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后现代理论医学》内容的通俗介绍

第9篇文章 现代医学的困境——替代疗法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目前最能代表现代医学的“现代高科技水平”的治疗项目是介入疗法和器官移植。这些技术不涉及疾病的发病原因，治疗手段也与致病原因无关。回避了病因的研究和治疗。在目前能够使器官功能损害的患者得以延长生命期或改善生存质量。因为与病因治疗无关，故俗称“替代疗法”。这种疗法，正因为它是在回避病因研究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正如美国的刘易斯，托马斯所说的，替代疗法不过是一种“半拉子”技术，不是真正的技术。是暂时的将来肯定要淘汰的技术。由于这些技术的高额治疗费，不但使个人无力承担，就连国家、社会也无力承担。这就在经济上决定了这项技术是不可能推广的。
器官移植的探索始于20世纪40年代，致今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如果要从利弊和功过的角度来评价器官移植，那么可以说，器官移植在当今高科技项目中是功劳最大而过失最小的。199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了世界上第一次成功进行肾移植和骨移植的美国医生约瑟夫，默里和唐纳尔，托马斯。在此之前，诺贝尔医学奖和少授予与临床相关的医学项目。这说明临床器官移植得到了世人的承认和充分肯定。迄今，全世界的器官移植数已达到30多万例。截止到80年代，全球已有20万例，而到90年代，每年都有2万多例。而且人的各种重要器官，如心、肝、肺、脾、肾、胰、骨髓等都可以移植。从器官移植的成功率来看，最近十年的统计来看，器官移植的总体成功率在60%以上。器官移植病人存活年限在10年以上的达65%其中肾移植病人存活年限最高，达30年。其次是骨髓移植，达25年。肝移植达23年。心脏移植达22年。与其他医疗手段比较无论从对病人的治愈率，还是病人接受移植后的生存时间来判断，器官移植都是无可非议的。
现在正处在替代疗法发展的旺盛时期，基本听不到对替代疗法的批评。下面我们引用美国医生刘易斯，托马斯对替代疗法的分析，可能对我们深入认识替代疗法有所帮助。他写道：
医疗方面有着三个水平非常不同的技术，它们彼此如此不同，就象全然不是一种活动。如不把这三个水平的技术彼此分开，医生和分析家们就会陷入麻烦。
首先，有一大部分技术可以称为“非技术”。这些技术不能用它所改变疾病自然进程或改变其最终结果的能力来衡量。很大一笔钱是花在这上面的。不但病人，医学专家对此也评价甚高。其中包括有时称为“支持疗法”的方法。它帮助病人治愈一些一般说来还没有被理解的疾病。这就是“护理”、“维持”这类字眼所指的事。这种技术是不可取代的。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因为它不涉及针对疾病机理采取的措施。在病人疑心自己得了这种或那种不治之症时，任何好医生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向病人保证，解释，说他实际上很健康。这种事就属于这一类“非技术”。内科医生过去在白喉、脑膜炎、小儿麻痹、大叶性肺炎、和所有后来得到了控制的其他传染病患者的床边所作的事，也属于这一类。现在的医生，对下列疾病的患者也必须做兔样的事。这些病包括难以驾驭的癌症、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中风和晚期肝硬化。人们可以想出至少20种主要疾病需要这种支持疗法。因为这些疾病还没有有效的技术。这种非技术费用很高，而且一直越来越高。它不但需要大量的时间也需要内科医生的艰苦努力和高超技术。只有最好的医生才善于收拾这种败局。这还意味着长期的住院，大量的护理，并涉及医院内外大量的非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简言之，这种疗法构成了今天医疗费用的重要部分。
比非技术高一个水平的是某种技术，最好称之为“半拉子技术”。这就是发生既成事实之后非作不可的一些事情。有些疾病对它的进程你几乎无能为力，而它的一些使人丧失功能的作用你得费力补偿。这种技术是用来弥补疾病后果或推迟死亡的。近年来的突出事例就是心脏、肾脏、肝脏、和其他一些器官的移植。还有同样令人瞩目的人工器官的发明。在公众看来，这类技术似乎已经成为自然科学中高技术的同义词。大众媒介倾向于报道每一道新的程序，似乎它代表了一个突破性进展和治疗学的胜利，而不是实际上的权宜之计。实际上，这个水平的技术本质上既是高度发达的，同时又是非常原始的。这种事人们必须继续去做，直到真正理解了疾病机理为止。比如，慢性血管球性肾炎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引起变态反应的变应原制约着这一疾病。是这些变应原导致肾小球的坏死。对于这些情况，我们还有待进一步了解清楚。然后才能不能知道如何明智地施行干预，阻止这一过程或使之向相反方向转化。当我们达到了这样水平的了解时，肾脏移植术就没有多大用处，也就不会产生今天这样的后勤学、费用和伦理学等巨大问题了。为了控制冠心病，发明了极其复杂而昂贵的技术，包括专门化的救护车和医院病房，各种各样的电子玩意儿。还有众多的新型的专业人员，来对付冠状动脉血栓造成的后期症状。今天用来治疗心脏病的办法几乎都是这一水平的技术。目前最先进的便是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当人们的知识多到足以理解心脏病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时，人们就能想出一些办法防止或转化这一过程。一旦这事发生，现行这一套煞费苦心的技术很可能就被搁置一旁了。在癌症治疗中所作的很多事情——手术、放射和化疗，都属半拉子技术。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指向业已形成的癌细胞，而不是针对细胞转变成赘生物的机理。这类技术的特点是耗费大量的钱，并要求不断扩大医院设备，没完没了地需要新的有高度训练的人员来经营此业。而且，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也没法不这样。如果建立一些专门化的冠心病护理区能为几个冠心病患者延长生命，（没问题，这种技术对少数病例是有效的），那么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这样的状况：能建多少这样的病区，就会建造多少。能找到多少钱，就会花多少钱。我看任何人都会别无选择。能让医学撇开这一技术的唯一东西是新的知识，而获得这些知识的唯一源泉是研究。
第三类是那些如此有效，以至于公众似乎最少注意的技术。这类技术已经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了。这是现代医学中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最好的例子是用于白喉、百日咳和小儿病毒性疾病的现代免疫方法。其中还有当代运用抗生素和化疗对付细菌感染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对付梅毒和肺结核，这体现了人类努力的一个里程碑，尽管这种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当然还有别的例子：使用适当的荷尔蒙治疗内分泌纹乱，预防新生儿溶血性疾病，防止各种营养纹乱，或许有刚刚出现的对付帕金森氏综合症和镰状细胞贫血症的方法。还有其他例子，没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些自己喜欢的候选者名单，但实际情况是，能有效对付的疾病远没有公众相信能治的那么多。这种真正的医学高技术，是从对于疾病机理的真正理解得来的结果，而一旦它成为可行的，它就比较的经济，比较的容易施予。（《细胞的生命理赞》第28-31页）
2004年9月30日
上海

第10篇文章 现代医学的困境——基因理论的还原论本质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后现代医学理论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人们对现代医学先进性的崇拜。现代医学目前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模板，特别是现代医学中的基因理论，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不仅是社会公众，就是大多数专业研究人员，也对基因理论的正确性坚信不移，目前，大家并不需要什幺比基因理论更正确的理论，大家只是期待着基因理论使人类从疾病折磨中彻底解放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医学研究机构的上层主管，却应该有比社会公众更清醒的头脑。我们应该认识到，基因问题搞清，肯定会在基因这个层次上解决一些重要的医学问题，但是，基因层次问题的解决并不不是全部生命问题的解决，而我们说基因理论有错误不是说基因理论不能解决基因层次的问题，而是说，基因理论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自以为能够解决全部生命的问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现代医学和后现代医学两个医学发展阶段相互交替的重要时刻，如何认识基因理论成为焦点问题。下面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这对大家正确认识基因理论，转而接受后现代医学理论，可能会有帮助。
基因理论建立之后，还原论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生命就是基因。基因理论已经揭开了生命之谜的乐观信念深入人心。虽然与此同时，机械论，还原论思想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界和科学界正在遭到越来越认真，越来越强烈的批判。然而，在基因理论这个问题上，虽然也受到批评，但相比之下，批评是轻微的。也许人们宁愿看着基因理论继续发展和持续下去。因为这个理论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安慰和希望是太巨大，太可贵了。
（一）基因数不断扩大
当然，不管人们的态度如何，基因理论在建立之后的发展中很快就遇到许多否定的问题。第一个遇到的问题是，决定某一种生物性状的基因数不断扩大。原来人们头脑中的印象是一个基因决定一种蛋白，决定一种性状。可是后来的研究发现，某一性状并不由单一基因决定的，而是由多个基因决定的，比如我国的基因专家顾健人院士，在研究中发现有7种癌基因和相关基因与肝癌的发病有关，这在思想观念上是一个大的突破，打破了单一基因决定某种性状的旧框框。为此，顾健人院士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基因谱”的概念。即某 性状可能不是由单一基因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家族，集团基因所决定，这个家族或集团，可写成一个“基因谱”。后来的研究又有进展，在癌基因研究中发现，有时是几十个基因，甚至上百个基因决定某个性状的产生。为此，顾健人院士又将基因谱的概念，扩大为“基因阵”的概念，认为癌基因阵中，应该有主次，有配合，它是人体肿瘤多病因，多阶段表现的内在原因。辩证法告诉我们，量变引起质变。如果确实一个基因决定一个性状，那幺，人们是不可能不承认基因的决定作用的。如果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基因才能决定一个性状，那幺，这种决定意义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与原来的概念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在文明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有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但你那一份权力与总统那一份权力有可比性吗？
（二）垃圾基因
第二个问题，原来经典的基因理论认为，基因的唯一功能就是蛋白质的合成。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相当多基因与蛋白质合成无直接关系。只是在控制、调节蛋白质合成基因的功能，故可以给这部分基因命名为“调节基因”或“功能基因”。而更令人惊讶的问题是，最近人类基因组工程第一阶段工作结束，人类基因组图谱草图正式公布。该图谱表明与蛋白质合成有关的基因只占基因总数的2%，另外98%的基因是一部分功能基因、调节基因，而绝大多数基因是我们目前尚不了解其作用的“垃圾基因”。基因理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基因决定性状这一概念。但如果与这一概念有关的基因只占全部基因的2%，这个太小的数字不得不使我们想到基因的主要作用不是生产蛋白质，或蛋白质生产并不是生命的最主要的特征。而这最终使我们对“生命就是基因”这一论断的信奉大打折扣。因为我们这一信仰的正确率只有2%的可能性。你不可能要求人们安于2%的可能生而不去追问98%是什幺。
（三）逆转录
第三个问题是“逆转录”问题。逆转录问题的发现，说明在生物系统中，由DNA决定蛋白质的信息传导过程不是唯一的。还存在着由RNA——DNA的过程，甚至有蛋白质——RNA——DNA的过程。如果这些过程存在，那么说DNA是基因，是生命的最基本结构就肯定是不正确的了。
（四）基因不应该称为“基本的生命物质”
第四个问题，是从生命运动的主要内容来看，按照后现代科学的理论，生命除了在结构上应是一个系统外，它在功能上就是能够抵抗无机界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能够长时间地保持自己结构的稳定性和功能的稳定性。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活”的物质，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死的物质。这是生命与非生命相区别的关键问题。那么生命系统是如何保持远离死亡的这种稳定状态呢？这就是因为生命系统可以不断从外界环境吸收物质和能量。研究证明，这些物质和能量不是直接从环境中得到的。从环境中得到的是能够制造这些东西的原料，经过生命体自身的加工，才成为生命体真正可以利用的物质和能量。为了完成这一摄取和加工过程，机体必须要有一套复杂的中间结构。这样，所谓生命物质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结构，其中包括所谓的‘生命物质’，如DNA，还包括负责从环境摄取原料，加工制造的辅助结构。这些经典概念的“生命物质”与为摄取物质和能量而起作用的辅助结构总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复杂系统，就被称为“生命”、“生命体”，或“生命物质”。所以，后现代科学所说的生命物质，是指这样的一个物质系统，而其中的任何组成部分都不能单独命名为基本的生命物质，不论这个组成部分在生命系统中负责什么功能。从这里可以知道，作为携带遗传信息的DNA，不应该称为“基本的生命物质”。用后现代科学的理论来看，不存在具有生命的简单物质。DNA是一个大分子。但却是一个单纯的，简单物质。它自己无法从环境中获得物质和能量，所以，单独的DNA，无法在自然界中存在和生存下去。DNA只能活在细胞中，和细胞一起生活。科学史上还有一件事，可以作为旁证材料，提示人们，DNA不是最基本的生命物质。这件事就是关于病毒是否具有生命的争论。一派人认为，病毒是生命的一种结构，另一派人认为病毒不属于生命物质，因为病毒离开细胞生命时，并不表现出任何生命活动。这个问题的争论最后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搁置起来。为什么？因为人们没有对生命物质正确的定义、概念。现在，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给生命以新的定义、概念、这使人们对基因及病毒的本质，都有了深刻的认识。
通过对于基因理论的再认识，我们知道，基因只是一个简单结构，它自身无法体现生命功能，必须与一系列辅助结构组合在一起才能达到从环境吸收物质和能量，而这个系统就是细胞结构。细胞是能够从环境摄取物质和能量的最简单系统，是生命的基本结构。当然，这个基本结构本身已经是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又是更高级更复杂生命系统的组成部分。总之，生命是复杂系统，任何简单物质都不可能是生命的基本结构。
在伟大的基因理论面前，我自己已经感觉到无限的眇小，我知道，我的分析是无足轻重的，不可能引起人们对基因理论错误，缺点的注意，下面我想引用一些科学名人对基因理论的评价，我想，这或许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的沃森在《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一书中写道：
“……（生命）是如何发生的，仍然是个秘密。特别令人迷惑的是怎样会出现遗传密码和蛋白质合成的各种机构。”“卵裂本身当然并不能导致胚胎的发育，真正的精髓却是细胞分化过程。所有的高等动植物都是由大量不同的细胞类型（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甲状腺细胞、血细胞等）建成的。在某些生物中转化过程开始于受精后最初几次细胞分裂。其它生物中后裔细胞在确定其命运之前，要经过大量的细胞分裂，然而，不管其分化发生的精确时间如何，结果常常是亲代的细胞转化成大量形态不同的后裔细胞。……我们必定会问是什幺东西不仅使两个后裔细胞合成不同的蛋白质，而且使它们各自连续合成相同一类蛋白质？很清楚，对于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问题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研究出任何一种高等劝植物胚胎发育的全部化学细节。”
另一位美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P•享德莱在其主编的《生物学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写道：
“虽然对于发育反应的全部节目以之为基础的遗传基础和细胞内的机构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即使最圆满地了解到基因细菌细包中的作用，仍旧不能完全阐明一切细胞、组织和复杂有机体的发育。什幺东西导致受精卵进行分裂，并且产出子细胞？它们又变是像骨骼和肌肉？血液和神经那样地不同？”“就象我们已经了解了DNA酶的机制，膜与神经传导，这些仍然不能使我们预见到会有蝴蝶、兰花或海豚，更不用说人类了。”
面对生命运动的复杂性，自然科学家分成两大派别。一派认为生命有其超自然的特殊活力，此派被称为“活力论”。另一派则认为生命做为物质的一个种类其根本规律仍旧应该是物理的和化学的。生命的复杂运动终究会还原成某种简单的物理的或化学的运动。这一派可称为“还原论”。沃森，享德莱这些科学家没有盲目地站在哪一派别，而是清醒地认为，目前的基因理论尚未揭示出生命的根本规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研究的思想方法中可能存在某种问题。也就是说要解决生命的本质问题，还需要有一种新思维方法。同时也还需要在自然科学中有进一步新发现，新的突破。如沃森在同一本书中写道：
“人们往往预计，在了解生命的本质之前，一定会发现一些就象细胞理论或进化论一样重要的自然规律。”“曾几何时，某些生物学家总觉得——如果不是希望的话——生物学之所以和悲凉的、无生气的化学实验室不同，除了复杂性和大小之外，还有某些更为基本的不同。”
享德莱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急需的这个理论是一种哲学。他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写道：
“哲学还没有消化生物学者对生活自然界的看法，从唯生论与宿命论的想法上解脱出来。但是随着化学与进化生物学的飞跃进展之后，有一天必然会产生科学的新哲学。主要是根据生物学的发现，而不是物理学的发现。”
以上回顾告诉我们，基因理论的第一代创始者就已经发现单靠基因理论本身是不能解决生命的根本性问题的。还需要有一个思维方式的改变，还要有一个不同于现行思维方式的一般哲学类的理论，基因理论只有在那个新理论的框架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他们做了预言，这个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而且，这个“科学”不是物理学，也不是化学，而是“生物学”。事实上，正当他们在那里预言的时候，这个科学的哲学正好刚刚产生，这就是奥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所提出的一般系统论。虽然到现在，在系统论已经面世半个世纪之后，大多数生命科学研究人员仍不能理解和接受系统理论，但是我们相信，这段拒绝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使我们更加惊叹这些老一代科学家们的预言是多幺的准确！新出现的理论的确是科学的哲学，这个科学的确是生物学！
下面，我们再看些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对基因理论的认识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博士在他为《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一书所写的导言：《展望21世纪科学发展前景》一文中写道：
“在整整100年前汤姆逊发现电子，从那以后，影响了我们这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是由小的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找到了最基本的粒子，就知道最大的构造。这个思想不仅影响到物理，还影响到本世纪生物学的发展。要知道生命，就应研究它的基因，知道基因就可能会知道生命。我们现在发现并不然。小的粒子是在很广泛的真空里，而真空很复杂，是个凝聚态，是有构造的，也就是微观的粒子和宏观的真空是分不开的。这两个必须同时处理。知道基本粒子就知道真空的概念是不对的。从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出发，不会有暗物质，也不会有类星体这东西。我觉得基因组也是这样，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
钱学森关于基因问题的论述。该论述发表在钱学森的著作《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第360页；
“当听说今天讲解的题目是基因工程时，我脑了里就出现了个问题，就是：基因工程与我们所的任务是怎幺一个关系？我们所工作总方向给我们的任务是：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我想基因工程跟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是怎幺一个关系？今天报告人也作了一点回答。他讲到基因工程与人体科学的关系。基因工程考虑的问题原来是从基因的脱氧核糖核酸这方面来考虑的。所以它一下子就到了微观领域。我 说人体科学的问题，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的问题，这都是宏观的问题。那幺基因的变化到宏观效果，这里头远得很，是错综复杂的。报告人讲了，现在的研究要证明基因客观存在环境的影响后才表现出来，环境又是个宏观的东西。它影响的是集体的，整体的东西，这里的关系并不是一对一的。好象基因动一下就有一个效果，恐怕不是这样。要复杂得多。也不是说基因工程是微观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宏观。从微观到宏观这里边复杂得很。也就是局部跟整体的关系。刚才在显示上，有一个叫多基因工程图，上面有一个现阶段的问题的第四点就讲到了这一点。那问题很困难，就是说你要采取一个措施，找出影响微观的因素，在宏观上是个什幺结果，假设这个问题你没搞清楚，那幺你微观的那些措施就不好下决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大家这儿搞清楚，不要认为这儿听了基因工程，啊呀！了不起，可以改变人的根本的东西，困难。”
诺贝尔奖得主M•盖尔曼在其著作《夸克与美洲豹》一书中有关论述：
“用较低层次的理论来解释较高层次的现象过程，通常被称为还原。我没听说过哪个严肃的科学家相信，存在着不是起源于基本物理力的特殊的化学力。虽然一些化学家可能不喜欢这幺说，但事实的确如此。从理论上讲，化学可以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导出。从这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还原主义者。至少在物理和化学方面如此。但在允许化学现象发生的特定条件下，化学比基本粒子物理更特殊这一事实，意味着为了导出化学定律，哪怕在理论上导出必须将那些特殊条件的信息代入基本粒子物理过程。没有这一思想，还原的概念就是不完善的。所有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尽管各门科学占据着不同的层次，但它们都是一个联合整体的一部分。那个整体结构的统一性通过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而得以巩固。位于某一层欠上的科学涵盖了位于较上层的不那幺基本的科学的定律。但是，后者由于更特殊，因而除了前者的定律之外，还需要更多的信息。在每一层次上，都有一些对本层次非常重要的定律有待发现。科学工作不仅包括研究各个层次上的那些定律，同时还要从上而下及由下向上在它们之间建构阶梯。处于等级中另一层次的生物学与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当今还有哪一严肃的科学家会象过去几个世纪中常见那样，相信生物学中存在着不源于物理——化学的特殊活力？如果有，那也是极少数。我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理论上，生命依赖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就象化学定律依赖于物理学那样。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又成了一种还原主义者。然而象化学一样，生物学依然非常值得按其自身条件，在其自身层次上来进行研究。尽管阶梯的建构工作仍在进行。即使基本的地球生命化学与历史关系不大的，生物学中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有效复杂性，远远大于诸如化学或凝聚态物理这类学科中有效复杂性。想想自地球上生命产生以来40亿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多幺巨大数量的进化性是由偶然事件引起的！那些偶然事件中的一些（也许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大），在这一星球上的生命之后续历史中，及对生物圈中生命之形式之丰富多彩的特点，起着重要作用。生物学定律确实依赖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但它们还取决于大量由偶然事件产生的附加信息。这里，你可能会发现，在理论上可能进行的那种到物理学基本定律的还原。与一个缺乏经验的读者所理解的还原一词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远远大于从核物理、凝聚态物理或化学到基本物理学的还原的情形。生物科学远比基本物理学复杂，因为地球生物学的许多定律不仅与基本定律有关，而且还与大量偶然事件有关。”（第112-115页）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即对于基因理论的态度，现在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基因迷信派，另一个基因论的反对派，基因迷信派是还原论派，反对派是系统论派，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在理论的讨论中有两派意见，而在生物学和医学的科研实践中却只有还原论派在行动。而系统论派只保持在理论上，口头上，没有实践表现，这有个历史的原因，因为系统理论有一个产生，发展的时间过程，现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宣传、壮大，我认为，系统理论已经有可能转化成生物医学的科研实践。而我现在所提出的后现代医学理论，正是一个将系统理论转化成科研和临床实践的具体实施方案。我是属于系统论派的，但我并不反对基因研究，我认为，基因层次规律的阐释，对系统理论的发挥能起到支持作用、问题不在于是否进行基因研究，关键是要把基因研究的成果纳入系统论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还原论体系。因此，我国生物界和医学界可参与和继续进行基因研究，但是这时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我国在此项研究中并不占有优势，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是基因研究的发源地，我们是后来者，小学生，从经济条件来讲，我国更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我国虽然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1%的测序任务，但这并不表明我国是基因研究的大国，正如这个“1%”的数字所显示的，我们如何用1%与99%去竞争呢？参与这项研究工作，使我国学术界能紧跟国际先进水平，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只要不能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我们就得不到基因研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我国生物医学研究的高层决策者能认识到这个事实，那幺就应该在实践中调整我们的基因研究策略，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应该把 我国的一部分研究力量转移到系统理论的研究上去，转移到后现代医学理论和临床的研究中去。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的转移。首先，目前世界上后现代医学研究尚属空白，我们现在能够开始研究，那幺我们就是首创，我们就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几百年来，在生物医学领域，我们一直学习西方，现在终于有了机会，我国可以早于西方在后现代医学研究中起步，西方在现代医学时代是先进的一方，但这个先进将成为西方的袍袱，西方舍不得停止他们在还原论方向上的前进势头，因为他们已经投入了太多的人力和财力。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况，即基因研究事实上只是涉及少数人的研究工作，我国的大部分医务工作者，没有机会介入基因研究，那幺，我们为什幺只让这些人当旁观者而不让他们参加到一项有意义，能参与的事

在伟大的基因理论面前，我自己已经感觉到无限的眇小，我知道，我的分析是无足轻重的，不可能引起人们对基因理论错误，缺点的注意，下面我想引用一些科学名人对基因理论的评价，我想，这或许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的沃森在《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一书中写道：
“……（生命）是如何发生的，仍然是个秘密。特别令人迷惑的是怎样会出现遗传密码和蛋白质合成的各种机构。”“卵裂本身当然并不能导致胚胎的发育，真正的精髓却是细胞分化过程。所有的高等动植物都是由大量不同的细胞类型（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甲状腺细胞、血细胞等）建成的。在某些生物中转化过程开始于受精后最初几次细胞分裂。其它生物中后裔细胞在确定其命运之前，要经过大量的细胞分裂，然而，不管其分化发生的精确时间如何，结果常常是亲代的细胞转化成大量形态不同的后裔细胞。……我们必定会问是什幺东西不仅使两个后裔细胞合成不同的蛋白质，而且使它们各自连续合成相同一类蛋白质？很清楚，对于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问题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研究出任何一种高等劝植物胚胎发育的全部化学细节。”
另一位美国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P•享德莱在其主编的《生物学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写道：
“虽然对于发育反应的全部节目以之为基础的遗传基础和细胞内的机构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即使最圆满地了解到基因细菌细包中的作用，仍旧不能完全阐明一切细胞、组织和复杂有机体的发育。什幺东西导致受精卵进行分裂，并且产出子细胞？它们又变是像骨骼和肌肉？血液和神经那样地不同？”“就象我们已经了解了DNA酶的机制，膜与神经传导，这些仍然不能使我们预见到会有蝴蝶、兰花或海豚，更不用说人类了。”
面对生命运动的复杂性，自然科学家分成两大派别。一派认为生命有其超自然的特殊活力，此派被称为“活力论”。另一派则认为生命做为物质的一个种类其根本规律仍旧应该是物理的和化学的。生命的复杂运动终究会还原成某种简单的物理的或化学的运动。这一派可称为“还原论”。沃森，享德莱这些科学家没有盲目地站在哪一派别，而是清醒地认为，目前的基因理论尚未揭示出生命的根本规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研究的思想方法中可能存在某种问题。也就是说要解决生命的本质问题，还需要有一种新思维方法。同时也还需要在自然科学中有进一步新发现，新的突破。如沃森在同一本书中写道：
“人们往往预计，在了解生命的本质之前，一定会发现一些就象细胞理论或进化论一样重要的自然规律。”“曾几何时，某些生物学家总觉得——如果不是希望的话——生物学之所以和悲凉的、无生气的化学实验室不同，除了复杂性和大小之外，还有某些更为基本的不同。”
享德莱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急需的这个理论是一种哲学。他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写道：
“哲学还没有消化生物学者对生活自然界的看法，从唯生论与宿命论的想法上解脱出来。但是随着化学与进化生物学的飞跃进展之后，有一天必然会产生科学的新哲学。主要是根据生物学的发现，而不是物理学的发现。”
以上回顾告诉我们，基因理论的第一代创始者就已经发现单靠基因理论本身是不能解决生命的根本性问题的。还需要有一个思维方式的改变，还要有一个不同于现行思维方式的一般哲学类的理论，基因理论只有在那个新理论的框架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他们做了预言，这个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而且，这个“科学”不是物理学，也不是化学，而是“生物学”。事实上，正当他们在那里预言的时候，这个科学的哲学正好刚刚产生，这就是奥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所提出的一般系统论。虽然到现在，在系统论已经面世半个世纪之后，大多数生命科学研究人员仍不能理解和接受系统理论，但是我们相信，这段拒绝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使我们更加惊叹这些老一代科学家们的预言是多幺的准确！新出现的理论的确是科学的哲学，这个科学的确是生物学！
下面，我们再看些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对基因理论的认识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博士在他为《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一书所写的导言：《展望21世纪科学发展前景》一文中写道：
“在整整100年前汤姆逊发现电子，从那以后，影响了我们这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是由小的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找到了最基本的粒子，就知道最大的构造。这个思想不仅影响到物理，还影响到本世纪生物学的发展。要知道生命，就应研究它的基因，知道基因就可能会知道生命。我们现在发现并不然。小的粒子是在很广泛的真空里，而真空很复杂，是个凝聚态，是有构造的，也就是微观的粒子和宏观的真空是分不开的。这两个必须同时处理。知道基本粒子就知道真空的概念是不对的。从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出发，不会有暗物质，也不会有类星体这东西。我觉得基因组也是这样，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
钱学森关于基因问题的论述。该论述发表在钱学森的著作《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第360页；
“当听说今天讲解的题目是基因工程时，我脑了里就出现了个问题，就是：基因工程与我们所的任务是怎幺一个关系？我们所工作总方向给我们的任务是：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我想基因工程跟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是怎幺一个关系？今天报告人也作了一点回答。他讲到基因工程与人体科学的关系。基因工程考虑的问题原来是从基因的脱氧核糖核酸这方面来考虑的。所以它一下子就到了微观领域。我 说人体科学的问题，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的问题，这都是宏观的问题。那幺基因的变化到宏观效果，这里头远得很，是错综复杂的。报告人讲了，现在的研究要证明基因客观存在环境的影响后才表现出来，环境又是个宏观的东西。它影响的是集体的，整体的东西，这里的关系并不是一对一的。好象基因动一下就有一个效果，恐怕不是这样。要复杂得多。也不是说基因工程是微观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宏观。从微观到宏观这里边复杂得很。也就是局部跟整体的关系。刚才在显示上，有一个叫多基因工程图，上面有一个现阶段的问题的第四点就讲到了这一点。那问题很困难，就是说你要采取一个措施，找出影响微观的因素，在宏观上是个什幺结果，假设这个问题你没搞清楚，那幺你微观的那些措施就不好下决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大家这儿搞清楚，不要认为这儿听了基因工程，啊呀！了不起，可以改变人的根本的东西，困难。”
诺贝尔奖得主M•盖尔曼在其著作《夸克与美洲豹》一书中有关论述：
“用较低层次的理论来解释较高层次的现象过程，通常被称为还原。我没听说过哪个严肃的科学家相信，存在着不是起源于基本物理力的特殊的化学力。虽然一些化学家可能不喜欢这幺说，但事实的确如此。从理论上讲，化学可以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导出。从这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还原主义者。至少在物理和化学方面如此。但在允许化学现象发生的特定条件下，化学比基本粒子物理更特殊这一事实，意味着为了导出化学定律，哪怕在理论上导出必须将那些特殊条件的信息代入基本粒子物理过程。没有这一思想，还原的概念就是不完善的。所有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尽管各门科学占据着不同的层次，但它们都是一个联合整体的一部分。那个整体结构的统一性通过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而得以巩固。位于某一层欠上的科学涵盖了位于较上层的不那幺基本的科学的定律。但是，后者由于更特殊，因而除了前者的定律之外，还需要更多的信息。在每一层次上，都有一些对本层次非常重要的定律有待发现。科学工作不仅包括研究各个层次上的那些定律，同时还要从上而下及由下向上在它们之间建构阶梯。处于等级中另一层次的生物学与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当今还有哪一严肃的科学家会象过去几个世纪中常见那样，相信生物学中存在着不源于物理——化学的特殊活力？如果有，那也是极少数。我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理论上，生命依赖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就象化学定律依赖于物理学那样。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又成了一种还原主义者。然而象化学一样，生物学依然非常值得按其自身条件，在其自身层次上来进行研究。尽管阶梯的建构工作仍在进行。即使基本的地球生命化学与历史关系不大的，生物学中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有效复杂性，远远大于诸如化学或凝聚态物理这类学科中有效复杂性。想想自地球上生命产生以来40亿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多幺巨大数量的进化性是由偶然事件引起的！那些偶然事件中的一些（也许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大），在这一星球上的生命之后续历史中，及对生物圈中生命之形式之丰富多彩的特点，起着重要作用。生物学定律确实依赖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但它们还取决于大量由偶然事件产生的附加信息。这里，你可能会发现，在理论上可能进行的那种到物理学基本定律的还原。与一个缺乏经验的读者所理解的还原一词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远远大于从核物理、凝聚态物理或化学到基本物理学的还原的情形。生物科学远比基本物理学复杂，因为地球生物学的许多定律不仅与基本定律有关，而且还与大量偶然事件有关。”（第112-115页）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即对于基因理论的态度，现在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基因迷信派，另一个基因论的反对派，基因迷信派是还原论派，反对派是系统论派，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在理论的讨论中有两派意见，而在生物学和医学的科研实践中却只有还原论派在行动。而系统论派只保持在理论上，口头上，没有实践表现，这有个历史的原因，因为系统理论有一个产生，发展的时间过程，现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宣传、壮大，我认为，系统理论已经有可能转化成生物医学的科研实践。而我现在所提出的后现代医学理论，正是一个将系统理论转化成科研和临床实践的具体实施方案。我是属于系统论派的，但我并不反对基因研究，我认为，基因层次规律的阐释，对系统理论的发挥能起到支持作用、问题不在于是否进行基因研究，关键是要把基因研究的成果纳入系统论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还原论体系。因此，我国生物界和医学界可参与和继续进行基因研究，但是这时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我国在此项研究中并不占有优势，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是基因研究的发源地，我们是后来者，小学生，从经济条件来讲，我国更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我国虽然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1%的测序任务，但这并不表明我国是基因研究的大国，正如这个“1%”的数字所显示的，我们如何用1%与99%去竞争呢？参与这项研究工作，使我国学术界能紧跟国际先进水平，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只要不能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我们就得不到基因研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我国生物医学研究的高层决策者能认识到这个事实，那幺就应该在实践中调整我们的基因研究策略，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应该把 我国的一部分研究力量转移到系统理论的研究上去，转移到后现代医学理论和临床的研究中去。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的转移。首先，目前世界上后现代医学研究尚属空白，我们现在能够开始研究，那幺我们就是首创，我们就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几百年来，在生物医学领域，我们一直学习西方，现在终于有了机会，我国可以早于西方在后现代医学研究中起步，西方在现代医学时代是先进的一方，但这个先进将成为西方的袍袱，西方舍不得停止他们在还原论方向上的前进势头，因为他们已经投入了太多的人力和财力。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况，即基因研究事实上只是涉及少数人的研究工作，我国的大部分医务工作者，没有机会介入基因研究，那幺，我们为什幺只让这些人当旁观者而不让他们参加到一项有意义，能参与的事
<基因是什么>
那么，基因是什么呢？不同类别的生物学家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分子生物学家说，一个基因就是一段DNA，它具体指定一种蛋白质的组成，可以影响是否合成和以什么速度合成那个蛋白质。有时邻近的基因也会影响那个蛋白质的合成。遗传学家说，基因是我们染色体的各个部分，它中介可遗传的性状。群体生物学家们说，基因是差别单位，可用来区分人群彼此不同的成员。进化论生物学家说，基因是生物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的历史记录。所有这些定义都相互重叠、相互补充，特定科学家关注之点决定于他的兴趣所在。遗传学家们的语言时常带有明显的思想束缚。分子生物学家，还有在出版物中，在讲到基因或DNA做什么时用到动词如“控制”、“编程”或“决定”。这些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用词给DNA赋予了太活跃的作用。事实上，DNA并没有“做”任何事。它是一种非常惰性的分子。它只是停留在我们细胞中，等待其他分子与它一起相互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细胞中的DNA像一本食谱书。我们要做一盘繁杂的菜肴，需要有一本食谱书，但食谱书做不出菜，也决定不了做哪种菜肴或菜肴是否好吃。厨师和烹调原料将决定用什么烹饪方法和如何使用烹饪方法，最后喝汤还是吃蛋糕，食物味道如何等。烹饪术也是一种恰当的比喻，因为这里引入了应变和灵活的要素。好厨师如果在他缺少某些似乎必不可少的烹调原料或器皿时，能够对食谱灵活改动。同样，细胞和有机体能够代偿“遗传的差错”。而且，如果把细胞和生物体当作这个比喻里的厨师，许多烹调原料就是其中的基因和环境因子，合在一起做出一道“菜肴”，要是看这些分离开来的烹调原料是预料不出这道“菜肴”的。基因太经常被看作是绝对的预言者了。当人们提到“规定”这种或那种性状的基因时，它们表达出一种限制我们的必然性。我们的性能被编码在我们的基因中，这种看法会妨碍我们采取有效步骤来改变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必须记住遗传功能是放置在生物学反应，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复杂网中。它们不是在实验室中能够重复的简单过程。同样，因为基因对于我们自己的外貌是重要的，所以科学家发现很难客观地看待它们。（P12-13）
<遗传预报的不可靠性>
遗传预报，不管牵涉到检测还是普查，依据的假设是：基因和性状之间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然而，遗传性疾病与许多因素有关，还与进程中多半不可预期的相互作用有关。现就遗传学普通教科书《遗传分析引论》作者的话引述如下：某个基因并不通过单独作用决定某个表型（可见的性状）；某个基因只有在与其他基因、环境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决定某种表型。虽然遗传学家把某个表型归因于他们所鉴定了的某个基因，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仅仅是为了有助于遗传分析而用的一种便说明的行话。出现这种行话在于遗传学家有专门技能来分离生物学过程中的各别组分，并作为遗传分析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虽然这种合乎逻辑的分离是遗传学的基本方面，基因自身是不能起作用的。
即使基因牵连到疾病，其遗传遵循着一个有规律，可预见的模式，也证明它远非是简单定义和定位的问题。为了提供有意义的遗传信息，科学家有时需要对患“同样”疾病的不同家族，甚至不同个体分别确定其突变模式。这样，遗传预报就成为不可能实现。在多数遗传性疾病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和发病过程，并可能发展为一类相关病而不是唯一的病。这尤其可能出现在晚起病的极端易变的疾病情况下。研究者曾反复声称鉴定到了“老年性痴呆基因”。不久前，两个不同的研究小组鉴定出两个不同的DNA片段，一个在第19号染色体上，另一个在第21号染色体上，每个小组都声称他们的“老年性痴呆基因”是真实的基因。在科学家们试图预报所谓有遗传“倾向”的疾病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认为凡是致死的慢性病（癌症、冠心病、糖尿病、中风、酒精或药物引起的肝病）可能是由我们基因中遗传到的倾向来“决定”的，这样的理由变得越来越普遍。搜寻工作展开在“有关”癌、冠心病，甚至类似酗酒行为性疾病的基因上。从治疗角度看，试图弄清楚复杂遗传病的相关基因，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DNA，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然而，深信任何棘手的疾病基因都被鉴定和分离出来，加上希望它会导出有益的论断测试方法，这样的信念有可能促使人们坚持不懈的去搜寻相关DNA片段的。实际上，这不仅不能治愈或预防疾病，还会增添“无症状”或“健康表象下的病人”的新受辱人群，即使他们没有症状，也可能被认为他们在未来某一时刻会有某种疾患。（P39-41）
<基因是怎样发挥功能的>
不管基因大小如何，每个基因规定一种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确实，这就是所定义的一个基因。生物需要数千种蛋白质来完成它们的生物功能，所以即使低等生物也必须具有许多的基因。功能性DNA序列中的变化构成基因突变，往往导致相应蛋白质的线状氨基酸序列发生变化。然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种蛋白质的合成需要各种不同的酶的参与，而每种酶是一种特异的蛋白质，所以，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基因被卷入到任何特定的蛋白质的全合成中去。基因和蛋白质之间的——对应关系，通常说成为各个基因“编码”、“决定”或“中介”某个蛋白质的合成，这仅仅意味着基因规定了蛋白质的线状氨基酸序列。蛋白质被合成的全过程只有在细胞的整个代谢机构功能齐全的条件下才会发生。这里总是需要许多各不相同的蛋白质参与，从而需要许多各不相同的基因参与。蛋白质和基因的相互关系，变类似鸡和蛋一类的问题。许多基因涉及任何蛋白质的合成，而许多蛋白质参与任何基因的合成及功能的发挥。我反复说明这一点，因为这正是经常会被忽视了的。在科学家们的讲这个或那个分子、性状或疾病而谈到基因时，他们是充满着幻想的。他们过分强化基因和DNA的控制能力，而不把它们看作是细胞和生物整体功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P56-57）
<遗传泛化现象>
我于1994年8月曾在一公开讲座中听到弗朗西斯&#8226;科林斯博士——一位战胜詹姆斯&#8226;沃森后担当美国基因组计划负责人的科学家——的言论。他把基因组计划描绘成人类所曾从事过的工作中最崇高的项目，并对他的听众断言：“事实上所有疾病，也许外伤除外，其中都有遗传成分”。鉴别出我们身上的所有基因，他说，将使科学家有可能通过“读出我们自身的蓝图”来预言，预防和治愈所有疾病。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科林斯博士为何将外伤排除在那包罗万象的承诺之外。不管怎么说，人们常常会因为他们的听觉或视觉不好，因为他们逐渐衰老而行动不便，或其他一些原因（估计会被那些对基因组的预报作用盲目相信的人归因于基因的原因），而受到意外伤害。问题关键是，“所有疾病都有遗传成分”这种说法，涉及的面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变得失去了意义。基因决定蛋白质的组成，而蛋白质则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功能有关。因此，基因对我们与病原体的反应，对我们对外伤的易感性和响应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样一来，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有着“遗传成分”了。但果真如此吗？我们自己的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基因有关，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只要我们知道了有关它们定位，组成和它们行使功能的方式的每一件事，就能使我们了解人类健康，并预言、预防或控制所有的疾病和不良行为。然而，当前“基因痴迷”仍然有吸引我们社会中的许多方面。通过将行为，才能或健康状况归咎于基因，遗传决定论有着使社会和个人同时摆脱困境的特殊效果。另一方面，如果人的所有健康和行为问题都是由于他们基因的功能所致，那么，我们对社会性疾病的责备就只能针对个人的不足，而不能针对经济的或其他社会的问题。根据这一观点，人们穷是因为他们在遗传上就天生懒惰，愚蠢或别的什么东西，而他们生病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带有错误的基因。在某些进步团体中，这类理论解释通常会被冠以“责备受害者”一词，因为他们把应由经济和社会政策负的责任转到了受到影响的个人身上。另一方面，成为悖论的是我们也能将遗传解释用来赦免个人。如果人们所做的事是他们的基因的一种功能，那么，他们怎么能对他们的行动负个人责任呢？（P183-184）
2004年10月2日
上海

第11篇文章 现代医学的困境——癌发生的“基因突变”理论是不正确的
（一）“正常组织细胞癌变”说法的不准确性
首先看一下目前医学专业内常见的标准说法，这个说法就是“正常组织细胞”癌变。如武忠弼主编《病理学》中的论述：
肿瘤的概念：肿瘤是机体在各种致瘤因素协同作用下，局部组织的细胞异常增生而形成的新生物。这种新生物常表现为局部肿块。肿瘤细胞是从正常细胞转变而来的，但它变成肿瘤细胞后，就具有异常的形态、代谢及功能。它生长旺盛，常成持续生长，与整个机体不协调，并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发育成熟的能力。有些甚至接近幼稚的胚胎细胞。这在恶性肿瘤表现尤其明显。近年认为，致癌因素作用于细胞的遗传物质，主要是DNA，引起遗传密码的改变，使某些关键的细胞调控基因突变或过量表达。随着细胞的分裂，这些遗传物质的改变仍能按照遗传法则不断地传给子代细胞。这样，即使在致瘤因素不存在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代谢特点仍能继续维持。甚至当把肿瘤细胞接种到体外培养基培养时，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仍能保持下去。（第141页）。
以上摘录指出，癌细胞是由正常组织细胞经基因突变后形成的。这一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是医学的专业概念，也成为社会大众对癌症的基本认认识。我们现在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一是明确“现代医学”是如何表述癌这个概念的。第二，是要指出这一概念的不全面性、模糊性。并由此导出我们对癌症的新认识。“正常组织细胞”概念的模糊性在于，所有正常组织，并不是由一种细胞组成的，而是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层次序列。而“正常组织细胞”没有指出是哪一类细胞。以血细胞为例，血细胞的层次是：
全向干细胞——多向祖细胞——单向祖细胞——早期幼稚细胞——成熟细胞
这么多层次种类的细胞，用一个“正常组织细胞”来说明是太粗糙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只保留在大体解剖水平，还没进入细胞水平。因为进入细胞水平一看，有这么多细胞，只简单说一个“正常组织细胞”就等于什么也没说。
（二）细胞质代谢系统对基因的制约
正常组织是一个从干细胞到终末分化的功能细胞的系列组织。简单地讲，癌细胞由正常组织细胞“去分化”发展而来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正常组织中最后的成品细胞是终末分化的功能细胞，这些细胞不能再非裂，如果说还有什么变化在等待着它们，那便是死亡。说这些功能细胞发生了去分化，又具有了分裂功能，这是不确切的。无可否认，癌细胞是处于干细胞和功能细胞之间的中间形态的细胞，那么，为什么只能说它是功能细胞的“去分化”而不能说它是干细胞没有分化到功能细胞之前就停止在中间状态呢？总之，“去分化”理论是一个事实加一个推论。癌细胞的中间形态是一个事实，而“去分化”是一个推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被这个推论所局限。细胞的分裂不单是由细胞核决定，还于细胞质有关。这些功能细胞即使基因突变，具有了重新分裂的功能，如果细胞质缺少必要的功能蛋白相配合，还是不能完成细胞分裂。人们认为功能细胞受到致癌因素的作用，发生基因突变，细胞就会变成不停分裂的癌细胞。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知道一个知名，那就是，基因的复制、表达，必需要有细胞质中一定的蛋白质代谢系统的支持。卵细胞、干细胞这样的细胞之所以能够不断分裂，增殖，是因为细胞质内有一个全能的代谢系统的支持。在干细胞向功能细胞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干细胞就丧失一些代谢功能，直到分化成最后的功能细胞时，继续分裂的代谢功能已经全部丧失。因此，认为功能细胞会退行性变化，重新获得细胞分裂的能力，是不可能的。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终末分化细胞是不会癌变的。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高等多细胞生命与单细胞生命的差别只在于大小和所含细胞的多少。这是片面的。这个差别主要是细胞的分化问题。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的发展，除细胞量的增加外，更重要的是细胞分化成各种不同功能的专业细胞。这些具有特别生理功能的专业细胞，从生理功能方面讲是专业化了，高级了，发展了，但是，为此，这些细胞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是它自身丧失了完整的代谢体系，并因此失去了不断分裂的能力。这在实际中就表现出这些细胞寿命的有限性。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生命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生长、衰老、死亡。医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生命的这个生长发展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发生问题时，给以适当的调整。个体发育，是指从受精卵形成胚胎、胚胎生长成个体，个体再继续生长、成熟，又形成下一代的卵细胞和精子，而后，个体逐渐衰老死亡。对于人这样的高等多细胞动物来讲，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分化问题。细胞分化是指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通过细胞分裂，在细胞之间产生形态结构功能上稳定性差异的生命活动过程。在形态、功能、结构上有了稳定性差异的细胞，称为分化细胞。生物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通过细胞分裂增加细胞的数目，通过细胞分化，增加细胞的种类，形成各种组织、器官、系统，最终形成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有性或无性生殖时，多细胞生物都是通过有丝分裂产生出所有的细胞。受精卵的卵裂就是一系列的有丝分裂。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法，如果发育系统只是有规律地进行有丝分裂，只要DNA复制不发生什么变化，则所有细胞的基因组信息就不会有任何差别。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子代细胞与亲代细胞完全一样，而这样完全一样的细胞在一起，只能形成细胞“群体”，而不会成为高等多细胞动物。研究发现，对于高等多细胞生物，在发育过程中虽然子代细胞完全遗传了亲代的DNA构造，但是在不同的子代细胞中只使用一小部分遗传信息。每一类形的细胞只表达一套特定的蛋白质。由于使用表达遗传信息的不同，造成了子代细胞的形态功能的不同。即形成细胞分化。从细胞壁8层次的角度来看：分化从卵细胞的受精、卵裂、三胚层的出现开始，每个胚层的组织细胞分化，逐渐取代之以各种干细胞：多能干细胞、不定向干细胞、定向干细胞和直到丢失细胞分裂能力的终端分化细胞。干细胞是一类增殖较慢，但能自我维持增殖的细胞。这些细胞存在于各种组织的特定位置上，从这些细胞可以产生另外一群具有有限的，而分裂迅速的转移细胞群。转移细胞群是一类能快速增殖，但缺乏自我维持能力的细胞，而且是分裂次数有限的细胞群。它进一步成为终端的分化细胞。终端分化细胞，这是一些停止分裂，不能返回增殖周期的细胞。如人的红细胞，这些无核的细胞是不能再去分化的。
细胞分化的特点：
1分化细胞来自于共同的母细胞——受精卵。而后代之以各层次的干细胞。这一点是同细胞分裂相类似，所不同的是，细胞分化形成的子代细胞在形态、结构、功能上发生差异，这是由于分化细胞拥有专一基因的表达产物，因此，是由于基因的选择性表达造成细胞的分化。
2在个体发育中，细胞分化是不可逆的。一旦分化启动，诱导分化的因子不存在时，分化也继续进行，而且是稳定的。（这一条为中枢抑制疗法治疗癌症提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这表明即时的、间断的中枢抑制治疗，可以对癌细胞的分化起持续的治疗作用。）
3分化细胞对于大多数生物种类来说，虽然形态各异，功能不同，但仍保持全部基因组。这是分化细胞仍具有全能性的基础。也是动物克隆的基础。
4细胞的分化是有限的活动，不是无限的。在几百万亿个细胞的有机体中，只有几百种类型的细胞构成若干组织和器官。
分化的本质是生命物质的相互作用。按照基因理论，生命的全部遗传信息都储存在细胞核的DNA中，而DNA的作用就是遗传信息的保留和传递。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任何细胞的分裂增殖只能产生和亲代细胞一样的细胞。这样就不会有多种细胞组成的高等生命的存在。要想有高等多细胞生命，就要使卵细胞在分裂后产生不同的细胞。这就要求在卵细胞分裂时，基因的表达要发生改变。经研究认识到，这些能使细胞核在分裂中做不同表达的控制物质存在于细胞质中。这种存在于细胞质中的决定基因表达方向的机制，研究人员命名为“决定”。这个“决定”像DNA一样，也是生命母体留给子代的遗传信息的一部分。即遗传信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基因，这是比较固定的内容。还有一部分是存在于细胞质中的物质，由它们决定基因的表达方向。一旦卵细胞开始分裂，如一个卵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那么，这两个细胞之间就存在一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就成为这两个细胞存在的环境。这个环境不仅决定了两个细胞当前的存在状态，同时也相应地影响了这两个细胞下一次分裂时子代细胞的结构功能。这种由细胞所处环境决定细胞发展前景的机制，研究人员给起了一个专用名词叫“分化”。对于一个细胞来讲，在它分裂之前，由细胞内部细胞核基因与细胞质操纵物质所决定的细胞分裂方向，被称为“决定”。而在此分裂前，亲代细胞所处环境的作用因素所决定的细胞分裂方向被称为“分化”。决定与分化不是绝对不同的。每一次分化之后产生的子代细胞中亲代细胞所处环境作用因素，已成为子代细胞内细胞质物质的既成内容，这个内容也就成为子代细胞下一次分裂前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亲代的分化因素将转变成子代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由卵细胞一次永远决定好的。而是随着每一次的细胞分裂都会具有新的内容。“决定”内容不断在改变；“分化”内容也不断在改变。所以，最后落实到一个细胞上，决定它发育方向的因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物质相互作用的整体情况。不仅在生物的胚胎发育中是这样，在成年生物体中，组织功能细胞正常死亡或病理性死亡后，干细胞在增殖补充这些损失的细胞时，也是这样。这时，影响细胞实现正常分化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干细胞内部的“决定”因素，另一个是干细胞所在组织的环境因素。如果干细胞所在组织的环境因素存在阻碍干细胞分化的成分，至使干细胞虽然在增殖，却不能分化成所需的组织细胞。那么，这些干细胞就变成癌细胞。这些干细胞不断增殖的动力，来在自于自己细胞内部的“决定”因素。这个决定是机体与生俱来就有的，是从上一代遗传下来的，这也正是干细胞的基本使命。
（三）克隆技术说明什么
克隆技术是用体细胞的全套基因培育出完整生物个体的技术。现在科学界认为，这个技术说明体细胞的基因组确实具有继续分裂和发育的能力。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体细胞是能够经过基因突变而获得不断分裂的能力。
但是，我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件事其实是证明了体细胞不能继续分裂。
克隆的实际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要把体细胞的基因组从体细胞中拿出来放到卵细胞中去（卵细胞原来的基因已经被去除）。也就是说，体细胞的基因是在卵细胞的细胞质中发育成生物个体的。这件事说明：
1 体细胞基因有发育成生物个体的能力。
2 体细胞之所以不能发育成生物个体，是因为细胞质没有支持基因组发育的代谢系统。
3 卵细胞中有这个代谢系统，所以体细胞的基因可以在卵细胞的细胞质中发育成生物个体。
克隆这件事不但说明了基因与细胞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体细胞不具有继续分裂的能力，即使在基因发生突变，“具有了”继续分裂的能力时也不行。克隆技术表明体细胞经过基因突变而成为癌细胞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引发肿瘤的化学物质的多样性和对组织施加的作用的异质性说明基因突变理论的不确定性
体细胞突变理论有问题。一个是能够引发肿瘤的化学物质多种多样；另一个是由化学物质和辐射作用两者对组织施加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对此，凯恩斯写道：但是，在整个癌症研究领域令人失望地缺乏一致性。也没有对似乎存在的种种致癌物的效应实施管理的根本规则。一个物种对一种致癌物敏感而对另一种不敏感，而诸如2-萘胺之类的一定致癌物总会找出一种像膀胱，那样的特定组织来攻击而表面上留下其他所有的组织不予触动。因此，任何有关癌的突变起因的简单理论，似乎都是站不住脚的。
癌症研究工作开始时的指导思想是还原论的，即人们 想找到“一个”统一的，最基本的致癌物质。第一阶段是发现化学物质致癌、放射性致癌等。但这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发现的致癌化学物质很多，找不到唯一的物质和唯一的机制，这样，就无法作到“还原”。第二阶段，从化学致癌发展到体细胞基因突变致癌，认为刺激只是表面现象，引起细胞基因突变才是癌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似乎有了“还原论”的味道，但是很快又发现，很多致癌的化学物质并没有引起体细胞的基因突变，而且，相反方面，有些体细胞虽然发生了基因突变，可是并不一定会导致癌症的发生。这样，“体细胞基因突变”导致癌症发生的理论又不能成立。这样，将癌症发生的原因还原到体细胞基因突变上又落了空。
（五）癌症前那个漫长的潜伏期与基因突变不符合
另一个总也解不开的谜，是致癌物引起发癌症前那个漫长的潜伏期，又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种以瞬间变化著称的突变，它怎么能与缓慢的长期的肿瘤形成扯在一起呢？现代医学一方面提出癌症的发生是因为基因突变，另一方面也注意和承认应激反应在癌症发生中的作用，这样，现代医学提出了两个癌症发生的可能性，而使自己陷入两难的矛盾之中。许多学者研究了应激影响肿瘤发生的可能性，以下事实已无可怀疑，即长期地对身体某一局部用刺激原刺激，可以在该受伤部位引起瘤形成。例如，已确切证明，局部的瘤形成可被如下的刺激诱发，如子宫托刺激子宫颈，太阳辐射刺激皮肤等。

（六）社会心理因素与肿瘤的密切关系否定基因突变理论
恶性肿瘤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后果。其中社会心理因素与肿瘤有密切关系。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流行病研究室自1982年以来，用心理学测量表进行初步调查，结果发现：抑郁，内向和不灵活的性格，紧张的人际关系，不和睦的家庭生活，意外事件等都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明显相关。我国文革动乱时期，一些受精神打击的领导人先后因癌症而去世，其中有夫妻先后因结肠癌与肺癌在三年内死去，使人对心理应激的作用有了更多的注意。最近几年，人们注意力转到心理社会压力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上。这些工作都是值得重视的。为解决癌症这个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关应激，心理冲突和人格特性同癌症之间关系的证据，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考察，结果发现，对癌症病人影响最大的人格特征是内在的愤怒和敌视。癌症病人具有较高的焦虑水平，易怒，抑郁，敌视否定一切，压抑自己的情绪。
（七）“癌的体细胞突变理论”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检验
贝伦布卢姆甚至早在1952年便过细地考虑了该理论缺乏证据的问题：除许多致癌物能够引起生殖细胞的突变，许多突变因素可以起致癌物的作用的环境证据，“癌的体细胞突变理论”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检验。因此，它不是一种理论，而仅仅是一种假说。肿瘤的特性是永久性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在细胞里发生的变化是由于突变，因为我们知道生物现象肯定不是突变的。然而看来好象是不可逆的。最后，即使突变理论是用于说明致癌作用的“启动阶段”，仍然有在漫长的潜伏期造成“潜伏的肿瘤细胞”转变为真正的肿瘤这样重要的“促进阶段”。这一过程的性质仍然是一个谜。
（八）基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自己否定了自己
现代基因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基因突变的分子机制。原来DNA上有两种基因，一种叫“癌基因”，它激活后可引发细胞的再生机制，而同时，DNA上还有一种基因，叫“抑癌基因”，它激活时可抑制癌基因，阻止细胞再生的启动，相反，抑癌基因失活时，癌基因才可发挥作用，癌细胞的再生才能启动和维持。后来又发现了端粒酶，它的存在与否除了能控制细胞能否再生之外，它还使再生定量化，端粒酶的多少决定了细胞再生的次数的多少。这样，一切癌细胞再生的机制，就是由癌基因、抑癌基因、端粒酶这三个因素相互之间关系的结果。但是，以后的发展却又出现了麻烦，首先，是癌基因的数目逐渐增多，一下子就发现出100多个癌基因，这个数量的增加，就使人对某一个癌基因的作用产生了怀疑。现在，抑癌基因也已经发现几十个了。这样一来，所谓癌症的发生，不但没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反倒是由一百几十个基因组成的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来决定了。这样一来，癌症研究，开始的目的是想找到“一个”简单的决定因素，而最终的结果，却发现，这个决定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网络结构的发现，势必改变癌症研究的根本思路，一个基因突变就可以发生癌的认识应该是彻底结束。
（九）癌症研究从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化
对癌症研究系统回顾后的总的印象是，对于癌症问题的研究工作，从还原论思想开始，而最终却走上了系统论的道路。癌症研究工作开始时的指导思想是还原论的，即人们 想找到“一个”统一的，最基本的致癌物质。第一阶段是发现化学物质致癌、放射性致癌等。但这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发现的致癌化学物质很多，找不到唯一的物质和唯一的机制，这样，就无法作到“还原”。第二阶段，从化学致癌发展到体细胞基因突变致癌，认为刺激只是表面现象，引起细胞基因突变才是癌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似乎有了“还原论”的味道，但是很快又发现，很多致癌的化学物质并没有引起体细胞的基因突变，而且，相反方面，有些体细胞虽然发生了基因突变，可是并不一定会导致癌症的发生。这样，“体细胞基因突变”导致癌症发生的理论又不能成立。这样，将癌症发生的原因还原到体细胞基因突变上又落了空。第三阶段人们又发现了病毒引发癌症的事实，于是又提出癌症是由病毒引起的学说，可是这个学说，除了在实验中得以证实外，在人体自然发生的肿瘤中至今没有得到证实，这样，就使将癌症的发生原因还原到病毒的想法，不能最终确定。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又发现，所谓病毒中含有的致癌基因，其实是人类正常细胞中原来就有的。人们给这些基因起名称为“原癌基因”。这时人们非常高兴，认为这回可真正找到了癌症发病的根本原因，还原论终于得到了胜利。但是，以后的发展却又出现了麻烦，首先，是癌基因的数目逐渐增多，一下子就发现出100多个癌基因，这个数量的增加，就使人对某一个癌基因的作用产生了怀疑，第二，人们又发现，光有了癌基因还是不一定会发生癌症，研究的结果，又发现了另外一类基因，他们的行为控制和影响了癌基因的发挥程度，这类基因，现在被称为是“抑癌基因”。现在，抑癌基因也已经发现几十个了。这样一来，所谓癌症的发生，不但没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反倒是由一百几十个基因组成的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来决定了。这样一来，癌症研究，开始的目的是想找到“一个”简单的决定因素，而最终的结果，却发现，这个决定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基因网络，网络结构的发现，势必改变癌症研究的根本思路，即从还原论，走向系统论。我们不是说此时研究人员已经有了系统论的思想，而是说他们已经不得已面临着系统论的事实，这对这些研究人员是一个十分尴尬的情况，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继续手头的研究工作，而是需要学习一下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然后，再用系统论思想方法重新开始癌症的研究工作。作为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以前可能从未介入过思想方法的争论，因此，这次要进行思想方法从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换，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但事实已经摆在那里，不能转换这个思想就无法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现在，能领悟到此，就算完成了我们这篇癌症研究历史回顾的任务，下面，我们就将完全站在系统理论的角度，对癌症的发生和治疗进行一种新的论述。因为现在正是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变时期，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这里所作的论述，更象是一种演示，一种启发，希望更多的研究人员将来在这个方面上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单细胞生命的永生是如何获得的？单细胞生命直接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它直接从环境得到营养，维持生命，它也直接受环境的伤害，缩短自己的生命，因此，单细胞生命能否存在就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关系。营养的缺乏和损伤的积累尚未致其死亡之前，它已经分裂成两个新的生命体了。我们说单细胞生命的个体生命是短暂的，因为它只存在了几十分钟，但是，这几十分钟的暂短生命却换来了单细胞总体物种几十亿年的生命。与单细胞生命相比，多细胞生命自身分成两个细胞集团，一个是干细胞集团，一个是功能细胞集团，功能细胞负责保证干细胞生存的环境，而干细胞负责补充、功能细胞的损失，多细胞生命同样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同样从环境获得营养并受到损伤，但是，因为多细胞生命分成两个细胞集团，情况就与单细胞生命有所不同。多细胞生命分成两个细胞集团，情况就与单细胞生命有所不同。多细胞生命的两个细胞集团有不同的分工，功能细胞成为与自然环境直接发生关系的集团，而干细胞成为功能细胞的后盾，环境对功能细胞造成的营养缺乏或损伤积累，可以造成功能细胞的死亡，但干细胞对功能细胞的补充，使多细胞生命体并未因功能细胞的别死亡事件而死亡。这样，与单细胞生命相比较，在同样受到环境损伤的情况下，多细胞生命的个体生命得到明显延长。
在多细胞生命体内部，功能细胞成为干细胞的环境，功能细胞向干细胞提供营养并传递损伤。因此，干细胞的功能状态是由功能细胞决定的。这样一来，功能细胞与干细胞处于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决定的循环关系中，也就是说，功能细胞的损伤，需要干细胞来补充，而干细胞正常功能的维持和发挥，又有赖于正常功能细胞的存在。因为受细胞生命可分成功能细胞集团和干细胞集团两个集团，所以，疾病也可以分成功能细胞病和干细胞病。功能细胞病是指那些虽然造成功能细胞的损伤或死亡，但尚未影响到干细胞的正常功能，这些就是临床所说的功能性疾病，这类疾病可用促进干细胞再生，保证及时补充受损的功能细胞的方法来治疗。干细胞病是指那些功能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已经影响到干细胞不能正常再生分化的疾病，这些疾病包括有组织重构的各系统器官的器质性病变和癌症。这类疾病的治疗方法是首先支持干细胞再生，重建正常的功能细胞，然后再使正常的功能细胞恢复干细胞的功能，干细胞病的治疗难点在于功能细胞的损伤不能大于一定的限度，否则，功能细胞与干细胞的关系将陷于一个恶性循环疾病无法取得治疗的突破口，总之，功能细胞与环境的关系，仍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干细胞机制为我们治疗疾病提供了一个有力武器，但不会是永远成功的，特别是在功能细胞损伤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就癌症而言，癌症是干细胞病，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受功能细胞制约，功能细胞受损后，无法正常制约干细胞，于是干细胞增殖失控而为癌治疗办法，首先支持干细胞补充功能细胞，在功能细胞功能加强后，会给干细胞正确的制约，使癌症得以治疗，与此同时，要去除对功能细胞的损伤因素，这包括来自于环境的因素，也包括来自于机体内部的系统控制因素。如果功能细胞已经大量损伤、死亡。对于细胞的制约因素已消失贻尽，那么促干细胞治疗方法将无效。
我们提出癌症发生的一个机制是：干细胞的分化，凋亡是受组织细胞的诱导实现的。如果组织细胞不能释放正常数量的功能蛋白质，以对干细胞施加分化、凋亡的诱导，那么干细胞的增殖就保持在原始未分化细胞状态，并因为失去凋亡、数量不断累积增加而成为癌组织。这样，我们就把癌症发生的原因推到组织细胞方面，是由于不正常的组织环境造成癌症的出现。这就提到主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哲学讨论命题。在欧洲，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思想领域唯物主义产生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人是社会的产物，或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自然人由于受到他所在社会环境的教育而成为某一种类型的人。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处于另外的社会环境，它就会成为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唯物主义的这个发现意义非常重大，它揭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决定个人。但是，这样的唯物主义，除了能局部地解释某个人的出现的原因之外，没有更大的作用，因为按照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要改变一个人，那就得首先改变他所在的社会环境，那么，这个社会环境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才会改变的，社会环境与个人之间除了已知的环境决定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关系？由于这些研究，在原来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这种新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环境的改变，是由人来进行的，即社会，是人类创造的。这样，就形成这样一个理论，人是由社会决定的，社会又是由人来创造的。从一般人的头脑来理解，这又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问题了。这种新的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并不是把事物放在一种不变的状态下研究而是放在运动的变化的过程中研究，他们研究社会，是从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来研究。他们发现，当社会处于“正常”情况时，也即社会没有什么大变化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状况是主要的，社会决定个人的存在。但是，到了这个不稳定的时刻，这个社会中会产生出一些少数的突变分子，这些分子不同于正常社会关系的产物，然后这些少数分子竟能改变了社会状况，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这样，这段历史就变成了“个人创造社会”。通过这个过程，一个新的社会诞生，进入新的正常生活阶段，大多数群众又在新的社会要求下以新的标准模式，过着新的生活，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人。这里的关键是，在社会决定人的大前提下，社会也能产生一些突变型的人，正是这些突变型人，使后来的社会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事实，没有这个事实，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人类就会永远在一种社会模式中过同一种生活。干细胞与正常组织的关系也是这样，由于组织的改变，造成了癌的产生，为了根本治疗癌症，只有改变组织状况，而组织细胞又正是由产生癌细胞的干细胞产生的。这对于机械论的唯物论就无法理解了，在目前固定模式下，干细胞的增殖只能变成更多的癌细胞，无法使干细胞变成正常的组织细胞。而辩证法却使我们相信，只要给干细胞充足的营养，让它大量增殖，肯定会有少数发生突变，又变成正常组织细胞，而一旦这样的细胞出现，它所释放的功能蛋白又反过来诱导更多的干细胞走分化凋亡的道路。这就是癌症治疗中，使用促核酸代谢治疗的两种估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然实验已经证明有治疗效果，那就表明这里面确实有一条辩证渠道。
肿瘤中仍有大量正常组织细胞，支持并加强这些正常组织细胞的生理机能，可能有效抑制癌细胞或加强癌细胞向正常组织的分化。美国科学家罗伯特&#8226;波拉克在其著作《解读基因--来自DNA的信息》一书中写道：60年代末，在做了两年研究之后，我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肿瘤内总拥有为数更多的正常细胞，这些能自动转变回正常状态的细胞，又重新获得防止正常组织过度生长的控制力”。这算是我对这个问题的首次贡献。这篇论文吸引了沃森的注意。在一场演讲和两杯啤酒下肚后，他邀我加入冷泉港研究所中。
2004年10月2日
上海

第12篇 《后现代理论医学》写作方法
“后现代医学”是一种新的医学理论和在这新的医学理论指导下的新的治疗方法。这个新的医学理论，从时间上来讲，是出现在“现代医学”之后，所以叫做“后现代医学”。如果脱离了“现代”一词所包含的特定的技术内容而言，人们通常将“现代”一词理解为“最新”，“最先进”的意思。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总还会有下一批“最新”、“最先进”的东西出现，那么怎样来形容和文明这些新事物的性质呢？最好的歌颂之词已经用过了，不能重复使用，所以只好用一个最简单最补实的时间用语来说明，这就是一个“后”字。你的“现代”是最新、最先进的，而我是在你之后出现的，我当然是比你这个“现代”更“现代”的。除了时间概念外，就其实质内容来讲，后现代医学就是用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指导的医学。为了使大家能够知道什么是系统理论，就要从人类最早的古代整体论、近代机械论、还原论说起。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医务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多数局限在医学专业知识框架之内，为了说明并让大家接受系统理论的思想，我们不得不尽量按照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陈述许多事实，并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讲解各种理论知识。这就是说，《后现代理论医学》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说教，它首先是一部历史书，是社会史，特别是科学发展史，它又是一部传记文学，讲述为科学做出贡献的那些伟人的故事，它当然也是一部哲学书，讲述科学发展中各种重要的思想方法理论，它又是一本临床手册，要具体讲解如何用后现代理论医学理论指导疾病的临床治疗。最后是《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写作方法。我采取笔记式。即主要事实内容以摘录有关著作为主，由我指出这些资料的作用意义，即事实是大家作出来的，我只不过有一些不同的心得体会而已。学术界最不好的是抄袭别人的劳动成果。为此，我将尽量注明资料出处，有些为语言流畅等原因偶有未注明的，我在此一并提前说明了。有一些笔记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想到后来会认真引用，所以没有注明出处，在此也一并提前说明了。总之，事实方面的东西都不是我创作的，只是心得体会或结论性的东西是我的，我想，没有偏见的读者一定会很容易就看出哪些东西是我自己的。我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不能抹杀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其次，我也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为了表示是自己的原作，把别人的话换几个字再重说一遍。
我的这本书，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一个新的理论，第二个是给大家灌输大量的知识，使大家有可能接受这个新理论。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有知识量的保证。所以，我决定采取“笔记”的形式。整个书的内容的展现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我自己学习并建立后现代理医学的过程。我相信，读者按着我的这个思路学习下去，一定会接受和掌握这门新知识。
后现代理论医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系统理论的内容，另一部分是用系统理论指导的医学知识的新的论述。系统理论的内容对于医学界人士来说是完全新的知识。对于这些知识主要是介绍、引进、灌输。使我们的医学界人士发生一个从机械论现代医学向系统论后现代理论医学的转变。这一部分的写作方法就是各种系统论知识的转述，主要是强调知识性。为了使我们的读者能对系统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知识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对于我们医学界的读者来说，由于对系统论知识比较生疏，会感觉这些知识的数量会更大些。对于系统论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小学生。我自己也在学习。作为一个医生，我与其他医生不同的地方在于我有机会比较早地接触到系统论知识。我以一个医生的角度学习系统论，然后再将我对系统论的理解转达给其他医生。我想这样的转达对于其他医生来说可能更容易接受。我对于系统论的理解是否能得到数学、物理、化学界的系统论专家的认同现在还不知道。我希望能够得到这种认同。如果认为我对于系统论的理解太表面、太浮浅，那么我希望这些专家能亲自向医学界讲授原汁原味的系统论，为建立系统论指导的后现代理论医学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想，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与此相比，我现在的工作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由于科学的分科研究已经成为“思维定势”，许多人对于跨学科研究往往不能理解。如果你的研究是跨在两个学科上面，那么可能这两个学科的人都不能接受你的研究。金观涛先生在他的《整体的哲学－－组织的起源、生长和演化》一书中说他自己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我这里引一段他的叙述，供大家参考：
金观涛在《整体的哲学－－组织的起源、生长和演化》一书中的叙述：
“自从十几年前《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一书的手稿完成以后，我就不曾想到会再来写一本方法论的著作。我认为，在理论研究中运用新的方法比写方法论的著作更为重要。几年来，我和我的合作者一直致力于将现代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我们高兴地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和批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不是历史，而是控制论在历史学中的运用：这确有一定道理，尚在意料之中。有趣的是一些研究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学者对我说：一你们所用的方法根本不是控制论和系统论”。“它们和国外的Cybernetics,Control theory或System theory都有很大不同。”这种意见开始时令我吃惊，但后来仔细考虑了一番，觉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确，在我们所用的方法之中，经典的控制论，系统论已经被进行了消化，得到了某种适合社会科学的改造，特别是溶入了很多我们自己多年研究和思考的结果。这使我想到，系统地向读者展开一下我们经常运用的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似乎是必要的。
近几年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正在我国理论界掀起一股广泛的热潮，人们纷纷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尝试着新方法的运用。信息、反馈、控制、机制、稳定性等大量新概念和新名词破门而入，涌进许多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灼人的形势甚至引起了不满和忧虑，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场热症，确实，在这场方法论的革命中除了生气勃勃的四面出击，也还有着各种性质的混乱。人们的不满和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当上述崭新的方法开始涌入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时，饥饿的人们会来不及细嚼就把有关的概念几乎生吞了下去，种种表面的牵强附会也必然随之产生。这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另一方面，那些新兴的横断科学还十分年轻，它们成长过于迅速，基础不够坚实。老三论（人们常用它来统称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尚未被人们完全消化，新三论（指突变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又被迅速引进。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在方法论中各占什么地位？不要说读者，即使有关领域的专家，包括新学科的创始者，也未必十分清楚。人们忙于建设和运用，来不及去深思它们共同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
这一混乱而生气勃勃的建设景象，使人想起维纳在创立控制论时讲过的一段话：“这些专门化领域在不断增长，并且侵入新的疆土。结果就象美国移民者，英国人，墨西哥人和俄罗斯人同时侵入俄勒冈州所造成的情况一样——大家都来探险、命名和立法，弄得乱七八糟，纠缠不清。”维纳这一段话意在指出，各门具体学科的汇流，势必导致创立新兴的横断和边缘学科。富有戏剧性的是，维纳讲这段话以后四十年，同样的倾向居然出现在这些学科自身、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我们认为，这反映了一种向更高层次综合的需求。显然，时代需要把这些横断学科的成果综合起来，搞清它们共同的基础，产生一种严肃的带有哲学方法论意义的组织理论。” （摘录完毕）

第13篇 学习态度（1）— 什么是“知识分子”？

学习态度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一种专业的学习都是不能忽视的。对于《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学习尤其是这样。因为现实的情况是，许多现代医学的专业人员，他们没有一点系统理论的知识，但是，他们没有一点希望学习这些知识的愿望，而是对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后现代理论医学给予简单的拒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能理解一个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怎么可以拒绝自己不知道的知识。而且，更有甚者，在已经知道自己知识有漏洞的情况下，还坚持认为自己是学术的权威。这就是态度问题。因此，我不得不用一些篇幅来说一下态度问题。另外，由于《后现代理论医学》牵涉到的知识面比较广，也许一些医务人员读起来会有困难，故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些学习的方法，或许会有所帮助。

许多人以为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所谓有知识，就是读过基础教育和某项专门技术教育。具体讲，高中毕业，就叫做有知识，大学毕业就是标准的知识分子了。这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标准不能算错，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这个标准应该有改变，人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概念应该有新的认识。前面所讲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概念是在大多数人还没有知识，不能读书的情况下产生的，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是，每个人都有基础教育的水平，如中学（高中）毕业，而主要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是大学毕业生，即过去无文化、文盲或中学水平的体力劳动者已被大学毕业生取代，在企业起骨干作用，在科研中起带头人作用的人，不但要有大学毕业水平，一般要有博士、博士后的水平才可以，这是表面上看的变化，而在内涵意义上，因为高等文化的普及，特别在西方发达国家，只要你有钱，并愿意学习，得到博士学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博士之多，博士也失业的事是很正常的事，这样，你不可能因为有了学历，有了某种专业技术知识就称为“知识分子”，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含更强调总结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即更强调创造性脑力劳动的能力。
创造性脑力劳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自学能力。一个人要获得知识，必须要学习，而学习有二种，一种是向别人学，一种是自己学。在学历教育的时间内，学生们是以向老师学为主的，而学历教育之后，参加工作之后，不再有人主动教你知识的时候，你是否还在学习？是否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在不断地增加知识？一个人以为通过了学历教育，就可以自称为知识分子，这是不够的。现在的标准是，你必须能不断地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才可称为知识分子，这里一个主要原因是，知识的积累数量日益增大，知识更新的速度日益加快，你不能自己学习，自动更新知识，那么学历教育所给你的知识很快老化失效，你还能称为知识分子吗？只能称为图书仓库，或旧书仓库。要想做到不要别人教，自己可以学到新知识，这就需要有一种能力，叫做“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也是在学历教育中，在被动学习中，逐渐学到的。这里就有一个辩证法，学历教育阶段，是老师教，学生学，对学生来讲属被动学习，但是，除了被动学习到具体的知识内容外，还应学到一种叫做“自学能力”的东西，准备着一但离开学校，自己可以独立地去继续学习，继续前进。对此事，学校也有责任，学校不但要教学生一些具体专业知识的内容，还要教学生自学的能力，使学生毕业后，离开学校后，能成为独立泛舟学海的知识分子，自学能力，自学过程，所达到的目的就是更新知识，吸收新知识，即把已有的知识掌握到自己手中，很明显这还不能算作创造，所谓创造，就是推动科学技术前进，向未知领域进军，取得别人没有的新知识，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第二种能力，所谓创造能力，就是在吸收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发现现有知识的矛盾，漏洞，并沿着这个缝隙钻进去，分析出这个矛盾存在的原因，你就创造了新知识。
这样，我们就知道，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两个标准：第一条，全面掌握现有知识。第二条，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自己的专业知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只是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这些知识只不过是该专业的一部分知识，还没有达到知识分子的第一条标准，而第二条标准更是从未想过。如果我们现在每一个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能用以上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自己，鞭策自己，那么，自己就会更谦虚，就会更多地去学习，提高自己，使自己向真正的知识分子更加靠近，那么，你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也会越大。我们这本书要向读者介绍一门叫做“后现代理论医学”的新知识，如果读者自认为已经是一个专家、学者，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已经站在人类知识的最高峰，不需要再增加什么知识了，那么，就没有可能接受我这里所介绍的“后现代理论医学”。所以，我认为在看我的书以前，应该先讨论一下“什么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读书这个问题中矛盾的两方面，一个是书，另一个是读书的人。一本书能否被接受，除了书本身内容的好坏以外，读书人自己是否有接受这门知识的水平，或者是否有接受新知识的谦虚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知识分子是两个事情的载体：知识分子是科学发展的载体；知识分子又是生产关系的载体。知识分子是科学发展的载体，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在科学研究中要按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科学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分析研究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现在，科学的主体还处在分析研究阶段。还原论是现阶段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研究对象都被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就只能在越来越小的学科范围里工作。现在，许多研究认为这种只有很狭窄知识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本来的资格，已经变为“白领工人”。知识分子作为生产关系的栽体，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不可避免的会有时做出一些惟利是图的事情来。这种事情除了当事人本身的原因外，商品经济的社会环境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客观原因。这样，有两个客观原因使知识分子越来越变得知识狭窄而惟利是图。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我们只能就自然科学的发展来提出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机械论科学的发展已经走到尽头，系统论科学的出现将使知识分子再一次从分析走向综合，也就是说，系统理论将使知识分子再一次走上综合知识的高峰。从这个意义上讲，系统科学是挽救知识分子的一个机遇。
面对一门新知识，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想知道这门知识是否正确，而不是想一想自己是否知道这些知识。如果在我们还不知道这门知识的情况下来讨论这门知识的正确性，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这门知识一定回被否定。因为对于这样的评论主体来讲，他所依据的思维逻辑是：我是学术权威，所以，我头脑里的知识都是正确的，那么，凡是我不知道的知识都是不正确的或是根本不存在的。很明显，这样的思想方法和态度是不利于对新知识的学习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面对一门自己不熟悉的新知识的时候，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知道这门知识。如果自己还不知道，那么，就先学习这门知识，待学习以后再来讨论这门知识是否正确。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的同学没有见过山。那时北京的城市还小，环境污染也没有现在这样严重，因此，站在学院路上向西望去，就可以看到西山，高低不同的山峰连成一条曼延不断的曲线。文革时不上课了，我们到香山去玩，那同学登上主峰鬼见愁以后，看到周围连绵不断的山峰惊叹道：哇！原来山的后面还有山啊！这时我奇怪地问他，那你说山的后面是什么呢？他说，他原来以为山就像一片剪纸立在那里，在这片剪纸的后面应该还是一片平地。这时我告诉他，这就叫：山外青山楼外楼。
这句诗出自南宋林升的《题临安邸》一诗。原诗写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在原诗中只是一句描写自然景色的诗句，后来被用来说明社会中能人之上还有能人的现象，告诫人们不要有了本事就骄傲。我现在用这句诗的目的就是希望读者不要骄傲，只有这样，才能有学习新知识的可能。在我自己几十年的工作中，我提醒青年医生的方法是让他们到图书馆里去看一看，看那里有多少书，自己看过多少书。我常为一些人担心，因为他们所读的书不到书库存书的万分之一，却敢于以真理和权威自居。

第14篇 学习态度（2）— 医生是不是知识分子？
目前，社会上的一般认识，认为医学是自然科学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专业，象基因疗法与介入疗法等，简直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词，因此，从事医学工作的人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高级的大知识分子。但是，实际上，医学专业是一个宏观的复杂的大系统。其中包含多种成分和不同性质的工作。我们这里所讲的主要是指，研究性与生产性的区别。关于研究性，一般人都很理解，那么，在医学中怎么会有“生产性”呢？这主要是指临床工作的性质，实际上与工厂中生产线上工人工作的性质相同，因而说具有生产性。目前，临床的医生，掌握了一些疾病的症状表现和诊断标准，有患者来就诊，就将患者的症状表现和各项检查结果与标准一对，对上了，再按该疾病应有的治疗方案给予处理。如果患者的情况与自己所掌握的一些疾病的知识不相符，就将病人推出，令其到其他有关科室再去诊断和治疗。这样，其实每一个科室就是一条生产线，这里面，诊断标准，治疗方案，都是前人研究好、定好的，不需要医生再动脑研究，而且事实上，基本上是不允许医生随便改动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的。当然医生也要动一些脑子，这就是将患者的情况与标准对照，但这是每一个最简单的生产岗位都具有的基本职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临床医生与生产线上的工人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医生工作的生产性，当然医生工作中也有属于研究工作的创造性脑力劳动，即总结以前的治疗经验，研究新的诊断标准和新的治疗方案，但是，这种工作，属于少数确有条件的医生，不是大多数临床医生的职责。总之，以上分析指出，医学工作有两方面性质，既有研究性，又有生产性，而大多数中下级医院的中下级医生，是属于生产性的工作。国家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现在的医疗水平，将患者处理好，这就叫完成任务。也许有人心里不平衡，说我是大学毕业，我是有高级职称等等。但是，这也只不过是给自己获得了一个“白领”工作的机会而已，而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大批无学历的“蓝领”工人的岗位被有学历的白领知识分子所取代。这部分人，虽是白领，但却是工人，所以叫白领工人。我们大多数临床医生，实际上属白领工人，我们明确这个概念的目的是打消一部分人盲目的骄傲心理，尽量使自己通过不断的自学，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同时也使自己尽量能多做一些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作一个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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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现代科学是伪科学》讨论的笔记 第1楼

一 机械论只承认自己是科学，把与自己不同的观点都认为是伪科学
《杨鸿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经典观点是认识过程是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我认为应该在这两个阶段中间加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名称为：“分析还原阶段”。
毛泽东说：“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这里没有说感性认识是怎样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可能会给人一种“自然”上升的印象。
毛泽东说：“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这里，说得比较清楚一些，原来这个上升是要对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但是，这个整理和改造不知道是否复杂和困难。
毛泽东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这里毛泽东明确地说，这个整理和改造就是将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样就进一步表明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中间有一个对感性认识改造制作的阶段。传统上人们把这个阶段放在理性认识阶段，其实，这个工作只是对感性认识的加工，还没有到对理性认识的制造阶段。所谓理性认识是在这个基础上制造出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对下一个阶段的工作进行指导的。总结前一个阶段的工作和指导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把对感性认识的加工阶段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独立阶段提出来。这样一方面符合认识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可以纠正一些人的错误认识，这些人认为对感性认识的加工就是理性认识，如果这些工作不是理性认识，那么什么是理性认识呢？这样就有助于对理性认识的研究。
总之：
一个正确理论的产生有三个阶段。第一是感性阶段，第二是分析还原阶段，第三是理论研究阶段。我们一般所说的正确认识就是指理性认识。这个三段论式的认识过程随时发生在我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现在要问：全人类对整个物质世界认识的宏观过程处于什么阶段？
全人类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认识这个宏观过程也是上面所说的三个阶段。人类历史表明这个认识过程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或者说走过了一个阶段，现在正处在第二个阶段。人类的文明史大概有四、五千年，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类的认识基本是感性认识。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认识水平就进入分析还原的第二个阶段。在感性认识阶段，人类对物质的具体认识和对世界的哲学认识是分不开的，现在我们把这种认识称为：“自然哲学”。主要有中国和希腊的古代哲学。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后，人类的认识也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认识的名称是：“机械论”。机械论是人类以数学为工具对机械运动的认识。机械运动是人们周围最常见的运动形式，也是大多数运动形式中都具有的组成成分，因此也就必然成为人们进行分析研究时首先遇到的运动形式。第三个阶段是理论科学阶段，按照现在已经表现的事实来看，这个理论科学的内容或名称是“系统论”科学。总结如下：
1 感性认识阶段——自然哲学
2 分析还原阶段——机械论现代科学
3 理论研究阶段——系统论后现代科学
机械论现代科学只承认自己是科学，把与自己不同的观点都认为是伪科学，这就包括把感性认识阶段的自然哲学和理论研究阶段的系统论后现代科学也认为是伪科学。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就是这个事情。
姜奇平：
声称百分之百的科学，和声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其中一定有假。我认为也应在打假之列。所谓“百分之百的科学”，是指把科学与真理，百分之百地等同起来，百分之百排斥“异端”存在的权利。这种态度，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所以要对它进行打假。科学精神的内涵是追求真理。科学精神不等于科学。这里所说科学，是指以理性为内核，以可证实或证伪为标准的现代科学。这种科学确实符合真理，但真理再往前迈进一步，就是谬误。我认为应防止一种倾向：以科学的名义，党同伐异，排斥其它追求真理的手段。 　　
我的第一个观点：科学只是追求真理的手段之一，如果说成是唯一手段，我们就要象对“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样，给予打假。 科学是手段，不是目的。追求真理才是目的。追求真理有多种手段，科学只是其中之一，虽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如果把真理比喻成彼岸，科学只是到达彼岸的一条船。即使它是最大的一条船，也不能排除还有其它船可以到达彼岸。例如哲学不同于科学，它不能达到真理吗？直觉方法可能不同于科学方法，它不能把握真理吗？中医无法完全用现代科学解释，它不能把病治好吗？……如果硬要说，只有科学这一条船，能通向真理，就成了“百分之分的科学”，本来对的东西，反而就变假了。
《杨鸿智》：
姜奇平在这里的论述有不清楚的地方：他也受到机械论的影响只把机械论科学称为“科学”，而把哲学、中医等“多种手段”。正如我前面所说的，科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内容类别。不能只把机械论自然科学看作科学，其他都不是科学。如现在世界公认的概念认为：哲学是社会科学，中医学是传统经验科学，总之，也是属于科学范畴。
姜奇平：
我认为赵南元如下说法，是武断的：“科学具有纠错机制，能够识别和排除错误，这是科学史和哲学都不具备的，所以对于科学理论可以谈论其‘正确’与‘错误’，而对于哲学或科学史的理论却还不存在该学界内公认的判断其‘正确’与否的标准。所以与非科学相比，科学要正确得多。”即使科学内部，也被他们分出了三六九等，被他们开除出“科学”“学籍”的，就包括整个后现代科学，科学有机论等等。可见，这是一种相当狭隘的科学真理观。以原子论和机械论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只是多种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手段中，在现代比较通行的一种，它不能排斥其它方法的价值，如有机论方法，对于一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现象的认识价值。把科学与真理等同起来，把其它学科说成是“非科学”，暗示其正确性少于科学。这和当年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一定有假。有假怎么办，打！
我的第二个观点：科学精神，不仅包含对真理的正面追求，也包含保护异端的权利。“百分之百的科学”，对异端斩尽杀绝的态度，不符合科学精神。所谓异端，就是那种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具真理性的非主流观点。科学精神对于异端的宽容，并不是由于对错误抱有同情。而是历史证明，大多数人的主流观点，并不一定绝对能保证其正确。中世纪大多数人受宗教蒙蔽，认为理性的科学是异端，支持迫害天文科学家，就是教训。保护异端的权利，是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有机结合，是把真理摆在更高位置的表现。它包含这样的意思：我虽然坚信我的观点符合真理，认为你确实错了。但是，我认为真理比我更重要，我不否认历史可能证明你对而我错这样一种可能。相反，迫害异端的心理总是：我比真理更重要，我是不可能错误的。即使历史真的证明我错了，我也绝不低头。我赞同对伪科学打假，但我不赞同把异端统统说成伪科学。更不能把赵南元说的一些整学科的“非科学”，说成是伪科学。对伪科学打假，与反对异端的存在权利，是两回事。异端与伪科学，怎么区分呢？有时很难，比如对气功与迷信、宗教与迷信。我觉得，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比较保险的做法，恰好是科学所主张的证实或证伪。比如，发现做弊，发现与事实不符，等等，应明确地打假，没有商量。而对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事情，采取保守态度，即可以表明自己不赞同以及不赞同的理由，但不宜轻言别人是伪科学，更不宜置人于死地。因为人家说不定，处在“科学之外，真理之内”这个区间。比如，人家学科方法论，超越了你的检验尺度，你用这个学科、这个学派的尺子，去量不同学科、不学派的对象，谁对谁错，就不好说了。比如，哲学研究本体，你非用科学的尺子去量，你量得出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退一步说，百花齐放中的大毒草，说不定有一天可能被证明是鲜花；就算它真是毒草，在整个思想生态链中，也可以是有存在“功能”的，比如可以增加别人的辩别能力等等。当一个环境中，只有百分之百的科学，思想纯而又纯之时，历史证明，那只能说明噩梦将至甚或已至。这话不光是只对争论的一方说的。我个人观点倾向谁，并不重要，那是别的文章要讲的。与我这篇的文章的立意，一点关系也没有。就算我认为其中某一方科学精神有所欠缺，也不等于我不同意他的科学观点，更不等于我反对科学。
我为什么这样主张？有些读者埋怨我老讲抽象道理，那我们来看具体的。同是争论一个类似生物学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历史教训：1935～1936年期间，原苏联的李森科利用自己的媒体，对遗传学上一位同行瓦维洛夫的不同学术观点发动了猛烈攻击。而瓦维洛夫作为一名严肃的、真正的科学家，坚持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执拗地不承认李森科的“发现”。结果瓦维洛夫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没收了财产。但历史证明，李森科不仅学术上错了，更严重的是，以科学名义破坏学术民主，败坏了科学的声誉，阻滞了科学的发展。在苏联，先后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约飞、火箭设计师科洛廖夫、物理学家朗道等等。原苏联最后亡国了事。
我想引维纳《人有人的用处》中的一段话，与争论双方共勉：“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二 T等于非T？
赵南元
姜奇平对于现代物理学发表了一番高论：“从18世纪后期已经有人开始在反思牛顿力学的弊端了，发展到普力斯京就明确地指出了区别，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在时间概念上，不一样，时间按照从牛顿到爱因斯坦这一段时间的科学，都认为T等于非T，就是我们所说的可重复实验，就是不考虑时间，同样的现象在此时和彼时，都会有同样的结果，这样才认为是科学。如果这个东西，这一次测是这样，下一次是那个样子，不能证实，这就不是科学。按照普力斯京的说法，他提出时间先于存在，时间是个矢量，是往前走的，就像同一脚不能跨入同一条河流，要注重这种时间的差别，由于这种时间观的本质变化以后，就导致，如果认为时间不存在的，或者T等于非T，把握的就是这样的时间，一个是说要用分析的方法把实践割成一块一块的来做，另一块还原成一个整体，这是他们最大和最根本的区别。如果后现代科学怎么看待科学呢，他认为如果撇开事物的细节，仍然认为实证科学是有效的，但是他如何解释具体的现象，解释活的现象，解释人文地现象呢，就有逾越不了的障碍。”
这段话是典型的后现代胡说，相信这种胡说的人会让人怀疑他是否上过高中，是否学过牛顿力学。有没有“T等于非T”的物理学呢？当然有，但那不是“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动力学，而是阿基米德的静力学。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杠杆定律里都没有时间变量，确实是“T等于非T”的。但这不是现代科学，而是古代科学。伽利略研究落体运动的距离与时间的关系，创立了运动学，牛顿则研究了速度变化与力的关系，发明了微积分这一处理经时变化的数学工具，创立了动力学。牛顿力学的时间观不是“T等于非T”，而是“T等于负T”，即时间可逆。如果我们把牛顿的太阳系运行拍成电影，再按相反的时间顺序放映出来，电影中逆时序的太阳系运行也完全符合牛顿第二定律。热力学的时间是不可逆的，即“T不等于负T”。我们把一块冰放在一杯热水里，冰会渐渐融化，热水变成温水。但是这个电影不能反过来放，一杯温水里渐渐结出一块冰而同时温水变成热水，不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但是这热力学可不是普里高津发明的，早在爱因斯坦之前就有了，后现代神学对于热力学的建立没有任何贡献。就连普里高津搞的也是现代科学，只是常被后现代神学拿来挥舞而已。这种时间观的变化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不是什么“本质变化”，热力学并不违反牛顿定律：在一个中间有隔板的盒子里一边装着冷气，一边装着热气，此时抽掉隔板，作为状态A，过一段时间后盒子温度均匀，作为状态B，如果此时我们能够做出状态-B，让状态B里的每个分子的动量取负值，掉头往回跑，那么相同的时间后盒子会回到状态A，变成一变冷一边热的。只不过在自然状态下状态-B的出现概率极小而已。现代学不只有牛顿力学，还有热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等，牛顿定律当然能“解释具体的现象”，生物学当然能“解释活的现象”，认知科学也可以解释人文的现象。后现代胡说自称可以解释任何现象，但是解释得对不对，由于没有实证，只有天晓得了。
按照姜奇平反对“T等于非T”的立场，科学不必考虑可重复实验，可以宣布一些今天有效明天作废的“真理”。这样的“后现代科学”毫无用处，谁会费劲去学习明天就作废的理论呢？

《杨鸿智》：
1 后现代科学的观点是说复杂系统的运动状态与时间“有关”，所以“不可重复”。而现代机械论科学所说的是运动与时间“无关”，赵南元自己所提出的“时间可逆”的例子正好说明了后现代科学与现代机械论科学的这个区别。
2 把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成是“现代科学”的内容，是因为现代机械论科学把“后现代科学”看作是“现代科学”的“新阶段”、“新发展”、“新内容”。所以机械论者说“后现代伪科学的基本观点，就是歪曲现代科学，给现代科学扣上莫名其妙的哲学帽子；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把现代科学的成果说成是后现代的功劳或证据。”机械论者反对后现代科学时出现的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其实他们分不清这两种科学的界限。由于理论的局限，使他们不能认识客观事实的存在。
三 不确定和个性的科学？
　　姜奇平：
我认为有几个方向，第一，是不可原子化的，不是结点型的，而是结点之中链接型的，比如中医，正是链接的部分，结点被研究透了，但是链接怎么把握，因为实证科学没有对付它的办法，容易把它放到伪科学里面，但是事物发展的联系成为网络发展的第一位的特征，比结点还重要，我认为这种波的特征更明显，这个地带容易被误判。第二，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就是无规律，不可重复的事情。一个是不确定性的问题，一个是涉及到事物联系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涉及到个别真理，在工业时代，人们容易形成一种观点，个别是没有价格的，你看到的事，在此时此刻是没有价值的，我认为正好相反，在工业社会，普遍的东西都研究完了以后，个性的东西价值越来越高。不排除个人的东西，个人的奇思妙想，个人的观点的价值。我认为，在这些地方都会逆着潮流变成科学，但是不是伪科学，伪科学是想证明自己是真理，和后现代科学是对立的思路。”
像普力高京，他明确提出，探索复杂性事务，探索自组织，这种耗
散结构追究的是有上的世界，和过去牛顿所说的确定性的世界有很大的差别，在
科学方法论上说，后现代科学提出语境式的探索方法，意思是任何一个词，是什
么意思，不能鼓励地看，好比说你举一个英文词，你不能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可能有十几种意思，要放在上下文里面看，他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结论，要放
在具体的条件系去分析，也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当普遍真理要和具体事情相
合的时候，产生了什么样的变种，也就是科学的个性化的问题，不是说一个规律
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下都一样，我知道可以抽象成这样，但是还要放在具体条
件下看去产生什么变异，用变异点去抓住观众。
赵南元
姜奇平不知道“链接怎么把握”，就以为“实证科学没有对付它的办法”，这才是真正的“武断”。从一个人的无知不能推导出全人类的愚昧。数学有一个分支，叫做“图论”（graph theory）,专门研究节点的链接。就是在被姜奇平所不齿的牛顿力学中，万有引力也是节点之间的一种链接。建议姜奇平在批评“实证科学”之前，先去学习一下实证科学。
科学是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古人知道太阳、月亮、恒星的运行规律，而行星的运行却是“不确定”的，这个神秘的“不确定性”着实为装神弄鬼大开方便之门，巫师“夜观天象”，看的就是行星。托勒密的大轮子套小轮子，让行星的确定性提高了很多，后来哥白尼革命、开普勒定律、牛顿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都使得确定性逐步提高，现在只要用一个软件，就可以在计算机上算出前后五千年的“天象”。
假如从一开始人们就追求“不确定性”，追求“个别真理”，那就不会有科学，甚至连占卜也没有。如果在街上算命，张半仙告诉你说：“你今后的命运是不确定的”，虽然他说的也许是“真理”，但你会给他钱吗？姜奇平认为有一种吃病毒的生物，这是他“个人的奇思妙想”，如果他拿不出证据，对他自己或许有享受思想的价值；对别人而言，有少许充当笑料的价值，却没有科学的价值。
《杨鸿智》：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的又一个区别。我国的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争论，说明我们争论的水平有点低。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这是一个事实， 连事实都不知道还争论什么呢？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后现代科学的启蒙。
姜奇平：
在早些时候我们发现测不准现象，意思是说心物出现二元的时候，
心会对观测现象产生干扰，显然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人们会发现，背后是一种不
确定性。世界有确定性的本质，也有不确定性的本质，这个时候人们会用统计的
方法来替代逻辑的方法，比如统计方法在自然社会中的大量运用。另外就是复杂
性理论，比如美国的一个研究所，它强调自组织现象，包括现在的系统论，协调
论等这些新的学科的出现，总的会出，不是回到牛顿的路子里去，而是越来越背
离他。

四 “后现代科学”就是伪科学
赵南元：
至于说“后现代科学”和“科学有机论”被我们开除出“科学”“学籍”，更是无稽之谈。这些货色从来没有进入到“科学内部”，也就谈不上什么“开除”，正如没有一所学校可以开除不是本校的学生。
所谓“后现代”是一个宗教、哲学思潮。“后现代科学”的提倡者大卫&#8226;格里芬是克莱蒙特神学学校的宗教哲学教授。他对现代科学的不满在于现代科学的“祛魅”，这个生僻词汇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不许装神弄鬼”，他的目的就是让科学“返魅”，变成允许装神弄鬼的地方。所以这东西被介绍到中国，就很受装神弄鬼爱好者的欢迎。从内容看，“后现代科学”不是科学，只是对科学的众多看法之一，这些神学或哲学看法层出不穷，但并不会对科学本身产生什么影响，毕竟科学家不是在某种神学或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工作的，更不会见到“后现代科学家”做出什么科学成果。“后现代科学”这种基于神学的科学观却使用了貌似某一种科学的名称，构成了伪科学的必要条件。姜奇平认为“后现代科学”或“科学有机论”是在科学内部，就使得“后现代科学”和“科学有机论”这些本来不是科学的东西被称为科学，成了不折不扣的伪科学。“后现代科学”的主要作用还不是作为伪科学而存在，而是破坏科学要求证据的规则，设立“灰色地带”，为形形色色的“既没有证实也没有证伪”的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
姜奇平：
我同意你的说法，普利高京说，他的观点在西方找不到共同语言，
反而在东方能找到，因为后现代和原始的否定之否定正是一致的，但是我认为，
中国有落后一面的东西，中国人现在面临着两难的境地，首先现在的思维还在农
业社会，它首先要经过工业社会的洗礼，要经过实证科学的洗脑，祛昧，扫除鬼
神的这种东西。等到更高的境界，就会发现，科学本身也是有局限性，在祛昧的
同时，也给人带来了生命的异化，否定了人们的生命的意义，到了更高的阶段，
又有一个反昧的阶段，要回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生命本身的东西。所以我认为，
中国现在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是回去好还是不回去好，这就看一个道
行了，弄不好会有走火入魔的人。实际上一些后现代的人很看重中医，但是不是
在迷信的角度看。
姜奇平：
我首先高度评价这个观点，包括他们的行动，也是非常支持他们的
行动，揭穿伪科学，我觉得我对伪科学没有什么好感，这些伪科学就是骗子，包
括学术骗子。但是有一定，我认为，我建议他们应该有一个边界，我不排除这里
面有过头的，表现在哪儿？就是把我们所说的灰色地带归入伪科学，我认为不要
把伪科学界限扩大化，应该以实证为界限，不要去说实证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的事情，我赞成只要确实用科学的方法证伪了，我一定是和他站在一边。
桔梗
“后现代科学，科学有机论”确实不是科学。什么，你不同意？那你不
妨去科学界推销看看？在我的一个“相当宽阔”的“科学真理观”中，李森科、
“顺势疗法”、“胡万林”也都包括在内，不分三六九等，你觉得这个大垃圾堆
有什么好处？
《杨鸿智》：怎样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几乎每一门新科学出现的时候都会受到旧科学的阻挠和反抗，这已经是科学史上的一个常识。用“推销不出去”作为是否科学的标准是站不住脚的。这里也表现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局限性。麦克林托克的转座子基因理论经过科学界40年的检验，终于承认是正确的，并给予诺贝尔奖。你可以说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好证明。但是，在这以前的39年中你会怎样说呢？你只能说：“实践证明麦克林托克的转座子基因理论是错误的”。同样是实践，既是“错误”的证明，又是“正确”的证明。这说明单纯一个实践因素是不能证明一个科学理论是否是正确的。还必须有另外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判断者的理论水平。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任何一次实践都不可能是盲目的实践，而是在自己现有的理论知识的指导下的实践。人类的第一次实践肯定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纯实践，可是，第二次实践的时候，人类就有了由第一次实践所产生的简单理论做指导了。从此人类不再会有“没有理论指导的纯粹的”实践。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人类第一次实践的时间了，但是，总是几十万年的时间了吧。几十万年来我们人类已经积累了多少理论来影响和指导自己的实践？即使有些人不承认这是理论，但是，起码承认是“习惯势力”吧。难道可以认为在“习惯势力”限制下的实践是科学和公正的吗？

第15篇 学习态度（3）— 学习的目的是创新
学习，按其原有的字面的意思，当然是学习前人已经创造的知识，就是把已有的知识装进自己的头脑中去，这个过程如同向计算机中输入资料的过程。资料输入的量的多少，是评价一个人学习成绩好坏的一个标准，然而，这种学习方法，其最高结果是什么呢？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达到前人已经达到的水平。能做到这一水平，已经是很好的，但是，正如前面第一个问题中所讲的，这其中没有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作到这一点，只能算个“白领工人”水平，还不够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研究人员，专家的水平，而这个创造性脑力劳动的标准就是突破旧知识的束缚，进行“创新”性质的脑力劳动，继承旧知识，和创新新知识两者的关系是什么？许多人认为创新很神秘，好象天上掉馅饼，不知从何下手。我们这里所要指出的是：①新知识以旧知识为基础的，不可能脱离旧知识，所以，要想实现创新，首先要学习、继承、掌握好旧知识，掌握旧知识的过程，就是通常大家所知道的被动学习的过程。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完全、彻底的被动学习，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达到旧知识领域中的最高水平，而不会出现创新。这就引出我们要说的第②个问题。我们对旧知识抱着什么态度的问题。和我们学习旧知识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对旧知识的态度是，以为旧知识已经非常高级，非常现代，对旧知识非常崇拜，对旧知识领域的专家非常崇拜，以那样的权威梦寐以求——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学习的最后结果，当然是旧知识的继承人，你当权威的理想会实现，一但头脑中灌满了旧知识，你当然就是旧知识领域的权威。这种学习方法和学习过程，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我们首先在学习之前，就不知道，旧知识与新知识的差别，不知道知识会老化，知识会变旧，旧知识会被新知识代替，而这个知识老化、新知识必将取代旧知识的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实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思想产生，即：旧知识，不论现在看起来多么高级，多么现代，它肯定有缺点、有漏洞，还能再发展，否则，它怎么会被新知识代替呢？有了这样的思想，我们在学习旧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不会完全平静，不会真正专心一意，我们就会时刻注意发现旧知识的缺点和不足在什么地方——既然旧知识，客观上是有缺点的，那么这些缺点一定会被有心人发现，那么当你发现了这些缺点，同时，你也就有了一个比旧知识进步的新的想法，要不然，你怎么会发现旧知识的缺点呢？到了这个阶段，学习即告结束，这时，你已经掌握了旧知识，而且还发现了它的缺点与不足，下一步你会专门研究这个缺点，完善你自己的新想法，一旦这个工作完成，你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新知识就出现了。总之，很简单，同样是学习，有两种态度，两种目的，两种方法。抱着创新目的的人他的方法就是一边学习旧知识，一边给旧知识挑毛病。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要提倡的学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