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药文化集粹

                                    苗药的起源
1、从传说探源
    苗族医药肇始于原始时期，源于苗族先民的生存斗争需要与生产生活实践。具有5000
年以上历史的苗族，其医药起源追溯起来，经历了人类社会漫长而初始的医疗活动阶段。人
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原始人群的生产力极其低下，他们聚生群处，依靠原始群团的活动，在
与自然界和猛兽的长期斗争中，求取生存；他们集体采集，集体出猎，所得食物共同消费，
过着一种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述的“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
多疾病毒伤之害’的采集和狩猎生活。早在远古时代，人类祖先在生产劳动的同时，在长期同自然灾害、猛兽、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也就是在谋生过程中，即开始了医药活动。如在饮食中，可因误食有毒植物的果实、种子或茎叶等而致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并发现某些植物的根、茎或果实等又可治病而使植物药萌芽。又如渔猎的兴起，既为原始人提供了较多的肉类食物，像植物药一样，又开始以动物的脂肪、血液、骨路或内脏等作为治病用的动物药。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采矿和冶炼时代的到来，矿物药则相继发现并摸索总结出
来。这正如《通鉴外记》所云：“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
卜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淮南子·修务训》也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些生动而形象的记述概括了人类初始医疗活动及认识药物的实践过程。
[来源：http://www.1-tree.com.cn/b2b/myzq/myview.asp?id=23下同]

[这个贴子最后由平凡一生在 2004/09/17 02:37pm 第 1 次编辑]

2、从考古探源
更可喜的是从文物考古发现中，也有力地证明苗族医药源远流长。例如，1972一1974年长沙东郊相继科学发掘的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出土的各种文物和医学文献中，经过
其帛、画、器皿、发式、服饰等考证研究，对马王堆汉墓的族届问题的论证结果，中山大
人类学教授容观复认为一、二号墓是苗族墓。一号汉墓保存完好的西汉女古尸手中握有2
董囊(香囊)，内装有药物，梆箱中发现的4个董囊、6个绢袋、1个绣花枕和2个董炉中装有药物。这些药物经鉴定为辛夷、花椒、茅香、佩兰、干姜、高良姜、酸枣核、藁本、皮等芳香性药物，其均含挥发油等有效成分，具杀菌、驱风、发汗等作用，都是苗家常用物；苗族先民很早则用以佩带辟秽，避免传染，已具随时随身带药与用药的丰富经验和讲生防时疫的良好习惯，并用以做皮肤消毒、杀菌防腐的随葬品。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学文献中，主要部分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医学帛书《五十
二病方》，现存l万多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病的方剂(实际包括l00多种疾)，少则l一2方，多则20多方，现存医方283个(原方应在300个左右)，共收药物247种，其中将近半数是《神农本草经》未予收载的，这些可能是早于《神农本草经》的资料，甚为珍贵。《五十二病方》早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如其中的药物“答”，则为苗族称的豆科植物；现在苗语将豆称为“兑”，其与“答”不但同义近音，是古苗语的演化结果。《五十二病方》中还将寒热为主的病称为“瘦”，此与苗族“茄”同音同义，这也充分体现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湖南长沙是苗族先民地，这一考古发现则为苗族医药的悠久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马王堆汉墓的地理位置决它所呈现的文化结构特征，即中原文化与苗楚文化的错综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体现了汉文化与南方文化(含苗楚文化)的共同结晶之特质。

3、从民俗探源
民俗即民间风尚习俗，是民间集体承传和拥有的一种非制度文化。《周礼》谓：“俗者习
也，上所化曰风，下所化曰俗。”民俗即历代人民群众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和重复的行为方式。民俗萌生于史前社会，并随着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民俗有
着鲜明的群众性、地方性及时代性特征，其与医药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原始社会里，
人类还不懂得使用文字，但许多医药活动则往往以民俗(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氏族民节
等)形式表现出来，并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民俗，在我们中
华民族文化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一页。苗族是历史悠久，勤劳勇敢，性格开朗，能歌善舞
的民族，生活在药物资源极为丰富的祖国大自然怀抱里，与疾病斗争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
的苗族医药经验。经考证，有学者认为汉族文献记述的“苗父”就是苗族人民一直信奉的
“苗家药王”。正如苗族村寨及苗族古歌所常咏颂的“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一个药王，身在八方；三干苗药，八百单方”等歌谣，传颂很广，卤族东西部地区均广为传颂并形成习
俗。至今，如在贵州黔西南州的安龙、贞丰、晴隆等地的苗族医，还非常崇敬“苗家药王”；
行医过程中若治奸了病人，则必定以杀鸡祭祖的方式，极其隆重地敬祭“苗家药王”。
苗族医药在广大苗族及杂居的布依、侗、土家、彝、位佬等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群众
基础，深深扎根于广大生民之中，并在各地约定俗成的习俗中，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苗族医药
的起源与形成及健康成长。在研究民俗与苗族医药相关性时，尽管过去有关文献记述较少而
散在，但其与汉族一样，有多种多样与疾病防治及保健、养生、求嗣、婴幼儿哺育等相关的
习俗、风尚及方法，这既体现了与苗族医药及其他民族医药源流的相关性，也体现了中华各
民族医药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这也正是包括苗族医药学在内的中华民族医药学，在本民
族的深厚土壤里的生根发芽与开花结果。因此，中华民族医药离不开各民族深厚土壤的滋润
抚育，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也离不开中华各民族医药的有力护卫。这是民族医药、也是苗族
医药的真正源头。

4、从文献探源
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既知中国最古的药学著作。原书4卷，著者不
详，书名乃根据神农尝百草，始创医药的上古传说而托名的。此书具体撰年约在战国时期，
即公元前3—4世纪左右。本书在中国医药历史上对药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不少药学著作
都采用过它的原文，并在其基础上作了很多发挥和补充。经欧志安氏研究统计，《神农本草
经》苗语记音的药草达l/3左右；欧氏尚研究发现，明代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第一册
有17种苗药，第二册有27种苗药(欧志安．湘西苗药初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2
朗)。《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不少苗族药物的形态、采集与用药经验。例如与苗族药物名近音
同义的则达20多种，如菊花，李时珍就载有其苗名曰“节华”。又如在菖蒲条下，引苏颂
《图经本草》云：“……春生青叶，长一二尺许，其叶中心有脊，状如剑。无花实。今以五月五日收之。其根盘屈有节，状如马鞭大。一根旁引三四根，旁根节尤密，亦有一寸十二节
者。采之初虚软，曝干方坚实。折之中心色微赤，嚼之辛香少滓。……黔蜀蛮人常将菖蒲随
行，以治卒患心痛。”并指出：“其生蛮谷中者尤佳。人家移种者亦堪用，但于后辛香坚实不
及蛮人持来者。此皆医方所用石菖蒲也。”从此可见，苗族药菖蒲、石葛蒲的应用历史悠久， 并作为苗族等所谓“蛮人”(泛指少数民族)随身所带的治疗卒患心痛之症(相当于现代医学的冠心病等心血管疾患)要药，且认为生长在苗岭蛮荒之地的野生品质量为佳。

贵州苗族源流
贵州位于伟大祖国的西南地区。这片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山川秀丽，地貌多样的神奇
土地，如同伟大祖国的其他省区一样，也有着她悠远而光辉的历史。早在唐宋时期，贵州就
已逐步形成为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苗族同胞和各族人民一样，也
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创造了复杂而丰富的多元文化。
    贵州东部与湖南接壤，南部与广西为界，西部与云南高原相接，北部与四川盆地相连。
历史上是“弹道所经”之地，毗邻省区的先民迁徒逃难均多集散于此。贵州又是西南古代氏
羌族系、百淄族系、百越族系、苗瑶族系等四大族系族际分布的连接点。其中，苗瑶族系主要分布在贵州中部及东部、东南部地区，则是今天苗瑶民族的先民。
    贵州在古代的地域名称，春秋时期已有“皆南夷国号”(《管子·小匡》注)的古捍河国；
秦置黔中郡；汉置祥柯郡；三国时蜀汉也对贵州加以经营，诸葛亮则“南抚夷越”、“七擒孟
获”；隋唐起对贵州实施“羁縻政策”(隋唐宋时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由中
央任命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职并世袭，受都护府、边州都督或节镇辖制，并享有“附
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待遇)，元代初对贵州推行“土司制度”(元明清时在西北、西
南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按等级分为宣慰、宣抚、安抚等武职及土
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文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以土官治土民”的制度)，加强了
对地方实力人物的笼络，以求更加稳定局势，客观上也促进了生产发展；明成祖始设贵州布
政使司(贵州省)，从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上也进一步加强了贵州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贵州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清雍正全面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及用武力“开辟苗疆：后，消除了土司的割据局面，将原属“化外生苗”强行纳入封建一统政治的统治，实现了封建国家在苗族地区政令的统一，客观上也促进了贵州苗族与其他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及发展。
苗族，是一个苦难深重而顽强不屈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曾经历大规模的迁徒，从迁徒中
可见苗族具有崇尚自由、勤奋追求美好生活的道德信念和刚直不屈、忍辱负重的道德精神。
在苗族发展史上，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徒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迁徒的原因，主
要是战争和其他政治原因，其次为经济原因。迁徒的方向，主要是由东向西，其次是由北向
南，而小范围的局部移动则是多向性的穿插。最早的迁徒，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被黄帝
打败后而南渡黄河，聚居于黄河以南长江中下游一带。在北方仅留下“蚩尤家”、“虽尤戏”
等遗迹和遗风。如《太平御览》引《皇览·家墓》则载：“蚩尤家在东郡寿张县(今山东西部
蓟可北部)阔乡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把之。”《述异记》卷上又载：“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鬃如剑朝，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指今河北、山东、河南一带)有乐名贵尤戏。”在“三苗”时期，由于不断遭到尧、舜、禹的进攻，又一次被迫大迁徒，一部分长途跋涉去西北，即如《庄子·在有》所载的“投三苗于三危”。这部分西迁的苗民又陆续南下迁徒，到了今川、滇、黔边区。“三苗”的另一部分经过“放欢兜于祟山”之后，进入了都阳、洞庭两湖以南的今江西、湖南崇山峻岭之中，并称之为“南蛮”。据《战国策》、《史记》等文献记载，苗族光民曾活跃在江淮、荆州或“左彭盏(鄙阳)之波，右洞庭之水”等地区。稍后，集中居住到洞庭湖湖滨及沉水流域，其中则包括贵州东北部的铜仁、松桃等，以及黔东南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古遗存中(如松桃县长兴的“虎渡口遗址”则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有磨光的石斧及沙陶片等；在考古学范围内，炎帝、黄帝时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可以见到具有中原龙山文化风格的陶器器形和文饰，这说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苗、汉两族先民即有了文化上的接触与交流。到春秋初期，楚国奴隶主吩冒进取黔中(今湘、鄂、川、黔交界地区)，开辟林木丛生的淄地，黔中苗族从此亦为楚国所统治，以后苗族仍继续从江汉地区流入(《国语·郑语》：“楚吩冒于是乎启淄”；《左传》宣公十二年：“若敖、吩冒军路蓝缕，以启山林。”按：这当是楚平王时的活动)。在战国时期，楚国为向其西部的贵州和云南发展势力遣将军庄跃出沉水，“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入滇，为楚国开辟疆域。庄断统率的庞大军队中便有苗族先民，后来战局发生变化，秦军夺取了楚国西部的巴郡等地，路塞不通，庄跃部队无路返楚，其军队中就有一部分人留居贵州境内，并逐渐“变服，为其俗”，被贵州少数民族融合同化。在战祸中，苗族先民被迫扶老携幼迁徒，逃人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区及武陵山区等地。战国末年，秦楚两雄战争连年，如秦昭王时，令“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后汉书》卷十一)。汉代，贵州苗族主要聚居在舞水等地。三国时一部分苗族自陕甘一带，南下进入川南、滇东及黔西北。两晋、南北朝时，武陵郡有一部分苗族先民趁皇权统治衰落之机，沿汉江北上，迁到了湖北、河南和陕西等地与北方各民族杂处。唐宋时期，又有一部分苗族先民迁到广西，并沿都柳江进入贵州东南部等地；同时，他们还沿乌江迁徒到贵州北部和四川南部一带。宋元时期，尚有苗族先民由长江北岸西上，再南折迁到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的毗连地区。明清时期，又有为数不多的苗族先民由贵州腹地西迁到云南东南部及贵州西部，继而又有一部分散人云南西部。正如许多地方志所载：“苗人……即古之‘三苗’，自琢鹿战后，逐次向南辟居，以滇黔为最多”(贵州《郎谈县访稿》卷二，按：郎按县即今六枝特区)；“苗谓是荆扬旧族”(四川《洪县志》卷十一)；“苗人，其光自湘窜黔，由黔人滇，其来久有”(云南《马关县志》卷二)。这些记载也反映了苗族先民迁来贵州的大致方向和路线。
苗族先民的迁徒是十分频繁而无比艰难的。苗族的大量传说和古歌也明确反映了他们祖
先的大迁徒，也说明苗族先民大迁徒的艰难并深深地烙印在广大苗族同胞的心里。例如，今
黔东南等地的苗胞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东方跋山涉水沿着河流而来当地的。宏伟的创世史
诗《苗族古歌》中的《跋山涉水歌》、《盘古开天辟地歌》、《发尤与苗族迁徒歌》等都有充分
反映。如《跋山涉水歌》记述的是苗族先民按“五支奶”、“六支奶”，即各氏族和宗支组织，
在他们共同的始祖“雄公”率领下迁来并立寨立社，开田拓土的。他们唱到：“日月向西走，
山河往东行。我们的祖先啊，顺着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来到西方”；“西方万重山，山峰
顶着天，好地方就在山那边，好生活就在山那边”；“找个好地方，大家心欢喜，个个笑着
问：‘我们住哪里’?雄公心里乐，笑着把话说……一支住‘方先，，一支住‘方尼’，一支住
‘者雄’，一支住‘希陇’，一支住‘春整’，分开过生活，分支分好了，大家乐呵呵!”(“方
先”、“方尼”等均为苗族语音译，指地名，如“方先”则为今贵州省椿江县)这些古歌反映
出苗族祖先先是渡过“河水黄央央”、“河水白生生”、“河水稻花香”的大江大河南下，然后
“沿着稻花香河”西进，“经过万般苦，迁徒来西方，寻找好生活”的。在古歌中，充分表述了他们祖先南渡和再西进的艰难历程。黔西北、黔中、黔北等地的苗族古歌和传说，也同样表述了如上大致相同的迁徒历程，只是其具体地名、路线和情节有所差异而已。甚至还传说苗族妇女所穿的百榴裙上的三条平行花边，上条是代表黄河，中条是代表长江，下条表示西南山区，以此顺序来深深刻印与永远铭记祖先无比艰难的迁徒历程。

纵观贵州民族人口的演变历史，汉武帝时汉族人民则开始进入贵州；在唐宋以前迁入贵
州的汉族，除从内地派遣的官吏进行统治外，多是“募豪民田南夷”，而来贵州屯垦定居的，
或是封建王朝把一些“三辅罪人”、“奔命”、“滴民”等遣送到“西南夷”地区进行屯垦的。
如在三国两晋时期迁入贵州的汉族人口则不少；隋唐两朝率兵进入贵州屯垦或“镇边”的将
领，一些人后来便成为当地的“大姓”。从而，贵州成为封建王朝统治者眼中的“蛮荒”之
乡，也成了他们贬斥重臣和流放罪人的处所。但客观上却增进了中原人民对贵州的了解，传
播了中原文化，有的还同化为当地的苗族等少数民族。直到唐、宋以后，汉族人民才“流寓
渐繁”。元代设置释站，“募人耕作”，或“召人屯佃”，外省汉族人民又迁入贵州。明代初
年，朱元漳命颖川侯傅友德和大将军冰英等率大军进入西南地区，在贵州设立了18个卫，
屯田养兵，则又有大量汉族军民迁入并逐渐自成一体。以后汉族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大，从而
中原文化更进一步融合，且深刻影响贵州苗族文化包括苗族医药学的进一步发展。

苗族发展溯源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而聪明喜智的民族。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民俗资料综合研
究表明，苗族的族属渊源与远古时代的“九黎”(即“重黎”)、“三苗”、“荆蛮”(有时又称
“南蛮”)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
    黄帝战虽尤的传说，在我国可说已经家喻户晓。虽尤是苗族人民最为认可和影响最大的
先祖。远古时期，生活在我国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原始人类，距今五六千年前则形
成了以虽尤为首领的名为“九黎”的部落联盟。正如《国语·楚语》注中所载：“九黎，虽尤之徒也。”《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高诱注，都说虽尤是“九黎”之君。《尚书·吕
刑》载：“三苗，九黎之后。盖黎与苗，南蛮之名，今日犹然。”《礼记·淄衣正义引郑注吕刑》亦载：“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吴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虽尤重刑。必变
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额项代少吴，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
《史记·五帝本记》亦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史记·吴起传》又载：“三苗氏左洞庭右彭盏。”从上可见，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关系极为密切，黄帝战败虽尤后，“九黎”其势大衰，虽退出黄河流域，但是还据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到尧、舜、禹时期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即史书上所说的“三苗”(或称“有苗”、“苗民”)。田汝成《炎微纪闻》(卷四)又云“苗人，古三苗之裔也”；杨慎《滇程纪》亦云“苗者，三苗之裔”；
《皇朝经世文编·青螺文集》又云：“考红苗蛹踞楚、蜀、黔三省之界，而古三苗遗种也。”因此，“九黎”、“三苗”都是苗族的先人。从民俗考察亦发现，苗族人民较普遍地将“虽尤”
这“九黎”之君视为自己的祖先。如在黔东、湘西的苗族祭把时，须杀猪供奉“剖尤”，并
传说“剖尤”是远古时代一位勇敢善战的领袖。“剖”，按湘西苗语的意思是“公公”，“尤”
是名字，“剖尤”就是“尤公公”之意，即指“贵尤”。川南、黔西北一带还有“虽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湖南省城步县的苗族尚有祭“枫神”为病人驱除“鬼疫”的习俗，装
扮“枫神”者，头上反戴铁三脚，身上倒披蓑衣，脚穿钉鞋，手持圆木捧(上粗下细)，这令人敬畏的“枫神”就是虽尤，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载的“虽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传说相关。黔东南的《苗族古歌·枫木歌》所咏唱的，·也是将与贵尤有直接关系的枫木作为始祖看待。这一切为苗族的远祖是贵尤，其族源为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提供了有力佐证。
史学界用大量的史实证明，苗族历史迄今已有5000年以上，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正如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所云：“夫苗族之在中国，论者谓尚在汉族之先，彼族君长如贵尤者，明乎天道……实始造兵为剑铅矛载以威天下，其才实横绝一代。又如中国周泰之刑法，亦实始于苗族。由是观之，苗族之开化亦与汉族同时。徒以琢鹿之战后，一陨而不能复振。……以至日渐退化，保残喘于一隅。”在几千年的苗族发展史中，其特点为分布面广，迁徒性大，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苗族族名这一少数民族的认识有所不同，或以不同的文字记音，从而冲苗族的称谓也有所差异。例如，在尧、舜、禹时期，“三苗”中的欢兜部落被赶到南方，对这部分苗族先民称之为“南蛮”。到商、周时期，仍沿用”苗”的族称，但对“南蛮”中最强盛的部分则专称之为“荆蛮”。到周时，周人除以“荆蛮”称呼建立国家的楚人外，对一般的茁族先民则以“军”“髦”等与“苗”不同的近同音文字记录，如《尚书·牧誓》的“庸、蜀、羌、微、卢、彭、淄人”，《诗经·小雅·角弓》的“如蛮如家”。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 则谓三苗“余种窜伏湘、黔、川、滇间者，殆又称髦人”。到汉代以后，大部分苗族先民已迁徒并聚居于今湘、鄂、川、黔毗邻的“武陵郡”，在这个地区沉江流程最长，流域面积亦最广，对聚居于此的苗族先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则统称之为“武陵蛮”；在“武陵蛮”内，又按不同分布地区而有“澄中蛮”、“零阳蛮”、“楼中蛮”等称呼；又由于苗族最集中在沉江流域的雄溪、横溪、辰溪、酉溪、舞溪五条最大支流地区，所以从东汉始又将“武陵蛮”称之为“五溪蛮”。这正如《水经注·沉水》所载：“武陵有五溪，……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荆州记》亦云：“沉水出详柯且兰县(今贵州黄平西南)，至(武陵)郡界分为五溪，故云五溪蛮。”(《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二)到唐、宋时期，苗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在祖国的南方再度显示出她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因而引起了唐、宋以及元、明、清历代王朝的注目，于是遂将“苗”从其他若干少数民族混称的“蛮”中单独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称谓出现于有关文献之中。如唐代樊绰著的《蛮书》(卷十)则云：“黔、径、巴、夏，四邑苗众。”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咏：“疑是苗人顽，侍险不终役。”(《自蜀江至洞庭口有感而作》)“苗”作为苗族的固定族称之正式出现，乃姑于宋代，朱烹《朱文忠公集》和叶钱替朱辅的《溪蛮丛笑》一书所作的《序》中，明确地使用了“苗”的族称，如《溪蛮丛笑》则云：“五溪之蛮……，今有五：曰苗，日徭，日僚，曰位伶，曰位佬。”但在元、明、清时期，又因苗族居住面广，各少数民族间相互渗透加强，苗族的社会影响加大，于是又常将与苗族杂居的其他少数民族也误认作苗族，放出现了“夷苗”、“仲家茁“、“侗苗”、“水家苗”、“保保苗”等族名(其实这些并非苗族，如“夷苗”、“仲家苗”是布依族的旧称；“侗苗”、“水家苗”、“保保苗”则分别是侗族、水族和彝族的旧称)，直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苗族人民的意愿，才将族名统称为苗族。
    苗族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民族，除我国以外还分布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以及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苗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人口约达lO00万；而我国是职的发样地，是苗族的主要居住国。苗族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的第四位，主要聚居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及重庆、海南、陕西、北京等10个省、市、自治区。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贵州共有民族49个，少数民族人口1290余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6.77％；人口超过10万的少数民族有9个，其中苗族最多，达419万，占全国苗族人口的49.8％(《今日贵州民族》，1997年)。贵州苗族主要聚居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位佬苗族自治县、务川位佬族苗族自治县，以及毕节、铜仁、安顺、遵义和贵阳、六盘水等地市。苗族其他主要聚居地有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城步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等；湖北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重庆的黔江、秀山、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等；云南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等；广西的融水苗族治县及隆林、龙胜等自治县；海南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

苗族习俗风情
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其他民族一样，受着历史、经济、社会、自然等方面的制约和影
响，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习俗风情。苗族多在山区生活，其村寨多建造在地势较为平
缓的山坡上或山间的小块盆地中，多聚族而居。因苗族在历史上曾存在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氏族公社和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故苗族非常看重亲情。每个村寨一般有十数户
或数十户不等，很少单户独居。寨内住房排列各异，多按自然地势而建，住房形式各地不
一，多以土木为原料，有平房、草房、瓦房、楼房，近年也出现了不少砖房。村寨内基本上
没有街道，但苗族有独特的聚会方式与习俗。例如苗族的“游方”，则是苗族青年男女进行
社交和娱乐的一种形式。苗族小伙子和姑娘们往往通过这种活动来物色对象、倾吐爱情。为
了选择称心如意的终身伴侣，有的苗族小伙子往往爬山涉水到十几里、或几十里甚至上百里
的村寨去“游方”。苗族青年男女的这种活动形式，在各地有不同叫法，如“会姑娘”、“踩
月亮”、“跳月”等。以前，也被其他民族称为“摇马郎”。
苗族的节日很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日期都用农历，且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并与其
社会历史、生活和生产劳动密切相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今天的一些传统节日，实际上
已集民族风情、传统艺术、体育活动及经贸往来为一体，成为商贸活动、文化交流、信息传
递以及增强民族团结的盛会。参加节日活动的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成千上万。在苗族的各种
节日中，几乎都有祭把祖先的活动，—且均有一定深意。例如苗族的“四月八”(即农历四月初八)，以贵阳的“四月八”最有影响。相传贵阳原是苗族先民的住地，在保卫这块土地的战斗中，一位苗族青年英雄祝狄弄于农历四月初八战死在今贵阳市喷水池一带。为了纪念
他，贵阳市郊及邻县的苗族同胞，每年“四月八”则集中到喷水池纪念这位英雄祖先。现
在，贵阳的“四月八”已成为全省苗族同胞的节日，来自全省各地的苗族同胞，在喷水池一
带组织游行，表演芦经舞及进行商贸活动等。黄平县苗族的“四月八”，集中在飞云洞这一
名胜景点举行，纪念潘姓祖先开拓这里的功绩。水城南开地区的苗族同胞，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举行别有风情的“桃花节”，以纪念他们从黄河流域迁来并开拓这里的祖先“十姑娘”。
近代以来，绝大多数苗族不再过苗年而兴过春节，既准备丰盛食品又要杀鸡祭祖，还兴“守岁”、“开财门”、“敬年神”等活动。在春节期间，从初一到十五都休息。并举行各种传统娱乐活动。此外，苗族同胞还兴“吃新节”、“姊妹饭节”、“三月三节”(“射花节”)等等。汉族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也成为苗族等广大少数民族的节日，并渗透人本民族的习俗内容，相互吸收，更加丰富。
苗族服饰鲜艳多姿，也是其民族历史、心理素质、审美意识积沉的印记。苗族服饰近
200种，特别是女装式样最为丰富。贵州各地苗族服饰虽有一定差异，但男子一般都着对襟
或左大襟短衣，下着长裤，束大腰带，头裹青色长襟，冬天小腿部多缠“绑腿”。在黔西北
的苗族则着带花纹的麻布衣服，肩披织上几何图案的羊毛毡。黔东南苗族女装多为百榴裙，
长者可及脚背，也有过膝、过小腿者；短的也有仅为一尺许的“超短裙”。百裙裙面有的绣
花、桃花或镶花，也有蜡染或几种并用或素净的。关岭、贵阳的苗族妇女多穿绣花衣。黔东
北的妇女多上着大襟右妊衣下着长裤，衣襟、衣袖、裤腿都镶有图案精美的花边。妇女们每
逢节日或走亲访友，头上、手腕和颈部还佩带多种精美的闪光耀眼的银饰。苗族同胞的饮食
各具特色，丘陵平地的多以大米为主，辅以杂粮；高山地区的多以玉米为主，辅以大米、小
麦、马铃薯、养麦等。副食品主要为豆类、瓜类、蔬菜和作为佐料的辣椒、葱、蒜，以及家
畜、家禽、鱼类等。尤喜食辣椒和自酿的米酒。
苗族都实行一夫一妻制。婚姻比较自由，青年男女通过“游方”、“跳花”等活动，借以
认识，相互了解，建立感情，进而确定婚姻关系，再由男方托入向女方说亲，履行定婚、结
婚仪式。苗族同胞热情好客，以各种礼仪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和欢迎，如吹芦空，唱苗歌，敬
牛角酒欢迎客人；唱敬酒歌向客人敬酒；杀鸡招待时向客人敬鸡头、鸡肝；路上行走时，让
老人和儿童走在前头，走路对过时，主动让路等等。苗族同胞尚有相互帮助的美德，无论修
房造屋或婚丧嫁娶，乡亲四邻都会自愿前来相帮而不计报酬。对孤寡老人和儿童，都有争先
收养的习惯，不愿将本族的孤寡老人或儿童推向社会，以免其他族人耻笑等等良好风尚。苗
族普遍推行土葬，历史上苗族曾有过悬棺和岩洞葬，部分苗族尚仍行岩洞葬。

苗族宗教文化
各民族的宗教文化，受着各自历史发展的影响。以贵州为中心的苗族同胞，除贵州中
部、西南部、西北部的极少部分苗族群众，因近代受外国传教士的传教布道及其他影响外，从总体上看，大多信仰由原始的“万物有灵”演变而来的多神教，基本上处于原始宗教的发
展阶段。在苗族社会生活中，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并十分祟拜祖先。他们普遍认为世间万物
都有灵魂，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他们将鬼神分为善恶两类，认为“善神”可赐福于人，而
“恶鬼”则专门作祟害人。因此，天地、日月、山脉、河流、巨石、古树、岩洞、深潭、桥
梁、屋宇等物，以及自己的祖先等，都是他们崇拜、敬祭的对象。他们行本民族的巫师，遇
人畜生病或发生灾祸，他们则请自己的巫师占卜念咒，并设祭杀牲，敬神祭祖，祈求神灵赐
强保佑，消灾免祸。这些活动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也都成为民族习俗的一部分，
并与其民族医药发展密切相关(后面还将专述)。
    苗族在历史上的父系氏族时代，曾盛行过父子连名制，即每个男子在自己名字的后瓦
要连上父亲的名字，以清楚地表明是某男人的儿子，确保父亲与儿子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如子名“龙”，父名“飞”，祖名“良”，曾祖名“虎”，按连名制则子的名字为“龙飞”，父
的名字为“飞良”，祖父的名字为“良虎”。有时还连称三代，如称子为“龙飞良”。贵州黔
东南州的一些老人，有的可按此法将其祖籍类推至五卜七代。父子连名制今在个别的苗族地
区虽还存在，但平时一般都多呼本名，已不连父名称谓。
苗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又由于苗族长期迁徒，分布面广，各部分开，彼此隔绝，经过长期演变，其语言差异较大，以致形成许多方言土语。根据各地语言、词汇、语法的异同进行区分，有湘西、黔东、川黔滇三大方言；在三大方言中，又有若干土
语。以贵州苗族为例，则有东部、中部及西部三个方言；西部差别较大，又分为川黔滇、贵
阳、惠水、麻山、罗泊河、重安江等六个次方言；川黔滇、贵阳、惠水、麻山等次方言又共
有土语十三个。
关于苗族文字，在苗族史歌和传说中，都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后来由于历史原因而失
传。这些传说虽难于考证，但据清代和民国的文献记载，部分苗族确有文字。如湖南城步县
苗族曾使用过一种类似汉字篆文的文字，乾隆六年(1741年)杨清保起义失败后，则被官府强令禁用而失传。1891年，法国语言学家韦利阿著《倮倮和苗族》，书中记述不少苗族情况，并引用苗族的文字与彝文相比较，这是欧洲最早认为苗族有文字的记载(石朝江．《国际“显学”：国外苗学研究概览》．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1905年，英国传教士坡拉德(S．Poloart，汉名柏格里)与苗族人杨雅各、张武及汉族人李斯提文等，在贵州威宁石门坎，为了传教需要则根据苗族西部方言的特点，参照苗彝花纹式样，研制出一种用拉丁文、汉文笔划及一些记音符号，以石门坎茁语为标准音组成的一种拼音文字，共省字母66个。其特点是以大写字母为声母，小写字母为韵母，用韵母在大写声母上方、右侧、右上角或右下角的不同位置分别表示阴乎、阳平、上、去等四声的高低。当时，教会用这种文字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传教小册子和教会学校的一些课本，在黔西北、川南、滇东北一带信奉基督教的苗民中广泛使用，这种文字称为“坡拉字母苗文”，俗称之为“老苗文”。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苗族创造拼音文字。1956年，则创造了湘西、黔东及川滇黔三种拼音苗文。其字母共有26个，8个声调，并运用新创苗文编写出若干识字本、课本及其他读物在苗族地区内试行推广。1981年后，在苗文的实验推行中，对原方案中不够完美的地方，又作了必要的改动。因而使苗文向科学性、系统性方面迈进了一步G拼音苗文的广泛使用，对提高苗族人民文化素质，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改革开放，繁荣民族经济， 继承传统文化等发挥了重大作用，对苗族医药学的发展及苗族医药的研究与开发也起到了推进作用。

苗族同胞在披荆斩棘、创造历史的长河中，同时也创作了浩如烟海的口头文学。特别是
《苗族古歌》代代相传，影响很大，反映了苗族同胞的历史、生活及生产等各个方面，如黔
东南的《苗族古歌》就有《跋山涉水歌》、《开天辟地歌》、《打柱撑天歌》、《铸造日月歌》、
《枫木歌》等。苗族口头文学(如《苗族古歌》的研究整理出版，为苗族民族史、民族学及
苗族医药等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资料，可弥补汉文史料的不足，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