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药文化集粹

苗族医药现状

党和政府对民族医药的高度重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更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医药工作，更加重视传统医药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有效措施。在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也强调指出：“各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努力发掘、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民族人民健康的作用。”1984年，卫生部与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并在会后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引起了有关地区与部门的更加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有关民族地区建立了民族医药院校、科研机构、民族医院及专科民族医病床，各民族地区更进一步深入地开展了当地民族药物资源的专题考察与开发利用研究，并在民族药的研究开发和标准化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为了使民族药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以便进一步提高传统药物的质量，保证人民用药安全有效，振兴和发展民族医药，1993年11月卫生部发出了《关于制定民族药部颁标准晒知》(卫药发〔1993〕第64号文件)，要求在制定民族药地方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有关提高工作，以便为制定部颁标准作好准备，并对我国主要民族药如藏药、维药、傣
药、彝药、苗药的标准制定提出了具体要求，进行了具体分工安排。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了中西医药结合与民族医处，以加强对民族医药工作的管理。1995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民委又联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会后又联合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医药工作的意见》文件，对今后一个时期开展民族医药工作的指导思
想、奋斗目标及有关政策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我们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开创民族医
药工作的新局面。提出发展民族医药，要以保持民族医药特色和优势为前提，以继承、挖掘、整理民族医药遗产为基础，以发展民族医药医疗、教学、科研的指导原则，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发展民族医药，以达提高民族医药的临床疗效和学术水平的目的。要求各地将发展民族医药工作提高到议事日程上来，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加强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民族医药事业，要合理规划，以点带面，建设好一批重点民族医药基地；要抓住关键，培养人才，造就一支高质量的民族医药队伍；要突出优势，健全功能，加强民族医药机构的内涵建设；要科技先行，加强协作，促进民族医药科研的稳步发展；要加强管理，畅通渠道，重视民族药物的开发利用。

贵州省的民族医药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关怀下，遵照上级党和领导部门
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有关民族医药工作文件精神，切实开展了贵州民族医药工作。特别在
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上，立足于本省的苗族特色和资源优势，全省上下都对苗族医药充
满激情，充满自信，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采取积极务实态度，力争从政策上得到支
持，将苗族医药的研究与开发作为全省一个难得的宝库对待，携手合作，相互支持，深入研
究，积极开发，从而有力地推进了贵州医药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贵州医药经济的繁荣。

苗族医药研究开发的重要意义
举世公认，我们伟大祖国是世界上的第一传统医药大国，各民族医药共同构成的祖国传
统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有着丰富的药物资源、悠久的历史经验和独特的理论体
系指导，更有着广泛应用的民众基础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
会对生活与健康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今天，在人类“回归自然”已
成众所期盼的时代潮流中，我们的民族医药必将再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展示广阔的研究
开发前景。因此，振兴和发展民族医药，推动民族医药的研究与开发，既是历史的潮流，又
是时代的需要；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是提高民族自尊心，继承发展民族文化
的重要内容，对增进民族团结，保持政治稳定，巩固国防建设，发展经济，富国富民均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相信，有党和政府的无比关怀与扶持，有广大传统医药与民族医药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通过中西医药结合，通过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借鉴他民族医药的发展经验，一定能
更加深入地研究与开发贵州苗族医药，更好地保持和发挥其特色与优势，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坚持标准化，实现现代化，不断进取，再创辉煌，争取为人民保健康复做出更大更新贡
献，以造福于世界，造福于人类。

苗族医药的发展

奠基期
本期大约指原始社会时期和秦统一中国至清康熙四十二年“改土归流”前时期(约公元
前4000一前3000年至公元1703年)。在原始社会时期，即从史前“九黎”、“三苗”时代到
春秋战国时代，前后约3000多年。其间苗族经过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和部落联盟；部落联
盟解体后，一部分受到夏、商、周和楚、巴奴隶制的奴役，另一部分多少还保持着独立发展
(如居处武陵地带的部分)，原始社会则逐渐解体形成农村公社，而有一部分仍在延续。在秦
王朝至清康熙“改土归流”前(公元前221至公元1703年)，共1924年，这是领主制发展
到消亡时期。此时期苗族地区从郡县制到揭糜州制，又从绍糜州制到土司制及其消亡，以武
陵五溪为中心，领主制已经形成并得到一定发展，到“改土归流”前各地领主制得到全面发
展，此时在苗族地区封建地主制虽已有出现，但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
    本期是以苗族先民早期医药活动，并与苗巫文化相结合的“巫医合一”为主要特征的苗
族医药奠基期。由于苗族文化习俗及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从而决定了苗族医药发展所经历
的巫医发展的特殊阶段；这也是苗族文化发展所必经的阶段。

1．苗巫文化与“巫医合一”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一切科学知识无疑地都来自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物质生产的需
要。苗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一样，是原始人类的物质生活的创造过程中，在生产实践和生
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很早就产生了完全依赖于经验的早期医药活动。当早期原始人类生产
力和人类思维还处于非常低下状态时，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没有宗教观念的，因面医
源于巫说是荒谬的。考古学研究变表明，直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均未发现任何宗教遗迹。大约到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即距今四五万年前的氏族社会形成时期，人类生产力有了发展，采
集和狩猎范围扩大，征服自然能力有所加强，人类思维才有了一定的发展，才逐渐进行一些
较为复杂的幻想，才逐渐对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现象作出使之神化的歪曲反映，产生了对自
然、对祖先的崇拜及各种图腾崇拜，产生了宗教这一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到新石器时代末
飘即原始社会末期之后，宗教的性质便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人类发展史上，宗教是社会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下的产物。随着社会初步分工和私有制
的出现，我国历史进入夏王朝奴隶制社会以后，原始宗教迷信必然发生新的变化。例如，产
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龟卜文化在进入夏王朝后，则发展成为统治者所利用
的重要思想工具。我国这一较之《易》学更古老、更神秘的龟卜文化现象，也第一次打上了
阶级的烙印。商场代夏后，宗教神权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成为龟卜文化的鼎盛时期。如《尚书，周礼·洪范》对占卜机构载曰：“择建立选人，乃命卜笼。曰雨，曰雾，曰蒙，曰释，日克，日贞，日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这就是说，要选择精通卜篮的人负责卜篮之事，
所谓“乃命卜巫”则是说天子要任命他们F筑职务。其龟门卜兆象有雨、雾、蒙等类；卜与筑的官员比例是五比二。此外如《礼记·曲礼上》、《周礼·春官·龟人》、《史记》等典籍对占卜均有记述，《礼记”曲礼上》竞直言不讳地说：“龟为卜，策为笼，卜拉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从而产生了专事祈祷、祭把的“巫”，形成了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巫术”。从事“巫术”的氏族人员——“巫师”，则有意识地赋予原先人们幻想中的“神”以人格化，并在巫术活动中利用某些医药知识，以能和鬼神相沟通的姿态，通过迷信方式为患者治疗疾病，于是出现了“巫医合一”的历史阶段

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奴隶社会时期巫术处于统治地位，医学反倒成了巫术的奴仆；巫师成
为奴隶主及其掠夺战争的吹鼓手，也逐渐变成脱离劳动、积累私产的剥削者。如殷人则迷信
天帝鬼神，绝对服从天命，凡遇大疾小病均要开占行卜，祈祷神灵保佑。而在此阶段的苗族
先民，也同汉民族一样，正处在一段很长的“巫医合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