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药文化集粹

苗族药的命名发端于远古而命名科学。例如“锐巴咖”，即现在的中药卷柏，它是古苗
人的感性认识加上古苗语而命 名的。古苗人把手称为“巴咖斗”，它能伸开握拢；而经观察
卷柏确实能像手一样，可伸开可握拢，故古苗人就将卷柏称为“锐巴咖”，现代汉语也随苗
语亦称之为“一把抓”。又如“比拨”(即五倍子)，是说它性味涩口；“比紧”(即十月泡)，
是说它清凉苦口；“比税”(即花椒)， 是它性味麻辣。这是根据苗族性味命名。“蔸夹扫”
(即棕树)，是说它具特殊的棕毛；“拉究楚”(即毛蜡烛)，是说它具有像蜡烛的形态。这是
说它生长于水中。这是根据苗族药生长环境命名。诸如此类，均说明苗族药命名既生动客观，又形象具体，非常注重实际，易懂易记。   
苗族药的加工炮制一般均较简约，仅为治疗需要或去毒减毒而进行适当加工。例如苗族
医主张以晾干为主，以保药力。凡根块入药者，多用“身背汗蚀法”，如百味莲、八角莲等，
将其鲜药洗净擦干，线穿成串或装入包中背在贴身处，利用人体体温将药物干燥。这样干燥
的药物色泽光亮，经久不变，一般怕曝晒、怕高热的苗族药均用本法加工。又如‘‘开水烫淋法”，将药物(如八角香等)采后盛在箩筐内，用开水冲烫，以减其毒和使果实不炸开，容
易干燥。“蒸熟曝晒法”，将药物(如天冬等)经一蒸一晒，使其味变甘，色变棕红，透明，更适药用。其他加工方法还有很多，如火燎法、夜露法、尿渍法、酒制法、醋制法、火烤法、石灰水渍法等，工序均较简单，并少用辅料。苗族药临床用剂型也很多，大致可分为外用和内服两大类，外用多用鲜品生药，内服可用生药或干药。苗族医根据病性、药性、条件等而选用药物剂型，有的可以一种剂型多种用法，亦出现中医药所用的膏、丹、丸、散、汤、酒、醋剂等剂型，但仍以简便易行，随取随用为原则，并在立方道药上主张‘‘立方简要”，“一方一药”，“对症(病)下药”，以单验方治病为主。

苗族药的性味功能认识也有了很大进步，有了很丰富而朴素的用药理论。例如，苗族有
鉴别药物性能的谚云：“藤本中空能消风，对枝对叶洗涤红；多毛多刺能消肿，亮面多浆散
毒凶。”这样将药物形态与其功能有机联系起来。苗族医的“风”概念很广泛，包括水肿、
风毒尤其是风湿等症，认为藤本植物类的药物(如毛真科、防己科、葡萄科、木通科、五加
科等的植物)大多能祛风除湿，利水消肿，芳香化湿；对枝对叶生长的药物(如茵草科、龙
胆科、忍冬科等的植物)一般具有活血化波，止血凉血等功能(苗族医的“红”是指血)；全株被毛多刺的药(如苦芭菜科、葡萄科等的植物)大多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排脓等功效；叶面光亮、折断多浆的药物(如留粟科、大朝科、萝蘑科等的植物)大多有解毒，败毒，排毒作用。苗族地区还有说明药性的谚云：“补药味甘甜，注红(血)用酸涩，芳香多开窍，消炎取苦寒。”即说明味甘滋补，酸涩敛血，芳香开窍，苦寒消炎。上述民谚是苗族同胞对苗族医药凭直观形象和感性认识而提炼出来的，朴素地概括了苗族医用药的理论根据。对缺乏文化的苗族同胞而言，能总结出这样的药物理论，能如此比较全面而科学地进行总结，是难能可贵的，既见其与中医药理论的渊源关系和渗透影响，也深刻表明苗族医对认识药物的性能、质量是有本民族的医学哲理和理论依据的。同时，不同的苗族地区对药物性味功能的认识尚有不同，各有其自己独特的药性认识。例如，贵州黔东南的苗族医将苗族药分为冷药、热药两类，认为甜、麻、香、辣届热药，用以治冷病，归冷经；酸、苫、涩属冷药，用以治热病，归热经。其香、辣味药物同时归快经、半边经。如“百日咳为肺家有火”，病是热病，根据热病用冷药治疗的原则，则可用味酸、苦、涩的相应冷药治之。这种认识与中医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苫涌泄为阴”的认识是相似的。而黔西南的苗族医将苗族药分为“水”、“土”、“岩”、“矿”、“动”等“五性”，如水三七、江心花、水石莲、水交草等水生药物属“水性”；太阳照、蛇莲、血莲、无风自动草等土生药物属“土性”；千年伞、岩血藤、岩果、岩竹等岩上生植物属“岩性”，以此类推。不同属性的药物，其功能亦不同。药物的气味分为酸、甜、辣、麻涩、辛、淡等“七味”，其功效亦各有所异。湘西的苗族医又认为药物有“止”、“补”、“通”、“散”等功效，并总结出“以热治冷”、“以冷治热”、“以白治白”、“以通治通”及“以形解形”等用药规律。这也充分体现了苗族药学成长过程中具有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

4．医武结合与体育疗法有了新的发展
    苗族长期以来，备受统治者压迫之苦，为了民族生存和健身需要，从古以来就非常注重劳武结合、医武结合与体育疗法。苗族医药与武术和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宋代，辰州
团练使秦再雄在湘西曾训练勇士三千人；清代辰、沉、永、靖兵备道傅拥在凤凰厅也曾训练
勇士六千，且都是当地苗族，傅鼎委聘的主教官就是保靖武术大师石大贵。特别是近代史上，曾爆发了以张秀眉、柳天成、包大肚、岩大伍、潘名杰、陶新春等贵州苗族农民领袖领导的著名“咸同起义”；光绪十年至二十一年以项崇周为首的云南苗、瑶等各族人民的反法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在这些伟大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中涌现了众多的既有精湛医术，又有高强武艺的苗族武师、医师及苗族医药救护队，使苗族医药在医武结合上得到更新的发展。据调查，凡长于治疗跌打损伤的苗族医都身怀一定武功，在治疗刀伤、枪伤、骨伤、跌打损伤等方面很有办法。例如前已述及的湖南凤凰厅的麻老苗，用药外敷，可取出体内的铁钉、铁屑、弹片等异物；永绥厅的石光全擅长治颅骨骨折、脑挫伤、脑震荡等。贵州麻江的卡乌乡翁东村、凯里的鸭塘乡青虎寨、松桃的坪块乡麻且村、大方的菱角乡、刽顷的岩腊乡及三股水乡等地都是苗族医武结合的典型，有世代相传的武术。黔中、黔西北和云南等地的苗族尚擅射管，也很有名。湘西苗族武术分徒手(如粘功、策手、点穴、花拳、礼示等)和器械(如棍、铜、刀、剑、矛、鞭等)两大类，如策手中的“一拳两防、一攻五变”等则是苗族武术的绝招。在湘西、凤凰苗乡素有“武术之乡”美称，据调查，该地的苗族医60％懂得武术。1928年，湘西陈渠珍与军阀王家烈作战时，曾组织了以苗族武术与医药相结合的苗族医救护队，他们会拳术、刀棍、气功(化水)，有些动作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接近或相同。民国时期，凤凰县还曾组织一支黑旗大队，由擅长武术的苗族医龙长清做教练，以医武结合训练了一支武艺高强、医术精湛的苗族医队伍。

苗族医的医武结合还表现在其独特的“化水”疗法方面。前已述及，“化水”疗法是苗
族医世代相传的奇功妙术。苗族医行“化水”疗法的过程是：先了解病情，再取清水一碗，
施术者通过定神、运气、念咒语，或施以必要的药物后即得所谓的“化水”，然后再将所“化”的水，用食指或中指蘸之弹于疾病部位，或施术者认为有效的部位，或以口含水喷之，有的或泼洒于地上，即能使疾病当即缓解或短期而愈。值得注意的是，苗族医在“化水”时的定神、运气与气功的入静姿态十分相像。有的苗族医在“化水”之前还行吞火炭，脚踩烧红的犁口，或用手迅速放于煮沸的桐油锅内等令人惊叹的表演。现有人研究认为，苗族医的“化水”疗法与人们熟知的“气功疗法”等密切相关，其分为“硬功夫”和“软功夫”两类，前者多用于临床上的骨折复位、跌打损伤等手术治疗；后者多用于不需手术治疗的止痛、止血、退热等。“化水”疗法很可能包含了气功治病的某些道理，或类似于心理暗示，故可能是气功、药功或物理学或心理学等因素相结合的综合效应，也可能是利用人体的自身功能以“精、气、神”来为医疗保健服务。据对黔、湘两省民族医药工作者的调查，有不少苗族医都能掌握这一方法。“化水”种类繁多，功能各异，如“断血水”、“铁牛水”用于治疗骨折，有止血、止痛功效；“雪山水”用于治疗烧烫伤，可退火止痛；“雷公水”用于外科手术，能徘脓治疮；“退弹水”可用于诽出弹头；“赶胎水”可用于产科催生；“安神水”可用于治疗姬；“华伦水”可用于手术开刀镇痛；等等。湘西花垣的老苗族医龙五六还能将“化水”疗法用于食物防腐。由上可见，“化水”疗法是苗族医药医武结合的又一特色，但亦有不少未知与未能理解之处，还须深入研究。

苗族民间的传统体育，不仅多数还保持着古老的形式，具有独特风格，技艺高超，形同
杂技，而且还与苗族医药结合形成强身健体、别具特色的“体育疗法”。苗族医“体育疗法”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并与民族的生活风俗相一致。其包括苗族的拳术、棍术、刀术、管术、
叉术及舞狮子、爬花杆、踩鸡蛋、猴儿鼓和赛马、摔跃、打球(小棉球)、打陀螺、踢筐子等。在民族节日、集会、春节等经常表演或比赛，藉以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如舞狮子，是一项体育文娱竞技活动，有其苗族传统套路，主要动作有“鲤鱼跃滩”、“鸭子扑水”、“蛤螟跳坎”、“狮子打滚”、“圆(移)角”及翻筋斗等。爬花杆也是一项体育文娱竞技活动，相传起源于唐代，是苗族群众“踩花山”的活动内容之一。表演时，先在场地竖立一根高7－10米的花杆(即木柱)，并置一张票额较大的钞票于杆顶，以作表演最佳者奖金。表演者双足紧缠花杆而上，头朝下吹芦空，接着上身猛腾，翻转一百八十度，头朝上吹芦空。如是反复循环，直达杆顶，旋即以脚趾夹往钞票，双足伸出杆外亮相，然后趾夹钞票蛇行而下，至离地面适当处，即猛跃翻筋斗着地，自始至终芦望声、锣鼓声不停，时时欢声雷动。再如猴儿鼓，历史上称之为“鼓社祭”，是一种优美的健身舞蹈。表演时，有梳头洗面、挖耳修眉、挖地播种、栽秧打谷等舞蹈造型。在节日或集会时，青年男女敲锣打鼓(有单人鼓、双人鼓、多人鼓等)舞鞭弄捧，对歌竞舞，互相比赛，尽情娱乐，藉以翻腰摆手，转身伸腿等运动，达到舒筋活络，疏通气血，保健防病的目的。