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药文化集粹

随着医疗实践，苗族医总结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医疗方法及用药经验。在辨病立症上已开
始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过渡，已有“三十六症”、“七十二疾”雏形认识，每个“症”都有
苗族自己对疾病的独到认识及形象描述。苗族医在临床上所常用的熏蒸疗法、滚蛋疗法、糖
药针疗法、“化水”疗法、挑筋疗法、发泡疗法、佩戴疗法、火针疗法、酒火灸疗法、烧药
火疗法、放血疗法、药热敷疗法等已开始进一步归纳总结。如“化水”疗法，苗族医历代相
传，均认为是一种奇功妙术，苗族医越会“化水”则声誉越高。苗族医还给“化水”非常形
象地命名，如“铁牛水”、“雷公水”、“断血水”、“鸬鹚水”、“泥锹水”、“金枪水”、“化石水”、“雪山水”等，且“化水”疗法常为苗族医与巫师共用(下面在苗族医药成长期还将进一步述及)。苗族医在用药立方上，多用单方，很简便实用，且多用生药鲜药，以保持药力。在用药方法上，已充分应用了口嚼服药法、捣泥敷药法、凉开水冲汁口服法、捣药取汁法、磨药汁(水、酒、醋)法等，并在采药种药、加工炮制及药物剂型等方面有了不少经验总结。如在药物选择与鉴别性能上有谚云：“春用尖叶夏花枝，秋采根茎冬挖英，乔木多取茎皮果，灌木适可用全株，鲜花植物取花朵，草本藤本全草收，须根植物地上采，块根植物用根头。”这有力地说明苗族医的用药原则是根据药材生长特性和药性改变来决定取舍的，并以取用植物药性最强部分为准。如苗族医认为，药用植物人春夏后水分上行到枝叶，此时尖叶或花枝含药效成分较高，又因其是新枝嫩芽，便于嚼服或外敷用。而秋冬时植物水分下行人根，其根或根茎则富含药效成分，取用之疗效则佳。综上可见，苗族医药的形成过程不仅表现了苗族的生活方式和特点，而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实践基础与富含深刻的科学性。

成长期
本期大约指清道光二十年到新中国成立前时期(1840一1949年)，这是中国近代史时期，
也是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悲惨最黑暗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资
本主义列强通过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取得的种种特权，把侵略触角开始伸到
苗族地区；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相结合，在苗族地区建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使苗
族地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刺激了商品经济发展，也加剧了阶级矛盾。在阶级矛盾日益深
化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终于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苦难。

在此期间，经过形成期的苗族医药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进一步促进了与汉族医药
及其他民族医药的相互渗透，特别是苗汉两族人民在医药知识方面，也像其他方面一样，始
终在相互学习，相互吸收；正由于苗族先辈的善于学习，善于总结，使苗族医药得到进一步
充实而进入本成长期。本期的主要特点是：苗族医药与外界往来更加频繁，各种医药知识相
互渗透，对疾病的认识更加进步，苗族医药商品经济愈加发展，苗族药学、医武结合及体育
疗法有了新的发展。

1．苗族医药在防治疾病中发挥更大作用
    前已论及，苗族医药深植于苗岭山区，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众实践
基础。在苗乡的许多山寨里，都有职业或兼职苗族医，他们非常了解和熟悉本民族，医药一
体，医护一体地为乡民诊疗疾病，自古则有“行医上门，送药到手”的良好医德，看病不分
贵贱，探受群众欢迎。在此基础上，不少苗族医也开始走出山乡，为各地各族人民防病治
病。如有“苗医之乡”誉称的贵州关岭县一带，则有不少苗民都能行医识药。他们常二三人
不等一组外出行医，药品自备，随用随采，除配售苗药外，尤其擅长外治法，简捷而有效。
苗族医在不少城乡人民中享有盛誉，他们不但能治常见病、多发病，也治好了不少疑难病。
如对风湿、骨伤、巴骨黄(骨髓炎)、九子疡(淋巴结核)、羊癫疯(癫痫)、飞疗(炭疽)、心口痛(胃炎)、肺瘩及偏瘫等疾病，苗族医药则有较好疗效；对妇科病的吊痴(子宫下垂)、月经病、避孕、不孕，产科的难产、产后风、月家病及儿科的疮积、小儿惊风等疾病，苗族医也有不少有效而独特的疗法和药方。乾隆《乾州厅志》(卷之四)则载：“苗地多产药饵，而苗人有疾多祭鬼，不服药。间亦有用药疗之者。……或吞或敷，奏效甚捷。大抵利于症之有余，不利于症之不足，误投之致祸亦速。”同治《永绥直隶厅志》(卷一)又云：“苗人饮岩浆水，性寒，能解胎毒，无痘疹之患。”清人吴其溶的名著《植物名实图考》也收载了不少苗族药，如白及条下则有“白及根，苗妇取以烷衣，甚洁白，白及为补肺要药”的记载。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涌现了不少医术高明的苗族医药人员，有的甚至怀有起死回生之术和奇妙绝招。例如，19世纪末叶，湘西有苗族医能割取病人腹中毒瘤，几天后伤口即可愈合。同治年间，永绥厅的苗族医石光全精通骨科，在治疗骨折、脑挫伤等疾病上远近闻名，还被苗族歌圣石板塘编入《苗族名人歌》中加以歌颂。

光绪《凤凰厅志》载，苗族医治疗麻风病的医术很高，有的苗族医还能开刀治病。尚有凤凰厅的麻老苗用药外敷，可取体内的竹签、弹片、铁钉、铁屑等异物。有的苗族医还能以“化水”(如安胎水、催生水)、药物、手术相结合的方法治疗妇产科疾病。如《湖南通志·苗俗》载：清末凤凰两头羊地区的苗族医吴老庚，不但创立“催生方”，还有产后保健的“棒棒药”、“产后中风药”等(欧志安．湘西苗医初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2期)。又如民国《贵州通志》载，清末松桃厅地甲司的苗族医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出死胎，经治疗1月即告痊愈，曾轰动一时，传为奇闻。黎平的苗族医能治毒箭射伤和毒蛇咬伤。雷公山的苗族医善治毒蛇咬伤、疗、痈、洛和毒疮，用割治法结合代刀法治疗淋巴结核，见效甚速。紫云县的杨老包擅治骨折等。有的苗族医药尚世代相传，师承父授，产生了不少医药世家，如贵州黄平县的苗族医杨光利，已三代行医90年，知名于广大苗区。其外，远近闻名的苗族医还有许多，如松桃的杨八厅、凤凰的龙长清、吴老如、谭明清及花垣的龙玉如等。由于苗族医医术出名，尤在伤科上有“刀伤枪伤，痛不可支，一经敷药，血痛立止，肿胀渐消，不数日而愈”的奇术，严重的枪伤经敷药后，不但可使肌肉再生，而且可使弹丸退出。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总理熊希龄曾对此大为称赞：“子弹无足自退出，全凭苗医华伦功。”并派专人多次延请苗族医上北平(即北京)行医。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苗族医药也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例如清咸丰五年至同治十二年(1855—1873年)，爆发的张秀眉、柳天成等领导下的苗族农民大起义，曾波及贵州全省及湘、川、桂、滇四省边境，震惊全国。起义军中有一位是黄平黄飘人的苗族医用苗族医药为起义军治疗疾病和刀伤，深受欢迎和尊敬，至今仍为苗族人民怀念。民国五年(1916年)反袁斗争中，次湘西、川东等地成立的“护国军”，也有许多苗族医参加护伤队。在红军长征经过湘黔地区时，苗族医曾因以独特而精湛的医术为红军服务而受到贺龙同志的赞扬，并多次强调要动员苗族医随军前进。贵州大方县瓢儿井区六寨的苗族自卫队，曾多次救护红军伤病员；剑河县柳寨的苗族，曾救护几位红军伤病员达三四个月之久，热情为伤病员医治疾病。这些事迹至今仍为人们称颂。

2．苗族医药理论与对疾病的认识更加进步
    在广泛群众基础与医疗实践基础上，苗族医药理论与对疾病的认识更加进步，在本期已
基本形成了苗族医的“纲、经、症、疾”理论模式。例如，贵州黔东南、黔东的苗族医将疾
病分为冷病、热病“两纲”，同时，还根据疾病的不同表现和快慢吉凶分为“五经”，即指冷
经、热经、半边经、慢经、快经(亦有指冷经、热经、半边经、快经、哑经)，以及“三十
六经、七十二症”，或“三十六症、七十二疾”，或“四十九症、四十九翻、十丹毒”等。据
调查，这种因地域及分支的不同，苗族医所流行的“病有一百单八症”之说法则有不同，这
些数字只是为了应“一百单八”的概念，并非确切定数。一般来说，这是苗族医根据各种疾
嘱性而进行分类归纳的结果。苗族医把疾病分为“三十六症、七十二疾”共一立症法”，相当于秦汉时期中医将疾病分为一百零三种的说法(《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4册207页)。例如，“三十六症”主要讲的是内科疾病及大一点、严重一点的疾患，所以又称之为“三十六大症”；“七十二疾”主要讲的是外科疾病及小伤小病一类，所以又称之为“七十二小症”。这并非定数的一百多种大小症中，包括了人体的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及内分泌系统等系统的疾病；也包括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皮肤科、五官科、传染科及精神科等病症的分科。这些病症命名形象而具体，是以苗族的生活习惯、所见所闻立症命名的。例如“蛤螟症”、“老鼠症”、“风水症”、“泥锹症”、“飞蛾症”等，使人听到其名，就如见其症。如“蛤螟症”是以病人肚大如鼓，口叫不停(呻吟)，四胶卷曲，形如蛤螟而命名的。

在“七十二疾”中也使人有同样感受，如“背花”(肩疽)、“萝L花”(绣目)、“蜡烛花”(阴茎癌)等都很形象而生动具体，表现了苗族对疾病的进一步认识。同时，苗族医对临床症状特点与症病转化关系等也有进一步认识。例如“老鼠症”，即指霍乱有上吐下泻、冷汗淋漓、肚腹隐痛、手脚转筋等症状，当“老鼠症”严重时，就可转化为双目紧闭、口干燥动、辗转不安、呼吸深长等症状的“蛇则症”。在苗族医的一百单八种症疾中，内科病占了相当部分，其与中医关系亦很密切。例如，呼吸系统的“着产”(受凉感冒)，表现症状为发热(或低烧)、流涕、咳嗽、头昏、头痛等。这些立症也早为中医典籍所收载，《针灸甲乙经》中则将受凉记为“沧沧”或“凄沧”，与苗语“着产”不仅近音而且同义。又如“风水症”亦早收载入中医典籍，《素问·水热穴论》载：“勇而劳甚则肾水出，肾汗同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甜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其外如消化系统的“蛤螟症”、“黄鼓症”等；神经系统的“鬼箭症”、“哑巴症”等；泌尿系统的“鲤鱼症”、“水症”等，像这样科学、唯物地分析内科疾病达50多种，亦可见苗汉医学的相互渗透与相互影响。苗族医对儿科、外科、妇科等病症的认识也是如此，也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由简到繁，逐渐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例如，苗族医对儿科病认识，由只是一般常见的“改久”(发烧)、“介咖内”(腹泻)等几种病症，逐渐认识到小儿智力不完善最容易受惊而产生“兆本”(惊吓)；又可因脾胃娇弱而容易产生“走胎”(消化不良)，并认识到小儿“伤食”是小儿百病之源。苗族医对外科疾病的认识和积累比内科更为丰富，尤以伤科医术最为著名。在一百单八种症疾中，总结外科疾病共64种(不包括跌打损伤的各类型创伤、烧烫伤、骨科等)。例如，对疤疮一类皮肤性疾底则分为花、疮、疤、疗、箭、窟、痈、驾、瘤等十数类，每类又有自己的临床症状认识，如花类，多是病灶边缘不齐，像菜花样而得名，其发展慢，疗程长，较难于治疗；疮类，病灶部位规则，多有痞痒，病灶较浅，较易治疗等。苗族医对妇产科疾病有“七十二风”、“十二条死路”之说，这种说法与东汉张仲景《金医要略＞记载的“妇人六十二风，及腹中气刺痛，红兰花酒主之”基本一致。

在疾病预防与护理上也有进一步的认识。例如，儿科的“卜挪”(天花)、“卜绍”(麻疹)，苗族医将其称为“卜奔门b，，，意思是指桃、李花开时节的病，并认为小儿只有发一次“卜绍”后才能安然成长，不再发本病。又认识到患“卜挪”的患儿切不可串门。对天花的防治苗族医在清末民初则更进一步完善，认识到患“卜挪”轻则麻脸，重则丧命，并认识到只要患一次“卜挪”则可终身免此大难。在天花预防上已知用“痘法”，苗族医称之为“泼比“，并习用黄豆根瘤及鹅屎烧灰冲服法治疗天花。在对危重病人护理上，苗族医有“两宁两少”等认识，认为对待危重病人宁常服糖盐水或食流质，宁安静，少交谈，少搬动。在苗族民间还流传有“大月伤娘，小月伤郎”的坐月或经期时不能同房的谚语，以宣传预防妇科疾病的卫生知识。

在病因与疾病诊断方面也有了进一步认识。苗族医认为季节变化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已进一步摆脱了神鬼致病愚说。例如，光绪《乾州厅志》载曰：“春始见微霜，四时皆
热，而人多生寒疾，盖地气卑湿，雾多风少，且冬寒返暖，则阴中之阳不固；夏时阴雨反凉，则阳中之阴邪易侵，故阳不下降，阴不上升，多上热下寒之疾也。”指出了风、寒、湿、暑、霜、雾皆为人体的致病因素。其中有关明阳升降病机分析则是对中医学认识的借鉴。湘西的苗族医对其蒸气疗法也指出，风毒、水毒、气毒、寒毒属于外来致病的部分因素，从皮肤及口鼻等孔窍侵犯人体，使人发生各种疾病。黔东的苗族医也认为，人吃五谷就会生疮害病，就有生老病死；并认为人体内的胃是最重要的器官，胃主宰一切，胃能受纳，百病皆除，胃若不纳则百病皆起。同时，还认为人生气或忧虑均会影响胃的功能，进而可发生疾病，这指明人的情志不正常是致病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疾病的诊断，已由以往的问病发药方式，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望”、“听”、“嗅”、“问”、“摸”、“号(脉)”等诊法。如脉诊上，苗族医称脉象为“大脉兜”，即“马”的意思，以“马步节律”来比喻脉搏的节律。上肢脉称为“上马脉”，下肢脉称为“下马脉”，诊断部位有腕部的“三关脉”(外关、中关、内关)，肘部的“肘脉”，指部的“五指脉”，寸口部的“三点零脉”，胸乳部的“天、地、命脉”及“禄脉”等。本期苗族医药已发展到苗族医已能够通过多种形式的诊断方法，对复杂的病况进行综合分析，既看到局部，又联系整体，可抓住具有代表性、特征性的典型表现去认识疾病。另外，本期苗族医在人体解剖学方面尚有自己朴素的认识。如湘西花垣县苗族医龙玉六把人体分为上、下两个“交环”。主管饮食摄纳和精气吸人的称为“上交环”；主管废物排出的称为“下交环”。并将疾病按脑架、肺架、窍架、肚架、身架部分进行分类。这种朴素的解剖意识并据此对疾病进行分类，无疑又是苗族医药成长过程中的一大进步。

3．苗族药商品化与苗族药学有了新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刺激了苗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资
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苗族地区的木材、桐油、药材、山货、毛皮等
土特产的生产，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兴盛的景象。贵州药物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历代
本草多有记载，是著名的道地药材之乡；苗族地区所产药物也别具特色，有的还是历代地方
官上贡朝廷的贡品。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苗族地区的药材生产、销售、流通作为商品也受到
了相当大的刺激与发展。例如，当时贵州黔东南和湖南湘西等地的大宗道地药材(如吴菜英、朱砂等)运往湖南的常德、洪江及湖北的武汉等地转销；贵州黔西北和黔北的药材(如黔党参、五倍子等)运往四川的叙府(宜宾)、重庆等地转销；贵州黔西南的药材(如倒提壶、石斜等)也运往云南、广西等地转销。据《关岭县志》记载，商品药材达200多种，其境内的关索、坡贡、永宁、花江等地的“场期药市”更加繁荣；《松桃厅志》记载常用苗族药有52种，《凤凰厅志》也记载常用苗药100多种，并进入市场销售。苗族药的销售经营发展，使苗族药种植生产也相应发展起来，如贵州关岭县老苗族医杨少堂家、安龙县酒埂村老苗族医杨明珍及熊德芬家、湖南凤凰县禾库村老苗族医吴忠玉家都有祖传几代的药园，吴家药园有近200年的种杆史。苗族药的品种在医疗实践与商品化发展中也在不断增加，包括动、植、矿物类苗族药已达1500种以上。所用药物有的虽与其他民笔医药(如中药)基本相同，但在药物名称、加工、用法与用途等 方面都和中药有所不同，正如光绪《凤凰通志风俗》所载：苗族药“药名诡异，非方书所载，统称草药”。其有着浓厚的苗家特色，别具一格，有力地促进了苗族药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