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后现代理论医学》内容的通俗介绍

《后现代理论医学》内容的通俗介绍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后现代理论医学》是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地段医院的原内科主任杨鸿智医生创立的。该项理论和技术受到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的高度重视，2002年9月在其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会议决定由杨鸿智出任主任委员。
    后现代理论医学是在现代医学理论基础上，吸收系统理论创立的一种新的医学理论。该理论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思想，通过调节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物质和能量，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以修复病变器官，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因此，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可称为“自体原位干细胞再生技术”或“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该项理论和技术突破了现代医学在器质性病变面前遇到的困境，使这些疾病的治疗水平发生质的提高。同时也为国家和患者节省大量的医疗费用，将为国家创造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医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经验医学和实验医学两个阶段，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出现将把医学推向理论医学的新阶段。它不但有巨大的学术意义，同时具有巨大的临床意义和经济意义。
    人体作为一个多细胞的生命有机体，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整体寿命的长期性与功能细胞寿命的短期性的矛盾。近年的研究发现，这个矛盾是通过干细胞机制来解决的。机体在从单一的受精卵细胞发育成多细胞机体后，各种功能细胞大多数成为不能再分裂的终末分化细胞。这些细胞都是寿命有限的。与此同时，受精卵细胞在最初的分裂后就保留了一部分未分化的干细胞，使它们存留在各种功能组织中。通过它们在生命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分裂、增殖、补充功能细胞的丧失。
    致病因素之所以造成人体疾病，是因为致病因素，使功能细胞提前死亡或加速死亡，并且，致病因素，抑制了干细胞的再生过程，使受损致死的功能细胞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因此造成组织器官结构的破坏和功能丧失。只要能恢复干细胞正常的再生过程，使组织器官结构及时得到修补，该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就能得到恢复，疾病也就得到治疗。通俗地讲，只要能维持干细胞的正常再生机制，人体就不会得病，得病后，也能得到治疗。干细胞机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
    近年来现代医学广泛应用干细胞技术治病多种疾病，取得良好效果这证明了干细胞机制确实是正确有效的。现代医学应用的干细胞技术，主要形式有：1、骨髓移植；2、脐血干细胞移植；3、异体外周干细胞移植；4、自体外周干细胞移植。现代医学的干细胞技术存在的问题是：移植技术是在不了解体内干细胞为什么不能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将外源性干细胞输入患者体内的机械论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输入患者体内的干细胞不是患者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作为“药物”在发挥作用，这种方法客观上在存在风险大，费用高，效果无法保证，排异问题没有解决等。
    后现代理论医学是系统理论引进医学后出现的新一代医学理论，应用系统理论这个工具，发现体内干细胞不能正常再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细胞核DNA复制所需的原料供应不足，另一个是致病因素造成机体内环境紊乱，限制了干细胞的再生。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了DNA复制所需要的原料及恢复体内环境激活干细胞的方法这些综合起来，就形成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特有的干细胞技术。这个干细胞技术与现代医学干细胞技术的根本不同点就是要在体内原位激活干细胞，这不同于体外移植技术。达个技术的手段是激活干细胞，而最终目的，是在体内原位，实现病损器官的“重构”。所以除了称为“自体、原位干细胞再生技术”外，还可称为“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这样，就在不进行体外干细胞移植，不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下，只通过内科治疗手段，就能达到病损器官的重构和再造，这个技术与现代医学干细胞技术和器官移植技术相比优点是风险小，用费少，效果好。最关键的是，后现代理论医学找到了疾病发生的深层原因和治疗方法，这是现代医学的干细胞技术和器官移植技术所不能体现的。
    后现代理论医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系统理论的内容，另一部分是用系统理论指导的医学知识的新的论述。系统理论的内容对于医学界人士来说是完全新的知识。对于这些知识主要是介绍、引进、灌输。使我们的医学界人士发生一个从机械论现代医学向系统论后现代理论医学的转变。这一部分的写作方法就是各种系统论知识的转述，主要是强调知识性。为了使我们的读者能对系统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知识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对于我们医学界的读者来说，由于对系统论知识比较生疏，会感觉这些知识的数量会更大些。对于系统论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小学生。我自己也在学习。作为一个医生，我与其他医生不同的地方在于我有机会比较早地接触到系统论知识。我以一个医生的角度学习系统论，然后再将我对系统论的理解转达给其他医生。我想这样的转达对于其他医生来说可能更容易接受。我对于系统论的理解是否能得到数学、物理、化学界的系统论专家的认同现在还不知道。我希望能够得到这种认同。如果认为我对于系统论的理解太表面、太浮浅，那么我希望这些专家能亲自向医学界讲授原汁原味的系统论，为建立系统论指导的后现代理论医学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想，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与此相比，我现在的工作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由于科学的分科研究已经成为“思维定势”，许多人对于跨学科研究往往不能理解。如果你的研究是跨在两个学科上面，那么可能这两个学科的人都不能接受你的研究。金观涛先生在他的《整体的哲学－－组织的起源、生长和演化》一书中说他自己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我这里引一段他的叙述，供大家参考：
    金观涛在《整体的哲学－－组织的起源、生长和演化》一书中的叙述：
    “自从十几年前《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一书的手稿完成以后，我就不曾想到会再来写一本方法论的著作。我认为，在理论研究中运用新的方法比写方法论的著作更为重要。几年来，我和我的合作者一直致力于将现代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我们高兴地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和批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不是历史，而是控制论在历史学中的运用：这确有一定道理，尚在意料之中。有趣的是一些研究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学者对我说：一你们所用的方法根本不是控制论和系统论”。“它们和国外的Cybernetics,Control theory或System theory都有很大不同。”这种意见开始时令我吃惊，但后来仔细考虑了一番，觉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确，在我们所用的方法之中，经典的控制论，系统论已经被进行了消化，得到了某种适合社会科学的改造，特别是溶入了很多我们自己多年研究和思考的结果。这使我想到，系统地向读者展开一下我们经常运用的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似乎是必要的。
    近几年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正在我国理论界掀起一股广泛的热潮，人们纷纷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尝试着新方法的运用。信息、反馈、控制、机制、稳定性等大量新概念和新名词破门而入，涌进许多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灼人的形势甚至引起了不满和忧虑，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场热症，确实，在这场方法论的**中除了生气勃勃的四面出击，也还有着各种性质的混乱。人们的不满和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当上述崭新的方法开始涌入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时，饥饿的人们会来不及细嚼就把有关的概念几乎生吞了下去，种种表面的牵强附会也必然随之产生。这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另一方面，那些新兴的横断科学还十分年轻，它们成长过于迅速，基础不够坚实。老三论（人们常用它来统称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尚未被人们完全消化，新三论（指突变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又被迅速引进。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在方法论中各占什么地位？不要说读者，即使有关领域的专家，包括新学科的创始者，也未必十分清楚。人们忙于建设和运用，来不及去深思它们共同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
    这一混乱而生气勃勃的建设景象，使人想起维纳在创立控制论时讲过的一段话：“这些专门化领域在不断增长，并且侵入新的疆土。结果就象美国移民者，英国人，墨西哥人和俄罗斯人同时侵入俄勒冈州所造成的情况一样——大家都来探险、命名和立法，弄得乱七八糟，纠缠不清。”维纳这一段话意在指出，各门具体学科的汇流，势必导致创立新兴的横断和边缘学科。富有戏剧性的是，维纳讲这段话以后四十年，同样的倾向居然出现在这些学科自身、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我们认为，这反映了一种向更高层次综合的需求。显然，时代需要把这些横断学科的成果综合起来，搞清它们共同的基础，产生一种严肃的带有哲学方法论意义的组织理论。”
    为了使大家能够知道什么是系统理论，就要从人类最早的古代整体论、近代机械论、还原论说起。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医务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多数局限在医学专业知识框架之内，为了说明并让大家接受系统理论的思想，我们不得不尽量按照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陈述许多事实，并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讲解各种理论知识。这就是说，《后现代理论医学》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说教，它首先是一部历史书，是社会史，特别是科学发展史，它又是一部传记文学，讲述为科学作出贡献的那些伟人的故事，它当然也是一部哲学书，讲述科学发展中各种重要的思想方法理论，最后，它是一本临床手册，要具体讲解如何用后现代医学理论指导疾病的临床治疗。
2004年9月24日
上海

    别人在研究怎么把中药变成西药的时候，我在琢磨着怎么样把西药变成中药。本文的作者认为干细胞可以治疗一切疾病，我不相信，但我注意到一点，这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谈到病毒和细菌，换而言之，这种疗法只关心病证而不关心病因，这是典型的中药特征，因而我把它当作一种适合中医使用的疗法。如果这种疗法是基于再生疗法的基础之上，那么可以预期，它是适于培补正气，适于虚证的一种疗法。

就《多器官功能不全的肺启动学说》与王士雯院士商榷  

最近，在《健康报》上看到高伟、赵玉生写的一篇文章：《王士雯院士谈：老年多器官功能不全的肺启动学说》，读后有一点感想，发给您，以资交流。
文章写道：
“老年多器官功能不全或老年多器官功能衰竭有一些自身特点。首先，脏器储备功能降低，容易在不太严重的诱发因素下相继或同时发生多个器官功能不全。其次，老年人往往罹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王士雯院士谈到，她们通过多年临床研究发现，99％的老年多器官功能不全患者发病前，均至少患有一种以上的基础疾病，比如冠心病、慢性肺部疾患、高血压病、糖尿病、慢性肾脏病等病种，并且多数可能患有2～3种疾病，最多的一人患有9种疾病。还有，老年人易于发生呼吸道、消化道以及泌尿道的感染，诱发多器官功能不全。尤其以呼吸道感染致肺脏发生炎症时，肺内大量的炎症反应因子释放入血并随着血流到达全身各部位。在这些因素作用下，老年人体内原本已经出现功能减退的其他脏器容易同时或相继发生器官功能不全，最终出现器官衰竭。王士雯院士把这种现象归结为老年多器官功能不全的“肺启动”学说。”
我的想法如下：
一 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病原因是什么？
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病原因一直是多器官功能衰竭这个疾病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文章的意思是说肺部的一般的细菌炎症会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我认为这与现在学术界所能接受的观点不同。常见的观点认为：
1 一般的致病细菌不能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器官功能衰竭也就不是什么疑难病症了。
2 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常见发病原因是两个，一个是休克，另一个是严重的细菌感染。
3 研究确定，所谓感染，不是一般的细菌感染，也不是一般的炎症介质，而是在感染中出现的内毒素在起作用。
4 研究进一步确定，机体常见器官的常见细菌感染很少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而肠道内的革兰氏阴性杆菌所释放的内毒素是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常见发病原因。肠道内的革兰氏阴性杆菌所释放的内毒素进入血循环的现象称为“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5 休克之所以能够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是因为在休克中血液重新分布，肠道缺血引起肠屏障损伤，肠道内毒素入血所致。
6 这样，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常见两个原因——休克和严重的细菌感染都确定是肠道内毒素，所以，现在，在学术界已经公认肠道内毒素是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常见原因。
二 肠道内毒素移位（入血）的途径
肠道内毒素移位（入血）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经过门静脉入肝，穿过肝脏回心，再离开心脏进入血循环到全身。第二条道路是通过“胸导管”进入静脉和心脏，再离开心脏进入血循环到全身。
三 门静脉渠道与肺的关系
内毒素经门静脉回心的位置是右心，然后经过肥循环再到左心而遍布全身。这样，在门静脉渠道中，肺是继肝脏以后，内毒素损害的第二个器官。但是，因为肝脏的代偿能力和抗病能力都比肺强大，所以在肝脏的病变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肺损害已经表现出来了。
四 胸导管渠道与肺的关系
胸导管起自乳糜池（第一、二腰椎水平），止于左颈内静脉和左锁骨下静脉汇合的静脉角，全长36～45cm ，直径2～4mm，腔内有一些防止倒流的瓣膜，导管瓣膜除了在距锁骨下静脉1 cm内的瓣膜位置较为恒定外，其他瓣膜的位置不定。胸导管引流横膈以下半身及左侧头颈胸的淋巴液。
内毒素经胸导管回心的位置也是右心，因此，也要经过肺循环再到左心而遍布全身。同样的道理，肺成为内毒素入血后第一个发病的器官。
五 初步结论
1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肺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发病的第一个器官。
2 但是，这只是说“发病的第一个器官”，而不是“启动”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第一个器官。
3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启动”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第一个器官应该是“肠道”
六 肺也不是“发病的第一个器官”
如果说肠道是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启动”器官，那么，按照内毒素入血和血液流动的先后次序，发病器官的排序应该是：
1 血液（如果血液也算一个器官的话）
2 肝脏
3 心脏
4 肺
这就是说从发病的角度看，肺只能排在第四位。
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知识，那么，我们在临床中看到一个肺部感染的病例并怀疑是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就应该看一看血液、肝脏和肺的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实验室检查，在这些器官还没有临床症状的时候就做出这些器官已经发病的诊断。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器官发病的诊断，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只有一个肺部有临床症状的时候就做出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诊断。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诊断是一个难题，至今没有特异性的实验室诊断标准。如果我们有了上面这样的理论指导，我们就可以用常规的实验室方法做出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诊断，而且是早期诊断。这里所说的早期诊断，不是像癌的早期诊断那样，不论多早，不论多小，都是癌的确切诊断。在上面所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早期诊断中，所得到的并不是确切的，特异性诊断。真正使我们能够做出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早期诊断的，是我们对多器官功能衰竭这个病的发病过程的了解。这个了解，必须是在放弃了现代医学的机械论思想以后才可能实现。
七 肠道是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启动”器官吗？
研究已经明确，肠道不是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启动”器官。比如，我们说休克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时候，休克就是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启动原因。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休克都会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特别可笑的是，当我们用休克来制造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动物模型时，往往不能实现。为什么？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原来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病有一个特别的机制：首先要有一个原发病，这个原发病并不能直接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但是，这个原发病是后来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机体再发生一次疾病，虽然可能这个疾病很小，但是在原发病的基础上却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目前，学术界把这个机制称为“二次打击”学说。
八 “二次打击”学说不全面
“二次打击”学说是符合临床实践的经验的，也就是说有好多多器官功能衰竭是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们说这个结论不全面，因为临床实践的经验还告诉我们也有好多多器官功能衰竭不是这样的过程。如一次休克就可以直接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一次外伤、一次手术、一次严重的感染等等都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
九 肠道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发生的枢纽器官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多器官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是内毒素，而内毒素主要来源是肠道，所以我们说多器官功能衰竭主要都是从肠道“出发”的，这样，我们可以把肠道称为“多器官功能衰竭发生的枢纽器官”其实，这个问题在休克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人们把治疗无效的休克称为“不可逆休克”，这种休克就是由普通休克在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因为肠道长期缺血引起肠屏障损伤，肠道内毒素入血所致。因此，研究者把肠道称为休克的枢纽器官。
十 怎样打开肠道这个枢纽器官？
肠道内毒素入血有两个条件，
1 肠道内毒素的数量绝对增加，入血数量就会增加
2 肠屏障损伤，肠道内毒素的数量没有增加时也会使入血的数量增加。
3 免疫屏障损伤，即肝脏和肠道的单核巨噬细胞损伤，在肝脏是“枯否细胞”。这些细胞的损伤会使肠道内毒素的数量没有增加时也会使入血的数量增加。
明确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知道，只要能够达到上面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就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
十一 什么是打开肠道这个枢纽的“上帝之手”
前面已经知道，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有两种情况，
1 一个严重的疾病。这个严重的疾病足以使机体进入“应激状态”使血循环发生重新分布，引起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2 如果是小的疾病，就需要来二次打击，实际上不论是几次打击，总之，是要达到能够引起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三个条件出现。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原因不是什么具体的疾病，而是这个疾病与机体的关系，是这个疾病对机体的打击程度，是机体自身对致病因子的态度。这就联系到一个系统论的基本问题。系统论的应该最基本的原理是说：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系统整体的功能状态。疾病的问题，牵涉到一个大系统和两个小系统。
1 第一个小系统是我们人体自己，因为我们的机体是患病的主体，我们人体是一个系统，由体内的器官、组织、细胞等更小的子系统组成。我们机体的健康情况，我们在疾病中的处境，就由机体内的各级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
2 第二个小系统是致病因子，如细菌。它们也是一个系统，它们自己的情况如何也是决定它们是否能够致病，如条件性致病菌，这里“条件”即“关系”是重要问题。
3 人和致病因子又组成一个生态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内的复杂关系决定人是否得病。
总之。这个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就是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现在，对于机械论教育出的专业人员来说，比较难理解，但是，对于网络时代的青年来说却很简单，这是一个“虚拟现实”，它是虚拟的也是现实的。
现代医学追求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可以定量检测的实证的致病原因。但是，在生命以及生态这个复杂巨系统中最重要的不是线性的定量的实证的因果关系，而是非线性的不可定量检测的随机的因果关系。但是，没有必要因为不能具体掌握疾病的微观进程而遗憾，因为我们用系统论的方法可以在宏观上更准确地把握疾病的发展情况，摆脱现代医学在疾病发展中的被动情况，真正做到对疾病发展的科学预测。当然，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现代医学的医生，而是后现代医学的医生了。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2004年9月22日
上海

继续转贴：
第3篇文章 从干细胞的监测看《后现代理论医学》与《现代医学》思想方法的不同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在我的第2篇文章：《后现代理论医学》内容的通俗介绍，在网上贴出以后，立刻得到《医学信息学论坛》版主的关注。版主老包先生的帖子写道：“确实很有意思。体内干细胞是很难观测的。能否介绍一下有没有在体内原位观测干细胞是否被激活的新方法，还是与刺激血细胞增生一样计量血细胞的含量。”在这里，我首先对斑主的关心表示感谢，然后，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现在并没有在体内原位观测干细胞是否被激活的具体方法。但是我可以通过患病器官形态和功能的改善，判断出干细胞是否被激活的情况。这里突出要表现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与《现代医学》思想方法的不同。这个问题，本来就是我在后面的文章中所要讲的，也只有在全面接受了《后现代理论医学》知识以后才能理解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们就会说你不科学，而拒绝接受《后现代理论医学》。这成了一个悖论：只有用《后现代理论医学》的观点才能理解不用观察干细胞的情况也知道干细胞已经被激活；而如果你不能说出干细胞是否被激活的事实，人们就不相信也不会接受你的《后现代理论医学》。
首先来分析现代医学的思想方法。现代医学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一个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即：决定论--线性因果关系：机械论的决定论思想认为任何物质的相互作用一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而且因果关系是直接相连的，因此，决定论也常称为确定论。在系统论未出现之前没有人怀疑这种思想有什么错。决定论是同非决定论对立的理论。它承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机械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具体的物质的原因这一点，对于反对中世纪神学，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是必要的和有巨大历史意义的。
作为一个知识点，我现在要指出的是，这个情况已经被科学的发展所改变。系统理论的出现使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观点。原来，世界上的物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简单物质，另一类是复杂物质。复杂物质是由简单物质按等级层次原理有机组合的物质，复杂物质称为“系统”，系统论的出现说明牛顿机械论不适用于对复杂物质的研究。
从机械论的观点来看，一个外力作用于系统是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直接接受外力作用的局部子系统的变化，另一个是系统整体的变化。这两个变化的结果都是与机械论的科学定律不符合的。子系统的局部变化因为受到系统内其他子系统的影响而不同于该子系统脱离系统影响时单独受力时的情况。而系统整体的变化更是因为有了系统内众多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参与而与用机械论定律分析的结果大相径庭。
这个问题早在100年以前就解决了。这就是量子力学的一个重要原理，即：测不准原理：在微观高速运动系统中，速度与位置不可能同时准确测量。这些说明，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在研究系统问题是已经没有像研究简单物质时那么重要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上，在生命和疾病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发现和正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因果关系，每一次我们都认为是找到了最后的原因，但是不久就又发现这个原因是另一个原因的结果。
下面我们再来看复杂系统的特点。
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系统的长期行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是混沌运动的本质特征。这也就是人们当今常说的所谓“蝴蝶效应”。我们中国人常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在西方，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引用过一首民谣对这种情况作了特别生动的描述：
钉子缺，蹄铁卸；
蹄铁卸，战马蹶；
战马蹶，骑士绝；
骑士绝，战事折；
战事折，国家灭。
马蹄铁上缺了根钉子是一件微不足道路的事，但经过逐级放大后，竟然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灭亡这种灾难性的后果。蝴蝶效应这个形象的比喻把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这一概念讲得活龙活现，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众所周知，动力学系统的行为或运动轨道决定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系统的运行演化规律，在数学上就是动力学方程；另一个就是系统现在的状态，数学上称为初始条件。一个确定性系统在给定了运动方程之后根据“存在唯一性”定理，轨道唯一地取决于初始条件，通过一个初值，有且只有一条轨道。 这就是系统行为或轨道对初值的依赖性。按照经典力学观点，轨道对初值的依赖性是不敏感的。就是说，从两个相邻近的初值引出的两条轨道始终相互接近，彼此在空间偕游并行。这叫做初值的小改变引起轨道的小偏离。这也是微分学思想的核心，它主导了科学思维达300年之久。可以严格证明，一切线性系统对初值的依赖都是不敏感的。长期以来，人们实际上默认一切确定性系统都是不敏感地依赖于初值的。但是，混沌研究改变了这一观点。处在混沌状态的系统，运动轨道将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从两个邻近的初值出发的两条轨道，在短时间内似乎差距不大，但在足够长的时间以后，必然呈现出显著的差别来。当然这里所说的时间足够长在不同的系统有所不同，彼此的差别可能很大。从长期行为看，初值的小改变在运动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导致轨道发生巨大的偏差，以至在相空间中的距离要多远就有多远。这就是系统长期行为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
把这件事情与干细胞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说的某些药物能够促进干细胞的生长，绝不是线性因果关系那么直接和简单。干细胞的生长是药物引起的一个正反馈过程的结果，掌握这个正反馈过程的方向可能比知道干细胞生长的结果更重要。当然，能够知道干细胞生长的结果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暂时不能知道干细胞生长的情况时，能够知道这个正反馈过程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可以使我们在常规应该停止前进的时候能够继续前进。
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长程关联——长期行为的不可预见性。
所谓混沌运动的长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混沌运动的“逐步放大”的效应。也即“蝴蝶效应”。前面讲了许多不可预测与可预测的辩证关系，说混沌运动宏观是可预测的，微观是不可预测的，这在许多人仍是不好理解的。关键还是一个老问题，即用同一个概念，描述两类不同性质的运动。其实，说简单一点，用经典科学的简单概念，所作的预测，在复杂运动中没有得到实现，原因是在复杂运动中，初始条件被放大了。最后结果大到用经典的简单线性因果关系无法理解。因此，混沌运动的特点除第一个是“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外，第二个就是“逐步放大效应”。而这个放大效应也是初始条件敏感的直接原因。当然，除了“原因”外，我们还应具体研究员复杂系统为什么会将最初的原因放大呢？这是因为，复杂物质都有复杂的结构，每一个组成部分，子系统都与其他多个系统有关系，相互作用，并组成无限相互作用的网络。这样，作用于复杂物质中某一个子系统的信息，会在一段时间后，沿着复杂物质内部相互作用的网扩大 、散布。这样，就形成了初始条件扩大的途径、模式。再有，每一个接受作用的子系统它的接受和再发送，也不是简单的镜面式的反射，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加工过程，这样，随着逐级传播，不但有一个空间的扩大过程，还伴随着质量、内容的充实，扩大过程。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种文艺节目，令一组演员排成一排，由第一个人说一句话传给后面的人，并依次传到最后一个人，然后往往出现很大差距，并由此引发观众大笑不止。或者，由第一人作一个动作，后面的人依次学习，下传，到最后一个人时那动作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表演就充分显示了信息在复杂系统中传播时的放大效应。这个放大效应得以出现，有两个条件：（1）要有许多人传播，人越多，放大越明显；（2）参与传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再加工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信息就不会改变、放大。
混沌运动有了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和放大效应之后，在此基础上就出现了“长程”关联的特点。这就是指：初始条件，经过一个相当长的传播过程后，得到了一个放大的结果，那么，我们反过来仍就会宏观地认定，这个表面上，用形而上学的经典力学无法理解的后果仍旧是与初始条件有关的。即如果我们现在是站在经典牛顿力学的水平上，我们就会说，这个结果是不可预测的，可是，如果我们站在系统理论，站在混沌论的水平上，我们就会清楚的知道，这个初始条件一定会在一个长程传播之后，得到一个放大的结果。这就象我们在看电视的那个表演之前，我们一定会知道最后一个人听到的那句话一定与第一个人说得那句话不一样。
这样，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就是讲混沌运动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初始条件敏感。第二，信息传播逐渐放大。第三，这两个过程合在一起就表现为长程关联。而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实在的，可预测，可操作的，而这些对于经典牛顿力学来讲，却成为“长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所以，我们要理解，同一个事实，站在不同的理论立场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于复杂物质的混沌运动，站在后现代系统理论的立场上，正面表述就叫做：初始条件敏感，逐步放大，长程关联，而现代机械论科学的水平就叫做“长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另外，还有一种人，还有一种立场，即用机械论的语言说明系统论的概念，这种表述方法就是说混沌运动是整体运动可预测，局部运动不可预测。凡是听到这种说法的人都有点“说不清”的体会，而对于某些人来讲“说不清”似乎就是辩证法，其实不是辩证法说不清，而是他们自己没有真正弄清系统理论与机械论的区别，没有弄清复杂物质与简单物质的区别。
小结：
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我们可以说药物引起干细胞生长，再引起器官重构。但是，实际上，它们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在暂时不能知道干细胞生长的情况时，能够知道这个正反馈过程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可以使我们在常规应该停止前进的时候能够继续前进。
近来研究干细胞的专家裴雪涛在其主编《干细胞技术》一书中说，只要知道了干细胞的治疗机制，不需要完全了解疾病发病的确切机制，就可以利用干细胞治疗技术治疗一切疾病。这句话听起来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点吹牛，另一个是似乎有点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正统的现代科学研究者，他说出了一个事实：现代实症科学在复杂系统前面已经不成立。
后现代理论医学是系统理论在医学领域应用的产物，也就是系统理论以医学问题为对象演绎的产物。演绎推论不只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同时也是一种科学预见。由于演绎所依据的一般原理（如系统理论）已被实践检验过，得到科学界的公认，演绎所依据的前提（如现代医学的各项成果）是真实的。所以演绎所得到的结果也应该是真实的和必然的。（后现代理论医学应该是真实的和必然的）。当然，作为一种假说，由系统理论针对医学问题所演绎出来的后现代理论医学还需要临床实践的进一步证明。但是，这种实践的证明将不会与已经作过的逻辑的证明相矛盾。（系统理论就是后现代理论医学的逻辑证明）。
2004年9月25日
上海

《后现代理论医学》概念的进一步说明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第一 什么是《后现代医学》
一 后现代主义
如果简单地说，“现代”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最早对现代化提出异意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提出的批评，所以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大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激发了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抗。在法国发生了1968年的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在美国出现了与现存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嬉皮士运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缺点的一种反思。意大利罗马俱乐部的出现，把这种反思引入科学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指出机械论的生产技术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证明了这个思想的正确性，并使后现代主义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也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因为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所以，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将马克思主义看做自己的鼻祖。正因为如此，2000年世纪更替的时候，发达国家把马克思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人把这件事看成不可理解的新闻，因为中国人不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主义在世界的发展情况。
二 后现代科学
当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认定机械论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目前所遇到的困难的原因之后，就想到要寻找一种比机械论科学技术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当人们这样去寻找的时候发现，原来这样的科学技术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系统论这门科学技术。20世纪的一百年，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接着又出现了量子论，最后是系统论，这一系列理论，最终表明，人类在认识物质运动方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原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研究的只是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现在人类发现，除这些运动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对于这些复杂运动，牛顿物理学已无能为力，必须采用新的系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认识。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新的科学已与旧的牛顿物理学完全不同了，已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从相对论开始，自然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牛顿物理学已经叫做“现代科学”，那么，这个发生在牛顿物理学之后的新阶段就叫做“后现代科学”。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并没有到现代科学而止步，而是在现代科学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开始了新的后现代科学阶段。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虽然看到了这些科学的新发展，但把这些算在旧的现代科学的范畴内，没有认识到这些东西已经是新阶段自然科学的表现。造成这些人没有及时看到新阶段开始的错觉的原因还有，就是旧的现代科学并未到19世纪末结束，而是在20世纪中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基本理论已经没有大的成果出现，而只是原有科学理论向实用技术的转化，如无线电、电子技术、原子核技术、基因技术等。20世纪是这样的世纪，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向其最后顶峰冲刺，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已经产生并正在完善自己的基本理论，准备着在21世纪转化成技术，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当后现代主义拿起系统论作为工具批判现代科学的机械论时，也就同时使系统理论与现代科学分离开来，使系统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被人所知，并走了脱离现代科学独立发展的道路，后现代主义将系统科学命名为“后现代科学”。当后现代主义与系统理论结合之后，后现代主义就完全摆脱了对现代社会消极抵抗的破坏者形象，而走上用系统理论建设更美好社会的道路，因此，现在社会公认，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目前，美国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大卫•雷•格里芬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科学的结合，对后现代科学起了一个宣传作用，使人们认识到后现代科学与机械论的现代科学有什么不同，并促使后现代科学脱离现代科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现在，后现代科学还不为大多数人所认识，但后现代主义却已经为大家所熟悉（当然对中国来讲仍是陌生的），通过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科学的宣传，能帮助后现代科学的更快普及。
三 医学不是原创科学
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正是这些学科的发展，它们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向医学的应用，才造成医学的发展。
四 现代实验医学
现代实验医学是现代机械论自然科学指导下的医学。
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也蓬勃发展起来。随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在医学中的应用，“黑箱”逐渐被打开，人们看到了人体内各种精细的构造和各种复杂精密的功能。这样，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现代实验医学开始了。这时期的代表有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哈维的血液循环，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巴期德的微生物学等等。这期间发明了听诊器、体温表、X光、心电图，以及临床化验的出现，使诊断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消毒、应用全身麻醉和输血及吸氧技术的出现，外科学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初，抗疟药、磺胺药，以及后来青霉素药出现，大大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曾经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急性传染病和大部分细菌感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类感到空前的解放。人类平均寿命和全世界人口数也空前延长和增长了。这时，人们借助于现代科技技术在细胞水平上，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对疾病的症状和发病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积累了大量实验资料和临床经验。通过这些，人们认识到一个完整的机体是由不同功能的系统、器官、组织、细胞等组成的。细胞是组成机体的共同的基本结构物质。所谓疾病是细胞结构、功能改变的结果。现代医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整个的机体，而是细胞。因此，现代医学又称“细胞医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是实验的方法，从大体解剖到细胞显微镜观察，以及进一步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实验，或者再包括化学、生物学的实验。因此，现代医学又称“实验医学”。而正如本文前面分析指出的，现代医学所使用的思维方法是由现代自然科学那里继承下来的机械论和还原论。
五 后现代理论医学
后现代自然科学既然已经产生并有了一百年的发展，那么，它肯定要向各分支学科渗透，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医学。后现代科学向医学渗透的结果，必将产生一门新的医学学科，按照同样的命名方法，这门在“现代医学”之后新生的新的医学就应该叫做“后现代医学”。“后现代医学”还可以是指由“后现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医学。后现代医学就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医学，就是以辩证法为指导思想的医学。后现代医学不仅在思维方法上进入了辩证法阶段，而且研究的物质层次也进入分子或超分子层次。后现代医学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它不仅象现代医学一样，继续进行实验研究，同时更增加了将后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向医学领域引进的工作。因此，后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面，是理论的整理工作和用理论指导临床医疗的形式。因此，可以将这种形态的医学称“理论医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第一欠真正揭示了生命运动的本质，也终于将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从这种意义上讲，后现代医学也有理由称为“理论医学”。总之，后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论综合，思维方法是系统理论或称辩证法。
第二 什么是《理论医学》
系统理论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20世纪的整个一百年里，首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宣布机械论科学在宏观宇宙中不适用。几乎与此同时，量子论宣布机械论科学在微观高速运动中也不适用。这两种科学的理论意义主要是说机械论科学不是绝对真理，还有不正确的地方。什么地方不正确，这两种科学没有说。直到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才使问题得到突破性进展。原来,世界上的物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简单物质,另一类是复杂物质.机械论只研究了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不适用于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必须用系统论来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系统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最早的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现在被称为“一般系统论”了，在这个“一般系统论”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系统的理论，这些理论是：信息论（申农）、控制论（维纳）、混沌论（洛伦兹）、协同学（哈肯）、耗散结构理论（普里高津）、复杂理论（圣达菲研究所）等。以上这些理论是数学、物理、化学界已经研究成熟并继续深入研究的理论。其中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已经获得诺贝尔奖。因此，我这里所说的后现代理论医学不是对这些理论的研究。我所做的工作是学习这些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引进到医学中来，指导医学的临床工作。这样，所谓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如何用成熟的系统论来指导医学实践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方式与原来医学的实验方式不同。这种方式可以称为“理论医学”。我们的这个新的医学全称是“后现代理论医学”，其中“理论”二字就是要表现出“理论医学”的意思。
后现代医学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它不仅象现代医学一样，继续进行实验研究，同时更增加了将后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向医学领域引进的工作。因此，后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面，是理论的整理工作和用理论指导临床医疗的形式。因此，可以将这种形态的医学称“理论医学”。“理论医学”不仅说明了这个医学的理论水平，同时也强调了这个医学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特别是这个“指导意义”是现代医学所缺乏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第一次真正揭示了生命运动的本质，也终于将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从这种意义上讲，后现代医学也有理由称为“理论医学”。很多自然科学都有理论研究部分，如：理论数学、理论物理学、理论化学等等。这些自然科学有理论研究部分，说明这些自然科学的成熟，医学研究一直没有理论部分，说明医学研究的不成熟。我们每一个医学研究人员都希望医学研究能够早日从经验积累的感性认识阶段进入理论研究的理性认识阶段。我们把这个医学称为“理论医学”，是希望我们的这次努力能够成功。

现代医学的困境——前言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后现代理论医学》全书的内容是向大家介绍一门新的医学理论。这是一门新的知识。这门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有本质的不同。在进行正式介绍之前，首先应该让大家知道现代医学有什么问题，这样大家才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出现代医学，接受新的后现代理论医学。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从事情的最后结果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在事情的开始阶段却往往不是这样。不会因为新事物好就可以取代旧事物，还必须指出旧事物的不好。有时明知道旧事物不好，还是坚持旧事物，这里又有政治、经济、或文化习惯的原因。比如，
1 在苏联时期，苏联就坚持米丘林学说，反对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出在美国，被苏联冠以“资本主义”的帽子。在冷战时期，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不管多么先进，只要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受到排斥。又如，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句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反映的也是这个事情。
2 前不久，我国上海建成了世界第一条商用的磁悬浮铁路。大家都知道，在世界上法国、德国、日本的磁悬浮技术最好，而且我国也正是引进的法国技术。可是，为什么法国、德国、日本他们自己不建立自己的磁悬浮铁路，而是给我国修建磁悬浮铁路呢？原来，这些国家前一段时间都在自己的国家发展了高速铁路技术。现在，他们的高速铁路还没有收回成本，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如果现在发展磁悬浮铁路，旅客一定会乘坐磁悬浮铁路而不乘坐高速铁路。这样，高速铁路的投资不是白浪费了吗？所以，只要旧技术还没有收回投资成本，只要旧技术还能够赚回利润，投资人就不会放弃旧技术去上新技术。
3 新技术的出现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依靠旧技术生活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都将失去他们的工作岗位。当年英国一家著名报社用电脑排版技术取代铅字排版技术时，就是在新址建新厂，雇用新的电脑技术人员。而原来的旧厂一步作废，当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失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企图反抗时，则遭到国家军警的镇压。我曾经和一位老同学交流《后现代理论医学》问题。这位老同学是北京医科大学一家附属医院的科主任，工龄已经超过30年。已经到了考虑后半生如何安排的时候了。他听我介绍完，眼睛盯着我，面色庄严地沉默了好一会，才说话：“30年前你就是造反，那时我们不理解，现在，30年后看来是你对了。怎么，现在，30年后你又造反来了？30年来我们一直是现代医学的技术权威，但是，像你这么一说，我们又不对了，又要从零起步了？
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习惯。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后现代理论医学》的论述程序就先讲现代医学的不好，再讲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好处。对待习惯的问题， 就只有等待时间了。
现在，正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特别是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成功，为人们展现了治疗疑难疾病的希望。国家也把生物医药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
一。在这种情况下要说现代医学的坏话实在是不容易。当然，还有一个难点是我自己就是现代医学的业内人士，自己否定自己是不容易的。但是，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想，只要相信科学、尊重科学，所有的读者都会做到这一点的。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现代医学的热点说明现代医学的困难处境，这些方面是：
一 细菌性疾病——抗生素耐药
二 病毒性疾病——没有特效药
三 替代疗法
四 基因理论
五 癌发生的“基因突变”理论是不正确的
敬请网友注意收看
2004年9月27日
上海

现代医学的困境——抗生素耐药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一）细菌性疾病的治疗曾经是现代医学最大的成绩
细菌和病毒所造成的多种感染性疾病曾是威胁人类的最严重的疾病。每次流行都可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现代医学使用疫苗和抗生素的治疗方法，使这些疾病得到控制，这是现代医学出现后最重要的成果。它根本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因此，这也成为人们对现代医学信任的原因。
（二）细菌耐药使抗生素治疗失去意义
自抗生素使用半个世纪以来，抗药性问题已经暴露并日益严重。这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原来好治的细菌感染性疾病变得难治起来，而且某些认为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又有流行的趋势。如肺结核。第二个问题，因为耐药问题，临床不得不加大抗生素的用量。现在抗生素一项所用的药费约占医疗费总额的1/3-1/2。这已经成为社会重大的经济负担。
（三）现代医学解决耐药性的办法
人们认为耐药性是细胞对抗生素的某种“适应”，即，耐药性是由抗生素的应用而引起的。由此人们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正确使用坑生素的问题上。结果是，抗生素的使用要注意两点：一是“全程足量”，即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应用足够大的剂量，务必使细菌全部被消灭。另一个原则是“联合用药”。即应用多种抗生素同时使用，弥补一种抗生素在杀菌范围上的不足。总之是全部消灭，不留祸根。这些治疗原则的根据，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们认为是未被消灭的残留的少数细菌，产生了耐药性。这些细菌是与被消灭的细菌相同的，是可以被消灭的，只是因为药量不足，才得以残留，并进一步产生耐药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抗生素应用的剂量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当然，药费也越来越多了。这样做之后，耐药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四）为什么抗生素不能解决细菌性疾病的问题
细菌的耐药性是细菌自己基因突变的结果，而且这个基因突变因为有了细菌间横向传递的多种机制而变得很经常也很快。按此原理，抗菌素的制造不可能走到耐药菌株形成的前面。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关于抗菌素使用的两种原则（“全程足量”和“联合用药”）对避免抗菌素耐药是无效的。抗菌素的使用不但不能消灭细菌，反而加快了耐药菌株的形成。耐药菌株的形成速度与抗菌素灭菌能力成比例上升。
1 细菌的基因突
细菌可以在没有环境作用的情况下，发生随机突变的事实，是由美籍意大利遗传学家卢里亚（1912-1991）发现的。并因此获得1969年的诺贝尔奖。细菌的随机突变，使任何一个细菌群体都含有不同的基因型。抗生素是人们按照某一种基因型而设计的。抗生素的应用使该种基因型的细菌迅速死亡，而其他基因型的细菌则以耐药菌株的形式保存下来。本来，在全部细菌群体中，不同基因型之间有一个平衡关系，一种基因型不会在短时间内排挤另一种基因型而成为细菌种群的主要基因型。抗生素的使用消灭了一部分基因型，这就为耐药菌的繁殖开辟了空间。使菌群整体很快都变成耐药菌。这使我们认识到：第一，耐药菌是细菌自发、随机产生的，它产生于抗生素应用之前。第二，抗生素的作用是“人工选择”作用。抗生素加速了耐药菌的显现和扩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我们只有不断研制开发新的抗生素，以对付新的耐药菌株。2，因为细菌突变发生在先，所以我们不可能超过细菌，提前准备一种抗生素。这就表明我们将永远处于被动局面。
2 “转座子”基因
细胞质中能够自由移动并传播遗传信息的质粒，经研究，被命名为“转座子”基因。即可以自由活动而插入到其他细胞基因序列中去的移动基因，转座子基因的发现者是美国的麦克林托克。她于1951年就提出移动基因学说，直到40年后，才得到承认，并于1983年获诺贝尔奖。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女科学家麦克林托克在研究玉米的遗传规律时发现，玉米的某些性状的改变是和一些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变动有关的。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这些基因可以从染色体的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从一条染色体“跳到”另一个染色体。于是她便提出了“可移动的遗传因子”的概念。直到70年代以后，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科学家们证实了“可移动的遗传因子”确是存在的，而且还发现这些因子并不罕见。它们还对有关的生物产生一定的影响。于是，有人便给这些遗传因子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转座子，麦克林托克也因为她在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了1983年的诺贝尔奖。
转座子中包含一些基因，这些基因可以使转座子从原来的DNA链位置上断裂开来，然后再插入到另外的DNA链位置上。当插入到一个新的位置后，转座子对附近基因的功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离开该位置时，它又有可能把一些附近的基因也一起带走。转座子的这种行为有点“唯我独尊”，是基因的自私性的一种表现。但无疑，转座子对基因组的进化是有很大作用的。还有一种转座子的自私性就更厉害了。这种转座子本身并不离开原来的位置，而是先转录出RNA，再由RNA反转录成DNA，然后插入到基因组的其他位置上。反复进行这一过程，就会使这种转座子在基因组中的拷贝数不断增加。由于这种转座子的特殊性，因此又把它们称为逆转座子。
细菌细胞中的遗传物质，除了染色体DNA以外，还有染色体外DNA——质粒。质粒(Plasmid)原指一切染色体外的遗传因子，但现在习惯上专指存在于细菌等微生物细胞中的染色体外遗传因子。质粒是能自主复制的染色体以外的双股环状DNA, 携有遗传信息, 控制非细菌存活所必须的某些特定性状。细菌的质粒具有自我复制、传给子代、可几个质粒共存于一个菌体、可自然丢失, 以及可通过结合或转化转移至受体菌等特性。质粒可分为转移型和非转移型两大类。转移型质粒可以从一个细胞转移至另一个细胞。它们可以不依赖染色体独立地进行转移，也可以携带染色体DNA的片段一起转移，还可以带动自身不能转移的小质粒进行转移。
（五）小结
总之，按照目前人类用抗菌素消灭细菌的方法，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1 全程足量，加大使用抗菌素的力度——这只能是加快耐药菌株的选择速度。
2 因为怕耐药菌株形成而而采取多种方法限制抗菌素的使用，这又减弱了对细菌的消灭力度，使细菌性疾病更加难以控制。
2004年9月27日

第7篇文章 刘易斯•托马斯关于细菌的论述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刘易斯•托马斯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书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细菌》，在《水母与蜗牛》一书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论疾病》。在这两篇文章中除了认识到用抗菌素不能消灭细菌这个事实外，同时进一步指出解决细菌问题的思想方法。主要是系统论方法。当然，刘易斯•托马斯不是直接的理论的论述，而是用散文的方式表示应该用“共生”的思想对待细菌，并指出，疾病是人体对细菌“反应过度”的结果。这些思想只有用系统论思想才能理解。这也正是我们后现代理论医学的任务。真正理解这些还必须要等到后面学习了系统论知识以后。现在通过读这篇文章只要知道在人类面对细菌耐药问题时已经有了新的解决思路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就把系统论的问题提出来，是因为我们认为当读者知道了解决细菌问题的更正确的方法以后，更能认识到用抗菌素消灭细菌这个方法的不正确、不全面。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两篇文章：
1《细菌》
看着电视，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在四伏的危机中作困兽斗，被追逐我们的细菌团切包围，之所以免于感染和死亡，那只是因为化学技术在护卫着我们，每时每刻在杀退众菌。我们得到的指导是把消毒剂到处喷洒，卧室要喷，厨房要喷，洗澡间尤其要使劲喷，因为我们自己身上的菌似乎是最危险的。我们拿了烟雾剂，为了吉利再加上除臭剂，喷鼻子，喷口腔，喷腋窝，喷隐秘处的招皱，甚至连亲爱的电话听筒的内部也要喷一通。我们把烈性的抗菌药敷到小小的疙瘩疮上，然后再用塑料布严严实实地包扎。塑料成了新的保护者，我们把旅馆里的塑料杯再包以塑料布。我们把马桶座垫用紫外线照过，再把它象国家机密一样封起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种种微生物总在图谋接近我们，想把我们撕裂分解成一个个细胞。只是因为我们提心吊胆，勤于防务，我们才得以囫囵个儿活在世上。
我们至今认为，人类疾病的肇事者，是一群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魔鬼。而在这敌阵中，最显眼的、坐中军大帐的便是细菌。我们断定，它们干起坏事来该是饶有兴致的。它们到我们身上逐利，它们数目太多，疾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人类就这么个生活条件，没法子。假如我们成功地剿灭了一种疾病，总会有一种新的疾病伺伏在一旁，等着取代它的位置。
这些都是具有社会规模的妄想狂的幻觉。究其原因，则半是因为需要树敌，半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的事情还记忆犹新。直到不过数十年以前，细菌还是真正的家庭之患。尽管活下来的还是多数，可我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死神就在不远处。我们一行一动，都是带着家小出生入死。我们有过大叶肺炎，脑脊髓膜炎、链球菌感染、白喉、心内膜炎、伤寒、各种败血病、梅毒，而肺结核则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现在，大多数人已脱离了上述大部分疾病的威胁，这要归功于抗菌素、科学研究、文明，还有金钱。但我们没有忘记过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来都只是那个庞大的细菌王国相对漠不关心的对象。细菌致病并非常规。实话说，细菌致病是这样罕见，鉴于地球上细菌的家口之众，致病菌的种类相对来说这样少，这件事有着捉摸不定的一面。疾病的发生，通常是为共生而进行的谈判无结果造成的，是共生双方中的一方越过了边境线，是生物界里边界协定的误解。
有些细菌只是在产生外毒素时才是对人类有害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自身生病时才产生外毒素。白喉杆菌和白喉链球菌只有在受到噬菌体侵袭时才产生毒素；为毒素的产生提供密码的是病毒，未受感染的细菌是没有获得密码通知的。我们染上了白喉，那是种病毒感染，但病毒感染的不是我们。我们卷入的不是一场跟毒素的直接对抗赛，而好象是无意中撞入了他人的麻烦。
有些微生物具有侵害人体的特殊能力，我可以想出几种，大概有结核杆菌、梅毒螺旋体、疟原虫，还有另外几种。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讲，它们能引起疾病或死亡，这对它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对大多数细菌来说，引起疾病也许是它们的祸事，它们要冒的生命危险比我们的危险更可怕。一个人带上了脑膜炎病原菌，即使不用化学疗法，致命的危险也不大。相比之下，脑膜炎病原菌运气不好碰到人身上，它们的生命危险可就太大了。大多数脑膜炎病原菌很精明，只停留在人体的表面，在鼻咽部呆着。脑炎流行时，大多数带菌者身上、鼻咽部就是病原菌呆的地方。一般说来，它们在那儿对人是无害的。只有在原因不明的少数人身上，它们才越过了界线。这时人菌两方就一块儿遭殃了，而大多数时候，更遭殃的是脑膜炎病原菌。
葡萄球菌生活在我们全身各处。大多数其他细菌不适于生活在人类的皮肤上，这种菌倒似乎适应了那里的条件。看着它们如此之众，而我们自己是这样形单影只，然而，跟它们相处，麻烦却如此之少，这真是奇怪。只有很少几个人受疖疮之苦，而这大半又要归咎于我们自身白细胞的多管闲事。溶血链球菌是我们最贴身的友伴，甚至亲密到跟我们的肌细胞膜有同样的抗原。是我们以风湿热的方式对它们的存在作出反应，才给自己招来麻烦。我们可以在网状内皮组织的细胞中长期携带布鲁氏菌，而根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不知什么原因，大概与我们身上的免疫反应有关系吧，我们才周期性地感觉到它们，这种感觉反应便是临床的病症。
大多数细菌一门心思在吃喝，它们不断改变着有机分子的结构，这样，这些分子便可被用来满足其他生命形式的能源需要。总的说来，这些细菌相互之间不可分离，以相互依赖的群落的形式生活在土壤或海洋中。有一些细菌在更专门、更局部的关系中成了更高级生物的共生者，作为工作零件活在其组织中。豆科植物的根瘤如果没有根瘤菌，那就会既不会形成，也没有作用。是大量的根瘤菌群集在根毛中，与之结成亲密的关系，以至于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分辨得出，哪些膜属于细菌，哪些属于植物。昆虫身上都带有细菌的群落。这些菌细胞似乎成了昆虫体内的小小腺体。没人知道它们在干些什么，只知道它们干的事很重要。动物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成了动物营养系统的一部分。当然还有线粒体和叶绿体，它们在一切生物里都是正式居民。
细察之下，最居心叵测的微生物--那些似乎真的希望我们得病的细菌，倒更象旁观者、流浪汉和偶来避寒的陌生客。它们一有机会就侵入人体，进行繁衍，有一些会到达我们肌体最深处的组织，闯入血流。但还是我们对它们的存在作出的反应使我们得病。我们身体中用以迎战细菌的火药这样猛烈，又牵涉这样多的防御机制，它们对我们的危险性比入侵者还要大。我们周身都是爆炸装置；我们全身布满了地雷。
是细菌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受不了。
革兰氏阴性菌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它们在细胞壁里产生类酯多糖内毒素，我们的组织接触这些大分子，就似乎得到了最坏不过的消息。一旦感觉到了类酪多糖，我们就可能动用一切可用的防御手段。我们会轰炸、洒落叶剂、堵截、封锁，直到毁掉那一地区的所有组织。白血球活跃起来，变得更具吞噬作用，释出溶菌酶，变得粘稠，成群密集在一起，堵住毛细血管，切断血液供给。血清防御素相机而动，释放趋化性信号，从全身召集白细胞。血管变得对肾上腺素过度敏感，于是，生理上的集中反应突然具有了使组织坏死的性质。白细胞中放出发热原，又在出血、坏死和休克之上加上发烧。一切全乱套了。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不必要的恐慌。内毒素并非生来有毒。但一旦被细胞感知，它便显得面目可憎，或令人可怕。细胞认为，内毒素的出现，意味着革兰氏阴性菌的存在。于是，它们就奋起抵御这一威胁，谁也挡不住它们的行动了。
我原以为，只有高度进化、高度文明的动物才上这个当。但事情不是这样。鲎是一种极原始的化石动物，渊源古老，开化未深。但它象兔子和人一样容易在内毒素面前崩溃瓦解。班（Bang）证明，在鲎的体腔内注射极小剂量的内毒素，就会引起大量血细胞凝滞，阻塞住脉管，胶状凝块使血液循环陷于中断。现在已知，卷入反应的主要是鲎的凝血系统--恐怕是我们人类凝血系统的老祖宗。抽出的血细胞，加进极少量的内毒素就会凝固。全身注射内毒素后引起的整个生物自行解体，可以解释为是机体所犯的错误：用心不错，却带来致命的结局。这个反应机制本身是相当好的，只要运用得当有度，其对付单个细菌侵入的作用还是大可赞叹的：它把血细胞召到现场，逐出可凝蛋白，细菌陷入罗网，失去活动能力，这事儿就整个儿地了结了。只有当遭遇到大量内毒素自由分子的信号，让肌体想起了大量弧菌的存在时，鲎才惊惶失措，一下子使出了自卫的浑身解数，这才把自己毁了。
这种过程基本上是一种对于信号的反应，有点象蓄奴蚁分泌的外激素，这种外激素在受害蚁群中引起恐慌，导致受害蚂蚁群落的混乱和瓦解。
我觉得，我们的大多数疾病很可能都是这样得的。有些时候，滥杀的机制是有免疫作用的，但象鲎的例子中一样，经常是一些更加远古的记忆。我们因一些信号就把自己撕毁成碎片，我们在这些信号面前非常脆弱，比在任何食肉兽群面前还脆弱。实际上，我们在受着自身的五角大楼的摆布。大多数时候是这样。

现代医学的困境——病毒性疾病没有特效药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病毒性疾病的数量和对人类的危害都不亚于细菌性疾病。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两种疾病混在一起，统称“传染病”，而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二次大战后，随着细菌性疾病在抗生素治疗下明显下降，病毒性疾病也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了。特别是最近几年，一些新的病毒疾病的发生，打破了人类生活的平静。
（一）病毒是生命的早期形态
1 宇宙的起源
宇宙起源于原始物质的大爆炸。原始宇宙物质处于无限高密度的状态，发生大爆炸后，原始宇宙物质向宇宙空间扩散并形成不均匀的宇宙星云。这些星云在万有引力作用下收缩形成宇宙的不同结果，如：星系、恒星、行星、卫星等。在星云物质收缩的过程中，物质的密度和形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压力和密度的不同位置，星云物质可表现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等不同形态。如太阳这个恒星是气体的，地球这个行星是固体的（外面有气体、液体，里面有液体）。
2 生命起源的自然条件
生命起源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致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生命起源也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推论。首先，生命起源应该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过程，不论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都是存在的。这个唯物主义的结论的内涵是说生命起源问题其实是自然而简单的，没有什么神秘，在宇宙形成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生命产生的条件，而在这个条件小生命也就产生了。其次是生命产生的具体条件。这个条件应该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高密度，另一个是流动性。这两个条件都是保证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能够充分进行。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物质形态就是液体状态。也就是星球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液态层圈中。说到液体，人们就会想到水，但是，这里要明确的是，在宇宙星球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这个液体层圈不是水而是“星云物质”，即形成星球的那些物质。这些物质的种类很多，并处在高温、高压、高密度的状态，正是这个状态才使各种物质的各种化学反应能够充分进行并最终产生生命。
现在人们有一个认识已经比较确定，即生命是产生于原始的海洋中，即产生于水中。这可能是不对的。我们也可以说生命是产生于原始的海洋中，但是，这个海洋不是由水组成的，而是由液态的宇宙物质组成的。有的科学家形容这个原始海洋很可能就像现在看到的“鸡旦清”一样。天文学和地质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现在地球上的海水是固体地球形成后开始的火山爆发喷出的水蒸气遇冷凝结而成的。也就是说生命的产生比水产生得早。再有，由于产生生命的液体圈的高密度，阳光是照不进来的，所以，生命是产生于无光的情况下。天文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地球上的氧气是产氧生物产生的，所以，生命产生时地球上还没有氧气。这样，我们就知道生命产生的基本状态是三高三无，即：高温、高压、高密度，无光、无水、无氧。这些可能与我们关于生命起源的条件的一般想法相差很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没有找到研究生命起源的突破口。
3 生命产生的时间
科学家在研究岩石中的细菌化石的时候推断， 这些细菌产生于35亿年前，再以此为根据推断，最早期生命产生的时间可能是38-40亿年前。现在科学界公认地球的年龄是46亿年。所以，可以说生命是产生于地球诞生的早期阶段。甚至可以说是在硬质地壳形成之前生命就已经产生了。从那时到现在地球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地质结构还是地球表面的气候，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着现在的条件去研究生命的起源肯定是不行的，而我们许多研究者却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设想在宁静的海湾中会产生生命，在暴风雨的雷电中会产生生命，等等。其实在什么产生的时候，地球是既没有海也没有雷电，甚至可能连硬质的地壳都没有。在我们知道了这个信息以后，我们不仅会看到生命的复杂神秘，还会体会的生命的顽强并使人敬畏。可以说生命确实是在地球诞生的烈火中诞生的。
4 病毒是生命的早期形态
前面说了生命产生的条件和时间，现在要说生命产生时的最早形态。最新的研究提示，生命的最早期形态可能就是核酸。这是研究者的一般推论，本文现在不做具体论证，只是想补充一点：在生命产生的那个时候，核酸周围有足够的物质和足够的能量保证核酸的合成。也就是说，核酸就产生并生存在能产生核酸的那些物质原料中。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核酸一定是裸露在这些原料中的。核酸的修复和复制都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结构就可以与原料之间直接进行。现在我们知道，核酸是在细胞核里面，核酸复制的原料要由细胞质来提供。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在生命产生的时候，整个自然界就是核酸的细胞质。
后来，硬质地壳形成，地心的热量与地表的气态物质之间不能进行交流，地表的气态物质热量不断向宇宙空间散失，地表温度下降。这时火山喷发出的水蒸气凝结成雨水降到地面，形成海洋。这时早期生命物质也随着雨水落到海洋中。这样，核酸生命不仅存在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周围的物质密度变得稀薄了。为了保持核酸周围的物质密度，生命进化出一层膜，把原料物质仍旧积聚在核酸周围，这样就形成了细胞结构的生命形态。这是生命的一个进步。这时，一部分核酸生命进化成细胞生命，但是也有一部分核酸生命没有进化成细胞生命，而是继续保持自己的单纯的核酸形态。当然，由于环境的恶化，它还是弄了一个蛋白质膜把自己包了起来。因为没有原料的供应，这样的核酸生命已经不可能进行复制。为了复制，它不得不进入新形成的细胞生命中利用细胞生命的原料。这样一个新的寄生方式的生命也诞生了，这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病毒。从以上叙述可知，病毒生命可以说是早期裸露的核酸生命的直系后裔，也是比细胞生命更早的生命形态。
（二）“共生”是生命进化的主要方式
现代生物学研究揭示，核酸可能是生命的早期形式。如病毒这种生命形式，就是在 DNA或RNA外面包一层蛋白质膜。而细胞生命则是较晚期的生命形式。细胞中的细胞核很可能是核酸进入细胞寄生的表现。如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书中所说，细胞，乃至人体只不过是基因的生存机器。是基因住的房子。如果我们仍把细胞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命，那幺，这个生命其实是两种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生命共生的形式。即“细胞”与“核酸”共生。生物学还指出，在现代细胞形成的过程中，除了核酸是外来户外，还有许多细胞器也是外来户。最典型并为大家公认的如线粒体、鞭毛等。这样看来，我们现在所说的单细胞生命，就已经是一个几种原始生命的共生体了。对于多细胞高等有机体来讲，共生的成分就更多了。干细胞是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白细胞是比干细胞高级的变形虫一类的单细胞生物。像红细胞等专职细胞、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等，则属于最新时期的“最高级”的细胞了。正是所有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水平的生命体有机的共生在一起，才形成了复杂的高等有机体。除了这种共生外，还有另外一种共生。在复杂高等有机体中寄生着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如在人的肠道中细菌的总数就超过人体机体细胞的总数。这些寄生的细菌，大部分通过自己的代谢与寄主在某种生理功能上有协作关系。这些细菌被称作有益细菌。另一部分细菌是无明显有益作用的，但也无明显有害作用的细菌。它们是单纯的住客。真正有害的细菌只是少数，或者是一些无害细菌在特殊条件下转变成有害细菌。现代医学将外来细菌视为至病菌，治疗的目的就是消灭外来菌。认为“无菌”便是健康的概念是片面的。后现代医学认为共生是生命的基本存在方式。疾病是因为不同生命形式之间关系发生了改变造成的。因此，治疗的目的主要应放在改变关系，而不是消灭对方。这是两种医学在思维方法方面的重要差别。共生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机体内部不同组织、细胞之间的共生。第二个是机体与寄生的其它微生物的共生。第三个是机体于自然界其它生命的共生。如何协调这些关系都是后现代医学的内容。
美国著名科学家马古利斯是共生理论的研究者。她提出的连续内共生理论在科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该理论认为，现在生物细胞中的一些组分在历史上曾经是营自由生活的细菌，比细菌大的生物都是通过细菌菌体合并而共生起源产生的超级生物体。具体地说，所有具核细胞都是由至少四种不同细菌合并构成的复合体。第一种细菌是接纳其他细菌的宿主细胞，它可能与热源体菌——一种耐热、耐酸、无细胞壁的古细菌有亲缘关系。第二种细菌演化为作为生物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这种细菌可能是原细菌，一种在各种水环境中非常常见的进行有氧呼吸的有壁细胞。另一种细菌变为叶绿体，这种细菌可能是一类生活在微生物席垫、泥沼、池塘、河流和海洋表层中的身体发出蓝绿光的光合细菌。第四种细菌变为中心粒-毛基体，这种细菌可能是螺旋体，一种经常与其他生物共生生活的、动作敏捷的蛇形细菌。（见《倾斜的真理》第479页）

（三）共生概念的最高表现——盖娅
当我国科学界对共生概念还没有充分消化和吸收的时候，国外又提出一个更新的概念是“盖娅”。“盖娅”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70年代初英国大气科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接受了他的一个艺术家朋友的建议，用“盖娅”来命名他所提出的关于地球的一个新观点：即地球类似于一个生命有机体，其表面的沉积物和大气层的温度、反应气体化学、氧化还原状态以及PH值等，是由生命有机体的代谢、行为、生长和繁殖保持动态平衡的。（见《倾斜的真理》第479页）这样，共生的概念被无限地扩大了。从一个生命体扩大到整个地球；从生命范围扩大到无生命的范围。如果说共生概念还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盖娅的概念就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不不断受到各方面的怀疑和攻击。争论正在进行，还不能下什么结论。但是，我这里可以提供一个判断的思路。争论的关键其实是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在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范围内是无法得到一致的答案的。系统论的研究提示，生命是复杂物质、是系统现象，所谓系统，就是相互作用的网络，你所要研究的物质的范围是你自己主观决定的。复杂物质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因此，所谓“生命是什么”，完全由我们所研究的范围决定。如，当我们把研究的范围定在整体水平时，我们说一个动物是生命；当我们把研究的范围定在细胞水平时，我们说细胞是生命；当我们把研究的范围定在分子水平时，我们说DNA是生命。那么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自然界，当我们发现我们离开自然界就不能生存的时候，我们把个体生命与整个自然界融合在一起，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大生命，就这就是可以理解的。
（四）用共生的理论重新认识免疫
免疫是不同生命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和产物。最初的生命在没有其他生命相干扰时是不需要免疫的。所以，免疫的目的和效果不应是免疫对象的死亡。免疫是共存、共生的游戏规则。把免疫看作是识别自我和非我，并排除非我，保持自我，这一定义，这一认识是片面的。即只看到了免疫的最初的，最表面的表现。在免疫的这些表面之后，还应有更深入的东西。这里之所以会有复杂现象出现，是因为事实上，非我是不可能被排除、被消灭的。非我最终要实现与自我的共生、共处。从这个角度我们忽然对免疫偏差，免疫失败所造成的疾病有了新的认识。免疫失败所出现的疾病，正是“免疫”这个游戏的结果。这个游戏的目的是免疫双方共生、共存。免疫主体的疾病状态，正是为不同物种生命共生所付出的代价。试想，如果在生命诞生之初，免疫就真的是绝对有效的，那么非我都会死亡。然而，如果想到非我和自我只不过是一个相对概念的话，那么当非我死亡的时候自我怎么可能存在呢？现在之所以生命有这么多物种生存发展，根本的一条就是，大家不能彼此消灭。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生物界中人类与其他物种是平等的。你不可能只让人活着，而让其他物种都死亡。
种系免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扩大思考免疫问题的例子。“种系免疫”给我们的启示：动物或人体对某些病原微生物的刺激，天然不感受或感受性甚低。这是先天性非特异性免疫中最明显而且作用较强的一种因素。它取决于不同种系或个体的体质不同而对某些感染原的易感性有所差异。例如，人对鸟型结核杆菌，狗对破伤风毒素或鸡对碳疽杆菌均无感受性。这种免疫力为先天所故有的而且是相当稳定的。这称为“种系免疫”。我们传统的免疫概念是识别非己，并杀灭、排除非己。总之，要对非己有所反应才可称为免疫。而种系免疫的实质是对非己的不反应。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对免疫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要承认不反应也是一种免疫功能，那么就得修改免疫概念的定义。即不论是使用反应，或不反应的方法，只要能保证机体的生存，就属免疫功能。因为免疫研究的重点是在如何反应方面，因此，至今，我们对种系免疫的了解还很少。但是，种系免疫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免疫的方式：即，不反应。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观点，如果已经认识到疾病是由机体反应过度造成的，那么我们更应当坚信，降低或停止反应，对保存机体生命是有治疗作用的。也就是说，种系免疫为混沌边缘疗法提供了一个旁证材料。原来，“不反应”是机体早就应用的有效的免疫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用药物的、人工的方法，使患病机体主动地进入“不反应”状态。
传统上，我们把免疫看作是不同生命个体之间的屏障，而作为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如何加强这个屏障。现在当我们知道大多数生命体都是简单生命以共生方式进化而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免疫功能一定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这方面的作用使不同生命的共生成为可能。这些功能也许就在我们过去所认为的免疫功能不足的内容里。这次抗非典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我们向大家宣传要加强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抗非典，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免疫反应过度是患者死亡的原因。免疫过度概念的提出和强化，将促进我们对免疫功能另一方面的研究。
（五）病毒与人体共存是一个事实
病毒进入人体的目的是要在人体内生存，为此病毒并不希望人体死亡。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病毒是如何既保证自己不死，又尽量让人类不死的：
病毒进入人体后遇到的第一个人体免疫防线是体液免疫。即人体用抗原抗体反应来消灭病毒。如果这是一个新的病毒，或是一个病毒的新的变种，那么人体就没有相应的抗体，病毒就可以躲过这个防线。当然，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机体会产生抗体。但是，这些抗体只能消灭血循环中的病毒，却不能消灭已经进入细胞中的病毒。肝炎患者都知道，肝炎病毒相关抗体的存在不是说明没有疾病，而恰恰相反，正是说明机体内有病毒在活动。疫苗是防治传染病的重要方法，但是，不是唯一的绝对有效的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早就不会为这么多传染病发愁了。病毒进入细胞后，细胞会将病毒的一部分蛋白运送的细胞膜上作为一个标记，引来CD8淋巴细胞将受染细胞消灭。这就是机体的细胞免疫机制。但是，面对这个情况病毒也有方法对付，病毒在受染细胞内切断细胞标记自己的途径，使CD8淋巴细胞无法识别和消灭受染细胞。就是这样，许多人成为病毒的长期携带者。我们并不认为长期携带病毒是一个好事，但是与因病毒感染死亡相比，与病毒共生可能是一个选择。如果我们能够尽量延长生命存在的时间和尽量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我想，患者是能够接受这个治疗思想的。
不感染病毒，或在感染病毒后能够迅速将病毒消灭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事实上我们现在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在这个事实面前，即在不能消灭病毒的事实面前，通过治疗保持生命的存在。达到与病毒共生，是一个有可行性的选择。
（六）非特异性的内科治疗是抗病毒治疗的重要内容
总结以上论述可知，在没有抗病毒特异性治疗的情况下，保持生命存在的一般性内科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治疗基本上可以将大部分患者治愈的。这不仅是一个理论，更是我们这次抗非典的实际表现。关键是要弄清病毒给机体造成什么损害，并针对这些损害进行有效的治疗。在这次抗非典过程中，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研究成为主要角色，临床研究显得有些被动。我这里的论述表明，在抗病毒的斗争中一般内科治疗也是大有可为的。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病毒并不希望我们死亡。
2是我们自己的过度免疫造成自己的死亡。
3纠正过度免疫我们就可以不死亡。
4正过度免疫是普通内科学的工作，我们每个内科医生都可以在这里发挥自己的作用。
（七）总结
1 病毒是生命的早期形态。
2 病毒在细胞中寄生生活。
3 人类无法在保存自己正常细胞存活的情况下，消灭进入细胞内部的病毒。
这就是现在现代医学机械论方法在治疗病毒疾病中遇到的困难。解决的方法是改变机械论的态度，采用系统论的思想，用“共生”的方法，在不消灭病毒的情况下，维持人类的生命。
2004年9月30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