文。另外也送上陈士奎先生“批判”本人的两篇文章，以供对照参考。您此次来香港，时间安排紧促，为了不耽误您的时间，也为了您对我所提的一些问题有充分、冷静的思考空间，谨以书面形式谈以下几点，容以后有机会时，再共同讨论。
第一，关于口号和求真务实。
关于“中西医结合”这方面的口号，这些年实在太多了。老口号、新口号、大口号、小口号连连不断。似乎推进中西医结合，就只有靠口号才行。比如，您在2004年10月14日《中国中医药报》的“团结合作，共存共建”一文，以及2004年10月20日在“南京国际中医药论坛暨第二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口号有：“着眼现在，把握未来，以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当今必须明确的战略需求”；“中西医结合没有终点，中医现代化永不谢幕，应当与时俱进地去不断完善和提高”；“继承、创新、和谐、融汇、发展中去葆有中医药学自己固有的千姿百态的风格和魅力”；“协同奋斗，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作贡献”；“多元创新，有新作为”；“互补才能双赢多赢”；“乘时代进步的轻舟，鼓励创新和自我超越，挑战未来”；“努力实践，提高疗效，造福人类”；“与传统中医药理论结合得更完美者，那更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的美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责难，多一些帮助，少一些帽子”；“中医药的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更是时不我待”；“希望中医药的足迹走遍全球，希望中医药学的桃李满天下”；“洗刷掉一切困顿、无奈、疑惑、猜忌，继承优秀传统，建设先进文化”；“实现中医现代化，促进中西医结合，为中医药学堂堂正正的进入世界主流医学领域，为建设富强的中国，充满激情地洒脱前进”；“发展中医药学，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建构';风景这边独好';的顶天立地的举措”；“永葆中华医药文化常青”；“创制新型复方，走向世界”；“现代创新模式”；“独到高招模式”；“并用互动模式”；“不封闭、不排他、和而不同，继承发展，共同为繁荣中华民族医药文化作贡献”……
以上这些，完全是口号，而且是2,500字的短文中，如此之多的口号！
本人并不完全反对口号，因为口号常常是上级行政领导号召大家应该努力去“做什么”的一种方式。然而，专业人员在科学问题上，没有制造口号的职责和必要。譬如“中西医结合”，它原本始于上级行政领导提出的一种号召或口号。而专家则应当在充分研究或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解决好“如何做”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不再是一天听不到口号，就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了。尤其在“尊重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当代，更应当知道科学自身的发展，首先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演进”。靠口号来推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中西医结合”上的混乱理解和各行其是，必须冷静反思；现在最紧迫的责任是，要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给“中西医结合”做出一个符合中医与西医科学原理的、准确而又规范的定义（或解释）来。只要学术界理解和接受这一定义或解释，接下去的“如何做”，相信自有所为。您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责任重大。与其用口号鼓动、宣传大家，说中西医结合“应该做”，说“风景这边独好”，倒不如对“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做出科学的定义来。当什么叫“中西医结合”的问题解决后，接下去的“如何做”，便会如影随形，不言自明的。
第二，关于“二”和“一”。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呢，还是人类医学体系只有西医一家？这个问题是研究“中西医结合”定义时的首要问题。近一百年来，人们多是把中医学当作一具尸体来解剖，企图用西医还原性研究方法从中获取西医可用之物。或者人为地认定中医是经验医学、经验疗法，否认其基础理论的科学原理及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10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声称：“不管是英、美、德、意，还是中、日、法、印，都只有一个主流医学”；“中医西化”是“必然的”、“十分正常的”；强调中医特色与优势，那就是“恐西症”，就是“复古寻旧”，就是“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所以，“还想成为主流医学，这样是行不通的”(吕维柏先生语)。这些观点，其实是中西医结合界的主流观点。按照这些观点，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可以不要了，“中西医并重”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也可以不要了。而且更为尴尬的是，按照这些观点，中西医结合的根，便被中西医结合界自己亲手挖掉了。既然世界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主流医学”都是西医一家，那么，用西医的还原性方法从经验的中医中将可用之物拿到西医里去，不就行了吗？如此可见，“结合”从“一”而开始，到归于“一”而告终。那么，被称之为的“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医学”，其存在的土壤和价值，究竟在何处呢？如果“结合”的最终结果是把中医的经验，“化”到西医体系之中了，中医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么，“中西医结合学会”2001年迎春联谊会上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是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又应该做何解释呢？
您也许知道，本人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已经20多年了。从1993年12月在中国《科技导报》发表“中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一文时起，本人的思考和研究就已经基本定型或接近成熟了。那时候，本人就曾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混乱，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接着于1995年发表了“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和“论中医学的定义”两篇文章。而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学”做的定义的同时，也研究了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正如本人在“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一文中所说：“至今我不愿意说本人对';中医';、';中西医结合';和西医';生物医学';所做的定义准确无误，而是热切地寄望于学术批评和科学检验。但是可以无愧地说，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从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研究这些定义的思路是正确的。”如果再经过历史与实践的检验，当这三个定义为学术界所理解和承认时，便无可争议地填补了我国医学辞书的几个空白。我一向说话谨慎，但“填补”二字，相信没有夸张。
当年仓颉造字，每一个字造出来时，必然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意思。后来在文化科学的发展与传播中，每一个新概念的出现，自然要首先以定义的形式对其内涵加以规定。因为科学研究就是理性思维，而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倘若一个概念出现之后，长期没有对其内涵加以规定，由此所进行的思维，只能用“混乱”二字来概括。“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提出来近50年了，其定义至今还在“探讨”(陈士奎先生语)之中。而且就连这种“探讨”，仍然有人认为：没有必要“问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沈自尹先生语)，没有必要“为怎样给中西医结合下定义”而争论不休（见《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9月24日）。提出这一观点的竟然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院士，我不知道他在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思维”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尤其令人难堪的是，在“中西医结合”没有定义的前提下，持这一观点的他，竟然是中西医结合的学科带头人和中西医结合的科学院院士多年了。科学历史会说话，到时候真不知道将如何交待！



第三，关于“配合”与“结合”。
在从科学的层面上，理清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之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关系，则是两种医学在技术、经验层面上的配合关系。把两种医学从科学层面上合二而一，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史的比较来看，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没有可能性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理，也解释了这一点。本人在2000年发表在中国《科技导报》上的“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一文，从中医和西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了论证。接着在“中西医配合清议”（台北《自然疗法》杂志2004年第2期）一文中，从亚里斯多德“形质论”原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陈士奎先生在“也谈中西医结合--兼驳李致重的几点谬误”一文中，对“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所做的“定义”，真可谓见笑遐方了。其一，他缺少学科分类和定义的一般常识。其二，他分明缺乏逻辑学常识，却要玩弄逻辑词汇，结果是愈描愈黑。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并没有从科学层面上，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认真深入的中西医比较。他眼中所看到的始终是结构实体的人，而没有信息（状态）实体的人；他所认可的始终是还原（分析）性研究方法，而无视系统（综合）性研究方法；他所承认的始终是以具体概念描述的西医的知识体系，而无视以类比概念所揭示的中医学知识体系。归根结底，他完全站在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方法、标准一边，没有顾及中西医两者在上述三方面的“范式”完全不同，所以无法理解中西医之间是“不可通约”、“不可翻译”的关系。
在科学学、软科学研究上，本人有一种体会：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今天，就必须首先知道它的昨天；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未来，更需要知道它的前天。否则，必然陷于肤浅或茫然。人们都知道《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的科学（理论）基础，但是，《黄帝内经》又是建立在哪些知识基础之上呢？不知《黄帝内经》之前的文、史、哲，则对《黄帝内经》所奠定的中医科学基础，注定理解不深。须知春秋-秦汉之际，是整个人类文化科学的第一次高峰时期，而决非文化或文明的原始起点。人类第一次文化高峰时期的深厚积淀，岂是“复古”、“落后”几个字可以了结的吗？倘若陈士奎先生不是把中医学作为西医观点下的尸体来解剖，他在《也谈中西医结合》一文中所提的“定义”，必定会自我收回的。
第四，交流与讨论。
我们都是长期搞学术工作的人，深知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性。不论中医或中西医结合，都需要我们以“和而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从“大字报”、“大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干扰学术讨论的做法，早已是历史的陈迹。用这种做法干扰学术讨论，必将走向历史的反面。
读过近来《中国中医药报》上的一组文章后，有人建议我写一些反驳的文章。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其中的不少文章，既没有阐明自己，也没有说服别人。而且，恰恰自我暴露了在“中西医结合”认识上的科学（理论）贫困。本人从那一组文章中得到的感受是，“中西医结合”在科学理论上的危机（或危险），比中医当今的处境更为严重。中医的问题是，其理论的科学性被“近代科学主义”所尘封，所蒙蔽。而“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是，它经不起稍微深入一点的科学推敲，至今众说纷纭，而又抓不住科学的支点。
早在30年前，赵锡武先生(也是我们的老师)就讲过一句深具哲理的话：“中西医要结合，首先要分清”。他所讲的“分清”，就是要搞清楚什么叫中医，什么叫西医。所以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本人选择了中西医比较研究的动力。这几年，本人在浸会大学讲过内经、伤寒、金匮、温病、内科五门中医主干课程，又在系统研究中、西医发展史的同时，系统地复习了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理论。所以在浸会大学新开了“中西医比较”一课。全课程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共14个专题。我以为，这门课程对理清中、西医的历史与特点，是十分有益的。其实，这门课程也正是研究中西医结合或配合时，所必须的。为了人类医学的共同事业，为了中、西医的繁荣发展，如您认为可以在《中西医结合杂志》上连载，请告知，我可以定期提供讲稿。
此祝
冬祺！
  
李致重谨此
2004年12月12于香港



2 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佩云的一封信
消亡的边沿，突破的前夜
http://chensilu.go1.wy8.net/wenzhang/xiaowangdebianyan.htm
彭佩云副委员长：您好！
遵您所示，寄上近作《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科学学检讨》一文，请一阅。去年九月及今年二月曾寄您《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西化——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两文。这一篇应该是为中医临床疗效问题的“诊脉、处方”，也可称之为以上两文的姊妹篇。
　　另外附上《当代中医的自医》、《不尽言谢》、《邓序》三文。前一篇是本人即将出版的《中医复兴论》一书的“前言”，概要谈了当代中医学术衰落的主要表现与原因。第二篇是《中医复兴论》的“后记”，记述了与本书有关的话谢和本人的心路历程。最后一篇是邓铁涛老先生特为本书写的序文。
　　我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执教已经两年半时间了，还要接着再做下去。两年前我在国内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这算是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吧。虽然没有走出国门，毕竟可以说是“出家人”了——丢下了往日的羁绊，争取到一点读书、思考的机会。不过对于中医这一不断衰落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我的心永远不会“出家”的。
　　正像当年毛泽东所讲的：中国对世界能做出贡献的，也就是中医了。可惜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被高唱“现代化”畅想曲的愚蠢的现代中国人丢得差不多了。尽管为中医建的高楼还在，书和人都在，琳琅满目的中药也正冲斥着市场，然而中医学术，尤其是原汁原味的中医基础理论几乎被丢光、或者成为口头上的摆设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这“根本”就是中医基础理论。根本不固的“繁荣”，如果不是裱装出来的张贴画，也一定是表面性、皮毛性的，或者丧魂落魄的躯壳。
　　造成中医学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现在看来至少有１０个方面。
　　第一是民族虚无主义。一百多年来，国人在异族的坚船利炮之下骨气锐减。对自己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或者数典忘祖，或者一批再批。自己越是变得好象无根的浮萍，便越有勇气把历史辉煌诬为“落后”、“封建”。在对待中医学的问题上，至少是这样。
　　第二是“近代科学主义”。以近代物理学、化学、数学为基础的还原（分析）性科学，代表着近代科学的潮流。以近代还原性科学的观念、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科学的唯一信条和至上标准，即近代科学主义。而以现代医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来评判中医、来研究中医，则是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医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所以，“中医西医化”一直是一百年来带在中医脖子上的枷锁。它与“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相比，只不过“西化”中医的不同版本而已。表现在中医学术问题上的这种思潮，便将“中医按照自身科学规律向前发展”的正常道路，长期被视之为“不可行”、“不科学”的落后做法。
　　第三是方法论的扭曲和贫困。一方面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潮里，中国古典哲学以及中医赖以建构的阴阳五行学说，统统被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当代系统科学方法的出现，虽然使一些有识之士从中看到了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现代科学意义和价值，遗憾的是这一认识并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普遍醒悟。这样以来，便形成了近代中医学术发展中“方法论扭曲和贫困”的特殊现象。直到现在，中医界竟然没有给“中医药学”这一标志学科特性的总概念，界定出一个达到共识的现代定义来，就是这一“扭曲和贫困”的真实写照。１９９５年本人曾经从学科的角度给“中医药学”下过一个定义，至于正确与否，尚有求于学术界批评指正。然而在“中医药学”这一学科总概念的定义上，符合科学和逻辑原则的第二个说法，至今仍然没有见到过。方法和方法论是各门科学发展的“强大发条”，方法论的扭曲与贫困，中医便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自我发展的“真正活力”。
　　第四是具体做法与大政方针相悖。“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不断总结中医工作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国家为了保证中医的健康发展，逐步做出了一系列的明确规定。国家《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条款，卫生事业上“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都是在承认两个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的前提下，发展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大政方针。但是在民族虚无主义、近代科学主义、方法论扭曲和贫困的一百年里，中医学术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医工作，一直处于“西化”和反对西化的两难困惑之中。如果不去发扬学术民主，不在广泛、深入的学术争鸣中群策群力地努力寻求中医发展的出路，而是由少数管理者包办，或者为“维持权位”而在“西化”和反对西化的矛盾中忙于“维持平衡”，那就使中医工作不可避免地陷于与国家大政方针相悖的局面。显而易见的是：既然《宪法》认为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那么中医学术的发展为什么要以西医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为标准呢？中医的管理是完整、准确地贯彻、落实国家为中医工作制定的大政方针呢，还是继续沿袭过去的习惯做法泥？这种相悖的状况，突出地表现在中医教育、科研、临床、管理等具体工作上。
　　第五是“亦西亦中”的中医教育。中医教育首先忽视了“中医学知识结构体系”这一根本性的前提，所以在“课程设置”这一核心问题上，便失去了决定性的科学依据，长期陷于难以自拔的盲目状态。中医学院里中医课程与西医课程的比例，大体是7：3—6：4。而1／3左右的西医课程，主要是西医基础医学的内容，这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来说，将作何解释呢？中医临床医学是建立在西医基础医学之上的吗？
　　第六是“西体中用”的中医科研。“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相对，是２０世纪早期一些人在中国和西方文化关系上的一种观点，即主张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其吸收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作补充。４０多年的中医科研工作，一直困守着“西体中用”的研究方向，以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这种研究的立足点是：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之“体”而只承认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这显然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以怀疑或不承认中医之“体”的观点来研究中医，这就注定了它的最好结果，只能是从中医学里为西医捡回去一些支离破碎的可“用”之物。这对处于“中西医并重”前提下的中医学的主体性发展来说，丝毫没有可取之处。
　　第七是“日趋西化”的中医临床。“亦西亦中”的教育很难培养出熟谙辨证论治的中医人才，“西体中用”的科研路线不可能为辨证论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医临床治疗也就必然由以往的辨证论治，朝着早期依靠经验而不是理论的临床方向大踏步地倒退。这种状况不改变，临床中日趋西化的问题将无法逆转。
　　第八是“以西代中”的管理。中医事业的管理必须以中医管理科学为基础，而中医管理科学则必须以中医的科学原理为根据。国人呼吁多年的国家“中医法”，是保证中医健康发展的大法，然而至今未能出台。一方面可能因为中医对自身科学原理的表述还未达到足以令“多数人理解”的程度；另一方面则因为社会上“近代科学主义”的思潮仍然十分顽固。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管理上的“以西代中”，似乎就是无可奈何、难以避免的了。对于中医临床医疗事故的评判，至今仍然以评判西医的法规为依据。这一长期不变的事实，已足以说明在中医管理上“以西代中”的普遍性和顽固性。
　　第九是固步自封的行政保护。上述八个方面错综复杂的情况，是当今社会上任何一个学科或者事业发展中极少见到的。所以，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承认中医管理的困难性和特殊性。然而，中医界多年来也流行着两个颓废的说法：即“成绩是主要的”，“不要争论”。前者是文过饰非，安于现状的口头禅；后者则是错用了处理具体社会问题的特定说法，来限制学术民主，取代“百家争鸣”的做法。这种固步自封、安于现状，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也小心谨慎、不敢放手的状况，在中医界上下各部门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状况可能出于中医行政工作者的一种自我保护心理，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里中医工作上不应有的颓废现象。
　　第十是草菅人命的拜金狂潮。十多年来，中医、中药方面的拜金狂潮愈演愈烈。在中药方面，从“保健食品热”、“保健药品热”到整个中药新药的研究开发，伪劣假冒产品冲斥着整个市场。中国自古以来认为：“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当着人们有病而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掌握医药的人却乘人危难而牟取不义的经济利益，这是连伦理也不能容忍的草菅人命、谋财害命的双重犯罪行为。孟子曾有明训，“上下皆征利，其国危矣”。由此对中医造成的损害，对社会道德、公正文明方面所造成的连索反应，切切不可等闲视之。中药的伪劣假冒问题，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原料、配方、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等不合格；其二是“科技伪劣假冒”品，即在研究思路、选题立项、成果鉴定、新药评审等环节上严重背离中医药科学原则，以科学名义推向社会的伪科学产品。所以，防止伪劣假冒医药产品，首先要从肃清伪科学入手。
　　直到今天，全国在“中药”和“西药”这两个最基本的科学概念上，对其定义仍然没有形成共识（本人曾于１９９８年在《关于“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的若干意见与建议》一文中对“中药”与“西药”的界定做过详细论述）。而大减大叫十多年的“中药现代化”，其实就是“中药西药化”。所谓的“中药西药化”，也只不过是从化学结构十分复杂的中药里提取西医认为的一、二种有效成份，由此从中药里被丢掉的却是西医、西药理论所不能理解的绝大多数。如此执着地“化”下去，到底被西医所理解的有效成份能够“化”出多少来，这里姑且不说；自成体系的中药理论，从此则被“化为乌有”了。那时候，中医面前没有中药可用，它还会生存下去吗？如此荒唐的“中药现代化”，令人生畏，令人可悲！由此说来，中医药学术上最使人担心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当今“官僚加无知”所造成的。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称之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医学，即将毁于这种“官僚加无知”！
　　我所以孜孜不倦地为中医而鼓呼，是因为：其一，中医是中国科学史上真正成熟、完善，独具特色的一门科学体系，这一点已为长期历史和实践所证明。其二，西医学在其反思中，正在呼唤着传统医学的互补，而中医是世界传统医学中最成功的一家。其三，中医走向世界的时候，中医药就将成为中国独有的、可持续发展的、在中国经济上举足轻重的知识经济产业体系。其四，中医的复兴是推进中华民族在文化、科学、经济、社会以至民族精神等全面复兴的突破口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重要方面。
　　彭副委员长，上面向您谈了这许多困难和问题，其核心意思在于：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动力。用我几年前的一句话讲：“中医正处在即将消亡的边缘，也处在新的突破的前夜”，这是指中医现在的状况而言的。它同时在说明，中医目前所面临的优势不容忽视，如果抓住机遇，中医完全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突破，走向复兴。现在，实现我国中医复兴的优势是：其一，国家的《宪法》和新时期“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已经为中医的复兴确定了方向。其二，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防病治病，需要中医药。其三，历经数十年的困惑之后，中医队伍中越来越多的人充分认识到中医学术的特色与特长，认识到中医学术在中医事业发展上的决定性作用。其四，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利于冲破“官僚加无知”的束缚，通过更新体制、解放科学，中医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生。
　　彭副委员长，请原谅我一拿起笔就给您写下这许多！前面已经向您说过，我是“出家人”了，对于个人的名利，我一无所求。您很关心中医的复兴和发展，因此衷心地希望你们老一辈革命家能够参与到拯救中医的伟大工程中来，为人类的健康而造福！只要中医能够复兴，我们个人也就于心无愧、无憾了！
专此，恭祝
夏祺！
作者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６日于香港浸会大学

3 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
http://www.ctmrc.com/cuiyueli/zhenxingzhongyi/zhongyizhanlue/zlyj10.html
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和西医药学（即现代医学，以下简称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在这两种体系里，各自都包括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临床诊疗技术三方面内容。因为各自的基础医学所揭示的关于生命与疾病的观念、原理，是两种医学的核心，所以本文讲的中、西医，主要指两者的基础医学而言。
“通约”一词的原形，出自数学中分数加减运算时的“通分”与“约分”。即用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两个分数实现“通分”，然后加以计算；接着用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繁分数进行“约分”，使其化简。近年来，学术界常引申其意，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便说“两者可以通约”。当然，如果拿分数与平方根在一起相加，这两种属性不同的数学命题因为相互不可通约，这样的命题便不能成立。本文旨在说明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因此我们将着重于两者基础医学范畴之内, 来进行讨论。
一、从科学多元的基本理念谈起
１．关于“科学”的含义及科学态度　　
“科学”一词的本意即“知识”。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科学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均称之为“科学”。
世界上只有人类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科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２．关于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　
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决定于两个基本前提。首先是支配万事万物形成、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其次是在共同规律支配下各个事物自身的具体规律。对此，《易经•系辞上第十二》的说法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形上与形下，就成为两类走向不同的研究路线和知识体系。于是，人们所获取的科学知识，便逐步地划分成形上科学和形下科学两大类。前者关注于万事万物相互间的变化、和谐、联系及其支配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并以此来认识具体事物；后者关注于具体事物以及内部的结构与功能。
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也称“后物理学”），即超乎物性形体之上的学问。它与中国古代的《易经》以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们所研究的“道”、“德”、“气”，都属于“形而上”的学问——超乎物性形体之上，是万事万物存在与运动规律的高度总结。现今所说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性科学（或综合性科学），多系形上类；而自然科学中的还原性科学（或分析性科学），多系形下类。
３．关于系统性科学与还原性科学　　
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也由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人们所能看到的客观实有，常常不是事物的全部——或物质的“运动”，或运动着的“物质”。因此人们的研究工作往往着手于某一类事物的某一个侧面。物质的“运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事物在时间意义上的异时连续的运动方式，即信息、状态、现象及其它们的变化。社会、历史、人文如此，自然科学中的天文、气象、物候、生态、生物进化、心理等也皆如此。都是以运动着的信息、状态、现象为研究对象，而逐步获取该领域所特有的科学知识。运动着的“物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具体事物在空间意义上的物质形态。人们通过研究组成这一特殊形态的结构及其功能，即逐步达到了认识和把握它的目标。在近代，人们常把前者视为系统性科学（综合性科学）研究的对象，把后者视为还原性科学（分析性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以此成为近代人们对科学在总体上的分类。
４．关于“人”的定义　
中国古代有浓厚的“人本”观念，认为“人是天地万物之灵”。 其实，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都彰显着万物的投影。在西方，由亚里斯多德提出、后经圣托玛斯•阿奎那认定的关于“人”的定义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有三个内涵：“理性”、“动”、“物”。除“理性”为人所独有外，其中的“动”，也是任何“物”无与伦比的。因为人是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自立体”—;他与周围事物广泛联系，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从和谐出发，在与周围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中趋于和谐，以保持自身的动态平衡和稳定。中医学理论的奠基巨著《黄帝内经》上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以“神明”为其“君主”，而“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这个观念与西方先哲的看法一致，更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不谋而合—：“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用当代系统科学的表达方式讲，这个有“理性”的“形上”的“动”着的“物”，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
５．关于“近代科学主义”　
18世紀以来，还原性科学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对“科学”也产生了一种“潮流性误解”。 这种误解是还原性科学固有的错误所造成的，同时也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相关。在当代许多人的头脑中, 往往只有还原性科学的价值标准，并且, “科学”二字甚至被视为还原性科学专用名词。因此在当代，人们常常越俎代庖，做出过许多用还原性科学来代替、解释、改造、非议形上科学、综合科学成果与价值的蠢事。这便是当代从事科学学研究的学者，一再警示人们的“近代科学主义”。尽管如此，“近代科学主义”仍然占据着潮流，并引导着当今的“技术疯狂时代”。面对人类“回归自然”的觉醒，在我们讨论中、西两种医学关系时，这的的确确是值得我们冷静反思、真诚面对的又一个大问题。
６．关于“学科”的要素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具备三个根本要素，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研究对象是该学科的根本出发点，也代表了该学科的本质属性。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对象的方式与方法的学问，它是科学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为科学总是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而发展的。人们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特定的研究对象，便逐步形成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并借助语词以概念、范畴的形式加以表述。当用来进行理论思维的概念、范畴积累起来，形成认识或解释对象的理论体系之后，便标志着这一门科学走向了成熟。为此，下面将围绕这三个要素，对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做一些简要的讨论。
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可通约性
广义的生命科学是天地万物的生生化化之学，而狭义的生命科学则是习惯上仅限于生物范畴的生存、变化之学。而医学是生命科学中一个有限的组成部分，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人的健康、长寿，其主要任务在于防病、治病。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医学服务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相混淆。因此，摆在中、西医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要回答医学家面对的“人”究竟是什么。按照“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的理念，从研究对象而言，医学家面对的人，至少有以下七种属性：自然属性的人，社会属性的人，精神、情志（心理）属性的人，活的整体状态的人，组织、器官属性的人，细胞属性的人和生物分子属性的人。中医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以活的整体状态的人为中心而扩展的。所谓活的整体状态，包括生理的和病理的两个方面。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获取的，自然流露于外的机体反应状态，即中医学中的“证候”。而生理性的状态，也是医者为探求疾病而对正常的人进行观察所见的表现，《黄帝内经》所称的处于生理情况下的象、态、候等，其实也是证候。故《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候之所使，道之所生”。意思是说，中医学是以证候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证候的显现，与以下四个方面直接关联。其一，社会的安定与战乱，文明与落后；人在其中的贫贱富贵、饥饱劳逸、荣辱炎凉等等，都会塑成肉体和精神的个体特性而表现在证候上。其二，自然的环境气候，土地方宜，春夏秋冬，阴阳晦明以及风、寒、暑、湿、燥、火等等，都会以每个人的体质特点为转归，在证候上显现出来。其三，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思想观念、道德情操以及性格、爱好等，既造就了每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左右着每个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个体特点其及太过、不及情况下的证候表现。其四，一个人肉体的先天禀赋，后天长养，素体的盛衰强弱、既往疾病以及男女老幼等，既决定了本人对某一方面疾病的易感性，也决定了他在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影响下, 发病以后的病机转归和证候表现的个体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证候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中医学从防病治病的目的出发，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和机体的反应这四方面，以证候为联结点，使之融合为一体。
其二，“证候”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具有鲜明的形上学特点。换言之，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活的整体状态的人，就是形上的人。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证候的形上的特点，也就无所质疑了。
其三，中医通过证候，实现了人的形上属性的具体化和个体化。就是说，中医的证候，把每一个人生存过程中的形上性个体特点，都以各种不同的脉、舌、色、证表达了出来。
其四，证候来源于病人的主动提供和医者望闻问切的全面诊察。在科学领域中，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象中医诊断那样，即由被研究者（病人）主动参与于研究之中的先例。况且，中医的诊断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身为“万物之灵”的两方面“理性”活动的高度配合。这就增进了证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上述四个特点，奠定了中医的本质属性，也是中、西医相互间的基本区別。
我们知道，就西医的生物医学而言，它一开始见到的人，也首先是人的整个机体。但西医的视线随之即往下走--从组织、器官水平到细胞水平，又从细胞水平到分子水平，力求在最微细的水平上研究机体的结构与功能。不難看出，西医生物医学最关注的具体研究对象，显然是形下属性的人。即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这与证候的人自然是不可通约的。
需要说明的是，西医也讲症状与体征。但是，西医只把症状视为“诊断疾病的嚮导”，并没有作为抓住不放的研究对象来对待。至于体征，西医也只把它视为内在的组织、器官病变在体外的特异性反应，并没有在人的形上联系上找原因，因此也不具有中医证候的特点。需要强調的是，当代西医也讲“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性医学模式。但是，心理和社会领域有显而易见的形上特性，而西医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具有鲜明的形下特点。所以西医的生物、心理、社会三种医学，必然是不相融合的三个医学分支的关系。毋庸置疑，只要哲学与化学不能合二而一，那么，西医学之中的心理、社会医学，将必然与其生物医学之间, 保持着今天这种多元并存的关系，而不可能相互通约，结合为一。



三、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譬如冶炼而成钢、掏沙以取金。是铁矿石与含金的沙，选择了“冶炼”和“淘沙”的方法，不可取代或互换。所以，人们不可能因为还原性方法或技术的发达，把它任意“拿来”解决逻辑学和哲学的难题；更不会用化学方法合成七情，用解剖方法打开精神。
第一，由于中医研究对象的形上学特点，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中医的学习与研究者，首先要知道形上学。 形上学其实并不神秘。一般来说，形上学是“论有之学”。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形上学是“论万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学”。所谓万有，就是人们感知到的（包括暂时还没有感知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我国古代讲的天、地、万物，佛陀讲的色、受、想、行、识，现代哲学定义中所指的自然、社会、思维，其实指的都是至大至多，甚至令人难以想象、难以全部把握的万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首先必须承认万有的“有”（即存在）。不要因人为的私欲偏情、卑微无知、狭隘武断、自立门户，只承认其中一些“有”而否定其它的“有”。当普遍确立了万有的观念之后，人们共同来研究万有的特性，就容易趋于一致, 而减少门户之见或左道旁门之谬了。正是因为形上学是关于万有之有及其特性的学问，因此形上学是一切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基础。中国古代的道、德、气、理是形上学；毫无割裂地把自然、社会、思维看作万有而总结出来的哲学，当然也是真正的形上学。尽管在形上学上，至今仍有许多不同的学派，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要承认“万有”，承认有共同规律支配着万有，并不断朝着真理的方向努力探求，学会用形上学的思维方法来解决实践问题，这就可以称得上掌握形上学的真谛了。 “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彰显着万物的投影。”所以，中医在学习和研究中，必须熟悉形上学的基本原理。这并非要求每一位中医工作者都必须是形上学家，但起码要把握其基本概念、原理和思想。如此，我们在中医的研究上便获得了主动。
第二，中医研究的证候（状态），与当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中所讲的信息、涵义相同。所以系统性方法将为中医的当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系统性方法是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方法，已为世人所熟知。在系统方法里，信息被看作研究或被调控的对象；控制则作为对信息进行存储、处理、调控的方式；系统论是对整个系统性方法原理的揭示。在中医里，证候是活着的人表现出来的不断运动、变化的信息；各种治疗则是依据证候，察明病机，对疾病施行控制的手段。中医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内核。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中医面对的人则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 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因此，认真掌握系统论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对于学习、研究和推动中医的发展，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还原论与系统论，综合与分析，本来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所面对的不同的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也是不能随意置换的。比如，以水来说。用物理学方法看到的水，是无色、无味、无臭、透明的，在摄氏零度时凝固为冰、一百度时变为气态，四度时比重最大、体积最小。而用化学方法看到的水，则是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构成的。假设置换研究方法，用物理学的眼光，如何能发现或理解日常所见的水，必然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构而成的呢？
数十年来，我们往往从近代科学主义的偏见出发，怀疑或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地位；无视形上学和系统性方法。我们常常主观地把中医、中药当作被研究的对象，用西医生物医学研究中习用的还原性方法，进行“研究”。虽代价沉重，但“成果”寥寥。根本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两种医学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四、两种医学基础理论的不可通约性 中医与西医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同，所以两者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用语词形式所概括的概念、范畴体系自然也就不同。
比如中医的脏象学说。中医在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证候）的过程中，首先把人视为证候的人、信息的人，视为一个由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状态构成的整体系统。然后在形上学观念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包含系统方法内核的阴阳五行学说，以综合-演绎的逻辑原则，把整体系统再分为若干功能不同、相互联系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以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胃、胆、膀胱、三焦，精、血、津液、气等名称命名。对于各子系统的职能，中医多以不同的“官”或“主”来界定。表面上，各子系统有粗浅解剖的影子，但事实上，它是信息系统模型，是某一方面职能主管者的代名词。故中医称之为“藏象”，而非西医所指的“脏器”。恽铁樵在他的《群经见智录》中说，中医的五脏是“四时之五脏，而非血肉之五脏。”联系到系统理论，更准确的讲,以五脏为中心的各子系统，是天、地、人相统一的五脏。
再如中医的病因病机。在中医看来，疾病的发生，一方面归结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归结于内在的精神情志和整个机体的原因。在上述原因共同作用下，导致正常的机体反应状态发生紊乱，因而形成疾病。在疾病过程中，中医把具有“善行而数变”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风”；把具有“润下”、“沉滞”、“留连难除”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湿”。如此等等。这些病因是基于病理状态而演绎的信息性病因模型，不同于西医的“致病因子”，也不同于自然界直观的风或湿。人体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使脏腑、经络，精、气、血、津液出现疾病状态，分析产生这种状态而认识的内在本质，即称病机。它同样是一种信息性病机模型。不是来源于按照逻辑实证论而设计的实验室指标，也不是分析性研究下的病理解剖。这种信息性病机模型，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因为它是人们认知活动的结果, 所以离开了医者和病者的共融现场，就变得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营卫失和”、“枢机不利”、“心肾阳虚”、“肝阳上亢”、“脾虚湿停”、“寒滞经脉”……均是如此。它来源于人们对客观实在的理性概括--具体的病理状态在理性思维的作用下，经过抽象而形成的更高一级的理性具体。应该说，它也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的形上病理学。
又如治则与方药。中医的“论治”，即根据辨证所得的病因病机，对疾病进行审因审机而采取的负反馈调节过程。“调和营卫”、“通利枢机”、“温补心肾”、“平肝潜阳”、“健脾燥湿”、“温经散寒”……皆是针对病机，从相反方向制定的治则。用控制论的语言来表述，即负反馈调节的决策。用于治疗的方法或药物，是落实治疗决策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不难看出，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在医生与病人之间，没有物质、能量的交换，完全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至于口服的中药--“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所信守的准则，不是药物中的所谓有效化学成份, 仍然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原理。
讲到这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特点，我们不妨作一种比喻。脏腑经络相当于一个国家的中央各职能部门，因为它担负着全国家某一个方面的管理职能；证候则相当于某一个，或某一些职能部门工作出现失职或紊乱时的病理表现；病机则相当于导致这些部门出现病理表现的本质原因；治疗（包括治疗原则和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则是从整体出发，对有关职能部门进行相应调控的战略性原则和措施。那么，中医大夫呢? 他便是总理, 每一位病人的总理。所谓“医者意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说的便是一个中医大夫要善于理性思维，要具有良相之才。果能如此，则他眼中有全局，紧紧地盯着境内、境外；心中有整体，明了他所管辖的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状态；胸中有明镜，善于透过现象正确判断各部门的寒、热、虚、实；手中有良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全是他用于“宏观调控”的有效决策。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机制理顺了，功能健全了，用不着总理去参与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原料供给、成品生产、废料处理等生产力方面的具体问题，也用不着担心钢铁够不够用, 粮食够不够吃, 照样可以实现财源不断, 国泰民安的总目标！这就是中医--形而上医学的防病治病的基本理路。对于处在世界主流医学地位的西医来说，两者在基础医学上的不可通约性，不已昭然若揭了吗！
五、结束语
人类的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在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的热潮中，近代科学主义盛行，逻辑实证论、机械唯物论充斥人们的头脑，“技术疯狂”正成为一种时代的特点，引导着当代潮流。在这样的潮流中，人们甚至忘记了自己天性的局限和卑微，随之滋生和蔓延的是人的狂妄与骄傲。因此，形上学遇到空前的冷落，科学多元性遇到挑战。在医学界内，连人自己是什么几乎也成了大问题，“人是各种物质元素构成的一架机器”, 依然是许多医家奉守的信条。这个时期，人们正以自己执着的努力，实践着“黑瞎子掰棒子”的滑稽--似乎一类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在“现代化”的渲闹中，以丢掉与己相异的另一类科学为代价。当此之时，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能不艰难吗！
无论如何，人类文化、科学是多元的。多元共存，才有五彩缤纷的文化、科学殿堂。好在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的可喜曙光。世界需要中医，中医要走向世界，这或许正是中华民族的科学瑰宝，需要重新振兴的原因和机遇所在！
本文讨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只是希望在“近代科学主义”冲击下，处于“百年困惑”之中的中医，尽快抓住机遇, 找准自己的科学位置。如果把形上和形下两种医学，比作太极的两仪，那么，与其执于一而偏安，不如合而二以满全。“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人类医学，需要中、西医共存。
欢迎知我者罪我，谨此拋砖而引玉。
中国中医药学会 李致重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于香港浸会大学

4 从近代科学主义到伪科学
——兼谈“西化”中医和“结合医学”问题
http://www.ctmrc.com/cuiyueli/zhenxingzhongyi/zhongyizhanlue/zlyj28.html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一直处于“在冲击下困惑，在困惑中衰落”的状况。近50年来，尽管国家为了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并在《宪法》总则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基础上，制定了“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但是，中医问题上近代科学主义的严重倾向和伪科学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在国家高扬“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一、“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及其分类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科学迷信或技术疯狂时代。这个说法在其它领域里的表现如何，本人不便评说。然而，坚持“人是机器”的机械唯物主义立场，把在非生命领域取得成功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生命(包括医学)领域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当然是十分片面的。这种立场、观念和做法，尤其值得中医高度注意，切莫误入歧途。为此有必要对“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及其分类问题，做一些简要的澄清。
1．“科学”的出发点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头便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这里所谓的求知，即人对客观世界背后的真理的追求。所以笼统地说，客观世界就是人们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客观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用当代哲学里的习惯表述，叫做各种千变万化的“事物”。有的哲学著作里，称之为“物质”。用列宁的意思来说，这些千变万化的事物，是人们的感官（包括通过仪器延长了的感官）所能感知的，又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这些客观实在的事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称之为“万有”（或“存有”）；在老子那里称之为“万物”。所谓“万有”，即“一切有”、“一切存在”、“一切物”的意思。如果按照佛陀释迦牟尼的说法，那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或者由眼、耳、鼻、舌、身、意，所感知到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人们透过感性的色、声、香、味、触、法，达到对隐藏于其背后的本质属性的理性认识，这就是科学研究的意义。而从“万有”、“万物”、“五蕴”中，真实、全面、完整地把握自己所研究的具体对象，则是科学研究的具体出发点 。尽管人的感官有眼、耳、鼻、舌、身、意，然而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喜爱视觉尤胜于其它”，所以对研究对象认识上的片面性或者误差，便成为科学研究的首要难题。为保证科学研究出发点的客观实在性，亚氏在其《形而上学》一书中，重点讨论了这一问题。其中的许多论述，经13世纪的托玛斯.阿奎那的阐发、补充，进一步趋于完善。故台湾的学者常将他们的学说，统称之为“形上学”。比如，“形上学”首先讨论了万有的单一性。接着讨论了“第一原理”，即“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紧接着又讨论了“有之真”（“名实相符之谓真理”）、“有之善”（“一切物之所欲者”之谓善）、“有之美”（悦目、自然者即为美）。然后确立并重点论述了“因果律”等等。这些讨论，是人们从事科学研究之前，必须率先对人的理性思维加以规范的逻辑条例。有了这些基础，才可能保证在真实、全面、完整的客观实在的前提下，健全地发挥人的理性思维的特长，以达到对客观实在背后的本质属性正确的认识或把握。
当代哲学里，就其表述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言，本人以为，用“事物”这一概念比用“物质”这一概念为好。其一，“事”是“物”的运动方式及其过程；“物”是“事”之所以是“事”的基础。“事”表现在人的感观里的，是状态（信息、现象）。作为中医研究对象的证候，自然界的气候、物候，皆属之。用哲学的话讲，“事”是客观实在运动、变化状态的时间轨迹。而“物”表现在人的感观里的，首先是其结构与功能。这常常是物理学方法、化学方法研究对象。同样用哲学的话讲，“物”是客观实在结构、功能意义上的空间特征。其二，当代哲学里的“物质”世界之说，用“形上学”里的“形质论”来看，它着重强调了组成某一事物的“原质”（或材料）的结构特征。这便一定程度地忽略了该事物作为本来存在的“原形”时，它的固有特征。以中、西医对比而言：西医着重研究了组成人的“原质”及其“原质”的结构与功能；中医则着重研究了人的“原形”，即作为真正的“人”的意义上的、活的整体层次上的存在及其特征。从“事物”与“物质”的对比中强调上述这两点，在近代物理学、化学占据科学主流地位的当代，尤其具有扶偏救弊的意义。而用“事物”一词表述“万有”、“万物”、“五蕴”的客观实在性，不仅比“物质”一词准确、合理，而且也是历史的、应有的哲学统一 。
基于上述，具体而言：科学的出发点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运动的时间轨迹和（或）空间特征。而每一个学科，仅仅是研究了万事万物中某一个方面的时间轨迹或空间特征而已。这样讲，既有利于理解本学科自己，更有利于理解自己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中、西医的关系，这一点尤其不可忽视。
2．“科学”的含义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所以，源于西方的“知识就是力量”之说，其实是对“科学”价值的最普遍的表述。今天如果换一个提法，那么“知识就是力量”，也可以称之为“科学就是力量”。当然，人们认识客观实在的理性知识，也包括技术（技艺）和经验。因此严格地讲，真正揭示客观实在的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才能称之为科学。所以台湾学者苗力田先生在翻译《形而上学》一书时特别强调：科学是目的的，技术是手段的。也就是说，科学是以为认识事物的真理为目的的理性求索；而技术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它只是科学前提下的功利性运用的手段。
与亚里士多德同一时期，在中国的《礼记.大学》里，科学称之为“格物致知”。其原话是：“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朱熹对致知的含义及过程注解得极好，他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可见，“格物致知”所获得的“欲其所知”，与亚氏的知识原本一样。进而言之，既然求知是人的天性，那么科学原本没有任何迷信和神秘可言，它只不过“物格而后知至”的不断认识的过程而已。在清代后期的外来文献翻译中，西方文献中的“科学”一词常被译为“格物致知”。在东方，首先把中文的“科学”二字用在外来文献翻译中的，其实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面临着不断涌进的门类繁多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日本人取“分科之学”的意思，在日文的片假名里，发明了“科学”一词。这的确是日本人在灵活理解中文原意的基础上，颇有智慧的翻译。
第一位将“科学”二字直接用在中国的，当推严复先生。他在翻译《物种起源》一书时，将过去用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为“科学”。从此，“科学”一词便成为源于中国的文字，渗透着日本人的智慧，重新回到了中国，却颇具西方现代意味的词汇了。如果再把“科学”与“知识”并列起来看，则“科学”二字就变得既朴实无华而又绝无神秘色彩了 。严复对科学和技术的解释说：“学者，考自然之则，定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则，求可成之功。故学主知，术主行”。这一说法，与亚氏的观点是完全相通的。
基于上述，本人这里用今天的语言给科学做一个现代的定义：分门别类地研究各种不同事物所获取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则称之为科学。具体而言，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自身所面对的特定的客观实在为其研究对象；也都有自身特定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用特定的方法研究特定的对象所形成的系统化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一系统化的概念(范畴)体系，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在指导实践中有可重复性；并达到了表述的单一性。这就是成熟的科学的基本标志。同时尚须强调，科学不仅不神秘，而且不同学科之间，原本不存在排它性。任何一个科学的发展既是历史性的，更是传统性的，即内在于自身传统的历史性演进，绝非其它学科所能代替。
3．“科学”的分类
科学既然是“分科之学”，所以它的门类，成百上千。这里所谈的分类，只是从宏观角度的大体划分。
第一，从研究对象分类。
在科学上，最早、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分类，当推中国的《易经》。《易经.系辞第十二》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指的自然生成的客观实在，可以理解为天造之万物；这里的“器”，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观实在，可以理解为人造之万物。春秋秦汉之际，人们加工制造“器”的能力虽然十分有限，但是人们从“形”入手，认识天造之物的能力却卓有成效。面对自然生成的万事万物，中国先哲们的认识路向是“下学而上达”，即向上攀爬的认识论特点。具体而言，这种向上攀爬的认识路向是：以“形”为研究对象；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究天人之际”、“类万物之情”；按照天人相应的原则和“下学而上达”的认识路线；最后追寻到万事万物生成、发展、变化的总原理、总规律上，即“道”。回过头来，再以此“总原理、总规律”，认识“形”是如何来的、如何变的、向何处去的运动变化规律。这先“上”再“回”的认识路向，同样是中医学形成、发展、完善的思维路向。 而制造“器”，则要向下寻找。先认识和把握制造器的“质”，亦即材料，再学会获取“质”和制造“器”方法，才可能按照人的意志，制造出理想中的“器”来。 由此可以说，人类既要认识和调控天造之“形”，又要研究和制造人造之“器”。于是，从研究天造之物和人造之物出发，便形成形上与形下两类不同的知识体系。亦即两种科学分类。
在西方，最早对科学进行分类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他采用的，同样是“下学而上达”的路向：先从“物理学”入手，经过“生理”、“心理”（灵魂），一直到达“天理”的认识。亚氏所说的“物理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范畴。而相对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亚氏时代则将其称之为“后物理学”。由于“后物理学”写于“物理学”之后，其内容又是对“物理学”总原理、总规律的概括，故称为“后”。 “后物理学”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第一哲学》，其实在于强调其“超物质”、“超经验”、“超感觉”、“超现象”的意思。《第一哲学》，相当于今天所通称的哲学。
依据上述意思，亚氏的科学分类是层次分类。即将一般的自然科学统统称之为“物理学”；而比“物理学”层次更高的科学，称之为哲学。后来，当中国人翻译亚氏的《第一哲学》时，依据中国的表述方式，翻译为《形而上学》。这一翻译，诚可谓恰到好处，名副其实。因为“形而上”所探求的总原理、总规律，即中国先哲所讲的“道”，这与亚氏思想，基本相通。因为亚氏也是从“形”入手，最后认识到形上之“道”的。这里需要附代说明，亚氏同样处在人类制造“器”的能力十分有限的时代；而他的上述分类中，没有涉及人造之“器”的问题。
本文前面所谈的“事”与“物”，应该说是当代以科学研究对象为前提的另一种分类。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有一部分事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能是状态（信息、现象、证候）的存在形式，亦即“事”。所以研究历史、社会、进化、生态、天文、气象，以至中医研究的证候时，人们总是遵循着这些“客观实在”运动、变化状态的“时间轨迹”，来认识本学科所研究的客观实在的。可以说，从研究状态（信息、现象、证候）的运动、变化入手，这是研究“事”的原则和特点。而分析“物”的结构、功能，以及再依照人的意志组合结构为人造之物的研究，则要遵循着所研究的“客观实在”，亦即物的“空间特征”而进行的。故研究“物”与研究“事”相比，彼此属于不可通约性的两类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
以上三种分类里，“形”、 “事”之轨迹，相互类似；而“器”、“质”之结构与功能特征，则基本一致。人们习惯上讲的近代科学，主要是指研究后者而言的。



第二，从研究方法分类。
据上所述：研究天造之物，先须在“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究天人之际”、“类万物之情”的基础上，以体悟“道”的总原理或总规律。进而把天地万物之大“道”，与具体研究对象的生存之“道”相互联系起来，以探求具体对象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这种方法，与当代综合、系统性研究方法十分相近。研究人造之物，先须熟悉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具体对象的物理学、化学特征。然后，才可能推进人们在人造之器方面的能力或发展。这种方法，即近代分析、还原性研究方法。人们习惯上所讲的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多是指此而言的。所以简言之，就研究方法来分，科学可以分为综合、系统与分析、还原两大类。历史上如此，今天亦如此。综合、系统性方法是研究“道”、“形而上学”，“形”、“事”之轨迹时的常用方法；分析、还原性方法是破解“器”、“质”的结构与功能时所必须的方法。这两类方法，是因为科学研究实践中两类不可通约性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所以它们之间同样是不可通性的
第三，从知识层次分类。
科学-技术-经验，是由高到低的三个不同的知识层次。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正如前面提到的严复的界定那样。理论原理、规则、规律，是科学的内容；在实践应用中，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而经验则是最初级的、以感性认识为主的知识层次 。现代常常把这三个不同的知识层次，称之为理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经验科学，这是很不严肃、很不恰当的。这种情况与人们常常把“高新技术”误称为“高新科技”一样。一方面混淆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在“近代科学迷信”和“技术疯狂”形势下，一种对科学认识上的盲目现象。近20年来，获得诺贝尔医学科学奖的项目中，绝大多数属于技术性内容，有的甚至是初步为经验所证明的内容。足见这一盲目现象在当代的普遍性。
第四，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理解，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大脑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辞海中对科学的解释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可见，哲学的“一般规律”，即普遍规律，它是覆盖着所有科学，即知识体系的。所以就分类而言，“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脱离哲学的指导作用，就像“后物理学”是“物理学”的总原理、总规律一样。如果把哲学排除于科学之外，或者把哲学与科学并列起来，都是不恰当的。然而，科学是研究和认识具体对象的知识体系，它不能等同于哲学；但是认为哲学可以“代替一切自然科学”，也是十分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在“文革”中有过沉痛的教训，相信人们不会忘记 。过去常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认为春秋-秦汉之际，“科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甚至把《易经》的存在，视之为“导致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的原因，这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哲学本身就是科学的一类，而且是层次最高的一类。就像“后物理学”是从“物理学”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一样，两者在知识层次上有区别，但决无矛盾可言。其二，春秋-秦汉之际的科学，比如中医学，属于综合、系统性科学，它与近代科学分析、还原性科的范式明显不同。当然也不能因为中医学与哲学的关系密切，而将其排除于科学之外。其三，当代人站在自己所熟知的分析、还原性科学的主场上来看综合、系统性科学时，就像熟悉九章算术的人不理解莱布尼兹的数学二进制一样。在两种范式不同的科学之间，不能把“不解其中味”，视之为“其中本无味”。其四，近代科学门类繁多，是分析、还原性科学在近代突飞猛进的反映。这是分析、还原性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所决定的。不能说古代哲学制约了近代分析、还原性科学的发展，也不能说近代分析、还原性科学是摆脱了哲学的桎梏后，才获得繁荣的。
再从亚里斯多德、托玛斯的“形上学”来说，它的主旨是讨论“万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学”。尤其是“形上学”中关于“万有”真实、全面、完整地展现在人们视野之中的论述，关于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和因果律等思维原理，更是对人们思维方式加以逻辑规范的根本性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看，“形上学”应富有“哲学的哲学”的意义。也可以说，它更是人类科学研究之母。从“仅在美国就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传授此学说”，“每年就有五百多本书籍和二十五种刊物问世以专门介绍此学说”这一点来看，足见当代科学哲学界对“形上学”之重视了。说它是科学研究之母，其实并不为过。
第五、从生命与非生命的分类。
《辞海》中关于科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之说，代表了近代对科学在研究对象或范畴上的一种分类，当然无可厚非。然而面对中医学发展中的困惑，总令人有一种缺失之感。在中国，生命科学（包括医学）一直被划归于自然科学系统。而当今的自然科学系统中，绝大多数是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分析、还原性科学。如前所述，分析、还原性科学最成功之处是非生命领域，或称之为人造之物领域。而医学面对的人是天造之物，而非人造之物。人与人造之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的新陈代谢功能是任何非生命领域的人造之物所不具有的。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来说：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至今仍存在着诸多盲区的巨系统。所以迄今为止，西方西学可以借助分析、还原性方法，把人由组织、器官水平，拆到细胞水平，再拆到分子水平；但是，人们至今不可能用几个基因片断，连接出一个最简单的病毒来。这就说明，生命科学（包括医学）绝不是分析、还原性科学一家的领地。从人是天造之物的角度讲，医学科学同样也有一部分应属于综合、系统性科学范畴。而且属于综合、系统性科学的一部分，肯定还大于属于分析、还原性科学的那一部分。中、西医之间，也是这样。
基于上述，以往把中医划归于生命科学之中，这在使中医从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同时，也使中医从属于西医之下。这就无形之中助长了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自身发展的在干扰，影响了中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所以从当代科学分类来看，至少在中、西医并存的中国，生命科学（包括医学）应当从自然科学范畴中独立出来。如此，《辞海》中关于科学的解释，则应修改为：“关于自然、社会、生命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二、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的干扰
所谓近代科学主义，即是把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析、还原性观念和研究方法，视为评定一切科学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的看法。
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的干扰，与机械唯物主义不无关系。在当代生命科学界，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机械唯物主义助长了近代科学主义，近代科学主义加深了机械唯物主义。尽管一百年前“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这种观点，已经受到西方科学哲学家的深刻质疑，然而在今天的中国，这种观点仍然牢牢地束缚着着中医，当然也同样干扰着西医自己。
2004年1月，本人出版了《中医复兴论》一书。该书中“论中医学的定义”、“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中医在人类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等文，在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在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对中医和西医生物医学做了定义。同书还在“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中医生存与发展的理性思考”、“走出中医学术的百年困惑”、“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科学学思考”、“西化--中医研究的致命误区”等文中，分析了近代科学主义对中医造成的危害，这里不再重复。总结《中医复兴论》的相关论述，对于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医上的干扰，集中起来，那就是“中医西医化”思潮。下面仅以历史的角度，谈一些有代表的事件。
20世纪前半叶，持近代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余云岫。他于1917年出版了《灵素商兑》一书，完全从西医角度出发，全盘否定《灵枢》、《素问》的医学观念和基础理论。他于1929年“南京政府”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了“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第一次提出废除中医的叫嚣。1950年，他又在建国初期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改换包装，老调重弹，又一次提出了“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他是由日本留学西医的学者，头脑中只有分析、还原基础上的形而下的西医，当然视中医为格格不入。他的重点始终盯在中医的基础理论上，亦即中医的科学原理部分。他欲通过“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把中医形而上的科学原理统统废除。他可以容纳的，只是与中医断根绝缘的方和药。所以他后来也被称之为“废医存药”的代表者。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医科学化”，意在改造中医。改造之法，即要求开业中医必须通过西医若干门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和考试，用西医的基础医学，取代中医头脑中的中医基础理论。受这一做法的影响，1956年创建的中医大学教育里，无可争议地将西医基础医学的全部课程，以“医学科学”课程的名义，纳入中医大学早期的教育之中。这就使学生从进入中医大门之时，便踏上了“西化”中医的误区。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家最高领袖对卫生部一份报告批示的形式，铸成了中医科研上的“双重学术标准”的问题。所谓的“双重学术标准”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观念和方法上。中医本来是形而上的医学，却提倡用研究形而下的的观念与方法对其进行“发掘”、“提高”。这就大怪而特怪了。以后的事实表明，近50年来“发掘”、“提高”中医的主流，其实就是由“双重学术标准”所铸成的“中医西医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科学主义充斥了整个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各个方面。故“西化”中医，始终是干扰中医发展的一大误区。而且由于“西化”中医思潮的长期泛滥，令中医陷于伪科学的困扰之中 。



三、伪科学及其在中医上的表现
伪科学的做法，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科态度相反。所以伪科学就是假科学。 “伪科学”这一提法，首见于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当时，身为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站在获得性遗传学派的立场上，将门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贬之为伪科学和假科学。并以行政的手段，对从事基因遗传学的学者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因而使苏联的基因遗传学的研究，长期一蹶不振。中医在近代科学主义干扰下的百年衰落，本质上与这一情况大体相似。尽管中医在被“西化”的过程中长期被斥之为“落后”、“过时”、“不科学”、“封建医”，然而不无讽剌的是，处于主流地位的“西化”中医的种种做法，却无可幸免地陷入于伪科学。按照本人的研究：“以系统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谓之中医学”；而“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则是西医的生物医学。这两个定义是过去不曾见过的，而且相信不会有原则性错误。基于这两个定义，并依据本文第一节关于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和分类的基本论述，依据科学哲学家库恩关于不同范式的学科之间不可通约性的原理，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
其一，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
其二，在可预见的将来，“创造”出在科学（理论）层面上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没有这种可能性。
其三，中、西医两种医学在保持各自科学（理论）特色的前提下，促进两者在临床技术层面上的“中西医配合”，必将是我国医学界长期、艰巨的历史使命。
欲从事科学研究，首先要明确科学的出发点、含义和分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或根本标准，就是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亦即被研究的事实本身的无比忠实。在形上性科学领域，用分析、还原性方法代替综合、系统性方法，对于研究对象来说，是研究方法的错位。这就像用化学方法看到系统科学的信息反馈、存储、控制一样。化学方法之于系统科学，不是人们不想用，而是该学科不能用。因为不被研究对象所选择、所接受的方法，便无从揭示对象发生、发生、变化的轨迹。在这里，主观的自恃方法的先进，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无视这一原则而强为之，则必然要走向伪科学。
欲“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首先要从中、西医的定义入手，明确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的差别。声称“中西医结合医学”己经“创造”出来了，至今却说不清“人”是什么，说不清中、西医各自研究了“人”的哪些层面的现象或事实；甚至至今对中医形成文化背景、发展的历史轨迹知之甚少，至今不懂得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被选择的决定性关系。所以这样的“创造”运动，不论再花费多少的人力、财力、物力，也只能在伪科学、假科学的误区越陷越深。退一步讲，把中医从科学（理论）医学层面降低到经验水平，或者用初级的以感性认识的标准来“规范”、来代替中医的理论原理、规则、规律，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所谓“研究”，其实也是伪科学、假科学的做法。归根到底，几十年来因为近代科学主义潮流所产生的对近代科学的迷信，使人们忽视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先生所强调的不同“范式”的科学之间，“不可通约性”的原理。如果人们早一点懂得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之间，分析(还原) 性科学与综合(系统)性科学之间，中医与西医之间不可通约性的道理，相信在中医学术上不会出现“西化”中医和“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问题。所以，“科学上本来不可为，却要人为的强为之”，这是几十年来国内在“西化”中医和“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中伪科学、假科学问题的根源。这里仅举以下几点，以资说明。
第一，不承认或轻易否定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性，认为中医是经验医学；不承认中医研究对象，即证候的客观实在性。这从本质上讲，就是伪科学的观念。
第二，中医的藏象学说，是建立在天人相应基础上的，是以模拟性概念所表述的，是以系统性科学方法架构而成的“四时五藏阴阳”之藏象。而否认中医藏象学说的固有范式，执意用分析、还原性研究方法为其“寻找”结构、功能意义上的所谓“本质”和“物质基础”，亦当属伪科学之举。
第三，在“证”的研究上，其问题更多。首先，“证”原本是中医意义上的临床表现，或称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它是人的感官所及的，感性认识层面上的病理表现。而在“证”的研究中，却将它理解为与西医病理相应的中医意义上的病机。其次，病机原本是中医理性认识的产物，是对疾病本质特点的揭示。而“证”的研究中却以西医“症候群”的感性层次的标准，来取代中医病机的理性认识原则。这对于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固有水平来讲，显然是由理性层次向感性层次的倒退。自然，这也是伪科学。
第四，在中药的研究上，问题也不少。其一，“用西药药物物理和药物化学的方法，按照西医生理和病理的原则，从中药材中提取西医认为的有效成分，然后根据西医临床药理的指标用于西医临床的药物，应当划归为西药”。这原本是西药发展中的一条老路。而长期以来，却将其视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其二，50年来的中药“西化”过程中，真正达到西药药理标准，并通过“药品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质量管理规定”（GLP）、“药品临床质量管理规定”（GC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定”（GMP）药物，全国仅有青蒿素一种。而在临床中广泛使用的中药“西化”的产品，如清开灵、丹参、川芎嗪、大蒜素、葛根酮等等静脉注射液，绝大多数没有达到上述西药药理指标及其相关“规定”。以西药而言，这些产品在疗效上最多只能算得上经验水平，在管理规范上远远没有达到西药的科学标准。然而它们游离于西药范畴之外，却以中药现代化的名义，广泛用于中医医疗之中。将如此不严肃，不科学的产品用于病人，这种在中国仅有、在国外绝无的做法，既损害中医，也违背了西药的科学原则。
第五，20多年来，充斥医药市场的假医、假药、伪气功、伪保健品等等，都打着中医中药的招牌招摇于市。其中的伪科学、假科学问题更为突出。
除了上述，再如“理据不足的绝招特技、误导民众的专科医疗、图财害命的专方专药、夸大其辞的广告宣传、质量低劣的报刊图书、自我吹嘘的学术成就”……其中无不渗透着伪科学、假科学地影响 。
由此可见，不首先遏制近代科学主义和伪科学、假科学的问题，复兴中医就是一句“伟大的空话”。去年5月31日，本人在给有关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当今，人类医学科学发展中有三方面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其一，西医学（现代医学）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中，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首先从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医学’的呼声。其二，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中，中医的理论体系最完整，治疗方法最丰富，临床效果最可靠。因此世界范围内的‘重视传统医学’，首先应理解为重视中医。其三，在中医的故乡，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始终‘执着’于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因此使中医从成熟的理论（科学）医学的高度，滑向了原来的经验医学的巢臼，朝着两千年前的水平倒退。即‘中医西医化’导致的中医理论、临床全方位的退化。”
回顾往昔，坚持“西化”中医，是近代科学主义的学术立场；坚持用“西化”中医的做法“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则要走向伪科学。50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交的“学费”太多、太多，最令人痛心的是它直接导致了中医学术的衰落。当此高扬“科学发展观”之际，愿危害中医的近代科学主义与伪科学问题，能够在中国得到有效的遏制 。
(该文为2005年1月3-7日在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举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中西医结合面面观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报告，写于1月3日)。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李 致 重

第八部分  完成中医构建——中医后现代化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一  后现代医学与中医学的理论渊源
中医学强调整体观，而现代医学是机械论、还原论。目前，我们所讲的后现代医学又提出了整体思维方法，即系统论。这样，医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朴素辩证法——机械唯物论——辩证法（系统论、整体论）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医学与后现代医学的思维方法更接近，所以中医学向后现代医学转化更方便些。后现代医学的诞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00年10月4日《健康报》报道，周光召考察中医研究院时的讲话，其中特别谈到中医整体论符合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周光召在讲话中指出，中医药科技是世界生命科学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中医药是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人民卫生保健不可或缺的。目前，科学正处于还原论向整体论发展的趋势中，中医注意整体、系统的观点，符合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影响正在日益扩大，中医药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发展，中医要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尤其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以上观点不仅发自中医之外的研究人员，在中医界内部一些敏感的研究者也触及到这个问题。如现任天津市精粹国医研究所所长，南开区红十字会博爱门诊部主任张维耀，津门一代中医宗师邢锡波的传人，1994年出版了《中医的现代与未来》一书。在这部医著中，张维耀认为必须用自然辩证法和其他现代哲学流派的合理观点剖析中医经典著作，才能看清中医理论体系的真髓所在。正确地认识中医，首先要解决，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古代哲学已转化成为中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核心，在古代自然哲学发展初期有功可叙，而当今已成为中医升华的桎梏。用科学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评价中医理论体系和要素构成，探讨中医学基本原理的合理内涵，确定严格的定义和原理核心。该淘汰的不能勉强固守，该保留的也要翻新。如对阴阳学说，要限定其外延，才能明确它的合理内涵；对五行，去除单一循环的生克关系，保留制度化原理，为引进系统论思想创造条件。张维耀鲜明地指出：探讨现代中医的方向，首要的问题是观念的转变。加强实验技术研究是战术目标，是发展中医之“标”；突破基础理论，是战略目标，是发展中医之“本”。他倡导以现代哲学作为发展中医的指导思想。
二  中医后现代化
中医保持经验医学本色不变，只能说是保持历史，不再前进。虽然有“落后”的批评，但仍能存在并与西医争衡。现在，后现代医学的诞生，它在更高层次上的整体理论，势必淹没中医学的低层次的整体论。因此，从现在开始，中医学再不前进是不行了。中医学向后现代医学前进，是中医学最好的出路。过去曾有过中医现代化的提法，但这种提法，在实践操作后，只能是西医化。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自从后现代医学诞生以后，现代医学也面临着自己的消亡。这样一来，中医现代化也自然不存在了。后现代医学是医学的理性思维阶段。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学都将前进一步，达到后现代医学。届时，中医学也许仍将保存下去，但它的现实意义会越来越小，历史意义会越来越大。这对中医界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大多数中医工作者将在后现代医学的队伍里重新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现在可以预料，中医界向后现代医学的转化，也许会比现代西医学更早些，更快些。这也许就是周光召所说“中医药科技界是世界生命科学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的内在含义。所谓“突破”，就不是“保持”而是变化，而且要大变化，本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归根结底，就是后现代化。
     中医的“阴阳自和”理论，实际上就是中医的自组织理论。中医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组织”这个名词概念，但是实际上中医已经把人体理解为一种自组织系统。把人体的发病和愈病都看作是机体自主性反应过程，强调人的自组织机制是健康，疾病，愈病的枢机。中医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疾病有标，本之分。中医治病重在治本。中医的治本主要是运用推动机体自主调理的艺术。主要内容是扶正祛邪，五藏生克，阴阳自和。而这些是用后现代科学的混沌论和协同论才能认识到的科学道理。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后现代医学为我们打开了理解中医之门，同时也为中医在未来后现代社会的更大发展打开了一个更大的门。中医与西医的关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西医不能理解中医。通过对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的对比分析，我们就可知道现代西医为什幺不能理解中医。因为现代西医所依据的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整体负反馈调节理论。而中医则是依据促进子系统正反馈调解从而达到使机体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的自组织理论。只不过中医的这个自组织理论是扑素的原始的，而后现代医学则可使中医进入科学的理性的新阶段而已。后现代科学的理论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医学的语言。通过这个语言的桥梁，中医学才可能走向世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学懂后现代科学理论并把它作为我们中医走向世界的桥梁。
      与“阴阳自和”、“自主调理”的中医理论相配合，中药的作用靶点也不是机体的临床症状，而是按中医所理解的这些症状后面的机体深层的变化。也就是后现代医学所说的细胞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完全苻合系统理论的。与此相比，现代医学用简单机械的思想来理解中药的作用，将中药的作用与临床症状直接相联。而以现代西医理论为根据的对中药的研究，是希望在中药众多成分中找到一种与临床症状直接对应的成分。实践证明，这是对中医理论和中药药理的歪曲。中医的现代化问题一直是中国医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半个世纪来，我国在中医方面走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并未真正解决中医发展前途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西医结合正是出于保护中医的目的提出来的。而目前医疗市场的重新建立，中医面对医疗市场的竞争，又处于不利状态。后现代医学的出现，为中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光明出路，中医的前途不是“现代化”，而是“后现代化”，中医将跳过现代西医一步到位进入后现代医学阶段，成为后现代医学的组成部分。



三  关于讨论中医后现代化的文章
（一）匡萃璋《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的中医学》
1 空谷足音
当中国的中医人士岌岌于现代的时候，在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又兴起一股新思潮--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科学。后现代思潮的出现首先有其社会学上的根源，因为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的现代世界观“它导致了科学技术和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它没有阻止（或许甚至是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分裂、虚无主义和毁灭的产生”（2）“西方生活似乎越来越趋于熵化，经济和技术的混乱以及生态灾难，最终导致精神上的肢解和分裂”（2）“现代性不仅导致了世界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的异化。”
其次后现代主义还有其哲学上的根源，因为“从事实上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现代世界观（集中体现为现代科学世界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不相符”（2）“从价值上看，现代世界观的后果，从许多方面来讲，对于人类，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星球并无裨益”。（2）
更引人瞩目的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还原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挑战。鲜明地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的主张。这一挑战首先来自现代科学的基石--物理学内部。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世界观提出了质疑，接着量子论又为我们描绘一个非机械的、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还原）的物质--能量世界。以致于量子论的主要创立者之一玻尔认为，量子论的互补原理、测不准原理，似乎可以从道教、佛教的哲学中找到相似的表述。也就是说，物质世界的根本元素就不是被分割的机械的原子、质子、中子，而是有机联系的生态整体。而在素来被目的因困扰的生物学内部，尽管还原论在分子生物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在发生生物学、进化论等方面，整体论获得巨大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生态学的发展为后现代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针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还原论”。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有机论的整体论”，作为后现代科学的根本理念和科学方法论。于是整体论又被作为最“前沿”的科学方法推荐给世界，人类在自己的认识历程中似乎再一次迈出--左脚。
除了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总和”这一古老命题外，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还认为“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3）“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3）后现代主义主张“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世界”，我们或许会发现这种“新的眼光”与古代圣哲的眼光何其相似！这种“秩序”与“一体”感，与中医学的理论与追求何其相似！
近百年来，当古老的中医学行进在“一片翠绿”的现代科技之林时，总会有一种“花繁木茂非我春”的孤寂，就象踽踽独行在茫茫空谷之中一样，而后现代思潮、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科学的脚步，正是使中医学感受到强烈共振的空谷足音，它预示着中医学将在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
2 大道周行
《道德经》说：“大道周行”，“大曰远，远曰逝，逝曰返”“返者道之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整体论的预测方法--到还原论的分析方法--又到有机论的整体方法，这一发展轨迹也正是“返者道之动”的生动体现，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螺旋式地上升”。
后现代科学在重新审视物质--精神，身--心关系时，把对心身疾病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尽管“心身医学”在西方医学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而他们仍认为“心身相关解释在医学界极大地被忽视”，（4）而心身相关的理论在中医学中早就著之简册、施于临床。后现代主义说：“他们所论述的是‘心身相关的宇宙’因为他们在描述心身关系时，不是把它当作常规的因果关系的一个例外，而是把它当作无所不在的范式的实例”，（5）他们举证说：“量子物理学认为，物质和能量的基本形式不完全是由施予它们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有一定的自决力量”，（5）“研究者们已经证实，在细菌中有类似于记忆和决策的东西”“对DNA和RNA大分子的研究表明，它们有类似于记忆的东西存在”。（5）对照“朴散则为器”（《道德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升降息则神机化灭，初入废则气立孤危”“根于内者神机，根于外者气立”，“阴阳者……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等论述，我们就会为古代与后现代，东方与西方如此地“不谋而合”“心心相印”感到震惊！
从人类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中西、古今、离合、同异的历史演进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并满怀信心地预期：经过百年来面对现代科学世界观的排斥、怀疑、审视、格拒的艰难历程之后，中医学将在21世纪进入后现代时代的柳暗花明，豁然贯通。我们曾经欲“现代化”而不可得，这是因为整体方法所获取的对象、形成的体系，是不可能用还原方法来割裂、诠释、验证的。后现代化正向我们走来，天道好返，真理不泯，只有汇入有机论的整体论体系中，中医学才可能得到新的发展。
3 能涅槃新生！
崔月犁部长是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自1982年掌卫生部以来，一直以发展中医事业、弘扬中医学术为急务，并把对中医典藉的整理、白话翻译和外文翻译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崔部长逝世后，其子张晓彤先生创立“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继续此项工程。并以《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总序之大义询于刍荛。笔者以为，值此新的千年之交，置身于现代科学世界观薰陶下的当代青年，学习中医学首当明确的，就是中医学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地位及其缘由，因此写了上述几段文字。至于中医学术园地中的奇葩异卉，读者自可在学习中从容徉徜，亲手采掇，亲口品尝，白话翻译只不过作一桥梁而已。据张岱年教授说：“《道德经》在西方已有一百多种译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翻译”。（6）笔者期望有一天《黄帝内经》的外文版本也与《道德经》一样多，那时中医走向世界就真正成为现实了，而崔月犁、张晓彤先生筚路蓝缕之功也必定日久而弥彰。
（二）侯灿《个体化、个性化和基因组医学》
——从层次涌现性看中西医结合创立后现代个体化医学
当代系统科学有两个基本概念叫“涌现性”和“层次性”。涌现性指在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系统中，较高层次的某些新特性是由较低层次事物的相互作用激发、提升而“涌现”（或突现）出来，一旦较高层次还原为较低层次，这些在较高层次涌现出来的新特性就不复存在。这种现象也叫“涌现现象”。例如单个神经元没有意识，但多个神经元组成网络相互作用就可涌现出意识。意识就是网络层次从神经元层次涌现出来的新功能。复杂系统整体性质的涌现需由一系列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逐步整合和发展而成，最终产生出的整体才具有、孤立的部分（元素、组成部分、子系统）及其总和不具有的特性（如整体的状态、形态、功能、行为……），系统科学将其称为“整体涌现性”。整体涌现性具有非还原性或非加和性，即整体具有但还原为部分便不复存在的特性，或把部分的特性加和起来无法得到的特性。现在我们试从涌现性及其层次性角度对现代三种医学的优缺点做些分析。
1 个体化医学
1956年美国德州大学生化研究所所长Williams教授在其专著《生化学个体性》一书最后一章中提出并大力支持基于生物化学个体性的个体化医学以来，西方主流医学并未足够重视。例如以个体化医学为关键词检索MEDLINE，从1966~1998年22年间仅见一篇；1999~2001年检出的3篇则已经是以基因诊断为基础的“个体化医学”，应归属后述的个性化和基因组医学范畴，因而实际上未注意到个体的整体涌现性。而千百年来中医一直沿用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依靠望、问、闻、切的辨证论治体系，则完全是以病人的整体涌现性为中心的个体化医学的体现。
  从系统科学角度看，中医的“证”可以理解为个体作为一个开放复杂巨系统对致病因子做出反应所处的状态，是人体系统的一种状态。状态是系统科学常用而不加定义的概念之一，指系统的那些可以观察和识别的状况、态势、特征等。状态是刻划系统定性性质的概念，可用适当的“状态变量”来描述；给定状态变量的一组数值就是给定一个系统的状态[1]。中医的“证”作为系统的一种反应状态可通过望、闻、问、切观察和搜集系统（病人）的输出信息（证候——症状体征）加以识别和描述。“证候”（也就是医生借以识别、给定病人系统状态的“状态变量”）可以理解为一种整体涌现性的体现。正因为它是整体涌现性，从而具有不可还原性，这可能是多年来人们企图单纯通过还原方法找到“证”的特异指标大都落空的部分原因。系统科学认为环境也是决定系统整体涌现性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医辨证论治强调因时、因地制宜正好加以体现。但由于整体涌现性的非还原性，因此西方学者认为“要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8]。但中医千百年来在完整的活着的人体黑箱上用多输入-多输出试错法可以从未被支离破碎分割开来（还原）的个体“诸多关系的总和上”和“多样性的统一上”把握整体的某些本质，也就是掌握了病人的整体涌现性以及环境等因素如何影响它。《灵枢通天篇》“人有阴阳治分五态”的“态”也是一种整体涌现性。因此可以认为以上是传统中医个体化医学的最显著特色。
    传统中医个体化医学对现代个体化医学的作用和优势就在于它的整体涌现性，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它未能像现代个性化或基因组医学那样对系统诸多较低层次涌现性加以掌握，因此它还不是一种完美的个体化医学。



2 个性化医学
据MEDLINE，西医文献最早出现该词是1990年，但该文只是规范医生的行为，提出治疗要做到以病人为中心，未提及基因。设想未来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医学的文献，即根据病人生下时的基因型（基因谱，包括疾病易感基因、疾病基因、对药物反应性基因、肿瘤转移基因……）作出基因诊断从而进行针对该病人基因谱的治疗，做到“恰当的药物用于恰当的病人，是1999年以后才出现。至2001年底已发表11篇。
    期待基因与人类疾病关系的阐明就可以将对病人千篇一律的治疗，变成对个别病人量体裁衣的治疗，无疑非常有意义，十分诱人。然而基因及基因组只是基因层次，基因、基因网络及基因组的表达受若干因素调控，表达的中间产物mRNA要经过编辑，表达产物蛋白质要经过修饰，细胞内蛋白质之间要发生相互作用…… 现代个性化医学忽视这些层次的涌现性而仅根据基因层次的基因谱，最终会无视整体涌现性，这是它的局限性。
3 基因组医学
据MEDLINE，基因组医学这个词首见于1997年3月马里兰大学举办以其命名的专题讨论会[14]。会后不久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做了“让基因组医学成为现实”的报告[15]，从此基因组医学的文献迅猛增加，1997~2001年共有66篇，其中2001年不到一年就占53篇。基因组医学的内容与个性化医学基本相同，都以病人基因谱或分子谱为基础。但由于人类基因组测序及作图2001年2月已完成94%，加上基因组技术如微阵列芯片及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对它抱有更大希望，对它做出更高评价。如2001年JAMA的文章认为，下一个10年基因组医学将在预测某人患病危险性及其对药物反应性方面成为医学主流，它将是实现诊断治疗革命的最后希望。然而也有较冷静的声音。如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社2001年12月在美国圣地亚哥举办“实现基因组医学”会议的通告中指出：虽然基因组学将为药物发明者提供一大堆靶点，但从基因到医学的道路远非坦途而是充满障碍。又如另一篇文献质疑基因组医学是否像巫师新扫帚那么灵，明确指出它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如仅有10%的乳腺癌患者检到相关基因。该文还认为基因组医学的诱惑将误导人们医学关心的是基因而不是人。
    看来基因组医学的障碍不单是技术，更重要的恐怕是思想观念问题。从系统科学角度看，它实际上无视系统科学的一条原理，即复杂系统不可能一次完成从元素性质到系统整体性质的涌现，而需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等级的整合而逐步涌现出来。基因是遗传信息的“元素”，它的性质要达到整体性质（整体涌现性）需要“一系列中间等级的涌现”，基因组医学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忽视这个中间等级的可能影响（ 包括内外环境的影响），从而以“元素”（基因型）决定整体性质（表型），这实际上又是一种基因决定论的观点。笔者已在另文提供材料指出后者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现代三种医学从系统科学涌现性及其层次性角度看均各有优缺点。如果将三者与中医学整体涌现性的优势实行优势互补即中西医结合将有可能也有需要创立有别于现代三种医学的全面、深刻的真正以病人为中心的后现代个体化医学。
    目前形势很好。西方科学家已有一些“由下往上”，由低层次往高层次结构功能（实质上是不同等级涌现性）的研究。如有从分子层次到功能组件（组件由众多分子组成，其功能不易从其分割开来的孤立的组分预测出来）层次的研究；有从蛋白质一蛋白质相互作用构筑组件这一层次的研究;有从基因组层次到生理功能实体组（对完整器官生理动力学的定量描述）层次的研究等等。更令人鼓舞的是，今年3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行了与一贯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相对的“系统论生物学”专刊。这表明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在系统水平上了解生物学必须研究细胞和有机体的结构动力学，而不是研究一个细胞或机体的孤立部分；系统的特性如健全性是“涌现”出来的主要结果，了解这些特性将对未来医学有显著影响。已认识到成功的生理学分析需要了解细胞、器官及系统主要成分功能的相互作用以及该作用在疾病状态时的变化，这些信息不存在于基因组甚至不存在于基因编码的个别蛋白质，它存在于亚细胞、细胞组织、器官及系统结构中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同年4月26日该杂志发行“复杂疾病的难题”专刊，其导言“不仅仅是基因”指出，复杂疾病（如心血管病等）难题的解决要靠整合方法和不同学科（按：不知作者有没有想到中医学）的协调研究，而不能光靠基因。这也是对基因中心论的个性化医学和基因组医学的一种提醒。中西医结合的后现代个体化医学指日可待。



（三）罗明富《现代系统科学与中医理论创新》
从当前中医理论研究现状看，中医不能再重复西医走过的老路，而是必须强调在发展中医理论的创新过程中，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学习与借鉴现代系统科学和西医学中科学的成分，并将其整合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从而实现中医学跨越式发展。
1 现代系统科学
现代系统科学是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发展的产物，是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现代系统科学是指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不是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学科门类：包括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系统工程、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论、混沌学和超循环理论等学科，这些学科的总体便构成了现代系统论。现代系统论把自己研究的对象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综合性地观察和研究，其中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是系统的三个基本特征，其中整体性是系统的首要特征，系统强调整体性的存在，而不是注重事物某个方面或局部，整体不是组成它的要素和部分的机械组合，而是它们有机结合的整体；整体的功能不是组成其各个部分功能的线性加和，而是遵从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原理。故现代系统论也被称为系统科学。
2 中医特色的人体系统观是原创性的系统科学
系统论虽然是现代科学理论，但系统的观念在人类的古代已经产生。古代产生的系统观念，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组成部分，体现古代自发的辩证思维。在古希腊，“系统”一词就是指由若干部分组成的整体。系统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丰富，系统或整体的观念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阴阳学说、八卦学说、五行学说等把整个世界看作是由天、地、人三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并且用整体观念来说明世界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及其演化的规律。它们是中国古代系统思想的主要渊源，甚至可以说系统思想、系统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奥秘所在。
中医理论从生理、病理到诊断治疗，从思想到方法，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体系统理论。中医的人体系统观可分为两大部分内容：一是人体本身的系统理论，二是人体与自然关系的系统理论。中医首先把人体本身看成是一个有机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从生理方面看，中医认为，人的身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诸如部分相互分工协作、相互协调补充(阴平阳秘)，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功能系统。从病理上考察整个机体所表现的反应看，中医在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时，注重从整体把握，注重病邪之间传变，以及病邪与机体正气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全身的影响。从诊断治疗看，中医把人体当作一个全息系统，由表及里，由局部推导全局，由表象分析内在结构功能(脏腑)，从整体上诊断病证，并通过辨证施治，达到消除病证的目的。同时，中医还强调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这种整体关系的理解，是中医学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从机体机能上看，人的生理调节，生物节律，适应能力(阴阳平衡作用)、限度以及运行方式都与自然相适应。从致病因素看，中医把自然环境因素作为致病因素之一，作为诊断治疗病证发生、发展、转归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显示着其顽强的生命力。总之以中国古代系统理论为指导的中医学，始终围绕着整体生命活动过程中机体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主线，探索和揭示着生命起源、生命本质和生老病死的规律。经过数千年临床实践的分析总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人体系统论。如果说西医科学用分析还原方法阐明了机体生命活动物质结构基础，那么中医学则用系统论的方法揭示了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性、相关性、动态性等诸多非线性规律。
特别是中医所发现的机体生命活动的系统规律的理论，是现代系统论和现代西医理论里所没有的，这是中医学的原创性系统科学，是中医学的基本原理，是中医学的灵魂，是中医学发展的动力源泉。所以，我们应该把中医人体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我们发展中医学和理论创新的科学理论基础。
3 现代系统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
中医学虽然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医学，但其在正确的系统思想指导下，把机体看成一个整体，从人体这一大系统出发，强调从整体角度去认识和调节人体生命活动规律，注重人体内、外环境的总体平衡。这与现代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关联性等原则都有一致之处。可见中医学和现代系统学的共同点都是把重点放在事物的整体关系上，都重视研究相关复杂系统的整体规律，都把调整和优化事物的整体关系，改善和提高整体功能，防止事物整体运动的不利倾向作为自己的任务。中医学和西医学的对立是现代医学架构的明显特征，以其中一种医学模式研究或取代另一种医学模式都是不可取的，这也是以前中医西化研究失败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这两种医学都有缺陷，它们的对立是方法论的对立，要调和两者的矛盾，也只有寻求方法论上的统一。现代系统论兼有中医的整体思想和西医学的局部明确清晰之长，可补两者之不足，为两者的沟通提供了桥梁。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文化中的系统思想给予了肯定和重视，希望东西方文化能互相学习，相互借鉴，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对于中医学来说，现代系统论不但为中医学与现代科技包括西医学的沟通架起了桥梁，也为中医学诠释中医学中的科学成分和发展自己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理想的理论和方法。总之，提倡运用现代系统论研究中医学，并不是说中医的理论不科学，更不是取代中医理论。现代系统论只是我们解释和升华中医理论和发展中医事业的手段而已。
4 中医理论继承与发展的途径探索
根据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应加强中医理论的哲学研究，以促进理论创新；加强与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学的汇通融合，以充实发展中医学，创立新的中医理论，以指导提高临床疗效。
实际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研究结果已给中医学解释、充实其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素材。仅以中医的脏腑相关论为例，现代研究已证实脏腑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存在着相关物质，如心脏和肾脏分泌的心钠素、肾素既可作用其脏器本身，也可影响其他脏器，而产生多种生理效应。胃肠系统除了消化功能外，还分泌出几十种生物活性物质，尤其是脑肠肽类物质在脑和肠均存在，其对两个器官影响的潜在机制引人深思。研究还发现胃肠道壁内神经丛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神经系统，既可单独调节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和分泌活动，又可通过分泌的肽类激素作用于远端或近端靶器官，而发挥它们的多重影响和联系作用。此外，胃肠系统还是最大淋巴器官。这些结果无疑为理解中医的脾胃概念增添了新鲜材料。血管的作用也不再仅仅被视为血液运行的管道，血管内皮系统已证明是体内分泌器官，随着对内皮素研究的深入，揭示出其诸多的生理效应。还有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等更为我们了解和解释经络网络系统运行气血的功能提供了可借鉴材料。总之，这方面新的研究结果还很多，需要我们坚持中医人体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借鉴和学习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进行理论创新，加速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

第九部分  以耗散结构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负熵疗法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一  耗散结构理论内容介绍
（一）“熵”和“负熵”
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任何孤立系统都会因为热量的散失，而与环境达到热平衡而失去做功的能力。在物理学中将这些耗散的热量称为“熵”。研究发现，对于复杂系统物质来讲，虽然也存在热的散失，但系统并未走向与环境达到热平衡的状态。相反，复杂系统可以处在远离热平衡的状态不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复杂系统是个开放系统，它除了向环境排出物质，消耗能量这外，还能不断地从外环境得到物质和能量的补充。而按照物理学的习惯，这些从外环境得到的物质和能量就被称为“负熵”。这样，就得出了耗散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耗散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
复杂系统必须是开放系统，复杂系统要使自己远离平衡点，必须不断从外环境得到物质和能量的补充。
二  生命与负熵
（一）生命的定义
物理学家们第一个注意到生命就是复杂系统。他们给生命的定义是：生命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生命以负熵为生。
（二）寻找生命的负熵
将这个耗散结构理论落实到生命、医学，其实也是一个人们早已知道的常识，人只有吃饭才能维持生命。食物，就是人类的负熵。但是，在医学临床中落实这个问题时却成了困难的问题。因为在疾病时，患者已经无法通过正常进食而得到生命的负熵。如果这一条不能保证，生命从战略上讲，是注定要死亡的。其他任何治疗都将失去换留生命的作用。当我们说食物就是负熵的时候，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事，可是当我们面对患者不能进食而必须将食物中最重要的成分以药物的方式提取出来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时候，这就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科学研究课题。这个课题的名称就是：“寻找负熵”。长期以来，现代医学虽无“负熵”这个概念，但在临床实践中却早在应用这个概念了。当然是不自觉的应用。这就是，现代医学中将“葡萄糖”实际上在当作负熵使用。当然，确实它没有起到负熵的重要作用。美国的科研人员，从50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经过20年的努力，终于在70年代取得结论，找到这个负熵物质。但是由于负熵概念是后现代科学耗散结构理论的产物，负熵只有在耗散结构理论框架中才能起作用。而站在现代医学机械还原论的理论框架中，临床医生很难接受这个概念和相应的治疗方法。但是，情况在改变，从70年代到2000年，又3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有机会正式竖起后现代医学的旗帜，将负熵疗法推向临床。
后现代理论医学就是系统理论引进到医学中的产物。用系统理论来认识生命，就发现生命是以细胞为最基本子系统的一个复杂巨系统，生命系统的存在，依赖于细胞的生存及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按照耗散结构理论，生命以负熵为生，负熵就是细胞生存、增殖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那么，确定什么物质是生命的负熵物质，并及时适量地为生命提供这些负熵物质，就是医学最基本的任务。生物学和现代医学已经研究确认，DNA复制是细胞生存、增殖的最主要环节。DNA复制所需要的原料，就是生命的负熵。这些物质中，第一个重要物质是谷氨酰胺，它是DNA中碱基合成的原料。谷氨酰胺为碱基合成提供氮原子。第二个重要物质是叶酸，它为DNA合成提供一碳单位，即C原子。这些碳原子是DNA长链的主要成分。其他还有另外一些氨基酸和钾离子、镁离子等。钾离子、镁离子是DNA合成中多种酶的激活剂。这些物质和这些道理虽然早已为现代医学所发现，但并未在临床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应用。在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理论框架下，这些物质和这些道理就变成维持生命存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措施。在后现代理论医学中应用以上这些负熵物质所进行的治疗可称为“负熵治疗”。
（三）谷氨酰胺是生命的负熵物质
这个负熵物质就是谷氨酰胺。
1 谷氨酰胺重要作用的发现
最先发现谷氨酰胺重要作用的人不是医生，而是那些想在实验室培养细胞的人。在50年代，一位名叫Hennry Eogle的人想通过在细胞培养液中加入葡萄糖来使人和动物的细胞在体外生长。但他发现，仅有葡萄糖是不够的。在试用了许多营养物之后，他发现谷氨酰胺可以促进免疫细胞和其他一些细胞的生长。像大多数新发现一样，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一直到20年后，人们重新发现这一现象时才引起重视。7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院Herbert Windmuelle药学博士研究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在小肠吸收的特点，为此，他靠灌注含适当营养的溶液保持一小段肠子存活。这些溶液主要含葡萄糖。但这些溶液均不能保持肠子的存活。这位博士推测，灌注液缺少某种为肠代谢所必需的营养物。经过筛选实验，发现这个物质就是谷氨酰胺。
2 谷氨酰胺的独特性
谷氨酰胺是由谷氨酸和氨化合而成。谷氨酰胺与谷氨酸一样，也是20种氨基酸中的一种。从结构上看，谷氨酰胺的特点是比其他的氨基酸多了一个氮原子。而且谷氨酰胺在细胞中很容易分解成谷氨酸和氨。而释放出多余的氮原子。氮是合成核酸、蛋白质、氨基酸等不可缺少的原料。所以，现代研究认为谷氨酰胺是氮的运载工具。对干细胞的分裂增殖起重要作用。相比之下，葡萄糖只能为细胞提供能量，不能为干细胞再生提供原料，所以当细胞正常生活时，葡萄糖从提供能量维持生理活动的角度看，是必需的。但在疾病过程中，当功能细胞受损，需要干细胞再生，重建组织器官时，葡萄糖就不起作用，而需要谷氨酰胺了。
3 机体中谷氨酰胺有多少
谷氨酰胺是体内最普通的游离氨基酸。约占总游离氨基酸的60%。而且在血流中谷氨酰胺的浓度也是很高的。其浓度大约是谷氨酸的8倍。许多氨基酸不到谷氨酰胺的1/10。含量最多的丙氨酸，也只约为谷氨酰胺浓度的一半。对于机体中和血液中浓度如此高的谷氨酰胺，过去我们的了解是很少的。只知道可作为氮的转运者，起到降低中枢神经系统血氨的作用。在氨基酸的分类中，将谷氨酰胺算作非必需氨基酸。而且在目前临床应用的各种复合氨酸酸注射液中都没有谷氨酰胺这一成份。这种忽略与其在机体氨基酸中所占的份额极不相称。对谷氨酰胺在这么长的历史中了解得这么少，是不可思议的。而这种现象也是事物发展的普遍现象：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往往是很重要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每一次重大的发展进步之后，仍会有新的更重大的发展和进步。



三  现代医学框架下发现的谷氨酰胺的临床作用
下面来看谷氨酰胺的一些临床作用。这些临床作用都是在现代医学框架下积累的经验，如果我们用后现代理论医学的视角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作用。
（一） 谷氨酰胺对消化道的作用
谷氨酰胺是消化道修复的最重要的营养物质。这是在最近20年才认识到的。（20年似乎已经不短了，而至今我国大多数临床医生仍不知道这一点，要大家普遍知道这一点还不知要多少年）。直到现在，人们还认为疾病期间肠道是静止的。大多数医生认为在疾病和手术期间不应使用肠道。肠道需要休息，以利自身修复。然而肠道修复所需要的营养--谷氨酰胺，在很多食谱中没有得到提供。现代静脉用溶液中也不含谷氨酰胺。此时，在病人禁食时发生的实际情况是，肠道内衬细胞，即肠粘膜细胞萎缩。因为它们缺乏食物中所带来的谷氨酰胺的营养。通常情况下肠道厚厚的内衬被落落的剥脱组织所代替。后者易腐蚀，形成溃疡。细菌易通过。因此，疾病期间试图用禁食让肠道自身修复和仅提供葡萄糖溶液支持就会发生相反的结果。不但不能修复，肠道还会损伤。肠道内衬变落，肠道内细菌穿过肠壁进入临近组织，最终有些病人细菌或细菌毒素还会进入血液，形成“细菌移位”、“肠源性内毒素血症”。而这又是形成“多脏器功能衰竭”的重要原因。对于维持健康起重要作用的胃肠粘膜内衬，即是物理屏障，又是免疫屏障。如果细菌或病毒确实成功地越过了物理屏障，绒毛深层特殊的白细胞就会吞噬消灭入侵的微生物。当谷氨酰胺对肠道的正常供应受阻时，就像一个人不吃饭时，这两种粘膜屏障就会减弱。因为免疫细胞也是靠干细胞增殖维持的。谷氨酰胺的缺乏，也影响到免疫细胞的数量和质量。胃肠道粘膜细胞，是机体中更新最快的三大组织之一，另外的二种组织是免疫细胞和神经组织。胃肠粘膜细胞更新的周期为5天左右，即一个绒 毛底部的干细胞增殖分化长成肠粘膜细胞并移位到绒毛顶部所需的时间是5天左右，全消化道每天脱落粘膜细胞的重量为250克，而机体内所贮存的谷氨酰胺，大约能支持机体5天的需要，这样在疾病中，禁食5-10天左右，就会出现消化道症状，甚至出现溃疡、出血等。
1、维持肠粘膜屏障的完整，预防和治疗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肠道内有大量细菌，其总数超过人体细胞的总数，其中革兰纸阴性杆菌及其所释放的内毒素是对人体健康最大的威胁。肠道内毒素入血所造成的机体损害即称为“肠源性内毒素血症”。内毒素经肠入血后，首先经门脉入肝造成肝损害，然后再入大循环，造成肺、肾、心脏、大脑等各脏器的损害，以前所说的“肝肾综合征”，主要就是由肠源性内毒素血症引起，目前所发现的大多数原因不明的急性肾功能衰竭不能排除是由肠源性内毒素血症引起。肠源性内毒素血症最严重的临床后果是多脏器功能衰竭，这是目前对现代西医最难诊断，也是最难治疗的疾病群，而了解到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发生机制和谷氨酰胺对维持肠粘膜屏障的重要作用后，多脏器功能衰竭就成为容易诊断和治疗的疾病。
2、预防和治疗化疗和放疗对肠道的损伤
化疗和放疗是靠破坏快速增长的细胞来防止癌瘤增长的。然而这不仅破坏癌细胞，也破坏机体中增长最快的一些正常的组织细胞。其中特别明显的有肠道粘膜细胞。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癌症病人治疗过程中经常出现恶心、呕吐和腹泻。对于接受化疗、放疗的患者同时给予谷氨酰胺，能明显保护胃肠粘膜，并因此减轻恶心，呕吐等消化症状。目前放，化疗患者多使用进口止吐药，价格昂贵，又不能起到胃肠粘膜的保护作用，而谷氨酰胺既经济，又有多方面的作用，是中枢镇吐剂无法相比的。
3、治疗消化道溃疡
溃疡和溃疡引起的上消化道出血是消化系统最常见也是最难治疗的疾病，就溃疡而言，目前现代西医认为是胃酸过多及幽门螺旋杆菌引起，故采用制酸及抗菌治疗，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不能解决复发问题，原因是，胃酸是正常消化生理机制，抗酸治疗本身是不符合正常生理规律的，而幽门螺旋杆菌也不是溃疡发生的特异性原因，并不与溃疡发生成绝对正相关。而谷氨酰胺促进干细胞再生作用，能使胃肠粘膜在有酸条件下维持正常组织结构，因此，这是在不破坏机体正常生理规律的条件下治疗消化道溃疡的办法，目前进入我国医疗市场的日本进口谷氨酰胺口服制剂“麦滋林”，所注明的唯一治疗作用就是治疗胃溃疡。
4、治疗腹泻
消化道一个重要生理功能是水分的重吸收。不论何种原因，导致消化道粘膜组织结构破坏后，都会发生水分重吸收功能障碍而导致腹泻。谷氨酰胺能维持消化道粘膜的正常组织结构，故能治疗腹泻，在我国，腹泻治疗多以抗生素为主，这是不全面的，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是由细菌引起时，不应使用抗生素，相反，不论何种原因引起的腹泻，作用谷氨酰胺肯定是有效的。
5、减轻药物的胃肠刺激作用
许多药物都有消化道副作用，并因此影响这些药物的临床应用，因为谷氨酰胺能促进胃肠粘膜细胞再生，维持胃肠粘膜正常组织结构，故可减少这些药物的胃肠副作用。
6、对大部分难治性肠道疾病均可能发挥重要的治疗作用
在科学上有一个原理是结构与功能相关性原理，任何物质，结构正常，功能自然正常，结构不正常，功能肯定不正常，谷氨酰胺能促使胃肠粘膜维持正常组织结构，所以，凡与胃肠粘膜有关的消化道疾病均可得到治疗，如萎缩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等，甚至对艾滋病引起的肠道破坏都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二）抗氧自由基作用
氧自由基能引起机体多种过氧化反应，造成组织细胞的损伤，成为细胞变性、死亡的原因，是多种系统疾病，包括癌症的发病原因，而且也是衰老的重要原因。机体中有三种物质是负责消除氧自由基的，一种叫做“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一种叫作“过氧化氢酶”，还有一种叫作“谷胱苷肽”。谷胱苷肽是在肝脏中由三种氨基酸合成的：谷氨酸、半胱氨酸及甘氨酸。谷胱苷肽中的谷氨酸部分，绝大部分来源于谷氨酰胺。因此，给机体输入谷氨酰胺能促进谷胱苷肽的合成，起到抗氧自由基的作用。氧自由基的损伤作用的发现，为临床上解释疾病发生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生产出有效的抗氧自由基的药物，因此，在临床实践中，氧自由基理论只能起诊断作用，不能起治疗作用，而谷氨酰胺作用的发现，为我们临床中抗氧自由基治疗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操作的具体方法，这就使氧自由基理论可以在临床治疗中得到落实，其意义十分重大。
（三）保肝作用
因为氧自由基损害是肝脏多种损害的一个常见机制，所以谷氨酰胺以其抗氧自由基机制，可以在治疗多种肝脏损害发中挥作用。另一方面，谷氨酰胺可以通过维持枯否细胞的正常结构和功能，起到保肝作用。肝脏主要由两种细胞构成，一种是肝细胞，另一种是枯否细胞，枯否细胞是血液中的单核细胞从血管中游出后，定居在肝脏，成为肝脏中的重要组成万分。枯否细胞主要负责肝脏的免疫功能。消化道全部血液都经门脉入肝，通过消化道进入机体的各种有害物质、细菌、病毒、内毒素等均需枯否细胞处理，这样枯否细胞也就成为肝脏中最易受损死亡的细胞，枯否细胞的受损死亡本身已构成机体严重疾病，而与此同时，受损的枯否细胞又释放出大量炎症介质，造成肝实质细胞的受损坏死。因此，维持肝枯否细胞的结构，功能正常，是维持肝脏正常功能，治疗肝脏疾病的重要方法。枯否细胞属脏器中的巨噬细胞，属单核巨噬细胞系列，其来源是血液的干细胞，谷氨酰胺是干细胞再生的重要原料，通过促进血干细胞的再生，保证肝脏中受损的枯否细胞能得到及时的更新，补充。



（四）强化免疫系统
免疫细胞是机体中寿命最短，更新最快的三大组织之一，因此，谷氨酰胺的作用能在短时间内，表现在免疫细胞的功能上。如能保证谷氨酰胺的供应，免疫细胞功能也就能正常发挥。临床治疗中，在一般炎症疾病，其抗菌效果，不低于抗生素，而它比抗生素优点在于，不用担心“抗菌谱”是否与致病菌相对应。谷氨酰胺可称为真正“广谱”的抗菌素和抗病毒药。在50年代美国的Hennry Eagle博士就发现要想让培养血中的免疫细胞生长，谷氨酰胺是必需的养料。没有谷氨酰胺，就没有细胞的生长，这一发现多年来没有受到重视。英国牛津大学的Eric Newsholme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如谷氨酰胺的量减少，则淋巴细胞不能正常分裂。如谷氨酰胺的量又增加，则淋巴细胞的分化又恢复。如果培养基中有谷氨酰胺，巨噬细胞就能发挥包裹和吞噬外来物质的功能。如果谷氨酰胺的量减少，巨噬细胞的功能将受到很大影响。依利诺伊州立大学的John Alverdy博士，用动物实验来研究免疫细胞与谷氨酰胺的关系。他发现，当他给动物输入目前世界各医院都正在使用的静脉营养液，（不含谷氨酰胺），动物肠道的淋巴结内充满了细菌。如果在静脉营养液中加入谷氨酰胺，淋巴结中只有很少的细菌。接受谷氨酰胺的动物的Ig A抗体水平也是很高的。在另一个实验中，科学家发现大鼠在败血症时，其淋巴组织对谷氨酰胺的利用增加，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在清除异物时需要大量的增殖，这就需要较多的谷氨酰胺。如果给予动物大剂量的细菌造成败血症之前，先输入谷氨酰胺，那么这些动物的存活率比未接受谷氨酰胺的动物组高二倍。
（五）抗癌作用
干细胞不断增殖，分化成功能细胞是多细胞生命存在的根本机制。但是，只说到这里，还不全面。因为如果干细胞真的不停止地增殖，就一定会成为癌症而威胁到生命的存在，所以，还必须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启动干细胞的增殖，而当增殖的数量已经满足组织器官的需要时，又可令其多余的细胞死亡。机体里确实存在这个机制，前一个叫做“分化”，后一个叫做“凋亡”。执行这两个机制的就是正常的组织细胞，即功能细胞。也就是说，正常的功能细胞，当发现自己有一部分受致病因素作用而坏死的时候，（包括正常的生理性死亡），会向自己的干细胞发出信号，令其开始再生，并从原始的干细胞在不断分裂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功能，最终变成功能细胞，这个过程就叫做“分化”。另外，一旦数量得到补充后，正常的功能细胞又会再给干细胞一个信号令其停止再生分裂，同时给已经分化成功能细胞，但属多余数量的功能细胞一个信号，令其死亡，这个细胞死亡由细胞内基因控制，不造成炎性反应，这个细胞“自己”的死亡，称为“凋亡”。根据以上机制，后现代理论医学认为癌症发生的原因不是正常组织细胞的“基因突变”，而是干细胞在分化，凋亡两个方面受到阻碍：因为得不到凋亡的信号，所以，干细胞不停止生长，因为得不到分化信号，所以不断生长的干细胞只能生长到干细胞与正常功能细胞之间的某个阶段的中间形态的细胞，因为是在干细胞与正常功能细胞之间，所以带有不同程度的“原始性”，和“未分化”性。因为分化和凋亡的信号都来自于正常功能细胞，所以，如何使正常功能细胞发出分化，凋亡的信号，就成为后现代理论医学治疗癌症的思想。后现代理论医学找到两种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根据正常结构的细胞会有正常功能的原理。给干细胞提供足够的原料，促使其再生分化出更多的正常组织细胞，以增强正常组织细胞所发出的正常分化，调亡的信号，达到使癌细胞凋亡的目的。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一般来讲，发生癌症的器官组织，仍存在大量的正常功能细胞。也就是说，在发生了癌症的组织中，不是所有干细胞生长都变成了癌细胞。事实上，只是部分干细胞再生后变成癌细胞，大部分干细胞再生后仍是正常组织细胞，给它们提供足够原料，加强这部分正常干细胞的再生作用，就能达到增强分化凋亡信号，使癌组织要么继续分化成正常功能细胞，要么凋亡。科研人员已经发现，就是在实质癌肿的肿块内部，仍旧存在着大量的正常组织细胞，更不用说在癌肿范围之外了。以上所讲，也就是谷氨酰胺的抗癌作用机制。
用谷氨酰胺抗癌不只是一种理论的推论，在美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实践，下面我们就引用美国的资料以说明这一点。当然，这些临床是在现代医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临床效果并不很理想，而我们用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指导，除谷氨酰胺这一种提供干细胞原料的手段外，再加上调整体内环境的措施，效果应比单用谷氨酰胺要好，这是需要读者注意的，下面引述的资料主要是证明谷氨酰胺确实的抗癌作用，只此而已。引文来源：美国朱迪•夏波特《基本营养素——谷氨酰胺》引文如下：
由Arkansas大学Suzannt Klimberg博士所做的实验表明，同样是将肿留移植在动物体内，并让肿瘤生长25天以后，将动物分为谷氨酰胺强化组和非强化组。结果两组肿瘤生长情况相似，但随后给予化疗，谷氨酰胺强化组和非强化组肿瘤体积的缩小分别为45%和25%，因此，谷氨酰胺在某种途径上具有增强化疗杀伤肿瘤的能力！而且，那些接受化疗，未接受谷氨酰胺强化的动物的感梁率竟达100%，而谷氨酰胺强化组的动物感染率仅为3%。两组存活率也有明显差异。所有这些资料表明，谷氨酰胺对于每年上百万化疗的人来说，可能具有重要作用。更显著的发现来自于另外一个移植肿瘤的动物实验。移植在动物体内的肿瘤生长23天后，将动物分为接受含有或不含有谷氨酰胺的食物喂养。经过2天的特殊喟养后，所有的动物均给同一种化疗药物氨甲喋呤，并分别于注药后的24小时和48小时检测两组动物移植肿瘤内部的氨甲喋呤浓度，结果发现，不但谷氨酰胺组动物体内肿瘤的氨甲渠呤浓度明显高于非谷氨酰胺组，而且，谷氨酰胺治疗组动物体内的肿瘤也明显缩小。另一重要发现是，谷氨酰胺组动物的肿瘤内的谷氨酰胺酶的水平较低。这提示由于肿瘤较小，故无大量利用谷氨酰胺进行肿瘤生长的需要。这是令人振奋的消息。这表明谷氨酰胺不但具有重要的营养价值，还具有类似于一种化疗药物的重要的特殊的治疗价值。
后现代理论医学促使局部组织细胞发出正常分化，凋亡信号的第二种办法是调整局部组织与机体神经体液中枢的关系，使局部组织获得更大活力以完成自己的正常生理功能，这部分内容在本文后面专题论述。
（六）减少肌肉分解
研究表明肌肉组织是机体的谷氨酰胺库。当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时，肠道免疫系统及各组织器官对谷氨酰胺的巨大需求，是血液中原有的谷氨酰胺不能满足的。这时肌肉组织上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通过谷氨酰胺合成酶合成谷氨酰胺。因此，在应激或长期卧床病人蛋白质供应不足，特别是谷氨酰胺缺乏时，往往出现肌肉消瘦萎缩。以前将肌肉萎缩归因于失去运动的结果（达尔文进化论：用进费退）现在则表明，这是谷氨酰胺缺乏的体征。临床实践证明，给予谷氨酰胺可以制止和减少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时常伴有肌肉及关节的疼痛不适，这是许多卧床病人的常见体症。给予谷氨酰胺可以缓解这些体症。正因如此，谷氨酰胺被称为有“止痛”作用，其作用结果，相当于阿司匹林。老年人常见的腿痛，抽筋，也多与谷氨酰胺缺乏造成的肌肉组织分解有关，故服用谷氨酰胺有效，而近年来我国宣传的缺钙机制，实际上有欺骗内容存在。可喜的是，现在补钙的高潮终于过去了。
（七）神经精神作用
  
1 能增强弱智獐的智商。
在志愿者中的研究表现，当服用谷氨酰胺时，即使研究周期仅为短短5天，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增加。或许长时间服用会有更大的改进。
2 谷氨酰胺有明显的抗抑郁性能。
用研究者的语言说，已达到一个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精神情绪状态。给谷氨酰胺的病人比对照组的病人在统计学上表明更“精力充沛”。他们比其他病人减少愤怒和疲劳感。如果想到大多数疾病都伴有抑郁的情绪，那么，给予谷氨酰胺对于临床治疗将具有普遍意义。
3 有止痛作用。
其效果相当于阿斯匹林，机制已在减少肌肉分解一节论述。


（八）谷氨酰胺与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关系
研究发现，谷氨酰胺进入细胞时必须有皮质激素的转运作用。这样，谷氨酰胺和皮质激素两种药物的临床作用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所谓谷氨酰胺的作用，许多是与激素的作用相似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激素的许多作用，正是因为激素能使谷氨酰胺进入细胞而发挥的，其实是谷氨酰胺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应用谷氨酰胺既可以得到激素的许多治疗效果，又可避免激素的副作用。这一点在临床上是十分宝贵的。目前，临床已公认，激素在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中有非常好的效果，治疗基本离不开激素，但是长期大量使用激素所带来的副作用又使治疗无法坚持下去。有了谷氨酰胺与激素关系的知识，将为这些疾病的治疗开辟新的道路。在了解谷氨酰胺与激素关系的基础上，也进一步明确了谷氨酰胺这一药物的临床使用方法，即在开始治疗的初期阶段，为使谷氨酰胺快速，大量进入细胞，提高治疗效果，应该在应用谷氨酰胺的同时加用激素。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应用谷氨酰胺这一药物时的注意事项。在长期应用谷氨酰胺而未适时补充激素时，有可能造成机体缺乏激素的副作用，因为谷氨酰胺进入细胞时在不断地消耗激素，如发现此类症状，及时给予激素治疗，症状会很快解除。
（九）人类熟食的代价
谷氨酰胺的一个特点是不耐热，在50度左右即开始分解，破坏。因此，人类熟食的结果，造成食物中，主要是肉类食物中谷氨酰胺大量破坏。所以，人类从肉食中所得谷氨酰胺量较少，仅供机体日常生理需要，而一旦患病，需要量增长，即供不应求。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制药过程中，通过高温、高压灭菌程序时，谷氨酰胺也被分解破坏，故市场上所有品种的氨基酸制剂中都没有谷氨酰胺这一种氨基酸，这就使谷氨酰缺乏的问题在治疗中也得不到解决。了解此到，就应该更明确谷氨酰胺治疗的重要性。
（十）谷氨酰胺临床应用状况
传统上谷氨酰胺主要是治疗肝昏迷。认为谷氨酰胺作为血氨的运输工具，可以将中枢神经系统的血氨从中枢运到外周，从尿道排出体外。但现在认识到，真正的运载工具不是谷氨酰胺而是谷氨酸，谷氨酸结合氨之后以谷氨酰胺的形式转运到外周，谷氨酰胺是谷氨酸装载了氨后的形态，把谷氨酰胺输入体内，就相当于将装满血氨的车送到大脑，无法再起到运载血氨的作用。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竟然在医学界这么多高级知识分了中间延续了许多年，现在终于明白了。但是，随着这一错误的解释，谷氨酰胺这一药品也迅速从常用临床药物的名单中消失。可是与我国的情况相反，美国对谷氨酰胺的研究日益深入已经生产出数种稳定的谷氨酰胺制剂投入市场，日本也紧随其后，生产出口服制剂“麦滋林”，此药已进入我国市场。但因为我国大多数医生不了解谷氨酰胺的作用机制，所以很少在治疗中应用此药。总的看来，谷氨酰胺促进DNA复制的作用虽然在50年代就被发现。70年代又再度被发现，但医学界对谷氨酰胺的注意还是不够的，对谷氨酰胺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还没有受到广大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的重视。世界如此，中国更是如此，中国在对谷氨酰胺的认识上，又比欧美日唤了几十年。（麦滋森进入中国已有近十年历史）。我们这里所介绍的有关谷氨酰胺的知识，大部分来自美国朱迪夏波特和南希厄利什合著的《基本营养素--谷氨酰胺》一书，小部分是杨鸿智主任的临床经验。美国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表达了对研究现状的忧虑。作者写道：“在两百年前，一个重要的发现：吃柠檬和酸橘能防止水手在漫长的环球航行中患上坏血病。今天，在21世纪的门前，科学发现了谷氨酰胺的价值。对于正在康复的病人来说，对谷氨酰胺的补充是十分重要的。可能就像当年的柠檬与酸橘对水手来说是避免患坏血病的希望那样重要。许多关于谷氨酰胺的新消息仍然分散地登载于科学刊物上。大多数关于谷氨酰胺的研究都不是准备用于实际业务工作的。同时也很自然地不是大众易于接受的知识。”现在，后现代医学理论将谷氨酰胺这一药物与生命的疾病的干细胞机制联系在一起，使谷氨酰胺成为自体原位干细胞再生技术的主要用药，这就使谷氨酰的应用有了广阔的前景。
（十一）医药院士谈谷氨酰胺
在《医药院士世纪谈》一书中，黎介寿院士在《发展迅速的临床营养支持》一文中重点谈到谷氨酰胺问题。黎介寿，1924年生，普通外科专家，湖南省刘阳人。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所长，教授。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黎介寿在文章中写道：“现在又发现，谷氨酰胺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体内含量最多的氨基酸，占肌肉氨基酸的60%，是组成蛋白质的主要成分，是生长迅速细胞如肠粘膜细胞、红细胞等的主要营养物质。被称之为组织特殊营养素。但谷氨酰胺的水溶液极不稳定，易分解为谷氨酸与氨。故现有的复方氨基酸液中不含有谷氨酰胺。当前对谷氨酰胺的制剂与其在人体中的作用研究甚多，并研制有甘氨酸--谷氨酰胺和丙氨酸--谷氨酰胺两种双肽制剂。在溶液中甚为稳定。当输入人体内后再水解，分离出谷氨酰胺和丙氨酸和甘氨酸。这类制剂已在临床推广使用，预计它的使用将对改善氮平衡，促进组织的组成，改善免疫功能等都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